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打字机读后感摘抄

《中文打字机》是一本由[美]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98.00元，页数：4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文打字机》读后感(一)：【转】刘年凯：技术语言困境下的中文打字机——评《中文打字机历史》

【作者简介】刘年凯，山东泰安人。北京大学第四纪地质学博士（2016），博士论文题目为《释光技术在海洋沉积研究中的新应用》（New applications of luminescence method to marine sediment studies）。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助理教授，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收藏研究部门负责人。 研究方向：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仪器史、科学博物馆学。

《中文打字机》读后感(二)：没有字母的中文：拆解，重组，走向“输入”

中文打字机是技术的社会建构、社会的技术建构的缩影，同时反映了中文与全球现代性的关系。通过20世纪的中文全球适应性问题，西方对东方的歧视与偏见从充满政治色彩的种族领域，走向技术设备领域。从这个层面上看，对中文打字机历史的梳理十分有必要。

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中，墨磊宁提出“技术语言学”的概念，可以说，整本书都是围绕这个“让中文书写纳入全球信息的现代化进程”而进行。

20世纪，雷明顿公司的单切换键盘打字机统治了字母文字世界，成为衡量世界文字“效率”和技术语言现代性的标杆。遇到自成一体、难以拉拢的中文后，谢卫楼、周厚坤、舒震东等中外工程师、语言学家从常用字、拼合、代码三种逻辑尝试拆解中文，在国际关系和市场因素的影响下各自发展与失败。直到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把这三种逻辑融合起来，以建筑学分类法对汉字进行分类，这在语言学实践中史无前例。更重要的是，林语堂关于“输入”理念的引入和实践，开创了一种新的机械书写和人机交互模式。“输入”，以及随后人们在打字机使用过程中对“预测文本”的实践，支撑起现代中文信息技术的发展。

全书翻译非常流畅，译文语言风格正统，同时在生动处能鲜活起来，可读性极强。

也许是为了配合主题，全书字体比较接近活字印刷的粗体宋体，字重很大，阅读感很好。引文是有压印感的活字印刷体，很有代入感。

如果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对中西方社会和历史进行比较，是最易写的主题。而深陷于西方视角，从西方优越论出发，又是这些主题中最易出现的内容。

这本书虽然也从西方的打字机写起，但开篇就主动打破西方优越的倾向，破除对字母文字的神圣化，提出西方基于拉丁字母的信息处理技术是“一种伪普适性系统”、有类似语言帝国主义和霸权的倾向。“人们把中文打字机的字盘比喻成辽阔、奇异的月球表面，而把中文打字的过程形容成‘堪比登月’。”西方对“中文巨兽”和庞大中文打字机的荒诞设想，底色正式对中文的驱逐、对东方的歧视与批判。

引言部分与其说意在说明“中文里没有字母”的背景和事实，不如说是通过大篇幅的历史梳理和例证，首先剥离西方优越的前提，打破西欧和美国对中文的夸张想象，把观察的视角放在中西界线之中，尽量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回溯历史脉络。

这本书写到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和新中国成立后打字机在字盘编排方向的改进后结束，在结语中顺畅引入了作者下一本关于中文计算机历史的书。整篇结语的落点，依然是消除西方对“中文巨兽”的偏见：“当我们继续探讨计算机和新媒体时代下中国和全球的信息技术时，我们仍然面临着一项巨大的挑战：把我们的想象力从一段从未发生过的历史中解放出来。”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方面是历史研究方法中对预设的审视和解构，以及对批判性反思的实践，另一方面更像是一种中国文化发出的自证的声音，只不过这样的自证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或者说，这是“他证”比较合适。

英文研究专著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大量同义替换传递出的观点和倾向，这简直是我看外国作品的一大乐趣。中文喜欢重复，一眼扫下来，满篇是整整齐齐的同一个关键词。相比之下，英文忌同词重复，专有概念解释清楚后，还会用大量同义替换进行多角度的描述，有趣得多。在不惧怕类比、比喻的情况下，极具情感倾向的动词、形容词、副词频频出现。这并不会弱化或消灭论述中的精准与理性，反而正是在这种充满感性的描述性话语中，说理过程变得更加广泛、更加生动鲜活、更加直观可感。

这也是全书中我最喜欢引言的原因——对中文特征、中国文字改革与现代性发展和中文打字机历史的进行综述性介绍，把握透彻，又增加了许多全球全局视角，同时不失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微妙调侃；点明西方在字母打字机基础上对中文开展的围剿与驱逐，傲慢到直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西方仍旧对中文无甚了解，从19世纪到21世纪，从打字机到奥委会规则的伪普适性暴露得淋漓尽致……尽在这篇短短的引言中。

