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史探》读后感摘抄

《拓跋史探》是一本由田余庆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3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拓跋史探》精选点评：

●比起大家推重的《门阀》，我更喜欢这本书，沉稳而不沉闷。

●通读的第一本田先生的著作，很多细微之处囫囵吞枣地浏览了

●按需。

●以小见大，细节之处见功力。不过相关知识储备不够，自己还得再读几次

●田先生关于乌桓与拓跋鲜卑、拓跋与独孤和贺兰的共生和融合问题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同时，我又想到前阵子读过的另一本书，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其实民族主义的基础本来是十分薄弱的，似乎已经能看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前景。

●田先生暮年用力最深的代表作，延续了其一贯的风格，注重逻辑推理，在有限而又纷杂的北魏初期史料中发现问题，并给出解释，有些地方立论和其弟子李凭的代表作《北魏平城时代》不同，例如，关于拓跋什翼键之死，田先生认为是死于代北，其弟子则认为其战败后被俘，死于长安。田先生认为拓跋珪幼年成长于独孤部，而其弟子则认为拓跋珪曾因执父求降不孝，被苻坚流放于蜀，之后才回归代北。田先生认为北魏的被尊为太后的保姆并没有太大干预朝政的行为，其弟子则论证了“保姆干政”。历史学的魅力即在于此，二者虽为师生，但观点有异，毫无疑问的是，“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确实是理解北魏前期历史的重要钥匙。二人著作都有“阴谋”论史的味道。衰年力作，仍不减功力，不得不敬佩田先生的学术修养，再出一位这样的历史学家，很难了。

●北魏一朝，拓跋元氏，上承五胡余烈，朔北复振；下启隋唐盛世，神州重光。 昔师有云，盖治中古史者，其所易轻，亦为难者二:曰东汉与北魏。《门阀》一书，已论北之优南，然北何凭奋武以定江左?元家其重何多?此应发而未现也。 先生考辨源流，书以阴郁，论以漠然，始述代北，凶戾如母死之制，酷烈涵离散之策，国史之狱，乌桓之系，意义之大，亟待明察。 总言之:道武帝珪，行以野蛮，固魏之祚，部落之进文明，事终毕矣。唯叹悲凉甚多，令人唏嘘。 先生此书，名望之差《探微》《门阀》远矣，然论其质，亦典范也。既宏论之广远，博综南北；考微事之谨严，不流饾饤。宗师之风，名家之范，于斯现矣。

●史料的缺失使得本书的许多结论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是一大遗憾，但田先生在极其匮乏的史料中取得如此成就，实属不易。

●Paradigm.

●先生真无愧为历史学界眼尖锋芒的历史侦探，全书虽大半依靠自己揣测推理，却并无特别违和矛盾之处，反而令人心生敬服。至少，从先生以三条离散部落之史料而推敲如此巨量的信息来看，先生确是治史之良才，史学界当之无愧的名侦探！！！

《拓跋史探》读后感(一)：关于“景穆长子献文帝”之注释

景穆长子为后来的文成帝，献文帝为文成帝长子，在文成帝即位后出生。之前版本就有这个问题，如今的“修订版”仍然没有订正。 太武帝死后仍有立太武他子之争属实，有拓跋翰和拓跋余争位，后来即位的是景穆长子文成帝。如果把前面订正为“景穆长子文成帝”胜利即位，仰仗景穆的太子身份，后面再叙述献文帝之前被立太子和乙浑之乱的表现，则为用两个不同事实证明了太子身份发挥的实际作用，逻辑可通顺。

《拓跋史探》读后感(二)：关于《拓跋史探》——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 第九节 前燕云中之戍有关论证细节的存疑

主要为p165，论证说明前燕以贺赖头驻守平舒，前秦灭代后以贺讷居大宁总摄东部为背景的势力制约关系。“不同的是，贺讷在北，自西向东，受命为前秦总摄东部，警戒对象自然是前燕，但不止是前燕，还有乌桓，特别是乌桓独孤；”一言似代指前秦灭代后以贺讷居大宁总摄东部目的除了防范统领黄河以东拓跋部落的独孤刘库仁部，还包含防范前燕。

但前引史实，前秦于376年灭代，于370年，也就是申绍上疏奏放弃云中之守的第二年（因已经察觉昭成帝疲病昏悖，所以提议从防范拓跋转移到主要防范前秦进攻），前燕灭于前秦，六年之后，代灭于前秦，方有拓跋部落被前秦东西分管，贺讷居大宁总摄东部的事实，此为正确逻辑顺序。所以前燕比代先灭于前秦，因此贺讷居大宁为何还有“警戒前燕”之任务？

贺讷居大宁总摄东部，独孤统领拓跋，贺兰制约乌桓独孤，贺赖头居平舒未见有移动，先前受命于前燕防卫乌桓和拓跋，可能性较大。而田余庆先生于此处论证逻辑顺序似有问题，应该是先灭前燕，平舒贺赖头势力被前秦收入，后灭代，才有了拓跋势力也被前秦收入，为了制约拓跋，东西分统，以独孤统领东部，为制约独孤乌桓，以贺讷总摄东部。而田余庆先生于此处先说“贺讷受命前秦警戒前燕”，再说前秦灭代以贺讷总摄东部，后用“特别是再后几年前秦灭前燕”，引出前秦把大宁和平舒两大贺兰势力收入囊中，似以为前秦先灭代，然后灭前燕？

