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经典读后感有感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由[法]卢梭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156图书，本书定价：35，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一)：自由的限度

这本书里，卢梭主要讨论了在契约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及政府，人们通过契约把自己的自然权利让渡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基本组成结构。其中，“契约”证明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卢梭以“人之本性”和“法之自然”的角度来论证是否存在合理而又确定无疑的执政规则。也就是说，他站在“平等与自由”的角度来推论一种政治体系的合理性。他追求自然自由、社会自由、以及道德自由三位一体自由观的价值体系。第二次读这本书却有和第一次全然不同的体验。记得年初读这本书时，我感动于“人是生而自由”的价值观。这一次，我更多关注于他的逻辑论证过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状态逐渐消失，劳动分工、私有制、阶级产生了。在立论方面，我觉得卢梭和洛克以及马克思是一致的。但后来在网上看了一些解析，其中有很多关于对比卢梭和洛克不同的分析。希望读洛克的《君主论》后能够解决这个疑惑。

无论是出于观念的相似还是哲学造诣的提升，我能够基本理解卢梭的概念和逻辑推论，但它们仍然是零散的，使我无法将其归纳为一体进行复述。此外，读这一类书让我不得不意识到历史知识的缺失是如何限制了我的理解能力。不久的将来，我将不得不投身于学历史的艰苦任务中。

尽管这类讨论起源和本质的哲学经典著作很难直接用于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但这无法动摇他们的地位，就像人类永远也不应该放弃自由那样。这些书能够让我们理解社会现象、结构、起源和更为纯粹的逻辑关系，因此，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仍是一部值得我们去研读的书。总之，在这本书中，我收获了很多知识和感动，但仍旧无法建立起一套卢梭完整的价值体系。我还可以分析其内容，但我已不想再分析更多了。就像卢梭在这本书的最后写的那样：我应当始终把眼光放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二)：欢迎参加 “书峰杯”书评大赛

“书峰杯”书评大赛公告

读书，是最容易做的事：随手翻开书本即可，戳戳手机电脑即可。读书，是最快见效的事：无聊时读书，让人充实；得意时读书，让人冷静；失意时读书，让人振作。来吧，我们一起读书！

为培养良好的阅读氛围，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与《西部法苑》编辑部联合举办“‘书峰杯’书评大赛”。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参赛人员

社会各界人士，但是，西北政法大学在校生只限于本科生、研究生。

二、书评书目

应从以下书目中，任选其一，撰写书评参赛：

（一）卢梭《社会契约论》（钟书峰译，法律出版社 2017年12月第1版）。

（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钟书峰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

（三）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钟书峰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

三、交稿要求

（一）交稿时间：2022年6月17日至2022年8月31日。

（二）交稿方式：发送至邮箱：xbfy2021@163.com，附件格式为word；邮件标题：书评比赛+院校、机构/学院 （年级+班级）+姓名。文末需附作者相关信息：A.在校学生：作者姓名、学号、学院（年级+班级）、联系电话；B.社会人士：作者姓名、基本信息或者所在单位、联系电话。

（三）作品要求：不少于 3000 字，须为本人未经发表（包括网络发表）的原创作品。书评作者应保证参赛书评拥有独立、完整的著作权，不得侵权。提交参赛书评，即同意将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利授予主办方。主办方拥有展示、宣传等权利。

四、奖项奖品

（一）奖项

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奖若干名。

（二）奖品

一等奖：奖状，钟书峰先生签名赠言译作（自选 3 本）。

二等奖：奖状，钟书峰先生签名赠言译作（自选 2 本）。

三等奖：奖状，钟书峰先生签名赠言译作（自选 1 本）。

优秀奖：奖状。

（三）钟书峰先生签名赠言译作目录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钟书峰译，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

2、卢梭《社会契约论》（钟书峰译，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3、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钟书峰译，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

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钟书峰译，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5、泰戈尔《修行：生命的证悟》（钟书峰译，法律出版社 2019 年版）。

