柏拉图对话集经典读后感有感

《柏拉图对话集》是一本由[古希腊]柏拉图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6.00，页数：80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一)：爱是什么人类可能永远也说不明白，但我们可以无限趋近爱的本质——《会饮篇》

人物：阿伽通（酒神庆典上获奖）、包萨尼亚（阿伽通情人）、裴德若（美少年）、阿里斯托芬（喜剧家）、鄂吕克西马柯（医生）、苏格拉底

这几个人的发言是递进式的，菜的当然要先说 ，哈哈哈哈哈。最有智慧、最深刻得当然还是苏格拉底，而前5个人阐述爱颂扬爱实质上是在颂扬他们自己。裴德若因为是一个和中年大叔谈恋爱的美少年，所以他非常想证明自己在爱情面前是勇敢的。包萨尼亚因为和阿伽通的同性恋不被祝福，所以才说男男之间的爱才是崇高的，男女之间肉欲的爱身体的爱是庸俗的。医生技术主义和形而上学式的对爱进行剖析，试图解构爱的本质。喜剧家阿里斯多芬歌颂男女之间的爱，主张肉体之爱也是崇高的。他的圆球理论认为在所有组成的大球中，阴阳球（男女球）才是最完美的球。而阿伽通因为获奖觉得自己很有智慧，所以说爱是满溢到匮乏。所以呢，最后还是要看苏格拉底，虽然每次到苏格拉底我都看得头疼。

1、裴德若：爱情可以激发人的勇气，爱是一种勇士的爱。

只要一只军队全由爱人和情人组成，那么这只军队就可以征服全人类了。因为爱神是最古老的神，最伟大的神。纵然是最怯懦的人也会受爱神的鼓舞，变成一个英雄，做出最英勇无畏的事情来。

2、包萨尼亚：爱神有两个，凡间的爱神和天上的爱神，分别对应肉体的爱和灵魂的爱。

包萨尼亚认为男女之间的爱是低等的荒淫的庸俗的爱，只有男男之间的爱才是崇高的灵魂上的爱。他不仅鄙视了男女之爱，还顺便批判了古希腊当时流行的娈童之爱，认为只有成年男子的之间的爱才是最高尚的。

一旦肉体的颜色衰败了，他就远走高飞，毁弃从前的一切信誓。然而钟爱优美品德的情人却不然，他的爱情是始终不变的，因为他所爱的东西也是始终不变的。

3、鄂吕克西马柯：技术主义、形而上学主义。什么爱不爱的，都是荷尔蒙、多巴胺在作祟。

我们应该爱品格端正的人，以及小有缺陷而肯努力上进的人，这才是应该保持的爱情。至于凡间的爱情，一定要加以谨慎防范，以免被快感控制养成淫荡。

4、阿里斯多芬：圆球理论。认为人本来是一个大球，后来被宙斯劈开变成两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半球，是孤独的，不完美的。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这种成为整体的希冀和追求就叫做爱。

他们终其一生生活在一起，也说不出自己从对方得到什么好处。没有人会相信，只是由于共享爱的欢乐，就能使他们这样热烈地彼此结合在一起；很显然是这两个人的灵魂在盼望着一种隐约感觉到而说不出来的别的东西。

5、阿伽通：爱神是最美好的神爱是从满溢之处流向匮乏之处，爱产生着所有美好的东西。

一切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都是由于受到爱神的启发。一个人不管对诗歌多么外行，只要被爱神掌握住了，就马上成为了诗人。

6、苏格拉底：爱是为了追求永恒的美本身。

人一旦体会到了美，拥有了美，就一定会去追求永恒，希望这样的美能够永远保存下来。看到美好的东西，就会想起我们爱的那个人，因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她的身上一定散发着最原始的美好。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亲爱的苏格拉底呀，人见到那个美本身，就是人最值得活的时刻。你有一天看到了它，就会知道与它相比，你的钱财、首饰、地位统统不值得一顾。而你今天一见这些东西就会神魂颠倒、心向往之，和许多别的人一样，为了看一眼心爱的宝贝，为了-和这个宝贝永远在一起，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可以不吃不喝。只要看着它守着它就行。爱就是在追求那个纯粹的、地道的、不折不扣的美本身，不是人的肌肤颜色之美，也不是其他世俗玩意之美，而是那神圣的、纯一的美本身。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二)：学习哲学，对认识死亡有何意义

普通人面对死亡的“哲学气质”

在《柏拉图对话集》的《裴多篇》中，苏格拉底主动赴死前的智慧与勇气之光那样辉煌。苏格拉底讲自己服毒后，要去“享受快乐和幸福”，从哲学上对死亡进行了解释。但是初读，我并没有觉得苏格拉底比我做矿工，在不到60岁就患癌去世的父亲智慧多少。

十几年前，父亲病重，尽管他曾经那么坚强地追寻生命，但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坦然面对死神，他觉得他生的一辈子值了，他是幸运的，劝慰家人：有的小孩子一出生就死了，甚至还没来得及活。

父亲的一辈子很艰辛，但也有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工作有成就、家庭幸福、子女的前途光明）。让人郁结的是，就在子女都要成家立业，他和母亲可以安度晚年或是开始新的生活之时，他却患癌，抗争了两年多，就不得不离去。父亲在生命的晚期或许已经通透地理解了死亡，化解了这郁结；但这成了我的郁结，让我耿耿于怀。

面对死亡，父亲成为“哲学家”，他理性地反思了生与死。他一定有过挣扎，有过愤怒，有过不安，有过不甘，但他最终走向了勇敢和平和。实际上，我太晚理解到他的哲学思维。细想来，父亲这一生，坚持了自己的勇敢、正直、善良与宽容，尽管这些美好的品质给他带来过责难与困苦。他几次给我的重大影响，无不闪烁了哲学之光。

生活的磨砺是一种天然的哲学

跟随姜宇辉老师再次回到文本，听姜老师指导，才明白“死亡”在苏格拉底这里是个哲学的概念。面对死亡无疑，但更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我自己理解，灵魂与肉体的二分法，其实强调的是人的理性思考更重要。姜老师讲，对于死亡，我们总是恐惧、不安、愤怒、无奈、愧疚，常久的抑郁。对死亡报有哲学的态度，可以获得哲学上的治疗、蔚藉，是对人生从幸福角度的一种理解。正如苏格拉底说：真正献身哲学的人所学的无非是赴死和死亡。

姜老师其实数次谈及学习哲学的意义，如“学哲学，并不仅仅是学一门新的知识，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更好地培育自己的精神，关怀自己的精神，让自己的精神以一种更健康更有力更坚定的方式成长起来，延续下去。”这对于我的触动更大。

我对于死亡的感受，第一次就是父亲的离世，我郁结在，他是一个具有美好品质的人，他本该还能享受幸福的人生至少十几年，为何就对抗不了疾病？这是不甘。第二次，是被大家一直以为阳光、快乐、勤奋、家庭优渥、在世界名校接受过教育的年轻友人，却精心地选择自杀离世，过后得知他的抑郁，让人惊诧。这是不解。第三次，是面对一个冲动跳楼的青春期少年（所幸损伤不大）事件后，和十几岁的孩子讨论生与死，他们对生死的理解，出乎意料地坦然，却明显有太多执拗在其中。这次是不安。

人生的学习应是生活的磨砺，但是糟糕的是，对于年轻的一代，生活的磨砺似乎已经没有了现实的环境。生于50年代初的父亲，幼时经历过饿过肚子的贫穷，年轻时经历过矿难中的生死边缘，中年时经历过坚持正义被打压的挣扎，尽管他的寿命不长，他的生活有被动的内容，但多数是他主动地打拼，或许这让他面对死亡，比当年刚出大学校园的我更坦然。而出生晚了父亲三四十年、选择死亡表达自己愤懑的年轻人（我并不持批判他们的态度），他也有压抑、有委屈，这些是真实的，是应该被理解的。但是他的生活没有足够的（日常的、不断的、从小到大的）磨砺：不仅衣食无忧，所想几乎就能实现，努力和拼搏的力量更多来自家庭、周遭的氛围，没能有充分的机会主动拥抱生活。而这责任也并不应该由年轻人来承担。

