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与将军》读后感100字

《公司与将军》是一本由[英]亚当·克卢洛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2019-5，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公司与将军》精选点评：

●中信出版社的书一向来头很大，诸如获得某某大奖如何如何，实则浅显无聊，废话啰嗦。该出版社的书今后一本也不再看

●强强相遇，鹿死谁手？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亚洲政权的缠斗重新定义“欧洲崛起”。2015年度杰里·本特利世界史奖获奖作品。

●感觉是枯燥的历史

●并非正牌政府使节为了贸易忍辱负重与张牙舞爪间夹。

●新的历史讲述。东亚史是个金矿。

●挺有趣的角度，荷兰人好有耐心啊，更重商思维的模式和后来的英国又不一样

●早起近代东亚海域的国际关系

●盘百度

●德川幕府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交锋史，荷兰人本来本着在欧洲与印尼经验对待德川幕府关系然而盛期的幕府一一破局，最终荷兰人一步步尝试融入德川体系PS：荷兰人在于大型亚洲国家的交流中都是弱势方，欧洲崛起的神话不是起源于1492或1497年而是更晚期

●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理解任何国家都放到一个相应的文化逻辑下去思考才能了解事情的脉络。只是不知道是原文论述还是翻译的问题，有种乱糟糟的感觉，读得脑壳疼。另外，一直写日本工厂是什么东西？难道不是商馆吗？

《公司与将军》读后感(一)：提出了好问题，可以用更好的方法

（虽然没看过原版，但我要表达：翻译得很好）

无论在序言和结论中，作者都很明确得将观点表达给了读者——欧洲在征服海洋的大航海时代中，有着一种与传统欧洲中心主义不同或者完全相反的关系，即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一段从殖民地帝国到效忠大名的历史。同时，比较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其他亚洲国家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就更凸显日本的独特。

我想说，这个问题很不错。反欧洲中心主义是很不错的人类学大旗。

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类政治事件展开逻辑分析。书中作者叙述的主要内容是事件。东印度公司派遣大使被拒及1628年的“滨田弥兵卫事件”（方便查找，用了百度的说法）。

我想说，只用政治事件说明问题，是不足以成为优秀的历史学著作的。加点贸易数据或者东亚当时的经济产值，恐怕并非难事。

（利益相关：我确实偏好年鉴学派的分析方法。）

《公司与将军》读后感(二)：其也必正名乎的魔力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极好，翻译也是上佳。

本书主要以17世纪兴起的海上马车夫撞上日渐锁国的幕府将军交往故事，来重新细化和理解在全球化的第一回合中欧洲与亚洲的冲撞。不同于我们传统印象中欧洲殖民者对亚洲殖民地的拓展-占有-征服的过程，荷兰人似乎在与日本幕府的交往中，逐步自愿或不自愿地开始扮演起了幕府忠实藩属这一角色。除了年复一年编写海外风闻，入朝参府，还要出兵平叛，接受幕府对周边海域的法律管辖调停，甚至最终还将一名高级长官移交给日本人羁押谢罪。

明清两朝的海禁政策使得对日贸易大为有利可图。而日本有着稠密的人口，相对发达的社会组织，以及与当时欧洲相比并不甚落后的武器技术，让远道而来的欧洲人无法像在巴达维亚一样占地为王。而急需打开国际关系以及国际贸易的日本人，亦不像天朝上国般对这些外夷不闻不问。所以日本人能够与荷兰人达成这种微妙的平衡着实也是一种偶然。

两者交往中的反复试探可以称得上一出好戏。

人类在实用目的之外，有着抽象化一切事物的本能，在外交上的体现就是一定要遵循一定的框架和范式。为了适应框架和范式，会有不同程度的欺骗和伪装。比如属于荷兰共和国的东印度公司，把自己伪造成遥远王国的使臣，成功地与日本人进行初步往来。而在与幕府的第二次交往中，由于无法核对背后的主体，尽管使团礼物丰厚，排场浩大，竟被日本人视作“矫诏乱臣”而不予接见。眼看第一种框架走不通，荷兰人就改用另一种日本范式——作为幕府的藩臣为将军提供服务的方式，重新参打开与日本交往的大门。