（四）本次参赛优秀作品，经《西部法苑》编辑部三审评审通过后，有机会择优选送至《西部法苑》刊物或《西部法苑》官方微信公众号刊发。

六、主办方

（一）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二）西北政法大学《西部法苑》编辑部

七、活动咨询

西北政法大学《西部法苑》编辑部，联系邮箱：xbfy2021@163.com。

八、特别鸣谢

翻译家：钟书峰先生

钟书峰，法学博士，2014年入选国家“双千计划”人才库，曾挂任深圳大学法学教授、分管科研和研究生工作的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已出版翻译作品三百余万字，代表译著有《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论犯罪与刑罚》《旧制度与大革命》《修行：生命的证悟》等经典名著。

来源：《西部法苑》微信公众号

欢迎转发！欢迎参赛！

《社会契约论》读后感(三)：输在起跑线：读《社会契约论》

经典总是常读常新。

如果你关心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和将来的命运，如果你不仅仅满足于GDP世界第二（或说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如果你好奇、疑惑、无力于很多现实问题总是反反复复治标不治本，如果你惊讶于同样生活在玩手机看好莱坞大片上亚马逊购物的二十一世纪，不同民族国家在文明程度上却依旧差距悬殊甚至无法对话，那么，也许你可以读一读这本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是的，就是那个写过《爱弥儿》《忏悔录》《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的卢梭。

周有光先生说“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比如，乾隆皇帝和华盛顿总统，第一眼看到这两个名字，你是不是觉得这俩人一个是古人，一个是现代人？在思考你为何有这样的感觉同时，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人的生卒年份：

乾隆帝 1711年—1799年

华盛顿 1732年—1799年

乾隆高寿，略长华盛顿，但他俩是同代人，均死于1799年。两人都曾为最高统治者，退位时间也几乎同时，乾隆帝在位：1736-1795，华盛顿在位：1789-1797。那么，区别是什么呢？

看看两个同代最高统治者的上位和退位：

先看上位：清乾隆帝子承父业，从大禹传位给儿子启开始，中国皇位就是皇帝家事，跟老百姓没啥关系，不乏篡位或造反，但即使这样也无非是换个姓，继续传给自家人，即便宫斗争位也多在皇子之间，不新鲜；华盛顿是经过全体选举团无异议的支持而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其同时也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以“总统”为称号的国家元首，首任总统），在接连两次选举中都获得了全体选举团无异议支持，一直担任总统直到1797年。

再来看退位，都是主动退位，却依旧有区别：

乾隆在位60年，1795年主动退位——为表尊敬和谦逊，不能超越祖父康熙在位年数，否则是不孝不敬，退位后毫无悬念地传位给儿子嘉庆帝，不新鲜；华盛顿呢？在两届任期结束后，1797年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回农庄继续当农场主，按照中国文人的田园梦想，归隐去了。

我们出现这样的气象，要从八十年代邓小平带头打破干部终身制，提出干部退休制开始。邓小平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1989年，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消息传开，人们惊愕之后对邓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相距华盛顿自愿退位，时间过去192年。192年，记住这个时间差。

今天讨论许多眼前的问题，我想也许都可以从这里开始，才能更客观从容，对历史报以“温情和敬意”（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语）。任正非先生说贸易战实质是中美基础教育差距，其实差距很早就开始了，192年前，我们已输在思想起跑线。

“人们的思想塑造了他们的行为”，深受西方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等人文思想影响的美国农场主华盛顿，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现在可以谈谈本书了。

有人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只是刚刚撕开了套在人类身上的“笼子”；启蒙运动在进一步撕裂套在人类身上“笼子”的同时，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而卢梭在启蒙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如何？

马文•佩里在《西方文明史》中写道：“卢梭给旧秩序带来的威胁超过启蒙运动时期其他任何思想家。他的理论被视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是对国王、教会和贵族权力的直接挑战。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名字被用来为民主制度申辩。”

卢梭自己对本书的评价是：在已写就的可以抽出单立成篇的章节中，它最有分量，窃以为最值得公之于众。

本书序言说：

《社会契约论》这一名著改造了当时人们所使用的“权利”“自由”“政府”“主权”“公民”“法律”等诸多基本概念，赋予其全新的更为准确的含义。但本书的贡献，更主要的不在于概念，而在于思想，其中社会契约思想，不仅改造了社会契约这个概念，而且发展了社会契约这一思想，由于他不同于在此之前的古希腊古罗马的社会契约思想，也不同于在此之前的以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契约思想，而是从概念到思想，都具有原创性。