哲学（教育），认识世界和自己

虽说每代人总要有每代人的付出，生活不能给人现实的教育（而一旦来一次教育就有点严重），可能是某代人需要承受的。我在想，哲学，真正的哲学教育能否起到一点点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哲学并不是年轻人的任务，是所有人的任务。更为通俗地说，所有人都应该学习理性思考。理解了哲学，社会应该为年轻人创造接受生活磨砺的条件，包括一颗宽容的允许儿童不那么优秀、可以犯错误的心。

或许我的判断并不正确，苏格拉底在数千年前，就致力于让希腊的年轻人学习哲学，那个时代和社会面临的问题和今天应该是不一样的。换个视角来阐释一下我的理解：社会发展至此，不是要求新时代的人要和上代或几代之前的人一样接受同样的生活磨砺，重要的是，要用反思与发展的视角来认识新的时代，让更多的人都能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自己，认识自己，享受人生的幸福。

面对生与死的本体问题，人类永远需要学习和探索，哲学是探索的方式之一。即便对追求死亡是哲学终身的锻炼有质疑，追求真理应该成为各学科的价值之一。永远在探寻的路上，永远都要思考，思考着，就会作用于行动中。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三)：【转】汪子嵩：王太庆与《柏拉图对话集》的翻译

太庆是一位哲学家，是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者，但他一生大部分精力贡献在西方哲学的翻译事业上。作为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习哲学的同志大概都会从他的大量译文中得到教益。但他自己的著述发表的却不多。以上这些论著，是他近二十年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成果，也是他长期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其中只有两篇文章曾在《学人》和台湾《哲学杂志》发表过，见到的读者不多。而这些论著，不仅对我们了解太庆的学术成就和翻译思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理解他的柏拉图对话的译文，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们将他的这些论著和他的《柏拉图对话集》的译文编在一起出版。 柏拉图的对话既是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被各国人民广泛阅读，已被译成各种语文，如英、法、德、意文都有他的对话全集的译本，而且不止一种，各单篇对话的译文更多。相比之下，中文译本就显得太少，至今没有译出全集，而且有近三分之一的对话还没有翻译。 太庆在《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文中概述了中国从汉唐以来翻译外国经典著作的历史，他认为近代从严复开始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经过“五四”，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翻译工作有较大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情况也是这样。民国初年郭斌和、景昌极两位先生开始翻译柏拉图对话，陆续在《学衡》杂志发表；《学衡》是反对当时新兴的白话文运动的，所以他们也采用严复式的文言文翻译。从景先生的译序中看到，他主要根据的是B. Jowett的英译本。1933年集成《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出版，五篇对话是：《自辩篇》( Apology )、《克利陀篇》( Crito )、《斐都篇》( Phaedo )、《筵话篇》( Symposium )和《斐德罗篇》( Phaedrus )。全书“序”中则说译后又取各英文译本及希腊文原本校阅，校阅者是吴宓先生。他们将柏拉图的主要术语Idea音译为“埃提”，将Doctrine of Idea译为“埃提论”，景先生则译为“理型说”。但是到了1985年由郭斌和先生和张竹明先生合译的《理想国》出版时，已经采用现在通行的白话文翻译，文字流畅可读，和六十年前郭先生的译文对照，是完全不同了。《理想国》在1921年曾有吴献书先生的译本，也是用文言文译的，1957年为了读者需要，商务印书馆曾经重印，到1985年才有了现代语文的译本。郭、张先生的译文是根据Loeb古典丛书希、英文对照本和牛津版Jowett & Campbell的希腊原文，并参考多种英文译本译出的，他们将Idea译为通行的“理念”。由此可见，六十多年来对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既发生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变化，又有从主要根据英译本翻译到主要根据希腊原文翻译的不同。 1932 年出版了由张师竹初译、张东荪改译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虽然仍以文言文翻译，但已比较接近白话文。张东荪先生在“序”中说：张师竹先生完全根据B.Jowett英译本翻译，而他自己参考各种译本，主要根据Loeb古典丛书本的英译，对原译改动处占十分之七八，并加了许多笺注。“余于是知译事之难矣。”他认为译书“必先具备三事：一曰文字之知识，二曰学理之知识，三曰须能循守著者之思路”。所以他的译文比较严谨。他们译的六种对话是：《欧雪佛洛》( Euthyphro )、《苏格拉地之辩诉》( Apologia )、《克利托》( Crito )、《菲独》( Phaedo )、《普洛他过拉》( Protagoras )、《曼诺》( Meno )。 严群先生多年从事柏拉图对话的翻译，1963年整理旧译，出版了《泰阿泰德 智术之师》( Theaetetus，Sophista )，这是柏拉图后期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对话，前一篇讨论认识论问题，后一篇讨论本体论问题，提出“通种论”思想。由于严先生年老多病，至1983年才又整理出版柏拉图早期的三篇对话《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 Euthypron，Apologia，Criton )。严先生是严复的后裔，他继承先祖的译风，也用文言文翻译，不过他的译文中已经掺进一些白话文词句了；而且他不像严复那样，在有些地方采用意译转述的方法，而是按照原文逐句翻译。严先生主要根据Loeb古典丛书的希腊文，并参考其他多种英文译本译出。对于希腊的人名地名，他不同意一般流行的根据从希腊文译为现代欧洲语音翻译，主张“悉从希腊原字翻音，并结合汉字四声，以求准确。” 1944年出版的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翻译作品。这篇对话是柏拉图后期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二千多年来学者对它的内容一直有争议，被称为“最大的谜”，西方学者对这篇对话一直没有作出能前后一致贯通的解释。陈先生根据他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分离”问题的深入研究，对这篇对话作了创新的解释。陈先生是根据J. Burnet校勘的希腊文Platonis Opera 本译出的。他通过翻译详细说明他的解释观点，因此对柏拉图的原文，他采用直译，另外加写了数量上数倍于原文的注释，从文字的校勘、词句的释义，直至内容的评价，特别注重其中论证步骤的分析，将前后两个部分的关系解释清楚了。但也因此读者如果不看注释而只读直译的原文，是无法看懂的。陈先生在“序”中说明了他译注的目的和方法，并且对严复提出的译文要“信、达、雅”的原则，提出了评论。陈先生在书中对柏拉图的主要术语提出了新的译词，如将Idea译为“相”，将 estin译为“是”。陈先生的这部译注对太庆影响很大，不但引发他研究柏拉图和希腊哲学的兴趣，而且他后来进行哲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的态度和方法，可以说主要是遵循陈先生指引的方向的。 1963年出版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他译了《伊安篇》( Ion )、《理想国》第 2—3 卷和第 10 卷、《斐德若篇》( Phaedrus )、《大希庇阿斯篇》( Hippias Maior )、《会饮篇》( Symposium )、《斐利布斯篇》( Philebus )和《法律篇》( Leges )中和文艺有关的章节等，共九篇。朱先生说他自己不懂希腊文，但将英文和法文几种译本对照后，认为以由布德(Bude)学会印行的希、法文对照的法文译本《柏拉图全集》为最好，他是主要根据这个法文译本，并参考其他英、法文译本译出的。以朱先生的文笔，译文当然是精美的。我们看到：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我国翻译柏拉图对话的工作，确实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对这几位前辈的翻译，太庆都作了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更重要的是太庆在他自己的长期实践中，逐渐对翻译工作形成一套理论看法。 1943 年太庆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1947年太庆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工作。贺先生强调翻译必须以研究工作为基础，规定要在译文前撰写导言，并进行讨论。贺先生对学生要求较严，太庆文章中提到过贺先生对他的批评。后来太庆说过：“贺先生既教了我哲学，又教了我翻译哲学的办法。……我的另一位老师陈康先生则从哲学翻译的理论上给了我们深刻教育，教我们把翻译看成一件严肃的事业。”（《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太庆对这两位老师的教导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1952年院系调整，将全国各大学原有的哲学系集中到北京大学，主要进行教师的思想改造。当时的西方哲学史组没有教学任务，教师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编译一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陆续出版了《古希腊罗马哲学》、《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8世纪法国哲学》和《18世纪末—19世纪初柏拉图对话集 德国哲学》。主持这项工作的洪谦先生因为太庆年轻，精通英、法、德等多种语言，工作又认真负责，所以将最后的审定稿子和编辑工作都交给他担任。太庆同时又和贺麟先生等一起翻译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也担任最后的统稿和编辑工作。在那些年里，太庆和贺麟、洪谦、任华、熊伟、方书春、王玖兴、齐良骥、苗力田、陈修斋、张世英、杨祖陶诸先生一起切磋讨论哲学著作的意义和翻译问题，往往争论不休；为了一个术语或一句话应该如何翻译，太庆常常去图书馆查找各种译本，寻求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翻译工作（实际上也是研究工作），应该说是人生难得的机遇，太庆由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在实际主持编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以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等著作时，他便驾轻就熟了。 经过五十年的工作，太庆逐渐形成一套翻译哲学著作的理论，在《论翻译之为再创造》这篇文章中，他概括为： 翻译的过程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步是从原文追索原意，也就是说，从原文的词汇和语法入手，找出原著的逻辑结构。译者如果是这门学问的外行，就必须以原文为出发点，小心地进而追出作者立论的道理，即客观存在的逻辑（并非个人的主观遐想），从而化不懂为懂，成为内行。第二步，是这位已经弄懂道理的内行译者设法运用汉语的词汇和语法来表达这个道理，即原著的内在逻辑，让读者明白它。原文的语言跟译文的语言不一样，译文不能照搬原文；但是其中包含的逻辑必然一样，否则翻译就是不可能的事了。每一种语言都以自己的特殊形式表达那共同的逻辑，因此译者既要精通外语，以便从其中看出逻辑，又要精通汉语普通话，以便恰当地表达出这个逻辑。而且外语中的专门术语，必须求得精确的理解，这样才能在汉语词汇中选用妥善的表达办法来表达它，如果汉语词汇中还没有现成的办法，需要增造新词，那也必须按照汉语构词规律从已有词素中选择合式成分来铸造，那样说汉语的读者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 这两个段落都是科学的活动，科学的活动是人类的创造活动。作者想出了道理之后，把它精确地表达出来，是进行科学的创造活动；译者虽然没有亲自想出这个道理，却仔细地学会了它，再把它精确地表达出来，这种科学的活动可以说是再创造。因而“信”和“达”都必须创造。 太庆认为决定翻译好坏的关键是两个，一个是逻辑，另一个是语言。译者首先必须对原著有相当的理解，了解原著所讲的道理。西方哲学著作都是重视逻辑的，一篇哲学著作有完整的逻辑结构，每个结论都是经由逻辑推理论证步骤才能得出的；译者必须分析研究，了解这些逻辑步骤，才是对原著有所理解。然后才是第二步，即将译者所理解的原著中的逻辑，用恰当的汉语将它表达出来。原著中的逻辑是客观存在的，用汉语表达的逻辑必须和原著的逻辑一致，如果译者没有很好理解，或是误解，甚至主观曲解，便不是好的翻译，因为原著的逻辑和译文所表达的逻辑在内容上应该是共同的，它们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表述形式上是不同的。所以除了重视逻辑内容以外，太庆特别注重翻译表述所用的形式—语言。他学习多种语言，对于语言学，从语法结构到语音都很有兴趣。他认为译者不但要通晓原文的语法结构，才能正确理解原作者的逻辑论证，更必须通晓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词汇以及习惯用法，才能将原著中的逻辑恰当地表述过来。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译者只要懂得外语，能够将原著中的外文逐字逐句译成相应的汉语，便是翻译的看法，他将这种翻译比做小学生的“描红”。他认为一个好的译者在看懂了原著的内在逻辑以后，还必须再认真地开动一番脑筋，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汉语形式才能将原著的逻辑正确地表达，既要不违背不歪曲原著的逻辑，又要符合汉语的语法结构和习惯用法。因为西方语文和汉语之间的差别很大，而且中国传统哲学不大重视逻辑推理，所以用汉语翻译西方哲学不像将德语译成英语那么简单，译者必须花工夫选择恰当的词汇和词句才能表达原意，并让中国读者能够看懂。而这一点又是翻译工作必须做到的，否则不如不译。因此他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也是一种科学活动。太庆在文章中举了若干例子，是他经常提到的。 我以为太庆这些论述，既是从哲学方面，又是从语言学方面为翻译工作提供了理论说明，对我们提高翻译工作的质量是有助益的。