此时日本为了拓展其小中华同心圆的外交半径，对藩属国更多持一种表演态度。有大名深谙此道，甚至还去台湾岛抓几个土著冒充外交使臣，营造一种万国来朝的假象——荷兰人就是吃准了这一点。这其实很像现在许多跨国公司在墙内外的轮番拙劣表演，然而17世纪两头骗终究还是更容易些。于是幕府接受了这一设定，荷兰人以年复一年的礼仪表演和谄媚的言辞达成了他们的目标。然而没想到的是，后来当幕府真的要求荷兰人像臣属一样出兵参与平叛时，用力过猛的东印度公司也陷入了尴尬：毕竟他们反复宣称自己愿意为幕府服务至最后一滴血。

这正是其也必正名乎的魔力。毕竟在日本有巨大的利益不能放弃，力量也不支持全面对抗，反复进行的礼仪表演也规范了上下名分，那么协助幕府出兵也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异象：一个西欧共和国的殖民公司沦为了东方封建王朝的马前卒。这是本书一部分讲述的内容，后面两部分也十分精彩。

于是在东西方第一次交手中，东方社会以其力量和范式规训了一个西方公司。但这毕竟是在路途遥远，力量殊异，利益诱人的前提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做出的一个极致追求性价比的特例。而西方也分明了解，在没有绝对的力量优势前，东方是多么地狡猾和难以撼动。经过几轮试探，双方大体安定，各取所需，相安无事。

东方社会继续沉睡着，静静等待着两百年后的地摧山崩。

《公司与将军》读后感(三)：全球化的软实力

今日我们对贸易全球化的重视，或让那些不同文明相遇的历史被置于了新的高度。初遇让后来的贸易有了可能性，但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他们一定暗中掂量了双方的实力，权衡适宜的应对之策。

后世的学者也爱探讨双方的实力，无论是过去长时间一统江湖的西方中心论，还是近几十年颇多声援的东方领先观点，都更多地将视野聚焦在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这些实例可以横向比较。但英国历史学者亚当·克卢洛提到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软实力，从《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书名可见一斑。

1627年，踌躇满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远航至日本，他们已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欧洲企业，他们排场讲究、礼品丰厚，却被德川幕府拒之门外，没有见面的资格。几年后，荷兰人改变了外交策略：他们向幕府俯首称臣，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被接纳。所以，与我们的直觉相悖，克卢洛在序言中直接用到了“驯服荷兰人”这样的标题。而究其原因，并不在硬于实力上孰强孰弱，双方并没有直接的交锋，亦无此必要——双方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荷兰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即以金钱、领土为导向的“公司”和以名望、权力为导向的“将军”。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德川时代的日本看重“名正言顺”，初来的荷兰使团只是“公司”的代表。彼时混乱的荷兰，也推不出一位有说服力的执政者，可以和幕府将军等而视之，幕府自然不愿与一介商人多费唇舌。作为奴仆的荷兰则是另一回事，于务实的荷兰人来说，此举只是一块敲门砖，他们愿为贸易之利低头。幕府却要求他们，像真正的下属一样参加仪式、履行职责、提供服役，包括支援战争。荷兰未能抽身，假戏真做，逐步坐实了奴仆之位，越发失去了主动权。

