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读后感锦集

《在世》是一本由[美] 休伯特·L.德雷福斯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425图书，本书定价：98，页数：201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世》精选点评：

●值得一读

●“生存论上的可能性在一个游戏空间中显现，而且既不同于一个主体所拥有的意向主义的、第一人称的可能性，也不同于第三人称的、客观的、逻辑的和物理的可能性。……在关于有因缘的、主动的存在者的地方，生存论上的因果性决定性地使行动得以成为可能，又决定性地限制着行动。”【229】实际上人从来也不是完全主动地，而是总处在前拉后拥的诱导和暗促之中。但也从来就不是完全被动的，总有那些让你可以构成新的意义，让你对自己所做的负责，为你自己所做的悔恨的“回旋空间”、“游戏空间”。

●我入大学以来至少上了两门现象学的导论，读了扎哈维、张祥龙的导论，还读了《存在与时间》(开头)和小观念——一直没有读出任何感觉。然而这本导论是真的好，而且是美国人写的，感觉问题意识一下就进去了。

●也许是最好的《存在与时间》的导论，德雷福斯很好地融合了海德格尔哲学与实用主义～

●有意思，很熟悉。

●很棒的一本书，上一次看到这么清晰研究海德格尔的书应该是《剑桥海德格尔研究指南》了。阐释的很清楚，从“在世”这个关键的概念出发洞穿了此在的生存论和存在论结构。不得不说“背景惯例“这个词直接解决了理解海德格尔的一大难点，其实这个词和王庆节在《海德格尔与哲学的开端》里提到的小孩的笑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提出了一个共享的背景对于此在的重要性，当此在出现时他就已经在世（在共享的背景惯例）之中了。

●翻译有些地方小错。

●是非常好的导读。但在和《存在与时间》对着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啃两本《存在与时间》，《在世》有时还更难啃一点。

●易读版存在与时间

《在世》读后感(一)：译后记

《在世》是对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分第一篇的一个导引。德雷福斯的这部评论为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海德格尔这位艰涩的哲学家敞开了一条道路，展现了对于谈论世界现象来说必不可少的那些严格且富有启发意义的词汇。

至于这部评论的学术价值，不必多言，只需将关于它的几则评论移译于此即可：

哲学界等待这本书已经很久了。对于任何想理解《存在与时间》这部20世纪伟大的突破性著作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书。德雷福斯的评论在对细节的哲学把握和澄清方面是无可匹敌的，它已经使得海德格尔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前所未有地可通达了。

——查尔斯·泰勒，麦吉尔大学哲学教授

在不加扭曲地解释海德格尔的哲学方面，休伯特·德雷福斯举世无双。如果海德格尔像德雷福斯让他清楚明白那样让自己清楚明白了的话，那么很久以前他就会在英语世界里把他自己确立为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了。

——布莱恩·麦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

主流哲学家们……还从未提出过一个令人满意的阐释来把海德格尔转换成他们自己的语言……随着德雷福斯的《在世》于今年的出版，这个状况应该很快就会改变了。作为德雷福斯在伯克利教授这个主题25年的硕果，它无疑是迄今为止对海德格尔思想最清楚明白的阐释之一。

——安东尼·戈特利布，《纽约时报书评》

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缘起于应奇教授的盛情相邀，所以在译稿完成之际，他是第一个需要被感谢的人!

由于各种其他事情的干扰，这部译稿的完成过程一拖再拖，竟拖沓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王长刚编辑表现出来的极大耐心和宽容令人感动!感谢吴伟伟编辑为本译著的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作。

由于翻译这部著作的契机，德雷福斯教授欣然邀请本人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访学一年。在访学期间，已87岁高龄的德雷福斯教授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之余，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形下，对本人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给予了耐心细致的解答，他的敬业和专业精神令人动容。另外，对于教授本人及其夫人在日常生活方面所给予的关心和照顾，本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深深怀念访学伯克利的美好时光！深切缅怀德雷福斯教授！

朱松峰

2017年4月5日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017年1月12日补记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世》读后感(二)：解读《存在与时间》，如何让海德格尔变得友好

海德格尔

1889年生于德国巴登-符腾堡，梅斯基尔希乡村的海德格尔，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虽然《存在与时间》仅仅是一个未完成的版本，它的晦涩难懂，让人望而却步，以及海德格尔那成为人生污点的纳粹经历，都无法改变他在哲学史中的地位，无法阻止《存在与时间》成为20世纪的核心哲学著作之一。