本书四卷：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第四卷讨论社会组织。

《社会契约论》第一次提出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

开头就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它刚一问世就遭到了禁止。卢梭本人也被迫流亡到英国。但《社会契约论》引发了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国家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便来自《社会契约论》。1789年法国国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社会的目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的”、“统治权属于人民”等内容充分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该书直接为不久以后问世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及其权利法案、法国《人权宣言》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部宪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被西方各国在政治实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构成今天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系。

1762年卢梭《社会契约论》发表后：

1776年，美国发布《独立宣言》。

1789年，法国发布《人权宣言》。

在知识储备方面：

1772，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完成《百科全书》（共28卷，两千万字，71, 818条条目，2,885张插图，包容历史、哲学和文学，商业、技术和工艺）。本书作者卢梭撰写其中部分音乐条目。

我们呢？

1782，清朝廷组织编成《四库全书》（包容经史子集等古典注释和发挥）。

西方朝向现在和未来，我们朝向历史和过去。

美国是今天的世界强国，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国梦，是移民大国，美国总统每年都为处理非法移民问题而苦恼，以至于特朗普要在美墨边境砌墙。今日公认美国成功和强大的秘密和基石是美国的宪法，而一部决定美国200年强盛的宪法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还是那句话“思想塑造了人们的行为”，一部美国宪法背后是西方文艺复兴，是启蒙运动，是从苏格拉底之死引发的哲学之问一直到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无数哲学家思想家法学家的独立思考和不懈探索，才有近现代的托克维尔、哈耶克等为这座思想的大厦前赴后继，添砖加瓦，才有美国国父华盛顿这样的伟人。

回到本书，在卢梭发表本书的同时及后来，世界和中国各自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卢梭在哪里？我们泱泱大国人才济济怎么写不出一本跟《社会契约论》媲美的影响国运健康走向的著作？

英国：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乔治三世打算以不敬罪名，逮捕《北布列吞》杂志的作者、编者和出版印刷者，但是遭到大法院的驳回，宣布无效。

中国：贯穿整个十八世纪，雍正到乾隆，大兴文字狱。比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诗会被指”清风”影射清朝而获罪。

到了近代，即使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皇朝剪了辫子后，依旧如故：

1912年，广东临时都督陈炯明压制舆论，4月，《广东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两报主持人陈听香被逮捕枪毙，报纸被封。

1912年，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先后查封《大江报》等许多家报纸，该报编辑凌大同被杀。四川23家报纸被封，《蜀报》记者朱山被诬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的罪名斩首。《国风报》编辑田桐、《民主报》主笔仇亮、前《国风日报》主笔吴鼐、包头《一报》主编王平章、开封《民立报》的五名编辑、记者等都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入狱不计其数（如文实权、丁佛言、杭辛斋等）。

1913年8月19日，北京《正宗爱国报》因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等语，社长丁宝臣被捕，未经审讯就被处死。而在蒋介石统治时期的茶馆里，人们要“在最醒目的地方高悬‘莫谈国事’。”

1925年，“狗肉将军”张宗昌在青岛杀害《公民报》记者胡信之，他在济南威胁各报社、通讯社记者：“你们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

1926年4月23日，著名报人邵飘萍因为得罪张作霖被杀，

1926年8月6日，《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张宗昌枪杀。“四一二”之后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先生只能在租界通过不同的化名在《申报·自由谈》等报刊上发表大量隐晦曲折的批评文字。

1930年11月，罗隆基以“反动言论”等罪名被拘捕，在胡适、蔡元培、宋子文等人的营救下很快获释。此后他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抨击权贵、批评政府的社论，曾遭特务暗杀，幸免于难）。