书中列举了一些意义重大的事件，譬如，海上实力强盛的荷兰人发挥所长当海盗，他们当然避开了想要交好的日本船只。然而站在“将军”的立场上，日本需要海上贸易，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货物，“日本船只”的定义便从狭义的朱印船，延伸到了广义上的所有受日本保护的船只，即围绕日本群岛的整个贸易航线。这不啻对“公司”的一记重拳。又如围绕大员的冲突，在“公司”的观念里，将之作为殖民地，且产生直接经济利益是目的，而“将军”则看重政治合法性，欲建立一种相较于邻国的主从关系，获取自愿进献的贡品。双方撕破脸皮时，居于弱势的荷兰不得不将他们在殖民地的长官交给日本，此等权宜之计暗合日本想要宣示的权威。其后，荷兰得以赎回长官的礼物同样有象征性：算不得贵重却充满展示性的枝形吊灯。它被送到了合适的人手上，于幕府建立无功的德川家光正需这样的礼物来展示统治权，将之隆重示人的潜台词是：幕府的“权力扩展可以超越群岛的海滨，抵达遥远的国家”，这不比有价的货物高明吗？

尽管大多数时间，“公司”和“将军”各取所需，但这些你来我往，透露出双方关系的不平静，解决之道又非旁观者可臆测。读着这段历史，倒像看着婚姻中的两人，先抛出橄榄枝的一方为博好感，没有自恃强盛、说一不二；看似矜持的一方柔性却强硬，逐渐占据了主导，令对方始料未及。在不同文化碰撞时，这种软实力被放大了，表面上于双方有利的坦途，要相互适应、磨合，其实没那么好走。

——己亥年读亚当·克卢洛《公司与将军》

《公司与将军》读后感(四)：有史以来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在日本的遭遇战

一边是要发誓把国旗插到亚洲去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边是决心驯服荷兰人的日本德川幕府，强强相遇，鹿死谁手？

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

早在中世纪，尼德兰商人就是欧洲最特立独行的团体，就连哈布斯堡王朝黄金时期的奠基者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怕他们三分。1581年建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更是将荷兰人推上了欧洲经济的至高点，挪威的木材、丹麦的鱼、波兰的粮食、俄国的毛皮、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棉纺织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全部经由荷兰人之手转运转销，仅阿姆斯特丹一个港口，就有几千艘商船进出。荷兰的商船吨位约占当时欧洲总吨位的四分之三，15000多艘荷兰商船游弋在世界各大洋。“海上马车夫”成为荷兰人的代称，延续百年的荷兰经济奇迹造就了欧洲的第一个现代经济体。（荷兰人：“不要问哥是谁，哥只是个传说。”）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成立。这个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不仅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据点，还拥有货币和股票发行权，有自己的信用体系，甚至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舰队，享有军事和外交权。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贸易和军事开路，从欧洲一路打到亚洲，荷兰政府就是它最大的股东。在郁金香泡沫破裂之前，如果以现在的市值计算的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市值大概相当于现在苹果、微软、谷歌、脸书、亚马逊、摩根、强生、阿里巴巴、腾讯……的市值之和。说它是有史以来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一点也不过分。

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个巨无霸经济体，带着它惯常的经验和骄傲来到亚洲，征服了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赶走了葡萄牙人，成为东南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在它北上意欲控制日本时，荷兰人发现，他们以往的经验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了。

日本德川家族刚刚完成了统一大业，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岛屿和海洋中，荷兰人不停地在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中国明朝政府、郑成功集团之间腾挪周旋，刚应付了幕府将军的官员，就要回头对付揭老底的欧洲老对手，才被郑氏集团耍弄完，又要迎着头皮向幕府将军解释自己漏洞百出互相矛盾的说辞。（荷兰人：“我太难了！我需要花式团宠！”/(ㄒoㄒ)/~~）

在与德川幕府的一次次交锋中，荷兰人不断地定位自己，他们到底是侵略成性的海盗，还是只想分一杯羹的商人？是“荷兰国王”的合法代理人，还是幕府的忠诚附庸？是顽固的殖民者，还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一边是要发誓把国旗插到亚洲去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边是决心驯服荷兰人的日本德川幕府，强强相遇，鹿死谁手？大幕拉开，好戏上演。