《存在与时间》德文版

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只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或者说他认为这样一个问题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本源，即“存在”。按照日常的思考方式，无论如何存在也不能成为一个问题。世界存在着，陆地海洋、山川河流、城市乡村均存在着，你我存于这样的世界上，看似一切尽合情理、平淡无奇，然而这一切的宁静随时都可以被一道乍现灵光打破，即“这个世界竟存在，这个世界上竟存在我”。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用柏拉图的疑问开宗明义：“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时，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我们要把握存在，然而把握到无法把握之处。

究竟什么是存在？海德格尔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过所从事的活动和所照顾之物来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存在。生存就意味着，在其他事物中，与自己相关的存在。

对于那些知道海德格尔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却也明了自己永远不会真正去读《存在与时间》的人，休伯特·L.德雷福斯的《在世》（Being-in-theWorld）一书，为《存在与时间》提供了极好的注解。考虑到原始材料的难度，德雷福斯教授能够做到的可读性和清晰度，可能是个奇迹。在世界中的存在本身就是哲学的主要源泉，值得人们付出努力去发现海德格尔和日常生活中的真知灼见。

《在世》英文版

休伯特·L.德雷福斯生于1929年，于2017年去世，他是美国著名哲学家，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他的研究涉猎广泛，不仅包括现象学、存在主义、文艺哲学、以对海德格尔的注解和阐释而闻名，他更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传统出发，对人工智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局限》被译成12种语言，并使受过分析哲学训练的学者理解大陆哲学家的作品。

休伯特·德雷福斯教授

《在世》（Being-in-theWorld）在成书前已经流传20多年，源于作者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设的《存在与时间》的课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讲课笔记。本书出版前的10年中，作者每年都修订这些笔记，吸收和回应教学中产生的疑问和新的观点。

德雷福斯认为《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的第一篇是全书最为重要及具有创新性的部分，因此他始终将笔记限于这一部分，海德格尔发展了他对在世（Being-in-the-world）的阐释，并将之用作对传统存在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

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哲学界等待这本书已经很久了。对于任何想理解《存在与时间》这部20世纪伟大的突破性著作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书。德雷福斯的评论在对细节的哲学把握和澄清方面是无可匹敌的，它已经使得海德格尔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前所未有的可通达了。”

迄今为止，仍然有很多人对海德格尔的作品感兴趣，也有越来越多的解读作品。然而，许多读本仍然未能澄清海德格尔作品的错综复杂之处。德雷福斯的笔记则是对《存在与时间》忠实而透彻的分析，它不牺牲深度与广度，同时又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这一阶段进行了有序而可信的描述。他对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解十分深刻，是每个海德格尔研究者不可错过的必读之物。

《在世—— 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

出版机构：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当当、亚马逊、京东有售

《在世》读后感(三)：被撕扯的海德格尔——德雷福斯论沉沦

按语：海德格尔的沉沦（verfallen）概念从来令人着迷又迷惑。一方面，海德格尔再三强调，“沉沦是存在论生存论上的结构”【SZ176】，不是一种道德立场或现代性批判，另一方面，其行文用词却又饱含批评的语气，处处暗示对常人（das Man）之不信任和沉沦生活之不自足。对沉沦的不同理解构成了解读《存在与时间》文本的不同进路，按前一方面，沉沦乃是中性的现象学-解释学之洞见，沉沦的日常世界（非本己性Uneigentlichkeit）乃支撑此在获得共同理解以进一步开展其能在之可能性的前提条件，而按后一方面，沉沦乃是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摆脱沉沦状态是通达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必经之路。随着存在主义热潮褪去和对海德格尔研究的积累，盛行一时的存在主义解释消隐，学界往往倾向于认为，存在主义根本上误解了《存在与时间》，这在80年代曾兴起过萨特热的中国更是如此。然而，每一个初次阅读《存在与时间》的读者，都会或多或少地被海德格尔的宗教感召所传唤，并受其“闲言”、“畏”、“向死”、“良知”等论述之感染，掩卷遐思审视自身生活中的诸多要素。可以说，解读的矛盾或许内生于海之文本中，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揣度，以“沉沦”为核心的理解之分歧，本就是海自身思想纠结之所在。美国著名海德格尔专家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在《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中，将海的沉沦分成两个层次来处理，很好地点出了“沉沦”概念令人捉摸不清的原因所在，暗示海德格尔自身文本中存在的不统一性。经过德雷福斯对“沉沦”的澄明，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解读海氏的进路——与其说《存在与时间》有着单一版本的最合理解释，不如说它自诞生为文字之初就一直处在亚里士多德-胡塞尔式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上篇）和基督教-克尔凯郭尔的神学-存在主义幽思（下篇）的拉扯之中，这不仅不会遮掩思想在哲学史上的伟大，反倒使《存在与时间》更加丰富多汁、魅力迷人。（[美]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朱松峰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8-282页，第373-376页。）