1946年，西安《春风·工商时报》被特务捣毁、火烧，5月2日被迫停刊，法律顾问王任律师因为仗义执言，被非法枪决。

1924年泰戈尔访华，曾问陪同翻译的徐志摩：现在的中国在思想和文化上能给世界什么？你们曾有过灿烂的历史文化，今天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按照现在的话语就是，你们输出什么价值？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代表团去日本考察，惊讶日本先进发达的现代科技，可是日本人说：我们没有鲁迅。我在去尼泊尔缅甸禅修时，看到那么小那么穷的国家，全世界经济实力排名要在180多位以后，可是这些小小的国家拥有无数提供免费食宿的禅修中心，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求道，每次就餐各种肤色的人坐满了整个食堂，即便战火纷飞，即便物质匮乏，时局动荡，没有核武没有5G，可他们还在输出思想和文化，反哺那些来自富裕先进的发达国家的人们。

我们呢？

1951年，电影《武训传》被禁，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集团”、“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此后，电影界万马齐喑。1950年全国出品电影二十八部；1951至1954年，全国只拍摄了十六部电影，大量电影还在构思讨论中就下马，连成为禁片的机会都没有。夏衍回顾：“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当时就有人向我开玩笑，说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

2012年春，《武训传》正版DVD在图书音像网站上悄然售卖，封套上含蓄地写着：供研究使用。新中国第一禁片，尘封六十一年，低调解禁。“”中大量禁映电影，在1978年之后纷纷获得“平反”复映，只有《武训传》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说法”。它如同一座孤独的墓碑，矗立在新中国思想改造运动史的起点。

回到本书。

1762年的卢梭在本书第一章开篇写下：

即使人微言轻，只要拥有公共事务投票权，就有义务研究他们，每当思考政府问题，我都会欣喜地发现，这些探讨不断让我发现新理由去热爱我国政府。

《论最初的社会》：

“人的首要法则，是维持生存。人的首要关注，是关注自身。人一旦达到理智年龄，对采取适合自身的生存方式而言，他就是唯一的法官，并从此成为自己的主人。家庭可谓政治社会的雏形，统治者相当于父亲，人民相当于子女，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仅为自身利益才会让渡自由。它们之间的全部区别是，在家庭层面，父爱系舔犊之情，在政治层面，首领对臣民并不存在父爱，取而代之的是发号施令的乐趣。”

卢梭写下这些话很长一段时间后，中国还是“臣下该死，圣上英明，谢主隆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方官员自称父母官，自称“爱民如子”，民众蒙冤依旧只能等待遇上青天大老爷或钦差大臣巡视来主持公道，迄今，清宫戏依旧轻易拿下收视率，刚刚结束的高考，第一名依旧被称为状元。

关于奴隶：

“奴隶在枷锁之下丧失了一切，甚至丧失了摆脱枷锁的愿望；他们爱上了被奴役的状况，就如尤利西斯的同伴们爱上了他们自己所处的畜生状态一般。倘若真的存在天然的奴隶，那也是因为已经存在违反天然的奴隶。是强力造就了第一代奴隶，奴隶们的怯懦则使他们终身为奴。”

《论最强者的权利》：

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可能强大到永远是他人的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并把他人的服从转化为义务。唯有如此，最强者的权利才能真正确定为一项根本原则。既然最强者总有理，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成为最强者。

我承认，一切权力源自于上帝，可是一切疾病也都源自于上帝，难道这就意味着禁止人们看医生吗？因此，可以确认，强力并不创设权利，人们有义务服从的只是合法权力。

《论奴隶制》：

既然无人对自己的同类享有天然权威，既然强力不能创设任何权利，就必定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约定是人家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有人说，专制君主可以为臣民维护国内的太平，权当如此吧，倘若这种太平本身就是他们的灾难，比如地牢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就可以说地牢是他们的理想居所？被囚禁在西克洛普洞穴的希腊人，在那里生活得也很太平，可是等待他们的是被吞噬的命运。

放弃自由，就是放弃做人，就是放弃人权，甚至就是放弃义务。取消意志自由，就是取消行为的道德。

封建制度本身，如果曾经存在这么一种制度的话，也是一种违反自然权利原则并是一切良好政体对立面的荒谬制度。

征服权，除了是最强者的权利外，没有任何依据。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对全体人民说下列话，永远都是同样愚蠢的：我要和你订立如下约定：负担完全归你，利益完全归我，我想遵守就遵守，我想让你遵守就遵守。