【本文节选自《柏拉图对话集》代译序】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四)：忆恩师王太庆先生（转）

忆 恩 师 王 太 庆 先 生

李 晨 阳(lic@cwu.edu)

王 太 庆 先 生 逝 世 已 经有 四 年 多 了 。 四 年 多 来 ， 每逢 想 起 太 庆 先 生 ， 我 的 心 中 总 有 一 种 深 深 的 遗 憾 。 我 为 中 国 的 西 方 哲 学 界 遗 憾 ， 因 为 它 失 去 了 一 位 极 为 难 得 的 学 者 。 我为 太 庆 先 生 遗 憾 ， 因 为 他 还 有 那 麽 多 的 事 情 没 有 做 完 。 我 也 为 我 自 己 遗 憾 ， 因 为 没 能 再 见 恩师 一 面 。

王 太 庆 先 生 是 我 国 优 秀 的 西方 哲 学 学 者 和 翻 译 家。 数 十 年 来 ， 他 的 译 作 引 导 和 帮 助 了 一 大 批 人 进 入 西 方 哲 学 领 域 。 在 六 、 七 、 八 十 年 代 ， 国内 的 一 般 人看 不 到 外 文 原 著 。 他 主 持 统 稿 定 稿 的 北 大 哲 学 系 翻 译 的 那 一 套 西 方 古 典 哲 学 原 著 选辑， 是 当 时 人 们 学 习和 研 究 西 方 哲 学 的主 要 教 材 。可 以 不 夸 张 地 说 ， 离 开 了 那 一 套 译 著 ， 中 国 那 一 段 的 西 方 哲 学 教育 的 历 史 就得 重 写 。 我 本 人当 年 就 是 捧 着 那 一 套 书 走 过 来 的 。

我 最 初 认 识 太 庆 先 生 是 在 七十 年 代 末 。 那 时 他 刚 刚 结 束 由 政 治 问 题 而 导 致 的多 年外 地 流 放 生 活 ， 回 到 北 京 大 学 。 他 给 我 们哲 学 系 七 七 、 七 八 级 的 学 生 讲 授 西 方 哲 学 史。 平 心 而 论 ，太 庆先 生 不 是 那 种 慷 慨 激 昂、 振 奋 人 心 的 教 师 。 但 是 他 的 知 识 面 很 广 ， 讲起 课 来 很认 真 。我 从 他 的 课 上 学 到 了 不 少 东 西。 我 当 时 非 常 羡 慕 他 通 好 几 门 外 语 的 本 领 。 大 学 四 年 级 时要 写 毕 业 论 文 。 我 有 幸 有太 庆先 生 做 指 导 老 师 。 我 选 了 休 谟 的 怀 疑 论 做 题 目 ， 用 黑 格 尔 的 历 史 哲 学 的 方 法讨 论 休 谟 的 怀 疑 哲 学 在 哲 学 史 上 的 积 极 意 义 。 太 庆 先 生 对 我 的 论 文 做 了 很 高 的 评 价 ， 给 了 我很 大 鼓 励 。 一 九 八 一 年 底 快 大 学 毕 业 时 ， 我 考 上 了 北 大 西 方 哲 学 史 硕 士 研 究 生 ，同 班 的还 有尚 新建 ， 杨 君 游 ， 和 韩 水 法 同 学 。我 们 的 指 导 老 师 是 齐 良 骥 ， 朱 德 生 ， 和 王 太 庆 三 位 先 生 。 齐 先 生是 著 名 的 康 德 专 家。 朱 先 生 擅 长 提 问 题 ， 富 有 启 发 性 。 王 先 生 则 对 西 方 哲学原著十分精通。读 研 究 生 期间 ， 我 与 太 庆 先 生 有 了 更 多 的 接 触 。 他 很 忙 ， 家 里 的 工 作 室 里 总 是 摆 满 了 各 种 稿 件 。 他 常 常工 作 到 深 夜 。 我 记 不 得 当 时 他 家 里 有 没 有 电 话 。 只 记 得 我 们 几 个 学 生 有 时 晚 上 不 宣 而 至 ， 和他 海 阔 天 空 地 交 谈 。 我 们 一 到 他 家 ， 他 就 放 下 手 上 的 活 ， 让 我 们 尽 兴 地 聊 。