《拓跋史探》读后感(三)：北魏子贵母死

子贵母死、离散部落、拓拔与乌桓共生关系、崔浩国史狱-《代歌》中的国史、拓拔史迹-文献与地名对照等几个专题的学术论文。在史料中挖掘新话题开启研究新思路还是很难的，正好在看的《漫长的余生》对应了子贵母死问题，罗新说是由此启发写的。

北魏子贵母死的制度究其根源应该不是代北旧制，效仿汉朝传统也说不过去，子贵母死在汉时仅有一例，即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应该是道武帝想削弱母族外戚权力实行的，之后逐渐成为传统，稳固了父死子继的皇位传递，加以部落离散，希望借此限制外家、保证君位继承稳定。这些田余庆先生分析的非常清晰，也纠正了我之前的一些观点。

但其中部分推理过程并不能接受，一是道武帝之母贺氏之死，归结于幼子和外部种种压力，但也不排除其他因素，或者单纯就是猝死，这些都没有史料支撑，仅有看似“合理”的推测。还有冯太后是目睹子贵母死制度自发利用，也可能是被利用之后有样学样呀，田先生分析的冯太后太过与历史形象背离，有点脱离人情了。孝文帝不知道生母是谁难以置信但也不是不可能，为什么又觉得是不得不做此态……而子贵母死终结于孝文，是主动废除还是自然无视，也不太清楚，现在我都要打个问号了，子贵母死到底有没有成为既定制度，还是仅被少数人利用，凑巧连续发生以至于被认为是一种制度？

就对子贵母死感兴趣加稍微有些了解，其他几篇对我来说太头秃了，留些浅浅的印象就算很有收获了！

《拓跋史探》读后感(四)：杀母立储—北魏，从野蛮中走来的文明帝国

提起北魏，脑海中尤记杀母立储一词，想来年少以为这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从文明走向更文明的过程，一切都在翻开《拓跋史探》之后有了新的答案。

从何以是北魏，分析为何北魏政权能在诸多胡人势力中脱颖而出，成为新时代的建立者。进而引出历史上有悖人伦，残忍黑暗的子贵母死制度，与之相匹配的离散部落其实才是真正的抓手，是防止“妇人与政，外家为乱”的根本。离散部落削弱母族，妻族背后的势力，子贵母死则直接斩断母族妻族的血缘依靠，从而为脱离兄终弟及的部落习俗打下基础。最终为建立统一的有明确继承顺序的专制帝国做好铺垫。

从部落中来，到帝国里去。文明在野蛮中孕育，正如生在死的边缘诞生。

关于鲜卑，关于拓跋和乌桓。分析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没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传承，纵然勇猛如乌桓突骑，最后却壮大了拓跋部，自己却泯灭于历史长河。

关于北魏国史，古来权势宠幸者于君臣相与之际，有时未达一间，酿成事端，自贻伊戚。不能不令人唏嘘感慨，实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完美反例。

史家之难，由本书可窥见一斑，倘你直笔实录，终不免被帝王吹毛求疵于书中，一朝倾覆。可若你“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最后也是被批为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秽史而已，魏书即如此。

帝王所期：能隐已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

天堂地狱，一笔之间。

最后，治史，真是一门艰深的学问啊！

《拓跋史探》读后感(五)：子贵母死与离散诸部之根由

谈拓跋盛乐时代，一开始读不懂，在读完《北魏平城时代》等几部书之后，就能读懂此书，也正好可以补齐盛乐及平城早期的研究。这时期史料很少，田余庆先生论证专、细、深，不愧为“史探”。

鲜卑与乌桓在汉时统称为“东胡”，乌桓与鲜卑语言相通、生活习俗相近，容易共生共存。乌桓于汉武帝时，由辽东入塞居住，早于鲜卑，乌桓较鲜卑更勇猛善战，乌桓突骑在汉、魏、晋始终是天下名骑，他们以勇健而能理斗讼者为大人，而姓氏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所以乌桓社会组织较松散。

长年在代北共存，拓跋也常与乌桓通婚。但在发展历程中，拓跋内乱，所涉一方往往是乌桓。如猗卢变更继嗣，引发子嗣母族冲突，酿成大乱，继嗣后也屡起纠纷，影响部落发展。拓跋复国前后，代北地区有乌桓独孤部刘显坐大，又有贺兰部贺讷兄弟功高难制，因此在道武帝建立帝业的过程中，与独孤、贺兰部发生矛盾在所难免：

一方面，道武帝以前，拓跋部落里常常是母强子立，由于母族强盛，才得以影响拓跋部继嗣（因此常常是兄终弟及）；另一方面，道武帝经过反复奋战，征服了代北及四周许多部落，特别是逐个解决了母族贺兰部和妻族独孤部的势力，才得以统一代北，得以拓定帝业。

道武帝欲巩固帝业，必得循此轨辙，重视后宫涉政问题。可是道武帝选择了一个极端做法，即实行子贵母死制度。以上即子贵母死、离散诸部制度的根源。

子贵母死，是试图确保不令后宫乱政、外家为乱；离散诸部，是削弱除拓跋以外的诸部实力。这两项政策让拓跋在复国之初得以迅速地解决内忧外患，巩固专制君权，从而得以奠定在中国北方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田余庆先生评价道：野蛮孕育文明。

可终究人算不如天算。子贵母死，在平城时代后期成为昭太后常氏、文明太后宫斗的工具，保姆干政、太后主政还是发生；而在道武帝时期在边境和其他深阻之地未曾离散的部落，恰恰成为后来倾覆北魏、六镇之乱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