1627 年10 月，一个庞大的使团抵达江户——德川幕府的政治首府，一座不断扩张中的城市。这个使团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当时该公司作为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欧洲企业，迅速崛起。彼得·奴易兹（Pieter Nuyts）位列队伍的最前面，坐在由六位轿夫抬着的专用轿子中。作为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新近毕业生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杰出顾问，彼得·奴易兹担任此次向幕府将军派出的特使。紧跟其后的随行队伍引人注目，有近三百人之多，其中包括荷兰将士、全副武装的武士、身着制服的青年侍从、翻译、马夫，当然还有许多仆人。这支使团力图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断增长的自信，因此此次出使日本经过精心策划并且开销巨大。他们不仅准备了丰厚的礼物，而且带来了对幕府将军的一系列要求。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彼得·奴易兹就不得不连夜逃离江户。他的使团被草草打发，甚至连幕府将军的面都没见到；他的礼物被弃置一旁；他的要求也被忽略。与来时的隆重排场相比，此次这位特使的返程，没有任何随员陪伴。由于未经官方许可，彼得·奴易兹只能找了几个轿夫来，帮他抬轿以穿过江户漆黑的街道。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等待后终于成行，但是他们尚未到达街道的尽头，就被一个当地巡夜者喝令拦下。这些轿夫惊恐万分，突然扔掉轿子四散而去，留下荷兰特使站在街道中间，孤立无助。

其实这并不是第一个到达日本的荷兰使团。早在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已经有两艘船只抵达日本西部的平户。在抛锚停泊在港口的狭窄港湾后，这次探险的领导者准备派遣一队代表，前去寻求德川家康的接见。当这个小型特使团的目的并不是作为私营商人，而是作为声称代表“荷兰国王”——一位根据莫里斯亲王的模糊想象而精心设计的虚构君主——的大使们，寻求进入幕府官员所称的通商或者商业关系。与这一时期抵达日本的其他外交代表团，比如来自朝鲜或琉球王国甚或是派往亚洲其他地区的荷兰代表团相比，1609年使团实在是太寒酸了。17世纪头十年来到日本的使团，通常包括由相关人员组成的大型队伍，在日本群岛穿行时形成了壮观的景象。典型的队伍来自朝鲜，其中一支于1607年抵达日本，由大约400人组成，其中包括翻译人员、抄写员、精通文学的官员、艺术家、医生、乐师、乐队指挥、军事官员、骑兵、剑客、鼓手、信号员、船长、海上引航员、导游、马厩管理员、号手、信使、仆人、水手和屠夫。相比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仅仅召集了5个人，其中包括两位大使、充当翻译的桑梧特，以及两位不具名的助手。即使与荷兰派往亚洲其他宫廷的使团相比，这支队伍也完全无法拿得上台面。送给幕府将军的礼物更成问题。因为1609年前往日本的使团组织得如此草率，没有带去来自荷兰执政的礼物，而且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物品能够作为可接受的贡品。在选择给幕府将军及其官员的礼品时，舰队委员会的结论是：“虽然礼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船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当作礼物。”解决办法是即兴发挥，以及到附近港口进行短暂的购物。虽然大使们习惯从他们的家乡带去特产，但是舰队委员会决定有必要派遣其中一位成员，带着“1600雷亚尔到长崎去买一些二手或三手丝绸，这可能会使这里的一些贵族感受到被尊重”。