太 庆 先 生 是 一 个 扎 扎 实 实 的人 。 他 对 我 们 学 生 的 学 习 抓 得 很 紧 ， 鼓 励 我 们 好 好 地 打 基 础 。他 带 我 们逐 字 逐 句 地 读 英 文 哲 学 原 著 。 记 得 他 让 我们 研 究 生 在 课 堂 上 一 段 一 段 地 翻 译 课 文 ， 然 後 进 行 讨 论 。当 时 搞 西 方 哲 学 的 人 都 一 心 扑 在 外 国的 东 西 上 。太 庆先 生 认 为 我 们 应 该 有 广 阔 的 知 识 面 。 他 特 地 请 张 岱 年 先 生 给 我 们 开 中 国 哲 学 史料 学 的 课 程 。 我 本 人 受 益 颇 深 。北 大 流 传 着 做 学 问 应 该 有 “ 板凳要 坐 十 年 冷 ” 的 精 神 的 说 法 。每逢 想 起 这 句 话 ， 我 就 联 想 起 太 庆 先 生 。当 时 不 少 研 究 生 导 师 都 带 领 学 生 编 书 写 书 。太 庆先 生 手 里有 接 不 完 的 活 ， 我 们 想 请 他 带 我 们 做 点 事 。 他 总 是 说 我 们 应 该 集 中 精 力 好 好 地 学 习 ， 打 好 基础 ， 将 来 会 有做 不 完 的 事 情。太 庆 先 生 是 一 个 严 肃 认 真、 一 丝 不 苟 的 学 者 。 经 过 他 的 手 的 稿 件 ， 不 但 文 字处 理 的好 ， 就 连 在 什 麽 页 码 上 用 几 号 字 ， 他 都 酌 定 地 很 得 当 。 据 说 ， 出 版 社 几 乎 不 再 用 编 辑 过 手 就 可 以 直 接 排 印 。王 先 生 强 调， 翻 译 要 讲 信 达 雅 。要 忠 于原 著 ， 把原 义 表达 清 楚 ， 还 要 有 可 读 性 。 不 然 ， 会 误 人 子 弟 。 这 在 那 个 不 少 人 为 了 评 职 称 而 粗 制 滥 造 的 年 月， 实 在 是 太 可 贵 了 。

一 九 八 四 年 夏 天 研 究 生 毕 业后 我 留 系 任 教。能 与 太 庆 先 生 做 同 事 ， 实 在 是 我 一 生 莫 大 的 荣 幸 。 我 一 九 八 四 年 夏 结 婚时 ，太 庆先 生 送 给 我 一 本 金 岳 霖 的 《 新 知 识 论》作 为 纪 念 ， 鼓 励 我 认 真 读 金 先 生 的 书 。我 深 深 地 感谢太 庆先 生 的 美 意 。 当 时 在 西 方 哲 学 教 研 室 教 书 的 有 齐 良 骥 ， 朱 德 生 ， 王 太 庆 ， 李 真 ，杨 适 ， 汤侠 生 ， 陈 辉 钦 ， 靳 希 平 ，和 李 旭 光 老 师 。 加 上 我 约有 十 人 。 有 一 段 时 间 ， 研 究 印 度 哲 学 的 姚 卫群 老 师 也 在 我 们 教 研 室 。 教 研 室 里 的 人 事 关 系 很 好 。太 庆先 生 等 人 编 的 由 商 务 出 版 社 发 行 的 西方 哲 学 资 料 选 辑 挣 了 不 少 稿 费 ， 成 为 教 研 室 的 小 金 库 。 逢 年 过 节 ， 教 研 室 的 同 事 们 聚 在 一 起聚 餐 喝 酒 。 一 位 年 轻 的 同 事 私 下 对 我 说 ， 这 些 钱 其 实 主 要 应 该 是 王 先 生 的 。 他 自 己 不 装 腰 包，真是大公 无 私 。太 庆先 生 很 谦 虚 ， 很 尊 重 教 研 室 里 的 其 他 老 师 。 在 北 大, 人们 称 有 学 术 造 诣 的 老 师 为 “先 生 ” 。 当 时 ，杨适 老 师 对 早 期 马 克 思 的 研 究 刚 刚 得 到 国 内 学 术 界 的重 视 ， 开 始 有 些 名 气 ， 成 为 北 大 哲 学 系中 青 代 教 师 的 学 术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 太 庆先 生 在 教 研 室 会 上 带 头 称杨适 老 师 “杨 先 生 ” 。杨老 师 直 说 不 好 意 思。 这 大 大 增 加 了 我 对太 庆先 生 和杨 老 师 的 尊 敬 。 他 们 两 位 先 生 使 我 真 正 地 理 解 了 “同 事 ”这 个 词 的 含 义 。

同 在 一 个 教 研 室 工 作 ， 我 与太庆先 生 的 接 触 就 更 多 了 。 太 庆 先 生 不 但 视 名 利 如 粪 土 ， 他 也 是 一 个 “ 君 子 之 交 淡 如 水 ” 的 人 。 他 在 工 作 中 总 是 公 事公 办 ，从 不 拉 拉 扯 扯， 毫 无 党 群苟 且之事 。 他 的 学 者 为 人之 道 ， 对 我 们今 天在 学 术 圈 子 里 的 人有 很 重 要的 意 义 。

我 一 九 八 五 年 到 美 国 后 ， 曾给 太 庆 先 生 写 过 信 。 一 九 九 二 年 和 一 九 九 四 年我 重 返 北 大 校 园 ， 曾 专 程 去 看 望 太 庆 先 生。 记 得 一 九 九 四 年 时 他 的 身 体 已 经 不 太 好 。 他 手 里 有 一 大 堆 儿 活 ， 又 没 有 助 手 帮 他 。 我 觉 得很 可 惜 。 如 果 他 能 有 个 得 力 助 手 ， 他 会 在 有 生 之 年 出 更 多 的 高质量的作 品 。 我 离 开 他 家 时 ， 请 他好 好 保 重, 说 我 下 次 回 国 会 再 去 看 他 。 遗 憾 的 是 ， 我一 九 九 七 年 回国 时 因 为 还 要 赶 着 去 日 本 和 台 湾 ， 没 能 去 北 京 ， 也 就 没 能 去 再 看 看 太 庆 先 生 。 真 没想 到 ， 从 此再 也 不 会有 机 会 了 。

在 我 心 目 中 ， 王 太 庆 先 生 是一 个 了 不 起 的 学 者 。 他 的 一 生 并 不 轰 轰 烈 烈 ， 但 却 扎 扎 实 实 ，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虽 然他也 写 过 哲 学研 究 文 章 ， 但 是 他 把 主 要 的 精 力 和 时 间 放 在 翻 译 西 方 哲 学 著 作上 ，甘 做 他 人 的 铺 路 石 。 在 有 些 人 眼 里 ， 太 庆 先 生 是 一 个 “ 搞 翻 译 ” 的 ， 算 不 得哲 学 家 。 他 的 “ 名 气” 也 许 不 如 有 些 专 心 从 事 哲 学 写 作 的 人 那么大。 但 是 ，太 庆 先 生 的 译 著成 果 卓著 ， 教 育 了 一 代 人 。 他 对 中 国 的 西 方哲学 研 究 的 贡 献 是 不 可 磨 灭 的 。

我 下 次 回 到 北 大 ， 一 定 会 去再 看 看 太 庆 先 生 工 作 过 的 地 方 。 我 会 坐 在 未 名 湖 畔 回 忆 这 位 不 计 名 利 ， 兢 兢 业 业 的 学 者 ， 我的 恩 师 王 太 庆 先 生 。

2004 初于美 国 爱 伦 斯 堡

2004 秋小 改

《柏拉图对话集》读后感(五)：【转】张源｜柏拉图对话里的时间

张源：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中国委员，美国罗阿诺克大学哥本哈弗驻校讲席教授（2017年度），研究领域为文学与思想史。 * 本文原载《国外文学》，2019年8月第3期。

内容提要：柏拉图对话三十五篇，大多暗藏时间线索，或指向重大历史事件、或与城邦政治活动密切相关，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构成了对话内在的戏剧时间，是对话不可或缺的背景要件。从《卡尔米德》到《普罗泰戈拉》，进而到《会饮》以及《泰阿泰德》，再到《巴门尼德》，最后来到《理想国》，柏拉图愈出愈奇，向我们展示了调遣时间的神技，而我们在其中看到了雅典帝国的兴亡，以及苏格拉底时代（前429年-前399年）的到来与消逝。 关键词：柏拉图对话戏剧时间 雅典帝国 苏格拉底时代

