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西方经典读后感有感

《分裂的西方》是一本由[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30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分裂的西方》精选点评：

●第四部分哈贝马斯继承康德永久和平论

●靠不对称武力打击背后隐藏的毫无疑问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单边主义 因恐怖主义和原旨主义引发的袭击事件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只可惜这种文化记忆是鲍德里亚的超现实 我们把人道主义的苦难演搬成电视上的超现实叙事作品）但无论是从亨廷顿的“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划分来说 不仅发生在国家和超国家组织之间 也发生在国家的内部 包括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在内的剧烈加速的现代化已经产生了历史和文化上的断层感··· 哈贝马斯寄希望于他最伟大的理论——”交往理性“ 单边视角永远是无益的 只有在交换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视角内合作产生一种共同阐释领域 才能瓦解一种缺乏共有解释的危机···但就我个人来说 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 哈贝马斯在一个知识分子污名化的世代 仍保持着真挚的人文关怀

●难懂...

●收集了大师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几次访谈，后面则是一篇论文，基本上都是对于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关系的解读。一方面于尔根·哈贝马斯坚持了对于美国的批判，尤其是对于911后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严厉指责。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大师的这种指责俨然已经变为现实，美国也在单边霸权的路上越走越远；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对于欧洲的地位进行了评价，认为欧洲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甚至认为欧洲的政治价值观才是引导西方的方向。而在国际上，他对于建立超越国家政权的宪法和组织还是抱有一定的希望，尤其是在欧洲与美国出现罅隙的情况下，欧洲的认同和国家化的宪法是一种方向。这种书籍，对于政治学和国家关系的要求较高，很多地方也是粗略感受而已……

●这本书算是一个哈贝马斯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个集锦，主要是回应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实行单边主义对国际关系造成的冲击。哈贝马斯是一个康德计划的支持者，反对施密特的国家学说。美国自身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传统深刻的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哈贝马斯认为还是应该实现国际法的宪法化，组成一个由所有共和国所组成的共和国，他认为这是可欲的。只是今天看来全球集体的向右转，特别是川普的美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显而易见的首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虽然欧盟或许可以算作是一个例子一个典范，但是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也很难不对欧盟的未来感到忧虑。可能这个世界距离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又更遥远了一点吧。

●感觉我和哈贝马斯不是穿一条裤子的。

●访谈和随笔。把施密特骂惨了，干得漂亮。

●十几年前忧虑可能已经变成了现实，而出路仍然未知。

●美国单边霸权今天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国民今天读这个有点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欧洲的超国家宪法对当下国际政治而言有多大意义，至少作为中国人是体会不到的，在强奸东跨太平洋犯案和高官家庭集体移民的时代，康德计划实在是无辜的笑话。

●没有读完......PS：肯定是因为语言风格不适合我

《分裂的西方》读后感(一)：小西天

阅毕。既然是分裂，那先前一定有过合一的经历。二战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重建需要资金，谁有能力有意愿提供？美国，由此西欧与美国开始了一段亲密如间的盟友史。为什么分裂？因为隐藏在文化里的裂痕慢慢显现，不仅是传统欧陆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间的隔阂，更是美国单边主义对霸权的攥取惹得欧洲不满。反观欧洲，东欧国家指望进了欧盟混吃混喝，创始六国则不堪欧猪的拖累，西东欧的矛盾不断摩擦，内部裂痕加剧。这些只是针对书名的浅层阐述，书中更多的是哈贝马斯站在组织框架、法律程序、政治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

将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是前七章，杂一些，有访谈、演讲稿、文章等，大致是从“分裂”的西方国家现状开始，深入欧洲的不同声音，围绕宪法与国家设想欧盟的未来，探讨世界公民社会的可能。下半部分就是第八章，论文形式，以世界法的宪法化可能为论题，展开更严谨细致的剖析，因为有相关的历史发展阐述，所以阅读起来会更轻松。本书属于社科的专业书籍，有门槛，需要知识基础才能通透的了解哈贝马斯讨论这些的目的与讨论的终点，不明就里的阅读很容易陷入对单边主义的道德批判，回归到标语式的刻板理解。