1627年，与18年前抵达骏府的卑微前任相比，奴易兹使团的出使经过精心的策划，由一位真正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精英成员领导，并带着丰厚的礼物。可是，尽管做了大量的准备——花费了成千上万荷兰盾，但是这次出使却是一次绝对的失败。到了有人需要为这次失败负责的时候，这位大使为了逃避因溃败带来的个人惩罚，适时供出一份罪人名单，包括不称职的翻译人员、无知的幕府官员、背信弃义的盟友，以及坚定地要将荷兰人驱逐出日本的敌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从日本传来，他的上司认定：奴易兹自己才是罪魁祸首。他们责骂奴易兹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过于傲慢、过于偏执，最重要的是过于死板。因此，本来应当有一位更好的外交官可以平息幕府的担忧，同时带领使团成功完成任务，但是在奴易兹这里，却毫无必要地使问题严重化了。奴易兹到达日本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卸下了王室伪装，正处在试图摆脱荷兰执政的调解，直接与亚洲统治者接触并提出自己权利的过程中。当幕府官员发现其代表来自巴达维亚而不是“荷兰国王”时，这引发了一场不可能轻松解决的危机。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奴易兹的代表团被困在一个不确定的、介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叙事中，他们既无法证明其与“荷兰国王”的关系，同时又无法证明荷兰总督拥有一个合法执行者的权力。因此，假设其失败源于一个无能的个人，显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大使这一身份本身并不是能屈能伸的工具，更不能靠圆滑的大使来迎合欧洲的愿望。更确切地说，其外交使命必须符合亚洲官员授权的逻辑，并且不是所有的使节都能通过这样的考验——不论其首席代表的个人素质如何。

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使团都在演戏。对像奴易兹这样的特使来说，从船到岸的那一刻起，第一个舞台就出现了。要在这个舞台上表明自己的权威和需求，他们就得格外小心。这一行动本身也就充满了意义。如果说木船是一个将要忍受几个月甚至几年才结束的监狱，那么它们至少提供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空间——欧洲管辖权的浮动场所，在那里大使的权威不容置疑，内部统治可靠。如果在船上都安然无恙，那么到了陆地上，他们将更无所畏惧。为转移到一个稳定的位置，大使们不得不强迫其下属服从他们变幻莫测的亚洲主人，服从他们不能控制的规则，服从他们无法掌控的条件。正因如此，靠岸的时刻需要为随后的使团确立正确的基调。一次成功的登陆可以牢固树立大使的权威，表明他不是普通的旅行者，并且确保未来获得特殊待遇。如果开局不利，那么大使可能一路不顺，甚至还没正式开始就失败了。

为获得想要的东西，特使们准备在他们的船上待上几天，直到登陆的条件成熟。在印度，一个宏伟的、精心设计的登陆仪式安排好以后，托马斯·罗伊才上岸，登陆时由“宫廷护卫用他们装备最好的船只引导我按他们的规定通过；他们的号角和音乐声也以最好的方式出现在我的船只面前”。尽管有这些准备，但是当当地官员按照既定程序，坚持对大使及其随从进行搜查时，他庄严的队伍还是举步维艰。虽然托马斯·罗伊抗议称，作为“强大而自由之国君的大使”，他绝不接受这样的侮辱，但是最后他仍被迫退回到船上，直到研究出新的计划为止。

在日本，奴易兹遵循着相似的模式。与罗伊一样，这位大使决心表明他的职位值得被特殊对待。所有抵达平户的船只在其船员和乘客下船以前，都被要求停在港湾中等待当地官员的检查。大使把这视为一个不可接受的侮辱，坚持认为他应获准立即上岸，并通知有关官员进行检查——他的职位的性质意味着这些规定本不应适用于他。奴易兹坚持认为，这种“傲慢的权力”无法被容忍，因为这会破坏其使团特有的基础。当他的抗议行为未能奏效时，他决定不经过搜查便擅自登陆，从而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平户的官员不能区分一位官方特使和一位普通荷兰商人之间的区别，那么他就必须通过行动向他们证明。

离开平户，经过大阪，努伊兹使团进入江户的西部边界。在平户地方官员的陪同下，队伍缓慢穿过为迎接他们而特别清洗过并铺上沙子的街道。与这一时期抵达平户的其他使团一样，他们吸引了众多人围观。为使通道更为畅通，德川幕府当局已经封锁了连接的街道，这样大使们可以在没有旁观者围观的情况下顺利通过。成千上万的观众聚集在这些交叉路口，他们渴望看一眼异国的游客——根据大使的日记，他们“人数众多且井然有序地看我们经过”。但是，当使团队伍到达市中心附近指定的住所时，奴易兹要求获得更大尊重的潜意识倾向再次浮现。与其他外国特使一样，他们被安置在一个被暂时征用的佛教寺庙里。在缺乏其他合适建筑的情况下，寺庙被认为是招待大型外交使团的自然场所，这比另一种替代性选择——要求德川幕府腾出一位大名的住宅——要合适得多。不出所料，奴易兹并不这么认为，他坚持认为这样的住所不适合“住这样的人”，但当他得知这是幕府将军专门下达的命令时，他同意做出让步。