德雷福斯指出，海德格尔的沉沦概念应该被分离为“结构性的”和“心理上的（动机性的）”，前者是“可理解性的基本结构”，而后者则是“一种受克尔凯郭尔影响的心理性的阐述”。德雷福斯要我们注意“沉沦”在《存在与时间》两次大规模出现时的不同处境——在上篇，沉沦跟随话语出现，而在下篇，沉沦与决断联系在一块。“沉沦在《存在与时间》的整个结构中变换着的位置是海德格尔在一种结构性阐述和一种动机性阐述之间踌躇的一个标志。”【269】海对话语的处理是高度现象学-解释学的，试点两点：1、世界因此在的操劳寻视充满意义Sinn，话语（Rede）将这些意义分环勾连（Artikulation/Gliederung）形成含义整体（Bedeutungsganze），此乃具体的语言（Sprache）成形之场域；2、在胡塞尔那里，命题作为空乏意向缺乏直观的充实，而海德格尔将其延展为脱离了与存在者的源始关系，这一步步发展到闲言（Gerede）和由闲言统摄的好奇和两可。 德雷福斯认为，沉沦概念的复杂性来自海德格尔未能区分结构性的沉沦（沉沦之生存论上的意义）和心理上的沉沦（沉沦之生存状态上的意义），当沉沦触及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用词（见附图）。结构性的沉沦是此在在世的必然结果。

在上篇中，海德格尔强调沉沦的结构性（此在为了生存必要操劳于物，语言内在地缺少直观的意向体验，对自我的反思一定是在与之打交道的世界中进行的），“属于常人之结构的平均可理解性与源始之物失去了联系”，而此在“就是在源始性的这种缺乏中被社会化的”。【278】

而在下篇中，海德格尔强调沉沦的心理性、动机性，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这里可以被解释为克尔凯郭尔哲学的世俗化。德雷福斯点出克尔凯郭尔在面对现时代媒体时的关键分析：“文化惯例如何分散个人对绝对献身的基督教呼声及其危险的注意力”【373】，这种分散被克氏称为罪性，罪性是心理性的，我们积极接受这种状态以求得安定（安全的生存境界），在海德格尔那里，罪性就成了对无性的掩盖，沉沦是一种诱惑。

德雷福斯总结了克氏和海氏相对应对从畏的逃离的三个步骤：【375-376】

由此，我们可以从德雷福斯抽丝剥茧的分析中明白海德格尔沉沦的“两可性”的缘由所在。将沉沦中获得的平均理解视为解释学意义上的本己理解的前提必然是结构性的，此在要在世，则必然沉沦，这种“沉沦”的拖力防止人能持续性地、真正地本己而在，能否用“向死”、“畏”来脱离这种沉沦，似乎变得模糊起来（或者说，这样的沉沦既然已经是结构性的了，还有何必要去脱离呢？）；而若把沉沦理解为一种对心理安定的诱惑，克服沉沦状态就显得容易得多，却丢掉了许多对此在共同生活的世界的正面理解。从德雷福斯区分的两个层次看海德格尔，海骤然变得清晰却同时复杂起来，《存在与时间》仿佛是那相较于柏拉图入世得多的亚里士多德（上篇）与不信任他人、不信任时代的克尔凯郭尔（下篇）的激烈交锋。以这样的角度去理解海德格尔，大概可以明白为什么他的希腊经验是无城邦的——克尔凯郭尔对现代民主制、对庸众的反感掩盖了《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德性的两座高峰——公正与大度。另外，以这样的视角去看海德格尔，可以发现其思想中的许多问题，如闲言总是对存在者的封闭吗？这可不可以视作是克尔凯郭尔的消极影响放大了胡塞尔的语言理论呢？或许闲言有更多的正面意义，作为平均的日常理解的闲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仅是此在对世界事物有所理解的源泉之一（两可的理解），此在的本己经验，如畏、良心也会随着语言进入公众言谈，改变闲言之结构。常人之闲言和此在对世界的理解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解释学循环。这也通向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的重视。