柏拉图对话三十五篇，大多暗藏时间线索，或指向重大历史事件、或与城邦政治活动密切相关，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构成了对话内在的戏剧时间，是对话不可或缺的背景要件。[1]举例来说，柏拉图有些对话的时间设定单刀直入、较易把握，如《卡尔弥德》，开篇便提到苏格拉底刚刚结束了在波提岱亚的惨烈战斗、随军打仗多年之后终于返回雅典（153abc），这将读者直接带到了公元前429年5月：雅典帝国遭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第一次重大失利，从世界巅峰跌入了战争与瘟疫的坟场，雅典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危机，苏格拉底在这个时候返乡，在柏拉图看来，其意义如同奥德修斯的归来，王者奥德修斯要重建故乡伊萨卡的政治与道德秩序，而哲人王苏格拉底将为失魂落魄的雅典帝国重塑灵魂、再次为之灌注强大的精神力量。[2] 有些对话的时间设置则较为复杂，如《普罗泰戈拉》，在对话之外又多了一层转述，从而便多了一重戏剧时间。对话发生在公元前433/432年，[3]地点在雅典首富卡里阿斯家中。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伯里克利将雅典逐步推入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深渊，几年后他本人也在这场战争中死于瘟疫，公元前433/432年成为雅典帝国由盛入衰的转折点，伯里克利亲手终结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时代。而当时的雅典对未来的命运一无所知，首富卡里阿斯的奢华宅邸犹在举行空前的盛会：卡里阿斯是雅典贵族领袖客蒙的甥孙，也是父亲与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的前妻所生之子，这个富豪之家既是雅典两大政治力量交汇之所，又是权力与财富联姻的象征；代表伯里克利及民主制帝国意识形态的当世第一大智者普罗泰戈拉，与同情贵族-寡头派政治立场的智识界新王者苏格拉底在这座宅邸里狭路相逢，雅典帝国内部的政治哲学之争从此拉开大幕，同时帝国航船在伯里克利的引领下自信满满地驶向了未知的前途。 有意思的是，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戈拉之间的那场对话，是由当事人苏格拉底在事后不久亲口转述的。时间相隔如此之短（“刚刚才见过他”《普罗泰戈拉》309d），为何柏拉图一定要让苏格拉底本人来转述这个对话呢？所谓惺惺相惜、念念难忘，直至三十四年之后（公元前399年），当苏格拉底遇到了酷肖自己的青年泰阿泰德，那时苏格拉底仍可清晰地忆起早已去世的老对手普罗泰戈拉，并与想象中的对手展开了一番模拟的对话（《泰阿泰德》161b-168c）：真正的对手无论死生契阔，当年的巅峰对决犹有不绝回响。 进而有些对话的时间结构更为复杂，例如柏拉图的《会饮》。公元前433/432年卡里阿斯家那场聚会，人物风流，一瞥惊鸿。十七年后（公元前416年2月），[4]不少亲历过那场传奇对谈的本地人物，再次聚集在悲剧家阿伽通家中；事实上唯一能与那场盛会相提并论的，大概唯有阿伽通家的这场会饮了。宴饮的由头是庆祝阿伽通的第一部悲剧获奖，雅典各界精英齐聚于此：苏格拉底时年五十三岁，当年那些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已纷纷进入盛年，如今已是阿尔喀比亚德在掌控着帝国，十三年前苏格拉底在神庙前的预言应验如仪（《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公元前429年中）。然而此时苏格拉底与阿尔喀比亚德的旧爱已成往事，阿尔喀比亚德如同脱缰的野马，带领雅典一路狂歌宴饮进入了新的时代。就在这场会饮之后，雅典帝国无端占领弥罗斯（公元前416年），坚信神意与正义的弥罗斯人英勇抵抗，结果惨遭屠城，以这一事件为标志，帝国王道尽失，次年（公元前415年夏）雅典在利益诱使下远征西西里，公元前413年9月全军覆没，赫赫扬扬的远征成为帝国命运倾覆的转折点。 转眼十六年过去（公元前400年），当年会饮的情形，后人仍在辗转复述，念念难忘。[5]随着雅典帝国命运沉浮，当年参加过那场对话的人物都已风流云散：斐德若受到亵渎秘仪的指控，流亡外邦、家产充公，他的爱友厄里克希玛科斯下落不明，会饮的主人阿伽通与爱友泡赛尼阿斯双双出走雅典、投奔马其顿宫廷而去，阿尔喀比亚德流亡小亚细亚、惨死异乡，当初的七个对话者天各一方、生死睽违，那场会饮、或者说雅典帝国的最后狂欢遂成绝响。在《会饮》之后，下一场堪与十七年前的盛会（《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33/432年）相比拟的大聚会，要再等十七年方可见到（《斐多》，公元前399年），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随着雅典帝国的衰亡，柏拉图对话中最后一次智识界大聚会的地点不再是豪门府邸，而成了关押苏格拉底的死囚牢。 有些对话的时间设置比《会饮》还要复杂，例如前面提到过的《泰阿泰德》。该篇既是自身所属之三联剧《泰阿泰德》、《智者》、《政治家》的开端，又是整部三联剧的结局。《泰阿泰德》一开场便是泰阿泰德在战争中重伤垂死的情景（公元前391年科林斯之战），[6]人们触景生情，为这个卓越青年的命运叹息不已，并回忆起了八年前泰阿泰德与苏格拉底的那场对话，故事由此闪回到了公元前399年春天（210d）：苏格拉底在七十岁这年遇到了酷肖自己的青年泰阿泰德，敏锐地察觉到泰阿泰德受到了普罗泰戈拉的影响，于是模拟了一场自己与普罗泰戈拉的对话为之去蔽解惑，在场者叹为观止，泰阿泰德为之心折。如此难得的相遇十足令人欣慰，然而对话末尾却如此安排：对话末了，苏格拉底要去王宫门廊应诉了（210d），场景由此直接转向了《游叙弗伦》的开头（2a），这让我们立即意识到，苏格拉底刚刚遇到了自己的传人，然而雅典人民对他的死刑审判已为期不远。 第二天上午，苏格拉底应诉归来，按照之前的约定，回到《泰阿泰德》发生的地点，重新接续了《泰阿泰德》的场景，参与了《智者》与《政治家》这两场对话。也就是说，《泰阿泰德》的时间框架包裹了整部三联剧，而这部三联剧指向了柏拉图对话里的一个核心事件——苏格拉底的审判。在《智者》与《政治家》这两篇对话中，苏格拉底的哲学受到了爱利亚来客疾风暴雨般的攻击，与雅典人的控诉相比，这乃是来自“神”或“真正的哲人”（《智者》216bc）的终极指控。我们期待苏格拉底就此进行申辩，然而直至对话全部结束，苏格拉底几乎一言未发，此后理应出现的《哲人》篇亦不知所终。[7]三联剧最后一部《政治家》篇的结局是，苏格拉底的哲学如开篇泰阿泰德那般遭遇重创，而他本人也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回看《泰阿泰德》开篇，本来泰阿泰德是苏格拉底晚年堪可传授的对象，然而这个出色的青年后来却在雅典与斯巴达新一轮的争霸战[8]中英年早逝：泰阿泰德的命运便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命运，这才是整部三连剧真正的结局。 比《泰阿泰德》的时间设置更为复杂的，当属《巴门尼德》。这部对话具有的三重转述结构，在柏拉图全部对话中绝无仅有：对话的转述者凯法卢斯告诉（不知名的）听者，当年他与同伴离开克拉佐门尼来到雅典，遇到了旧友阿德曼图斯和格劳孔（《理想国》中的两兄弟），大家一同去找安提丰（格劳孔兄弟的同母异父兄弟），后者转述了雅典将军皮索多鲁（芝诺的朋友）在多年前转述的、苏格拉底与巴门尼德和芝诺在更久之前完成的对话。凯法卢斯说，据安提丰转述，皮索多鲁是这样讲的：芝诺和巴门尼德曾在泛雅典娜大节[9]时来到雅典，当时巴门尼德大约六十五岁，芝诺不到四十岁，而苏格拉底那时还极其年轻（127bc）。有研究者据此推断，柏拉图笔下的巴门尼德到访雅典的时间（当然历史上未必真有其事），是在公元前450年7-8月间。[10]这个年份意义重大：这是贵族领袖客蒙去世、民主派领袖伯里克利全面掌握政局的年份，在这一年欢庆泛雅典娜大节，正是雅典民主制帝国一往无前、普天同庆的时分。 