相比前七章的浅尝辄止，第八章实为全书的核心，哈贝马斯完整而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即，将康德式世界国家的设想与相关历史尝试进行剖析，归属历史局限性的剔除，归属历史教训的错误铭记，将新世纪下更为贴切的实践可能囊塞，在抱有最大现实实现的基础上厘清会发生的不确定与阻碍，最后，对世界国家的其他方案评析。 因为存在学术障碍，我这个门外汉也表达不了什么有用的信息，只分享下我的思考。较于哈贝马斯的可能，我更偏向于施密特的威权，也许是受现实灌输的敌视与不安的否定观影响，我不太相信在现有，甚至是未来一两个世纪内，联合国这批常任会愿意牺牲国家政权的天地，舍身于世界公民的和平。美国的单边主义只是五大中干扰因素的一部分，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算盘，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不会有所舍弃，而这，仅仅影响康德式实现的一个层面。中美的愚化政策更是抹消了其实现的人的基础，最为关键的落实点被割裂，可想而知可能性多低。至于威权，是进一步的统治，更接近政治的本质，所以我会更倾向于施密特。

《分裂的西方》读后感(二)：破解单边主义的迷思

尤尔根•哈贝马斯，当代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有“当代的黑格尔”和“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美称，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著作《分裂的西方》，围绕9.11事件以及美国入侵伊拉克，阐述了面对恐怖主义这种超国界的新型暴力以及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联合国与欧洲一体化所遭遇的挑战；作者以此为契机，从康德的思想中汲取营养，研究国际法的宪法化，探讨如何加快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以此作为单边主义的破解之道。

在本书中，哈贝马斯开宗明义，一针见血地指出：“分裂西方的并不是国际恐怖主义，而是现今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的这些政策置国际法于不顾，视联合国为无物，并不惜承担与欧洲决裂的后果。”古往今来，战争往往是族群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集团暴力行为，而恐怖分子利用民航客机撞毁纽约世贸大厦的9.11事件，固然令人震怒，却颠覆了通常的有关战争的国际法定义 ，对受害国家的应对提出了挑战 。哈贝马斯认为，布什政府发起的“反恐战争”之所以令人诟病，除了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还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在规范意义上，把这些恐怖主义罪犯拔高为了战争对手，二是在实用意义上，不能对一个难以把握的“网络”发起战争。之后，美国又以消灭萨达姆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绕开联合国，发起了伊拉克战争。它毁掉了二战结束之后美国苦心经营树立起来的国际秩序的推动者和保护者的形象。哈贝马斯犀利地剖析道：“对国际法毫无顾忌的侵犯，标志着超级大国的意志，即凭借一己判断就发动战争。谁以这种方式将法律置之不顾，也就是要让自身的利益、价值和道德观念不受制于中立程序的正当强制。这也等于使其他大国获得了许可，即如有机会同样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

美国之所以屡屡在反恐和伊拉克问题上视联合国为草芥，强行推行单边主义政策，是因为美国的许多精英和统治阶层 怀有强烈的基督教救世主情结。在小布什们看来，“‘我们的’的价值就是普遍有效的价值，所有其他民族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应当接受它们。这种普遍主义是一种扩展了的普遍的种族中心论”，因此，美国陷入了用自己的道德判断和伦理价值取代其他国家的积极权利的老帝国主义的欧美种族中心论的错误之中。哈贝马斯洞若观火，揭示了这种单边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如果西方要被视为是一种文明的塑造力量，她必须学会如何修正其政治。如果不能在政治上对失控的资本主义进行抑制，那么世界社会的破坏性分层就会难以掌控。”

如何平衡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哈贝马斯认为：欧洲必须在国际层面和联合国框架内有所作为。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机构中，欧洲应该对塑造未来的世界内政施加影响。惟有如此，才能对单边主义形成有效的制衡，让世界政治的运转回到以国际法为基础的轨道上。

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造成的西方社会乃至世界的分裂，哈贝马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 予以反对，他认为， 不能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一己私利来替代全人类的福祉，也不能将某个国家的道德伦理标准上升为国际社会的普遍法则。哈贝马斯认为走出这种迷思与困境的良方是国际法的宪法化，让古典国际法向康德构想的“世界公民状况”迈进，“世界公民状态就是持久的和平状态。世界公民宪法的理念，确保了‘所有民族在公共法律之下的联合’，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最终的而不仅仅是暂时的和平状态”。“规范国家间交往的国际法，必须被一部诸国共同体的宪法所取代”，即必须完成从国家法到宪法化国际法的过渡。自然，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哈贝马斯也是务实的，他清醒地意识到，要建立一个符合康德理想的世界共和国，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这是长远的奋斗目标。现实的办法是进一步深化联合国的改革，赋予联合国更大的干预权和行动权，限制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以确保联合国更好地完成维护和平与保护人权的使命。