《在世》读后感(四)：德雷福斯与人工智能

上学期依老师要求做的一个小文章，材料可以用来补充下《在世》中的德雷福斯

现公认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标志着人工智能的起源，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一门炙手可热的学科，根据人工智能相关的论文、发表刊物等频率图（见附录图1）可得，人工智能研究正处于高潮，相应的，人工智能的话题也受到各学科的关注。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六十多年前，就会发现作为新生事物的人工智能并没有受到外界过多的关注，事实上可能连该学科内部的研究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像是当时参加达特茅斯会议并提交报告的司马贺与纽厄尔，两人公布的程序“逻辑理论家”（Logic Theorist）给参会人员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们却只参加了一周的会议，甚至纽厄尔后来在回忆中提到达特茅斯会议时，认为会议对他和司马贺没什么影响。除此之外，通过观察人工智能与控制论的词频对比（见附录图2），我们会发现在人工智能概念被提出前十年里并没有太多人使用并关注人工智能。

而“‘人工智能’这个词真正被共同体广泛认可是在十年后的196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欧陆派哲学家德雷弗斯（Hubert Dreyfus）发表了‘炼金术与人工智能’一文之后。”可以说正是学院哲学家德雷福斯的批评让人工智能概念进入科学共同体的视野，这也是人工智能与哲学的第一次交集，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判无论是对人工智能学科，还是对人工智能相关哲学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则试图简要评述德雷福斯在不同阶段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与批判，并试图阐释德雷福斯的批判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与人工智能哲学发展有何启示。

德雷福斯于1964年在美国智库公司兰德公司所写下的文章“炼金术与人工智能”使其名声大噪，开始本书只是攻击人工智学学科中少数人的方法与观点，后被德雷福斯扩展成为一本专著《计算机不能做什么》，这本书也就成了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全面批判。笔者将简要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内容。首先德雷福斯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人工智能具有交叉学科的特性，他说“（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很像中世纪的炼金术。我们现在正处在把各种不同化合物倒在一起，观察会发生什么变化的阶段，还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虽然德雷福斯是以一种贬损的口气把人工智能与炼金术相对比，但他也指出了人工智能所具有的交叉学科特性，人工智能同时运用了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认识论等多学科的知识，德雷福斯也是从这些方面开始他对人工智能的批判。

在人工智能概念提出的前五年，也是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批判的第一阶段。德雷福斯坚决认为人工智能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德雷福斯认为作为学科的人工智能是无法成立的，他通过对人工智能的语言翻译、问题求解与模式识别的功能批判入手，认为因为语言的歧义性、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感知活动的无从规约都使得程序的认知模拟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可以说人工智能的模拟人类的认识论假设在德雷福斯看来是失败的。

人工智能在1962年到1967年有了新的发展，人工智能代表人物明斯基总结并批判了前五年的人工智能探索方法，即那种试图把用来解决简单问题的方法扩展到复杂问题做法是不可行的，并且明斯基认为人工机器也不需要具备生物性和人的特性。明斯基利用语义信息加工程序让智能机器可以处理一些特定的复杂问题，这让人们相信此时的人工智能可能具有了复杂智能的能力。但是德雷福斯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德雷福斯通过论证得出明斯基的语义信息加工程序并没有有效存储和提取大量知识的能力，德雷福斯也指出甚至当时的科学界也没有重视明斯基的程序，相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归纳法和学习上。但是归纳法也不能处理人工智能所要面对的复杂问题，在机器学习方面，甚至这类型的研究在当时还没有开始。