然而，我们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推测，实际上公元前454年的泛雅典娜大节与柏拉图给出的提示更加接近：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巴门尼德的“鼎盛年”在第六十九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公元前504-500年），而芝诺的“鼎盛年”在第七十九届奥林匹亚赛会期间（前464-460年），[11]以“鼎盛年”（成年男子个人成就的巅峰纪年）的最低年龄（21岁）计算，[12]巴门尼德的出生年应为公元前525-521年间，我们取巴门尼德可能的最晚生年（前521年），同时将戏剧时间向前推进一个大雅典娜节（前454年），才能符合柏拉图给出的时间标记——“当时巴门尼德大约六十五岁”。进而由此推断，当时苏格拉底只有十五岁——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才会使用这种含混的字眼：苏格拉底那时还“极其年轻”（σφόδρανέον）（127c）。 柏拉图为何不直接说出确切的年份？这就是柏拉图对话的有趣之处。公元前454年夏天，雅典帝国悍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转移到了雅典，这一事件标志着雅典帝国无视统治合法性问题、公开背弃盟约，彻底走向了“帝国主义”。当年7-8月间，泛雅典娜大节在雅典胜利举行。就在这个时候，爱利亚学派领袖巴门尼德与芝诺到访雅典却寄身城外（127c），[13]向年轻的苏格拉底传授与雅典民主制帝国盛行的多元哲学相悖的一元哲学，并亲身演示哲学对话/辨证术之妙，可谓道术并举、尽授一人。在雅典帝国即将进入伯里克利时代、到达全盛巅峰的前夕，巴门尼德及其哲学的到来，为日后雅典帝国内部陷于“一”与“多”之间的思想纷争埋下了根源；而苏格拉底，身为柏拉图对话的第一主人公，首次登台亮相乃是作为巴门尼德传法的对象，其后的命运亦可知矣。 雅典将军皮索多鲁当初在场聆听对话的时候，雅典还是举国欢腾的盛世；当他流放归来、能够向年轻人安提丰转述这场对话之时，距离那次泛雅典娜大节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帝国已到了行将倾覆之际（雅典帝国亡于公元前404年）。[14]聆听者安提丰青春年少，而讲述者皮索多鲁已垂垂老矣，伴随帝国一同进入了暮年，最后也许目睹了帝国的末日。逝者已矣，见证过帝国昔日辉煌的老人，把从前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或有托付未来之意？ 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签订《大王和平敕令》，希腊暂时恢复了和平，位于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城邦克拉佐门尼因此能够派遣人员（凯法卢斯一行）到访雅典。[15]安提丰在青少年时代曾努力用心研习皮索多鲁传授给他的对话，二十余年之后凯法卢斯等人突然到访，他仍然能够单凭记忆当场复述那场艰深的对话（126c-127a），而故事前后辗转复述下来，时间已过去六十七年（前454—前387年）。 《大王和平敕令》为希腊带来了暂时的和平，也让波斯重新控制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这意味着雅典已无力争霸地中海，目前再无重回巅峰之可能。克拉佐门尼现为波斯辖地，当凯法卢斯等人要求聆听那场对话，安提丰“起初有些犹豫”（127a）。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将整个故事和盘托出：当凯法卢斯此后向未知的听众转述安提丰转述的这个对话之时，这意味着巴门尼德哲学从意大利出发、路经雅典，现在已经登陆小亚细亚。是安提丰将守护半生的哲学对话一举送到爱琴海对岸、送到东方；帝国已逝，而帝国登峰时代的哲学犹在自西徂东开枝散叶、生生不息。 安提丰的异父兄长阿德曼图斯说，安提丰现在（公元前387年）“像他那同名的祖父一样热衷于骑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马身上”（126c）。此话何意？难道是柏拉图在暗示他这个兄弟玩物丧志？我们不妨另作别解：安提丰是世家名门之后，也是将军皮索多鲁选定之人，同时最重要的是，他是正当盛年的城邦护卫者。公元前387年波斯重新控制小亚细亚之后，安提丰迅速作出反应，“热衷于骑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马身上”，开始为雅典未来争霸世界厉兵秣马、积极备战。要知道此后不到十年的功夫，雅典便东山再起，建立了第二海上同盟，世称“第二雅典帝国”（前378年-前338年）。若无护卫者阶层的未雨绸缪、远见卓识，雅典安能如此迅速再次崛起？ 《巴门尼德》篇涵盖的时间，从公元前454年雅典帝国泛雅典娜大节的盛世庆典开始，直至公元前404年帝国覆灭，又在公元前387年雅典几乎无望重回巅峰的时分，遥遥指向公元前378年第二雅典帝国的重建。柏拉图调弄时间的本领，可谓神乎其技；他一方面刻意模糊背景，一方面又故意留下线索，致令读者千载以下犹在苦苦思索、寻觅对话中暗藏的时间。我们沿着柏拉图给出的标记一路追踪而来，现在终于遇到了最大、最难解的一个谜团，这便是《理想国》。 关于《理想国》的戏剧时间，历来众说纷纭，研究者们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形成令大家都满意的解释。其主要问题在于，这篇对话至少有六个重要的时间线索并且明显相互矛盾，在此我们按照其出现次序一一列举如下： 1、第一卷开篇（327a），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昨天”他和格劳孔到佩利乌斯港参加某位女神的献祭庆典，而这是当地人“第一次庆祝这个节日”。到了本卷末尾（354a），柏拉图通过色拉叙马霍斯之口告诉我们，这位女神乃是苯迪斯女神，从而《理想国》开篇时间可以确认为公元前429年6月。[16] 2、第二卷前三分之一处（368a），苏格拉底提到了格劳孔与阿德曼图斯兄弟在墨伽拉战役（公元前424年）期间的赫赫战功，从而对话至少应发生于公元前424年之后。这个时间与公元前429年苯迪斯女神首次献祭庆典发生冲突，而两个时间又都论据确凿、无可辩驳。这是对话里出现的第一例矛盾（时间2反对时间1）。 3、第三卷中间（400b），关于音步问题，苏格拉底表示“要去请教达蒙”，这意味着伯里克利的密友达蒙当时还在雅典，而达蒙在公元前428年遭遇流放，[17]加之陶片放逐一般为期十年，那么苏格拉底说话的时刻，只能是公元前428年以前（与时间2矛盾）、或公元前419年之后达蒙尚在雅典的时刻（与时间1矛盾）。这是对话里出现的第二例矛盾（时间3反对时间1与时间2）。 4、第五卷中间（469b-471c），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就城邦“内讧”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个话题直接指向了《蒂迈欧》的开篇。在《蒂迈欧》开篇，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昨天讨论的的主旨是政治制度（πολιτεία），即城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由什么样的人组成，从而成为最佳城邦”（17c），研究者们通常据此认为，《蒂迈欧》的叙事紧接《理想国》，这个结论又对又不对。苏格拉底做了上述声明之后，进一步综述了自己“昨天”发言的内容（17c-19c），这部分内容并未涵盖整部《理想国》，而是停在了第五卷中间（469b-471c）、即论及城邦“内讧”问题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蒂迈欧》紧接着《理想国》第五卷中间，《理想国》第五卷中间对话发生的时间才是《蒂迈欧》开篇所说的“昨天”。 