正文以历史梳理和史实考据为主，生动有趣的语言少了很多。不过配合前后文，同样让人拍案叫好：

此外，书中还有两个让我有触动的点。

一是关于中文本质特征与其形成的拷贝文化，来自徐冰为本书作的序言。这种观点我第一次听说，觉得有点道理，但不知推论在何种情况下或受到什么因素影响，才算成立。

二是关于中文打字机是“失败者的历史”，这是一种对我来说很新的观点，我暂时没有知识储备进行讨论。

《中文打字机》读后感(三)：探寻“习以为常”背后的不寻常

感谢豆瓣鉴书团与新民说赠书。

《中文打字机》书里这样描述如今大多数的中国人如何使用标准QWERTY键盘打出汉字，或许多少会让字母文字世界的其他语言使用者感到惊奇：

我无从得知身在字母世界的读者们读到这一段与他们日常的输入方法截然不同的中文输入方法时，是否会如作者预料般惊讶，但作为多年来浸淫其中的中文输入法使用者，看到似乎具有不言自明般正义性的输入规范被西方作者如此不厌其烦地复述一遍，似乎如此日常与切近的话题也值得被重新认真审视一番。而如今，已经熟稔于中文打字输入法，甚至能够将输入选词输出的速度降至个人范围内最低的限度内我，回头看年幼时如何学习在电脑上输入中文汉字的时候，也会惊觉我彼时其实并没有在认真学习如今已如呼吸般习惯的拼音输入法，甚至时至今日用手机输入汉字，也会与朋友分隔出界限分明的所谓“九键党”与“二十六键党”。当这种“习以为常”在生活中一次次被挑战时，或许我们值得惊讶与探索的不只是接过朋友手机发现其使用的跟自己并非完全一致的输入法，而也应当向历史的脉络中溯回，尝试探索我们如何将这一古老的文字印刷在油墨上或搬上电子屏幕，本书《中文打字机》正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我愿意尝试以本书历史发展相反的顺序，回顾或复述本书作者墨磊宁在本书中描绘的一段属于“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与我在学校一年级时即开始学习的汉字与拼音不同，同时期我的打字启蒙老师即我的母亲，传授我的一套汉字输入法是和学校教授完全不同的“五笔输入法”。在许多个夏日午后，想要获得她办公室里电脑的片刻游玩权利，必须要熟练背出如今和当时看来都“天书”一般的五笔字根，并在金山打字通上打完一篇文章。时至今日我已然全盘忘记当时刻苦背下的五笔输入法种种，彻底投奔向学习曲线更为平滑，联想词也更符合我心意的拼音输入法。而并不擅长普通话的母亲则坚持在工作的电脑上使用五笔输入，在生活的手机里使用手写或语音输入，并坚持相较于我们这些只会拼音的“普通”输入者而言，采用截然不同的汉字逻辑的五笔输入法更快更专业。

从她的工作需要和个人因素影响来看，对汉字语音不作要求，而能够做到看到字就可以“拆解—编码—输入—输出”的五笔输入法当然最符合需要。然而如今看来泾渭分明的五笔输入法和拼音输入法之间的差距似乎远不如她所描述的“鸿沟”，原因正在于如今无论采用哪一种汉字输入法，只要仍然使用目前最为流行的QWERTY键盘，其底层逻辑永远也离不开墨磊宁所谓“‘识别—候选—确认’的重复性过程”。即便我母亲和许多同她一样的五笔输入法使用者一再强调，相较于重复编码多的拼音输入法，五笔输入的选词更为精准，是流行的输入法里距离“盲打”最近的输入程序，她们也不得不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在选词框里确定自己即将输出的就是自己想要的那个汉字。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是殊途同归的。

而无论是拼音输入还是五笔输入，其核心在于我们心中所思所想落实在电脑屏幕或纸上之前，需要经历一层字母世界竭力想要隐藏在屏幕背后的程序，但对于业已接受“所见非所得”的中文世界打字者来说，这一道程序的出现和使用已然非常自然，以至于尽管我们同样可以使用相同的键盘打出英文，也不过是将输入法上的中文模式调转至英文模式，而浑然不觉这对于电脑来说近乎是两种“输入—输出”方法。

而在大众的中文输入方法趋于一同时，我们可以向前追溯目前最为流行的输入方式至林语堂先生与他的“明快打字机”，这也就进入到了本书所讨论的历史之中。这位在美国和中国都享有盛誉的文化名人，也曾花费相当长时间在尝试解决“如何制作一台能够与西方打字机齐名的中文打字机”这一问题上。而其在四十年代所制造出的可能是“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中文打字机”，已经具备了我们现如今中文打字的诸多规范要素：

键盘上有72个键，当按下其中的一个键时，机器内部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但纸上却不会出现任何字迹，至少不会立即出现。按下第二个键，齿轮再次转动，但纸面上仍然没有输出。不过，这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8个汉字出现了，不是出现在纸上，而是在打字机上一个专门的显示框中。只有在按下第三个键，也就是8个数字键之一时，一个汉字才最终被印在纸面上。