在德雷福斯批判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头个十年之后，人工智能的研究又有了一定进展，此时的人工智能提出了四种设想，分别是生物学、心理学、认识论以及本体论上的设想，德雷福斯也分别从这个四个角度对人工智能进行批判。在人工智能的生物学设想上，人工智能研究者坚持着当时的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他们把人脑看作是一台计算机，人脑内神经元发射的电脉冲类似于计算机中的信息单元，这样就为计算机模拟人脑提供了依据。但是德雷福斯认为人脑就算在某个层次上是如此进行工作，人工智能想要模拟人脑还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神经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比任何人工制品都要大十倍以上，从物理上复原人脑就是很难做到的行为，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人类的神经系统的原理和步骤与计算机不同，这是计算机最难做到的一点，人脑不是一个类似计算机一样的数字装置，而是一个精密的模拟装置。

人工智能者在心理学的假设主要是由纽厄尔和司马贺提出，他们和过去的哲学家康德类似，即把大脑看作某种按照形式规则加工信息的装置，所以心理学就认为计算机的作用等于大脑的模型。但是德雷福斯认为人在处理事件的时候，并不是指依赖于一些人脑的固定的形式准则，像是事件的背景与人的常识并不能用形式的规则来取代，所以在德雷福斯看来人工智能学者对人脑的心理学假设也是有问题的。

人工智能者的认识论预设则主要是由人工智能专家麦卡锡提出，他认为一切知识都可以被形式化，也就是说一切知识都可以通过逻辑关系去表达。如果说人工智能者在心理学中认为人脑中有所谓的形式准则可以处理所有情景的话，人工智能的认识论预设者的立场则要弱于前者，他们仅仅确认所有随意性的行为可以按照某些规则形式化，可是德雷福斯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一些行为是没办法还原成逻辑关系，或者如果想要把这些行为还原成逻辑关系，就会消耗大量的算能，比如说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只靠转动身体的重量, 补偿倒下的倾向,就可以保持平衡，计算机当然可以通过用规则来还原这个过程，比如说骑车人沿着曲线系列绕行，曲率与速度的平方成反比。但是很显然骑车者并不是有意识遵循这个规律行动的，计算机可以利用规则表达骑车的人是怎么骑车的，但是计算机没办法给出骑车人当时活动的解释，当人工智能者试图把骑车者的行为还原成规则的时候，其实也就错失骑车者如此骑车的真正解释，反而也加大了运算的难度。因此以当时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来看，这种认识论预设毫无疑问是失败的。

而人工智能者的本体论假想是认为现实存在就是一组在逻辑上完全相互独立的原子事实所组成，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还原成简单的原子事实，这是一种基于早期维特根斯坦学说的本体论预设。德雷福斯则是认为物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还原成简单事实的，但是人的行为是很难被还原成一些简单的原子事实的，因为人总是行动在一些很多的背景之下，但是这些背景还是无法被分析成简单的原子事实，相反德雷福斯认为可能需要用现象学的方法才可以彻底解释人的行为与世界。

总结来看，这一时期人工智能者的预设往往强调世界、人可以被还原成简单的逻辑关系或者原子事实，人工智能者强调整个世界是形式化的，或者说至少人是通过形式化的原则来认识世界的。而德雷福斯则是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尤其是从海德格尔的立场对人工智能学者的这一预设发起了挑战，德雷福斯强调世界和人的行为并不是一串无联系的原子事实，并且他认为人显然不是有意识的在所谓的形式化的规则中认识与行动，人总是生存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之领会中，也便是说人往往是在所谓的“背景惯例”中进行认识与行动，即人们总是在一些背景当中生活，这些背景已经告诉了他应该去如何应对与处理事件。以上观点是德雷福斯在

在写出“炼金术与人工智能”二十多年后的1986年，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负责人特里·温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邀请已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德雷福斯回来做了个讲座，德雷福斯的讲座题目为“为什么AI从业者应该读《存在与时间》？”。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德雷福斯会关注人工智能与海德格尔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德雷福斯曾在2007年撰文《为什么海德格尔化的人工智能会失败，以及修复人工智能需要让人工智能更加海德格尔化》（Why Heideggerian AI failed and how fixing it would require making it more Heideggerian）来探讨海德格尔与人工智能研究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笔者将简要概述该文的内容。

在文章的开始德雷福斯就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单与海德格尔有关，还与很多哲学家的学说相关，像是康德、弗雷格以及罗素的思想都对早期人工智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是在德雷福斯看来，这类哲学家以及相应受启发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共同分享了笛卡尔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即世界只是一组无意义的现实，而正是心灵（mind）把价值（value）赋予了整个世界。这种预设对德雷福斯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德雷福斯援引海德格尔关于器具“上手状态”（readiness-to-hand）的论述，海德格尔认为人在理论反思状态下给锤子定义的价值或功能是不能捕捉到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的，所以笛卡尔意义上事物的“价值”，或者约翰·塞尔（John Searle）意义上的事物的“功能”（functions）都是在对事物进行粗暴的定义。