那么《蒂迈欧》发生于何时？我们先来看看在场的发言者是谁。在雅典富豪克里提阿家中，苏格拉底会见了两位不同寻常的外乡客人——意大利罗克里的蒂迈欧与叙拉古的赫墨克拉底。时值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叙拉古与罗克里都是雅典帝国斯巴达的盟国，从而这两位客人实际上来自敌邦。敌邦来客到访雅典只能是在和平时期（即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签订尼西阿斯合约—前415年雅典远征西西里期间），柏拉图在对话中暗示，这次会面发生在某个泛雅典娜大节期间（《蒂迈欧》26e），公元前422年与414年的泛雅典娜大节先后被排除（特别是公元前414年春天雅典正在进攻赫墨克拉底的家乡叙拉古，叙拉古奋起反抗，最后击溃雅典帝国海军的便是在座这位叙拉古人赫墨克拉底），从而《蒂迈欧》中的对话只能发生在公元前418年7-8月的泛雅典娜大节期间。[18]回过头来，我们由此确定了《理想国》第五卷的时间，而整部对话再一次出现了时间上的矛盾（时间4反对时间1）。 5、第六卷中间（496bc），苏格拉底提到了自己的学生忒阿格斯。以忒阿格斯为名的那部对话发生在公元前409年之后，[19]讲述了忒阿格斯的父亲替自己的儿子向苏格拉底求教哲学的情形。从而当苏格拉底提及“我们的朋友”忒阿格斯之时，至少得是公元前409年之后的事情（时间5反对时间1与时间4）。 6、第十卷中间至末尾（608d-621d），苏格拉底向众人讲论了与《斐多》（发生于公元前399年）同样的主题：死亡与灵魂。《斐多》终结于苏格拉底之死，而《理想国》终结于苏格拉底预见并描摹的来世的“千年之旅”（621d），《理想国》蓝图完成之日，便是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赴死之时（时间6反对时间1与时间4）。 《理想国》篇中提示的最早戏剧时间——公元前429年6月，到最晚戏剧时间——公元前399年，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几乎覆盖了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年-前404年），对话中的人物亦跨越了几个时代：对话一开始（第一卷，公元前429年）佩利乌斯港侨民富豪克法劳斯已是一位老人（328e），苏格拉底年届四十，而苏格拉底的学生忒阿格斯此时很可能还未出生，[20]待到对话中间（第六卷，公元前409年之后）忒阿格斯已是追随苏格拉底之哲人群体中的一员，而克法劳斯那时早已去世，[21]由此看来，柏拉图安排老人克法劳斯在第一卷退场，除了对话情节的需要，也是解决时间错置问题的必要技术手段。 我们发现，以上时间线索虽然彼此矛盾，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这些时间节点是沿着自然时序先后排列的，即1、公元前429年—2、前424年—3、（前428年之前）/前419年之后—4、前418年—5、前409年之后—6、前399年，也就是说，关于《理想国》的戏剧时间，唯一可能的合理解释便是，这是一部跨越三十年的连台大剧：随着伯里克利去世（前429年），雅典黄金时代结束，帝国逐渐从全盛走向衰亡，而哲人苏格拉底崛起于帝国末世，在雅典及其盟邦的知识阶层与统治阶层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雅典帝国末期实际上的灵魂人物，直至公元前399年被雅典人民审判处死。从伯里克利之死到苏格拉底之死期间的这三十年（前429-前399年）贯穿了整部《理想国》，也是柏拉图全部对话集中重点描绘的时期，我们称之为苏格拉底时代。 柏拉图记述-创作了这个时代发生的雅典帝国的重要思想事件：到了四十岁成熟的年纪，苏格拉底逐渐成为雅典智识界的中心人物，与外邦新一代智者（以卡尔西顿的色拉叙马霍斯为代表）交锋，并对雅典智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本地青年（以雅典的格劳孔兄弟为代表）加以引导与教育（前429年，《理想国》）；与列奥提尼大修辞家高尔吉亚及其拥趸对抗（前427年，《高尔吉亚》）；与雅典著名的将军们及其后人交流（前424年，《拉刻斯》）；与倾慕赫拉克里特学派的哲人克拉底鲁切磋（前421年，《克拉底鲁》）；与厄里斯大智者希庇阿斯较量（前420年，《大希庇阿斯》《小希庇阿斯》）；并在帝国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与敌邦来客蒂迈欧和赫墨克拉底彻夜交流（前418年7-8月，《蒂迈欧》《克里提阿斯》）[22]……而和平年代终将结束，即将摧毁雅典帝国军事力量的西西里远征已近在眼前。 以雅典帝国悲剧性的西西里远征为转折点，苏格拉底时代随着帝国的式微走向末路：进入年逾五十的知天命之年，他曾徒劳地劝诫雅典未来的三十僭主领袖克里提阿（西西里远征前夕，《厄里克希阿斯》）；也曾在雅典悲剧家阿伽通家中与帝国精英进行最后的智识狂欢（前416年2月，《会饮》）；在大批雅典世家子弟遭遇放逐的前夕（前415年赫尔墨斯柱损毁事件），他与世家子弟斐德若在城外伊利苏斯河畔最后一次欢聚（前415年夏，《斐德若》）；在帝国盟邦以弗所未叛之前，他与以弗所颂诗人伊翁讲论诗歌，并试图延揽对方为帝国服务（前413年，《伊翁》）；在雅典四百寡头统治时期，他受到了寡头政客克里托丰的严厉责难（前411年，《克里托丰》）；雅典民主政权光复之后，他在六十岁的年纪，重新开始教导吕西斯、美涅克塞努、忒阿格斯等雅典青年，并教训欧绪德谟兄弟等来自帝国殖民地的智者（前409年，《吕西斯》《忒阿格斯》《欧绪德谟》）；直至帝国灭亡前夕，他还在尽力用哲学安慰精神几近崩溃的显贵阿克希奥库斯（前406年，《阿克希奥库斯》）……而雅典帝国终将灭亡，苏格拉底的哲学无力回天。 雅典帝国灭亡之后，具有暴君气质的色萨利贵族青年美诺到访雅典，苏格拉底关于德性的劝诫沦为空谈（前402年，《美诺》）；他在七十岁那年，遇到了酷肖自己的青年泰阿泰德，在他本人即将受到雅典人民审判的前夕，他的哲学遭到了爱利亚学派哲人的严厉审判（前399年，《泰阿泰德》《智者》《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分，面对爱利亚哲人沉默不语的苏格拉底，向着不同受众做了三次申辩：面向雅典公众，苏格拉底公然蔑视城邦的法律习俗，迫使公民大众判处了自己死刑（《申辩》）；面对同区老友克力同，苏格拉底又表示尊重城邦的法律习俗，迫使老友放弃了营救自己的计划（《克力同》）；面对为他送行的挚友与门徒，苏格拉底为哲学作了最后一次真正的申辩，他向友人吐露真理、袒露灵魂，而后含笑作别、从容仰药，将生命祭献给了自己的哲学信念（《斐多》）。 在《理想国》开篇，苏格拉底下到雅典军事重镇佩利乌斯，即将用言辞构筑一座向未来开放的理想城邦，此为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诞生，苏格拉底时代随之到来。包裹在《理想国》时间洪流之中的各场对话，则展示了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实践，通过这些实践，苏格拉底关乎智慧、勇敢、正义诸德性的政治哲学日益走向成熟。然而雅典帝国中不可避免走向灭亡，继而雅典人民选择处死了本城邦的灵魂人物，这意味着雅典败亡之后魂飞魄散的时刻终于来临，苏格拉底时代随之终结。 当年在雅典城中，显贵克里提阿讲述了一个大西岛人丧失美德、遭受神罚的可怕神话，这位老人正是后来雅典三十僭主领袖克里提阿的祖父（《克里提阿》）。雅典帝国灭亡之后，克里提阿与他的堂弟卡尔弥德重蹈大西岛覆辙，死于穆尼契亚战场、身败名裂，而发生《理想国》那场对话的豪宅家主波勒玛库斯因与克里提阿有染，最后家产抄没、惨遭砍头之刑。[23]大富之家，一朝倾覆；名门望族，荣始耻终。无论帝国、家族还是个人，从今而后尚可期待者，唯有《理想国》末尾苏格拉底神明般的谕言——那来世的“千年之旅”（621d），从此灵魂与世界为寻求新的救赎，唯有重新投入无尽的时间洪流之中。