《论社会公约》：

问题就在于寻找这么一种结合形式：可以用全部的共同力量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一个人不但与他人合而为一，而且还可以只服从他自己，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

大多数人把城镇误作城邦，把市民误作公民，他们不知道城镇由房屋组成，城邦由公民组成。

《论文明状态》：

由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人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其行为中，正义取代了本能。此前只考虑自己的人类，在听从自己的喜好之前不得不请教自己的理性。

必须明确区分占有权与所有权：占有权只是强力或者先占权的结果，所有权只能建立在合法产权上。

唯有精神自由才让人类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因为仅有欲望的冲动等同于奴役，唯有服从我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

《论财产权》：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若不是用该受惩罚的霸占手段，又怎么能够从世上其他一切人手中夺取并拥有大片土地？

基本公约是以合乎道德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让在体力上和智力上可能不平等的人们，可以通过约定和合法权利而达至人人平等的状态。

关于知识分子：

他们本该是忍痛说出真理的，他们本该是只求讨好人民的，然而，真理毕竟不是通向财富之路，人民不能发给他们大使头衔，不能发给他们教授职称，也不能发给他们高官厚禄。

关于人民和幸福：

公共意志永远正确，而且永远倾向于公共利益，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人民的考虑永远正确。人们总是希望自己幸福，但人们并非一直明白幸福是什么，人民是绝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受欺骗。

没有一个人在为全体投票时不考虑他自己。

寻求建立一个强大而健全的制度是第一要务，因为依靠好政府带来的活力好于依靠辽阔疆土提供的资源。政府本身就是国家的摧毁者。

关于立法和立法者：

立法者是发明机器的工程师，君王只不过是安装和开动机器的机械工，孟德斯鸠说过：在新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领袖创建制度，在此后则是制度塑造共和国领袖。立法者必须求助于不使用暴力而能约束人，不说理而能说服人的完全不同的命令权威。在国家初创时期，政治与宗教互为工具。

立法的主要目标：自由和平等。

正因为周围环境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立法的力量就应当不断致力于维护平等。任何公民再富也不能购买他人，任何公民再穷也不必被迫出卖自身。这意味着大人物必须节制财富与权势，小人物必须节制贪欲与渴望。

在政治法、民法、刑法三种法律之外，还有第四种法律，是所有法律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法律；它既不铭刻于大理石上，也不铭刻于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心中，它是国家的真正宪法，每天都在汲取新鲜的力量，在其他法律衰老或消亡后，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障一个民族往既定的方向前进，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用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我说的就是道德，就是风俗习惯，尤其是公共舆论，尽管这是一种政论家们所不认可的力量，但是一切成功都有赖于它，是伟大的立法者所秘密关注的东西，具体规定不过是拱门上的桥梁，唯有慢慢砌起的道德风尚才最终构成拱门上不可动摇的拱洞石。

关于国家：

国家越大，自由越小。困难在于如何确保永远能够做到为人民而牺牲政府，而不是为政府牺牲人民。行政官员人数越多，政府越弱。可以肯定，负责的人越多，处理事务的速度越慢。行政官数量越多，政府越松懈。最高行政官的人数与公民数量成反比。

关于民主：

让制定法律之人执行法律，并不是好事。立法者腐化的危险甚于政府滥用法律的危害。就严格意义的民主制而言，世上从未有过真正的民主制，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宁可选择危险下的自由，而不会选择奴役下的和平。

关于贵族制：

因此存在三种贵族制，即自然贵族制、选举贵族制和世袭贵族制。第一种只适合于淳朴民族，第二种是最好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制。第三种是一切政府之中最坏的。

关于君主制：

就连最好的国王都渴望能够为所欲为而无损于其主子地位。国王的私人利益就在于人民是软弱的贫困的并且永远没有能力反抗国王。君主制中，升至高位之人，司空见惯的唯有卑鄙的诽谤者，卑鄙的骗子和卑鄙的阴谋家，他们能爬上高位靠的是小聪明，但是一旦爬上高位后，向公众暴露的是无能。