相对于近代哲学中笛卡尔的观点，德雷福斯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提供了一条新的人工智能设计路径，也是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当我们是专家和表现出最佳状态时,我们并不是独立的人。我们被完全吸引到整个情境当中。我们的生存方式基本上是被卷入的（to be involved）海德格尔就是揭示了这一点的第一位哲学家。”经海德格尔启发，德雷福斯开始不再用主客二元分离的方式去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海德格尔的启示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而言也有巨大意义，人工智能不再被认为是作为一个超然的主体去认识和处理世界，而是被认为是一个寓于世界之中的具体存在。

在德雷福斯介绍海德格尔之后，有不少的人工智能研究者的研究发生了转向。像是现任麻省理工人工智能实验室的领导，早在20世纪90年代设计第一个火星机器人的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就受到了德雷福斯的影响，他专门撰文批判老式人工智能研究者主客二分的认知理论，并提出“最好的世界的模型就是世界本身”，当时麻省理工的人工智能先驱特里·温诺格拉德甚至放弃人工智能，开始在麻省理工教授海德格尔哲学。由此也就开始了德雷福斯所谓的海德格尔派人工智能的第一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罗德尼·布鲁克斯，他的人工智能设计思想与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相符合，他认为人工智能应该需要有“具身化”的特点，他说“智能系统的具身（embodiment）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只有具身的智能体，才可成为能够完全应付真实世界的智能体。其次，任何内在符号系统或其他系统，都只有通过物理根基（physicalgrouding），才能得到立足点并使系统内部运行的进程具有意义。”从布鲁克斯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人工智能设计中贯彻了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的思想，并依据该思想设计出了名为“animates”的人工智能。但是德雷福斯认为布鲁克斯的机器设计还是有缺陷的，即“布鲁克斯的机器人只对环境中固定的可隔离的特征做出反应，而不是对背景或变化的意义做出反应”，布鲁克斯的机器人也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虽然布鲁克斯已经认识到了具身性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并试图在他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做出新的尝试，但是他的人工智能还是无法到达德雷福斯所设想的高度。

在介绍了布鲁克斯的人工智能探究工作之后，德雷福斯开始介绍同时期的另两位海德格尔派人工智能研究者。其实严格来说，布鲁克斯并不能算作海德格尔派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因为他虽然大量采取了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的学说，但是他并不承认自己受到了二者的启发，对此，“威诺格拉德看来，布鲁克斯的这种做法，反映了技术界对于哲学的偏见”。而菲尔·阿格雷（Phil Agre）和大卫·查普曼（David Chapman）两人可以说是第一代海德格尔派人工智能研究者的代表。

他们两人受到德雷福斯的讲座启发，开发了一个名为Penji的程序，它引导了一个虚拟能动者去玩一款叫做Pengo的电脑游戏，在其中玩家和企鹅们互朝对方踢一些巨大而致命的冰块。阿格雷的径路被称作“互动主义（interactionism），德雷福斯认为阿格雷有趣的想法在于，Pengi能动者行动于其中的游戏世界，不是由现成在手的具有属性的对象构成的，而是由激发能动者的恰当反应的行动的可能性构成的。阿格雷也明确表示自己的想法是受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当中关器具上手与在手状态分析的启发。阿格勒进一步推进了海德格尔的理论的内在意蕴，他认为器具不具有某个作为存在方式的上手性，上手状态并不是物质实体的某个属性，而仅仅是人（此在）“为了什么”（for what）的直接反应，器具是对已经在世的人的一种引发（solicitation），引发人去朝着“为了做”（fo what）行动。人类在上手器具之前已经被卷入到了相关的背景之下，而在遭遇器具时，人类被挤压到了“为了做”的可能性之中，当“我们挤压进可能性中时，并不存在关于正在进行引发（soliciting）的一个实体的体验（experience）；而只有引发本身存在。这种引发揭示了世界，那个作为我们有时确实会后撤到的，并在其中把事物当做事物来察觉的基础的世界”。

图一

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