现如今的中文打字者当然能够一眼辨认出，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已可以算作如今中文打字输入法的雏形，然而这样的输入方式即使是在如今依然与字母世界中常见的“所见即所得”输入方式背道而驰，因而也难获理解。而即使是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能寻得的某种“最优解”，似乎仍然难以与字母世界中按下一个键即获得确切的反馈相抗衡，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更为古早的时间内，发明与使用一台中文打字机在非中文使用者眼中是何等的天方夜谭，而想象中的中文打字机，或许应当是某座如水库一般庞大的巨兽。

这种想象今日看来荒诞不经，然而其中折射出的非中文使用者对中文的理解这一现实问题，却也长久地阻拦在每一个想要创造出杰出的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者面前：中文打字机里没有字母。对于字母世界的文字使用者来说，不同打字机需要克服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发明与生产出不同的打字机型号以满足其不同的字母，而当这一问题被成功克服，打字员接下来所需要做的不过是使用业已设定好的各字母连词成句，以至于最终由口说之话演变为一篇纸上文章。但对于不具备字母的中文而言，我们似乎连确定中文中与字母地位相似的基本结构都苦难重重。在字母世界的想象之中，中文打字员需要站在整座房间一般大小的中文字盘前，急急奔走找到自己想要的字，尔后才能在一天时间内完成一篇中文文章的打印。这种想象广泛存在于各类艺术创作之中，但这座巨兽般的中文打字机却从未真实存在过。每个中文读者读到这种想象时，也恐怕都会想到那个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活字印刷”发明故事，而我们同时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在古代中活字印刷的确算得翘楚，但已无法应对近代以来我们共同面对且不得不面对的时代巨变。正如打字机与语言的变化影响我们，我们所经历的生活也正在要求语言与机器为我们而变。

早期的中文打字机在谢卫楼、周厚坤、舒震东等人的努力下，尝试使用常用字、拼合、代码等不同逻辑拆解中文，率先在中文自身自成一体的结构面前“败下阵来”的是对中文单字笔画和结构拆分，其最终打出来的字不伦不类，缺乏其应有的美感。而经过学者和研究者对中文典籍的常用字分析之后，中文打字机最终趋于采用常用字的方式来解决似乎永远也无法完全容纳的中文汉字海，而这一时期的打字机也最终稳定在使用25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来应对实际上无法计数的中文汉字挑战。

这种常见字的解决方法不止在初期的中文打字机发明上卓有成效，直到电脑输入被广泛使用的当下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并也成为了某种真理与规范性的存在，反而从原本界限并不分明的汉字中划出某类如今看来相当明晰且具有正当性的存在。而事实上，对中文常用字的统计在活字印刷与打字时代早期即被反复使用与验证，那些出现频率高的汉字会被印刷者与打字员精心挑选在打字机内或印刷版上，而与之相对的则是使用频率不那么高的“生僻字”会被暂时放置在机器之外，打字员不仅需要牢牢记住打字机内那些有千钧之力的常见字的位置，也需要时不时地从生僻字内选择出自己需要用的字放入打字机内。

时至今日，电脑中文输入法似乎已经可以满足我们尽可能的需求，但这一问题仍然在不同时刻现出身影吸引我们的注意：长辈们动用字典翻出来的名字未必能够被顺利输入进每一个电脑系统内，字体转换或简繁体转换时也总有一些汉字逃逸出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瞬间转换”，固执地停留在更常见包容更多的字体内……每每这时我们才会惊觉那个被我们“误以为”早已解决的中文输入问题在今天仍然相当固执地存在，在今天的电脑时代时不时地探出头来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些麻烦，而在一百年前则紧紧地缠绕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性等问题上呼唤着每一个关心的有识之士来尝试解答。

而本书《中文打字机》正开始于2008北京奥运会上不寻常的国家入场仪式上，不具备字母的中文使得奥运会中惯有的以东道主国家字母顺序排列国家顺序的“普适性”规范被打破，而最终的解决方法则是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国家与地区最终“入乡随俗”，以笔画的顺序进入鸟巢。作者由此追溯一段中文打字机的历史，最终落脚在林语堂发明的“明快打字机”与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发展与变化。序言里王敏有些困惑地提问道：“这样一个有关汉字的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样一本有关中国历史的有价值又十分可读的书是出自一位西方的学者之手，这令我汗颜。是我们觉得中文打字机题目太小，太窄？还是难以找到史料？”

而在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石静远(Jing Tsu)也以《林语堂与“明快打字机”》为题记录了这一看似于中国文学史无关的事件，并称赞这一发明“实现了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所确立的现代性双重要求，即同时拥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尽管王德威主编的这一次文学史尝试诸多不足，但在真正阅读到这一篇章之前，我们似乎也很难想象中文打字机这一实质上对中文文学与历史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会正式出现在某一本被命名为“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之内。

也许并不是题目太窄，太小，也并非史料难寻，而是从普通读者到“做学问的人”，都太容易困在“习以为常”之中，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