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衰亡史》读后感锦集

《大英帝国衰亡史》是一本由[日]中西辉政著作，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2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英帝国衰亡史》读后感(一)：大国也活一口气

古话说：人活一口气。从中西辉政《大英帝国衰亡史》这本书看，恐怕大国也是靠着一口气活着，这口气就是“精英价值观和精神构造”。一部大英帝国衰亡史，就是英国治世精英们价值观异化、精神委顿、心态崩溃的历史。

一般认为，大英帝国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603-1783），自伊丽莎白女王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至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由于重商主义发展，大英帝国达到兴隆期；第二时期（1815-1902），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至英国陷入布尔战争的泥淖，自由贸易盛行，英国处于大不列颠治世；第三时期（1914-1956），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二战、印度独立和苏伊士战争失利，大英帝国处于衰亡期。不知是否为巧合，在每一个时间节点，总有那么个人物印证了时代精神的转变。比如在英国兴隆期，“另类绅士”威廉坦普尔秉持外交的绅士情操，塑造了英国外交的精髓：权力平衡；在大不列颠治世走向下坡时，查理戈登被杀、维多利亚女王去世、英国因为陷入布尔战争备受国际指责；而在大英帝国彻底衰亡时，是丘吉尔亲自送葬。

既然说，帝国的衰亡往往是精神层面先颓废了，那精英们没法感知吗？当然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崛起的法德等大陆新权贵，英国精英们围绕着自由贸易已然展开争吵，试图变革。但正是那些曾经造就大英帝国伟大的因素成了而今制约改革的桎梏。随着一战的爆发，英国的改革被迫停滞。战后世界格局重新洗牌，英国民众的精神里早已不复大国心态，政治精英的努力终究付诸流水。而后二战打响，丘吉尔在电台讲话里强调的“我们必须胜利”鼓舞了英国民众信心，但是盲目扩大的对德作战规模让英国国家购买力在1941年时就已经趋近于零了，英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到了战后难以返还的规模。就这样，丘吉尔最终以体面的胜利宣告了大英帝国的彻底陨落。

现在的英国正上演着年度大戏：我与欧盟那些事。全民公投决定英国脱欧，脱欧协议却屡次被议会驳回，脱欧或成闹剧。如此闹哄哄的场景，英国那些前辈精英们该如何看待？

纵观整个历史，还没有大国在衰亡后能够再次称霸。曾几何时，中国也曾经是世界最强盛的国家。现在我们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说不仅国力要强大起来，还要文化自信，让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辐射世界。这个时代生机盎然，每个人都在喊着奋斗，或许这就是那股气吧？

《大英帝国衰亡史》读后感(二)：国家衰亡与人物命运的交响 ——《大英帝国衰亡史》书评

大英帝国以精英统治和威信力维系的方式，将米字旗插遍世界的各个角落，终成大英帝国日不落的宏大图景。我们无法否认这个过程中的血腥与掠夺对殖民地人民带来的创伤，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地区以一种不情愿但却又不得不接受的方式迈入了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此而言，其影响力所及甚至超越了大英帝国本身的范围。 但不知何故，市面上很难见到一以贯之的对于大英帝国衰亡的相关研究，众多学者的解读只是为这个热点问题提供了深度和可能的向度，但这些论著对于大英帝国并不怎么了解的人来说，只不过让人更加望而却步罢了。“大英帝国衰亡”这个热点话题在大众眼中，要么是稍显晦涩，要么是阐述不清，很难让人产生兴趣。机缘巧合之下，有幸读到中西辉政的这部《大英帝国衰亡史》，十分开心，它不仅以清晰的逻辑线索为人们串联起大英帝国的兴衰史，同时也能通过生花妙笔历史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和大英帝国的兴衰荣辱结合起来，比如殉教者戈登、阿拉伯的劳伦斯以及另类的丘吉尔，展现出了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和人文素养。与此同时，本书宏观史和微观史相结合的写法也会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不仅上承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史，又是对新文化史的积极回应。 作者以三次著名的战争作为英国兴起的可见标志，依次发生的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逐渐确立了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米字旗随风飘动的地方便是英国势力所及，其成功不仅源自于强大的经济力量和优越的军事实力，同时也是英国审慎和理性的精英品格所造就的结果。1851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预示着不列颠治世达到了顶点，它在展示了英国无与伦比的成就之时，也埋下了英国衰亡的伏笔——虚张声势的自信满满。 大英帝国的衰亡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如果说失去北美殖民地的战争只是其发展路径上的短暂挫折，那么布尔战争的失利则是使大英帝国“气力丧失”与“活力颓废”的开始——对帝国统治正当性以及对英国本身道义立场信仰的动摇，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人们的犹疑。但大英帝国并没有快速退出历史舞台，如此庞大的体量想要完成快速“瘦身”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帝国在认识到身处衰退危机之时也做出了反应——在“效率改革”与“理念改革”中摇摆但最终却“无法修正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伟大制度与价值观”。在错过了将自己从衰退的泥潭中拉出来的最佳改革时机后，大英帝国的衰退已是既成事实，无法挽回。一战和二战的接踵而至，德国和美国的强势崛起，以及英国出于自身种族偏见、念念不忘的大陆均衡理念所导致的决策失误，最终将这个苟延残喘的帝国送回了它的原点。二战之后的国际格局是各殖民地不断要求民族自决和独立的历史，同时也是美国和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的历史，英国虽有恢复其往日荣光的念想，但不论从其自身实力还是外部环境而言，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失去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通过对典型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和其心理的合理描画，将帝国的衰亡与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既不失历史书写的合理性，同时也增加了其趣味性，读来十分生动，让人难以释卷。比如对于殉教者戈登的描写，他青年时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得到历练，壮年时期伴随帝国的扩张，在中国带领“常胜军”造就了“中国人戈登”的声誉，或许正因为其前半生的成就过于耀眼，所以他最终在苏丹的悲情死亡就像是帝国衰亡的隐喻一样，“戈登之死”也就成为了英国衰亡的“折返点”。再比如作者对于丘吉尔的另类解读，他并不否认长久以来史学界对于丘吉尔功绩的肯定，只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丘吉尔的抉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抛去帝国必然衰亡的宿命论史观，或许历史还有其它可能的向度。丘吉尔带领大英帝国取得二战辉煌胜利的时刻，也是英国人民抛弃他的时刻。并非英国民众不道义，只是他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配给制生活的不满所做出的选择。所以，丘吉尔在德国无条件投降数周后大选中的落败也隐含了帝国最终的结局。 二战结束后，英国从原来的众多殖民地撤出，米字旗在世界各地渐次降下，它最终回归到了那个生养它的英伦小岛，像一个历经辉煌与磨难的游子一般，回归家乡，或有不甘，但也属必然。