哈贝马斯对恐怖主义的全球化、国际化和去中心化有着冷静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是现代化断根的产物；西方的殖民历史和失败的去殖民化，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单纯的武力打击只能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进行，“只有社会现代化和文化间自我批判理解式的结合，才能触及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他看来，这才是对于恐怖主义的标本兼治之道。

《分裂的西方》读后感(三)：哈贝马斯论西方的分裂

哈贝马斯的愤怒

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哈贝马斯发表了一系列访谈和论文，谈及美国的单边政策、欧洲一体化乃至联合国的改革和未来等问题。这些文章以《分裂的西方》为题结集出版，书的标题恰如其分地传达了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西方在分裂，不仅在欧美之间，裂痕甚至贯穿整个世界。恐怖主义及其引发的反恐战争大有引发文明冲突之势，美国单边主义霸权挑战国际法，对联合国弃之不顾，欧盟内部也因发展的差异矛盾重重。哈贝马斯在书中既对美国分裂世界的外交政策表示失望，同时也对欧洲不愿推进更深层次的联盟感到不满。

在1980年9月荣膺“阿多诺奖”时，哈贝马斯曾作了题为“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的答谢致辞，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项设计，承载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多美好愿景，如自由、平等、博爱、科学、进步等等，并相信人类最终会建构起一幅世界永久和平的图景。但西方分裂的局面，似乎在言说现代性作为一项设计，不但没有完成，反而遭遇更多困境。

世界为何走向分裂？这是哈贝马斯试图在《分裂的西方》一书中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分裂不仅仅是现实政治和理想政治相互冲突的结果，其根源在于社会缺乏统一的规范性基础。在统一的世界观（如宗教）崩溃之后，社会变得更加多元，一种更为不确定的境况成为个人乃至国家共同的体验，哈贝马斯将其称为“断根化”（Entwurzelung）。

在书中他写到，“在剧烈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人民与其文化传统发生了撕裂。在欧洲，有幸的是在有利的条件下，这表现为一个创造性的摧毁过程，在其他国家却展现为既往生活方式的解体，而且在几代人中都没有可能的补充方式。”

因此，“断根化”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解体，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无法在短期重建，随之而的是个人体验到的失序和不确定感，焦虑、恐惧成为普遍的生存心态。在这种背景下，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可以被视作是对传统生活方式剧烈“断根化”之恐惧的一个反应。在本书第一章《原教旨主义与恐怖》的访谈中，哈贝马斯将原教旨主义称为一种特殊的现代现象，它是一种固执的精神态度，即当自己的信念和理由不能被普遍接受时，仍然要坚持以政治甚至是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

原教旨主义对于理性的交往提出了挑战，它拒绝承认一个共同的信念背景、文化自明性和相互的期待，这也就意味着拒绝沟通与协商，而是以一种排他性的前现代信仰之形式制造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

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断根化”同样意味着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增加。例如随着交通、信息、经济、生产、金融、技术和武器流通的全球化，特别是生态风险、军事风险、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民族国家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单个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另一方面，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增加又给了超级大国推行单边主义霸权政策的时机。

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分化更为严重，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市场全球化和国家的干预，世界社会分裂为获利国家、受益国家和失败国家。国家之间的分化加剧了矛盾与冲突，例如美国以其压倒性的技术、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在全球强行推行霸权策略，挑战国际法的理念，视联合国为无物。它不仅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造了对立，也在西方世界内部制造了矛盾。哈贝马斯提到，正是伊拉克战争期间，欧洲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从而在国际范围内突显了两股力量，一方面是美国，另一方面则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公共舆论。也正是伊拉克战争成为契机，使得诸多人士意识到，要对抗美国的霸权单边主义必须要建构起共同的欧洲意识，从而在国际层面和联合国框架内与美国抗衡。

在哈贝马斯看来，在一个“断根化”的时代里，个人的求定不应该是走向原教旨主义的封闭，国家更不应该去推行单边主义的霸权策略。“断根化”意味着我们被抛进了充满无名关系的复杂世界里，但恰恰是这个世界也充满了无数可以自我再生和自我调控的功能系统，统一的规范性基础是需要我们从这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中创造。