注释：

[1]柏拉图对话除三十五部“真经”之外，还有《阿克希奥库斯》、《厄里克希阿斯》、《德谟多克斯》、《论正义》、《论美德》、《西绪福斯》、《哈尔克庸》等七部托名伪篇。后者大多缺乏戏剧性与内在的时间感，不过《阿克希奥库斯》与《厄里克希阿斯》两篇乃是例外，不但有明确的历史背景指涉，甚至还从整体上为柏拉图对话补足了关键性的时间线索，就文学质量而言，几可乱真。而三十五部“真经”中的《情敌》、《希帕库斯》、《斐勒布》、《克里托丰》等几部对话，却似乎缺乏柏拉图作品特有的那种戏剧性与哲思融为一体的品质，就此而言，几可乱假。不过，根据这几篇对话与其他各篇的内在联系，我们仍可大致确定其戏剧时间：如《情敌》发生在《阿尔喀比亚德后篇》（公元前429年中）之后，《希帕库斯》与《斐勒布》发生在《会饮》（公元前416年2月）前后，《克里托丰》发生在《斐德若》（公元前416年夏日）左近等等。 [2]关于《卡尔弥德》的历史背景、戏剧时间及其与《奥德赛》的互文关系，见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戴晓光、彭磊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171-177页。 [3]Debra Nails,The People of Plato—A Prosopography of Plato and Other Socratics(Indianapolis/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2), pp. 310-311. [4]关于《会饮》的戏剧时间，见施特劳斯：《论柏拉图的<会饮>》，邱立波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19-21页。施特劳斯认为《会饮》的对话时间是公元前416年，此后Debra Nails将这个时间精确至公元前416年2月，见Debra Nails,The People of Plato, p. 315. 施特劳斯认为《会饮》的转述时间是公元前407年，对此我们有不同意见，详见下一个注解。 [5]《会饮》的内容经过了多次转述：在场者阿里斯托德谟斯将对话转述给阿波罗多洛斯（以下简称阿），此后阿转述给格劳孔，而格劳孔之前曾从某人那里听说弗尼克斯转述过这件事情，阿把对话转述给格劳孔不久之后，现在又转述给了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关于这次转述的时间，阿给出了两条线索：1、“阿迦通离开雅典好多年了”，2、“我和苏格拉底在一起只有两三年”（172c）。阿迦通是在公元前408/407年离开雅典的, William Smith ed.,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London: Walton and Maberly, 1880),Vol. I, p. 56. 显然施特劳斯给出的对话转述时间（公元前407年）与之不符。2、至于阿追随苏格拉底的时间，对于苏格拉底的学生们而言不言自明，而我们至今尚未考证出确实的年代。我们之所以认为转述时间是公元前400年，有两个因素：1、阿这一人物集中出现在《申辩》与《斐多》等记录苏格拉底去世当年言行的对话中，我们因之推断阿出现在《会饮》中的时间，与他出现在其他各篇的时间（公元前399年）大致同时。阿转述《会饮》之时，格拉底还活着（“我后来问过苏格拉底”173b），因此转述时间是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去世之前。2、此外，阿迦通去世的时间为公元前400年（William Smith ed.,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Biography and Mythology, p. 56），人们很可能因此在这一特定的年份回忆起了阿迦通家的那场会饮，这很符合柏拉图设置谜面的方式——对话发生的地点关乎人物，而人物的命运隐隐指向了对话的时间。 [6]Debra Nails,The People of Plato,p. 321. [7]苏格拉底在《智者》开篇（217a）询问了爱利亚来客“智者”、“政治家”与“哲人”诸名称的定义，为此后一系列对话设定了主题。从而在爱利亚客人咄咄逼人的《智者》与《政治家》篇之后，苏格拉底理应作一篇《哲人》以为回应，然而本篇却像《蒂迈欧》-《克里提阿》系列中的《赫墨克拉底》篇那样，神秘地消失了。 [8]公元前395年，雅典与底比斯等国结成反斯巴达同盟，科林斯战争爆发，波斯王乘机干涉希腊事务，直至公元前387年斯巴达与波斯签订牺牲希腊利益的《大王和约》，科林斯战争宣告结束。 [9]泛雅典娜大节（τὰΠαναθήναια) 庆典四年一度，于当年7-8月间举行。这一庆典在雅典古已有之，据说由雅典神话国王忒修斯设立，并在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的治下蔚然大兴。William Smith et al., eds.,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London: John Murray, 1891), Vol. II, p. 324.按忒修斯时代与庇西特拉图时代分别是雅典城邦崛起与振兴的时代，此后随着雅典帝国（前478-404年）登上历史舞台，各邦民众齐聚雅典、尊崇雅典守护神的庆典更具象征意味，特别是在公元前454年雅典帝国加强统治、悍然将提洛同盟的金库移到雅典之后，泛雅典娜大节的政治属性可想而知日益凸显。 [10]R. E. Allen,Plato’s Parmenides(New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2-73. [11]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trans. by R.D. Hic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25), Vol. II, Book IX, p. 433, p. 439. 人们通常根据《巴门尼德》公认的戏剧时间（前450年）来估算巴门尼德的生年为公元前515年、芝诺的生年为公元前490年左右，但显然根据二人实际上的生年来推算《巴门尼德》的戏剧时间才更合理。 [12]R. Larry Overstreet, “The Greek Concept of the ‘Seven Stages of Life’and Its New Testament Significance”,Bulletinfor Biblical Research(19.4, 2009), p. 554. 根据古希腊人的观念，男子真正成年、开始取得巅峰成就的年纪乃是21岁，如果巴门尼德真的生于公元前515年，那么他的“鼎盛年”则应在11-15岁之间，而这是不可能的。 [13]到访雅典却“寄身城外”这一细节，透露出巴门尼德与芝诺对于如日中天的雅典帝国的微妙态度，进而反映出来的其实是柏拉图本人的态度。 [14]据柏拉图说，安提丰是在“μειράκιον”时期听皮索多鲁讲这个对话的（126c）——这是柏拉图留给我们的又一个时间标记，不可掉以轻心。有的中译本把这个词译作“未成年”，这个译法是不确切的，“μειράκιον”指的是14-21岁之间的男生（R. Larry Overstreet, “The Greek Concept of the ‘Seven Stages of Life’ and Its New Testament Significance”, p. 554），所以译作“青少年”较为合适。安提丰是柏拉图的弟弟，生于公元前427年（柏拉图的生年）之后，那么他的青少年时期则是在公元前413-406年之后，而雅典帝国西西里远征全军覆没——这是帝国走向覆灭的转折点，即发生在公元前413年9月。安提丰和他的哥哥柏拉图那一辈人，正是生于帝国衰世的一代。皮索多鲁此前是巴门尼德与芝诺在雅典的宿主（《巴门尼德》127c），在苏格拉底还“极其年轻”（15岁）的时候，他已是成年人（≥21岁），那么他的生年至少应在公元前475年之前。他在公元前426/5年冬天被流放（R. E. Allen,Plato’s Parmenides, p. 73），待到他返回雅典、能够向安提丰讲述当年的故事之时（前413-406年之后），已是当年巴门尼德的年纪，时间距离当年那场对话（前454年）已过去了四、五十年。 [15]凯法劳斯上一次访问雅典，应该是在斯巴达与雅典签订《尼西阿斯合约》之后的和平时期（前421-415年），当时安提丰“还只是个孩子（παῖς）”（126b）。此后战事频仍，交通不便；待到凯法劳斯再次到访雅典之时，城邦之间显然已经恢复自由访问，而这只能是公元前387年波斯与希腊签订《大王合约》之后的事情。 [16]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456-464页。 [17]Debra Nails,The People of Plato, p. 122. [18]关于《蒂迈欧》篇戏剧时间的讨论，见Laurence Lampert, Christopher Planeaux, “Who's Who in Plato's Timaeus-Critias and Why”,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Sep 1998), pp. 88-91. [19]《忒阿格斯》篇中提到特拉绪洛斯离开雅典去往以弗所，并在那里为雅典收复了克罗丰（129d），这是公元前409年的事情，此事在色诺芬的《希腊史》中有所记载（1.2.1-9）。 [20]《忒阿格斯》发生于公元前409年之后，故事中的忒阿格斯是青少年（μειρακίσκος：14-21岁，见注解14）（122c），因此他的最早生年应是公元前430年之后。 [21]关于克法劳斯卒年（前421-415年之间）之考证，见Debra Nails,The People of Plato, pp. 84-85. [22]关于各篇柏拉图对话戏剧时间的具体考辨，见张源：《柏拉图重写雅典帝国衰亡史》，载《经史与义理》（《第六届全国古典学年会论文集》，岳麓书院，2018年10月），34-50页。 [23]Debra Nails,The People of Plato, p. 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