《大英帝国衰亡史》读后感(三)：丘吉尔是大英帝国的败家子？

中西辉政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日本学者。这本书早已有繁体字译本，我读了且印象深刻。

丘吉尔宁死不屈的传统形象深入人心，在电影《至暗时刻》中再次得以表现。

可中西辉政不以为然：

1940年6月，巴黎被纳粹德军攻陷当天，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最后的胜利”的演讲，如此疾呼：

“如果大英帝国还能持续千年，我们要让后世都称赞‘此刻正是帝国最好的时光’。”

这些话最后成真了。英国获得“最后的胜利”。1940年，英国人万众一心对抗敌人的英勇岁月，的确是帝国“最好的时光”。但帝国却没有等到往后的“一千年”，不到十年，就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

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大英帝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思考丘吉尔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时，或许他的话像是一种“命运之声”。包括丘吉尔在内，几乎没有人能预测到“最好的时光”将成为“最后的时光”。尽管如此，这句话远超丘吉尔所意识到的范畴，似乎在这句话的深处，有着帝国对日渐逼近的“灭亡”所抱持的“放弃”般的独白。但他们需要更长的岁月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些。这就是大英帝国衰退与崩解的历史上最为沉痛的一段。

1945年5月，阿尔卑斯山以南的百万德国大军，都表示向南欧战区联军总指挥官——英国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役中生还）投降。三天后，西北欧分属陆、海、空军各军种的德军，也悉数向英国将军伯纳德·蒙哥马利（经历过伊普尔战争）投降。同时，在缅甸仰光，日军也向威廉·斯利姆将军（加里波利之战的生还者）所指挥的英国第十八军投降。英国史无前例地在战争中担任先锋，成为“胜利的主角”。

自古以来，除了海战，英国在诸多战役中都不是先锋，通常只透过同盟关系或提供经费以求“盟国”的团结，或只在重大局面之中投入少数精锐部队加入陆上战斗，以确保身为“胜方一员”的地位。

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难得地在欧洲大陆参与主要战斗，也就是在战争中正面攻击敌方，并把接受敌方全军投降的机会慎重地让给法军。且由于一战中英军大量牺牲的记忆，使“绝不要再发生同样的事——陆战的大量阵亡”的反省在战争期的英国生根。

但二战的状况完全不同。的确，在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之上，有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形式上保有“盟军最高司令”的地位，但除了对日战争外，美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与扮演的角色，都不如英国重要。

因此在战争结束时，许多英国人仍无法理解自己国家的立场。

与美、苏并列“三大国的一员”的这个幻想，在战后仍继续深植于英国人脑海中，但思及逐渐崩解的国力，却更令人感到沉痛。

从这一点来看，二战对英国而言或许比日本、德国更为悲惨。在人民与国家的不幸之中，抱着过去的幻影活下去，结果一直被慢性的“病魔”所折磨的痛苦非同小可。尤其在不知不觉中，国家渐渐失去活力，或许也可说是一场惨痛的悲剧。

其实在当时，甚至是不列颠战役之后，大英帝国都仍有选择其他“战法”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击退对英国本土最大威胁之后，评估能维持英国经济资源以及长期存续基础的战争形态，在所需的战斗与投入的资源间——尤其是透过出口勉强获取一些外汇来支撑财政——追求最佳平衡。

的确，缩小对德抗战的规模，或许将使胜利的目标更远。但是，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战斗，等待敌方的疲敝或其他大国参战，这才是过去在许多战争中获胜的“大英帝国作风”。而且在丘吉尔上任前，政府与军方大致都以这样的作战策略为大前提，如果欧陆作战大败，就策划如不列颠战役的状况，改变优先级，提升战斗机与雷达水平，设法勉力挽救英国。

丘吉尔采取的政策，似乎与他过去所参加的20世纪30年代战争中的“绥靖政策”与“对希特勒之和平”路线有所不同。即是说，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不管希望对英和平的纳粹德国如何应对，都选择以超越大英帝国经济面以及军事面的能力与资源，进行大幅超乎过去所预期规模的对德全面战争。

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就在于，即使发生大战，对于“不计代价求胜”这个选择应该审慎评估，并极力避免。动摇国本而获致胜利，对国家而言可能比战败更危险，这是西班牙等大国衰亡带给我们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