君主制国家人口和版图必须与统治者的能力相适应。追求雄图大略的统治者滥用才干而给人民造成的不孝，并不亚于能力较小的君主由于缺乏才干而给人民造成的不幸。

人们宁愿承担由小孩、怪人或傻瓜充当统治者的风险，也不愿为选择好国王而发生纷争。一个人被培养至号令他人之位时，一切都暗自前来剥夺他的正义感和理性。

君主制政府取决于实行统治的君主或其代理人的性格，时而以这种计划时而以那种计划为指导，因此这种政府无法长久拥有一个固定目标，也不能实行一以贯之的政策，这种变化多端导致国家不断的从一种方针转向另一种方针，从一种政策转向另一种政策。

君主们要么即位时就是昏庸无能，要么就是王位让他们邪恶无道。

坏政府登台时我们必须忍受，问题是，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好政府？（p74-75）

关于政府形式：

全世界一切政府中，公共之人只消费不生产，那么其消费品从何而来？来自成员的劳动。正是个人的剩余物给公共之人提供了必需品。由此可见，唯有人类劳动的收获超过他们的需求时，才能维持文明状态。

公共赋税距离它们的来源越远，负担就越重。衡量这种负担，要根据税收回转至原纳税人处时所必须途径的路程。如果这一路程迅捷良好，那么无论人民交多少税，关系都不大。因为人民总是富足的，关系总是良好的，反之，无论人民交的税多么少，但没有一点点返还给人民，那么由于不断付出，不久人民就会被榨干，于是国家就永远不会富足，人民永远赤贫。

人民与政府之间距离越大，税赋就越重。因此，在民主制中，人民负担最轻，贵族制中，负担较大，君主制中，负担最重。

归根结底，君主制不是为了让臣民过上幸福生活而统治他们，而是为了统治臣民而让他们过着悲惨生活。

富饶肥沃且劳动少产出多的地方，需要君主制政府，以便君主的奢侈生活可以消耗臣民们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剩余与其由个人挥霍不如由政府吸收，我知道也有例外，这些例外本身又可以证实这一规律，那就是，它们迟早会发生革命，一切回归自然秩序。

关于政府滥权和退化：

暴君和篡位者完全是同义词。专制君主永远都是暴君。

君主可以不顾人民而保留自己权力，人民还不能说他们是篡夺权力，他可以轻而易举扩大自己的权力，并以维护公共安全为借口禁止举行那些旨在重建良好秩序的集会。因此他利用他所制造的不正常沉默，获取那些因恐惧而保持缄默的人们的支持，并对那些胆敢讲话的人进行惩罚。最初当选时任期是一年而后延长一年的十人委员会就是如此，他们试图通过禁止举行平民大会而永久保留自己的权力。世界上一切政府，一旦被赋予公共权力，迟早都会采用这种轻而易举的方法篡夺主权者的权力。

每一个人都可以声明放弃其所在国家的成员身份，并且在离开该国时重新获得其天生的自由和财富。（为了抗议1762年日内瓦当局对他的迫害——焚烧《爱弥尔》《社会契约论》，卢梭在1763年放弃自己的日内瓦公民权。）

关于政体的灭亡：

政治体犹如人体，从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走向死亡，本身就包含着毁灭的种子。人体组织是大自然的作品，国家组织是人工作品。

政治体的生命原理在于主权权力，立法权是国家心脏，行政权是国家大脑。国家的生存不是依靠法律，而是立法权。

最后一次的人口普查数字表明，罗马可以携带武器的公民有四十万人，整个帝国最后一次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它有四百多万公民。可以想像这个数量庞大的人民集会该有多困难！然而，罗马人民几个星期就举行一次集会，甚至数次，全体罗马人民在公共会场上往往即是行政官又是公民。

人民集会，对于政治体是一种庇护而对政府是一种羁绊，因而在一切时代里，都是统治者的梦魇。所以他们总是不遗余力地提出种种反对，设置种种刁难，许下种种诺言，试图阻止公民举行集会。公民们若贪婪、懦弱、畏缩而且爱安逸甚于爱自由，就不能长期抗拒政府的百般努力。