面对西方的分裂，以及美国的单边主义，哈贝马斯将希望放在了欧洲。在《分裂的西方》一书第二部分，哈贝马斯重点论述了欧洲统一的挑战和“核心欧洲”作为抗衡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分裂的西方更加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能够在国际层面上“施加影响力”，以制衡美国的单边主义。与此同时，对欧洲公民来说，建构起同舟共济的政治命运意识，能够使欧盟免于从内部被撕裂，免于沦为一个欧洲列强逐鹿的平台。

尽管对欧盟寄予厚望，哈贝马斯也意识到欧洲内部存在的分裂，例如新老欧洲之间的冲突，欧洲内部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断裂等。他认为“核心欧洲”应该在统一进程中发挥带头作用，制定共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深化统一合作。

正是基于此，他认为欧洲应该加快立宪进程，在宪法爱国主义的框架下建立欧洲认同，促使公民从对国家的情感归属转向对宪法的情感归属，用对宪法的认同取代对国家的认同。哈贝马斯认为，欧盟立宪具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它能够促成欧洲公民社会的完善，建立欧洲范围内的政治公共领域，同时创造一种所有欧盟公民都能参与的政治文化。这是一种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实践，民族局限不再是彼此对话的障碍，内与外、自我与他者之间冲突被一种更为普遍的理念消解。

欧盟宪法化进程为理解一种多层次的超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模型，哈贝马斯进而展开了对世界公民宪法可能性的分析，这是通向康德“永久和平”理想状态的途径。在《分裂的西方》的第四部分“康德计划和分裂的西方”中，哈贝马斯希望通过国家法的宪法化去重建康德的世界主义计划。

在对国际法的分析上，他认为，古典国际法仍然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因而会受制于主权国家，法律呈现出“软”特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会代替法律。因此，规范国家之间交往行为必须诉诸一部超国家的宪法，即哈贝马斯所提倡的万民法（cosmopolitan law）模式，它直接授予个体合法行动的权利，并授权创建超民族国家的政治代理机构与政治机构以确保全球范围内人权的落实。

正是基于此，哈贝马斯支持超民族国家的机构获得更大的行政及司法权力，其目的是建立国际法律体系，将公民和人权的位置也从民族国家层面提升到国际层面。这样才能促使单个政府尊重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必要时也可以实施制裁来达成此目的。哈贝马斯这一理念所展示的其实对联合国和其他地区性组织的期待，联合国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保障和平、捍卫人权担负起主要责任，同时也与民族国家和地区同盟保持着在宪法框架下的职责分工，从而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和平也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为此，哈贝马斯号召应进一步赋予联合国更大的干预权，让它为世界社会的建构提供一个框架，只有这样才能为那些高尚的计划和政治制度的实现提供担保。

《分裂的西方》中的文章大多写于十多年前，时至今日，世界是走向了团结，还是更加分裂？答案似乎是后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哈贝马斯2018年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时会说——“我仍旧对世界上正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愤怒……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种刺耳的喧嚣让我感到绝望。”

言辞中流露出一种“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失望，时代似乎并没有为他准备一份“合格”的礼物。十多年过去了，分裂没有减弱，反倒是更加撕裂。英国脱欧使得欧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对哈贝马斯来说是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加上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债务危机，欧洲的政治局势陷入严重的危机，出现了各国各自为战的局面。在他看来，欧洲的理想正在被无能的政客和市场力量摧毁，而要真正地、长远地维持欧洲的理想，必须放弃精英模式、克服技术官僚政治，重新建立欧洲共同的政治命运意识。

而全球右翼保守势力的兴起，同样挑战了哈贝马斯超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理念。例如美国特朗普的上台，政策转向保守，一系列政策具有强烈的本土主义色彩，而不是承担国际责任，例如关闭移民口岸、退出《巴黎协定》、与各国展开贸易战、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这些措施放弃了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中的普世主义理念，甚至回到了一种前现代的“部落主义”，对全球化的世界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

相比十多年前，世界的分裂有增无减，但这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为我们指错了方向。事实上，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加需要他，因为这个时代更加需要沟通。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孤芳自赏或者自鸣得意都是狭隘的，只有在交往的实践中，开放的心态和自由的关系才能够开启。时代越是紧张，越需要人去坚守这样的原则，对于哈贝马斯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来说更是如此。

2004年在获得京都奖之后的发言中，哈贝马斯重申了对交往理性原则的信奉，同时表示，“我们没能满足这些标准，这并不令人吃惊，但这决没有贬低这些标准自身的价值。因为如果说知识分子——这种人常常攻击自己的同类，并宣告自身的灭亡——有一件事不能容许的话，那就是变得犬儒。”

（媒体用稿，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