奴易兹派遣他的副手彼得·缪瑟尔前往平户领主那被高墙围着的住宅中会见将军的官员伊丹康胜。本来缪瑟尔期待一次友好的对话，但是相反，他受到了一次长时间的审讯，因为德川幕府对使团的确切性质有所担心。问题由伊丹康胜提出，但是还有两位僧侣出席，后者在日记中被描述为“日本巴本”（Japanese papen），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记录着缪瑟尔的所有回答，然后提交给江户城堡。对这位副大使来说，这些沉默的记录员的出席显然令人不安，在他的日记中，不论什么时候提及他们，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很明显的焦虑弥漫其中：这些都是不可信的“狡猾而奸诈的人”，他们这些危险的人将影响到使团的成功。为什么他会感到如此明显的不安呢？

对进入新世界的欧洲人来说，写作是包括火药和兵器在内的强有力的技术的一部分。在荷兰，如果一位作家因具有书写和保存记录的能力而被授予“文字优势”（literal advantage）的称号，那么荷兰帝国的宣传员们会感到很高兴。如果“说”是人与兽的分野，那么“写”则是划分不同社会的标准，它成为某些社会的优势。正如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所说：“上帝于此赐予了额外的恩典，人已经超越野兽，现在一个人可以超越另一个人；人与人相比，有些被认为是文明的，他们通过使用文字和书写，表现得更友善和虔诚，而其他欠缺（文字和书写）的人则被认为是残暴的、未开化的、野蛮的。”他解释说，由于他们的记录手段仅限于言语，新世界的人直到现在仍然处于困境。而欧洲人因为具备书写的能力，获得了一种与伟大的“主教、先知、使徒、天父、哲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联系在一起的不朽，这使他们能够超越无情的短暂生命，同时也使他们与他们在美洲发现的野蛮人区别开来。然而实际上，进入亚洲的欧洲人遇到了高度文明的社会，在这些社会里，书写被用于许多不同的目的。比如在德川幕府，荷兰人发现这是一个由稳步扩大的官僚机构服务的政权，其规则以书面材料的不断积累为基础。面对这种文化，任何有关“文字优势”的观念在这里都烟消云散了，并带走了欧洲人在新世界表现出的特有的自信。两位僧侣“在我们还没说完之前就把一切都写下来了”，而纸上发出的轻微的声音，提醒着缪瑟尔双方都保有记录。尽管欧洲在新世界扩张的推动者可能会因亚洲没有野蛮历史而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在亚洲的同行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录——欧洲人对此没有控制权。在这一刻，缪瑟尔恍然大悟：使团的命运不是由荷兰文字，而是由日本文字决定的。实际上，这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团在德川幕府外交档案中若隐若现的存在。尽管他们试图虚张声势摆脱麻烦，但是这位副使发现，他们无法逃避那些荷兰东印度公司早期在日本的使团遗留下来的记录性证据。伊丹康胜的两位记录员记录下了缪瑟尔临时给出的弯弯绕绕的解释，他们只要回头看自己的记录就能揪出自己一连串该死的矛盾。随着勇气的丧失，缪瑟尔的镇静很快被打破。这种经历类似于审判，令人不安，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全部“都以这样不恰当的方式，伴随着这样的强势追问，仿佛我们是普通的罪犯似的”。不管怎么看，很明显，大使的根基和使团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就在几天前看起来还很笃定，现在却悬而未决。

荷兰使团命运究竟如何？请看《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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