变质的政体很快就会成为暴力的战利品，尽管本来是防止暴力而创建政体的。

关于议员或代表：

一个国家的体制越好，公共事务在公民心里就越重于私人事务。在治理良好的国家，人人都会飞奔着去参加各种集会，在治理不好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愿意挪动一步去参加集会，因为没有人对集会上的事情感兴趣。好法律带来的是更好的法律，坏法律带来的是更坏的法律，一旦人们谈到国家大事都说“关我何事”，就可以断定国家必将完蛋。

爱国心冷却，私利活跃，国家庞大，征服他人，政府滥权，这些都说明在国家集会中需要采用代表或者议员代表人民的方式。

不是人民批准的法律，一律无效。

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但那是大错特错，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他们才是自由的，一旦选出议员，人民就是奴隶，就什么也不是。他们所采用的让他们享有短暂自由的那种方式，确实证明他们应该丧失自由。

封建制度是一种令人屈辱并让“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罪恶而荒谬的制度。

人民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收入而不是自己的自由，人民更害怕的是贫困而不是奴役。

无论如何，一个人一旦让他人代表自己，就不再自由，因为自由已不复存在。

关于公共意志：

当国家最终濒于毁灭而只能以空洞虚幻的形式苟且存在时，当社会纽带在每一个人心中都已折断时，当最自私的利益厚颜无耻地盗用“公共福祉”的神圣称号时，公共意志就会变得沉默。

发言权、建议权、分议权、讨论权——这些权利，政府总是煞费苦心地只留给其成员。

关于投票选举：

争论不休、派别林立和乱吵乱闹，就表明个别利益占上风而国家衰弱。

当公民全都沦为奴役状态而失去自由意志时，恐惧和奉承把投票表决改为口头欢呼表决，人们不再进行审议，仅剩下的不是崇拜就是咒骂。

家庭、财产、无处容身、生活所迫或暴力行为都可能迫使一个人违背意愿而留在该国。

关于宗教：

神学和宗教上的偏执，本质上是相同的。

基督教宣扬的就是奴役与服从。基督教精神非常有利于专制。专制受益于基督教精神，真正的基督教徒被塑造成奴隶。

......

再次强调，你看到以上的这些文字发表于1762年。如果你想知道我们和世界的差距，不妨看看冰山之下的真相，“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

写这篇文章缘起是一位香港老朋友跟我说她打算移民，问去哪里？说台湾或马来西亚。我开玩笑说你知道香港也是多少人移民的理想地吗？她说曾经很爱香港，可是......聊及现状及未来，我慨叹说我们也许最缺少的不是行动者，而是思想者。拉开不同国家民族差距的，是思想。

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死于公元前399年，他一生在引导人们思考和讨论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以及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什么知识和技能？你是不是政治家？如果是，关于统治你学会了什么？你是不是教师？在教育无知的人之前你怎样征服自己的无知？等等。

几乎与他同期的圣人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死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一生主张仁爱。稍晚一点的后辈孟子（约前372年—前289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我们有无数枭雄豪杰才子能吏义士高人，有无数风花雪月慷慨浩然的锦绣文章，我们有《桃花源记》，可是我们没有《理想国》，在苏格拉底宁愿为真理而死的千年后，我们有“愿为变法而流血牺牲”的谭嗣同，可是我们只能“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春秋到清朝，我们一直有各种变法图强，但没有《论法的精神》；我们有人问“中国向何处去？”，但没有卢梭，没有《社会契约论》，没有《1984》，没有《通向奴役之路》《自由宪章》......

如果说思想也有起跑线，我们很早以前就输了，这是多少四大发明，司母戊鼎，甲骨文，金缕玉衣，兰亭集序、诗经论语，唐诗宋词，红楼三国......都无力追赶上去的，如果我们依旧没有足以支撑并引领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独立和进步思想。

在如何成为一个现代文明人的路上，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我不知如何安慰开解我的这位香港朋友，只能推荐她看书。比如这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本文参考：《邓小平废除新中国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人民日报:修改宪法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历史遗憾分流：十八世纪中国的盛世危机》《民国有何值得怀念的？》《禁片《武训传》被封杀始末：受伤的不只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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