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概说》读后感摘抄

《亚洲史概说》是一本由[日] 宫崎市定著作，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0.00元，页数：37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一)：全书

全书实在以时间线为逻辑贯通之处，读本书务必要立足于东亚西亚欧洲地区中世近世史划分之时序不同之处，是以方可感触到亚洲历史之广袤杂序，而宫崎有可以于其中寻找到逻辑关系之先后，实在难能可贵。更有在其中不断提出有趣之历史观点，如奥斯曼之于埃及与满人之于中国，俄罗斯北亚商路之开拓，葡萄牙西班牙崛起受伊斯兰文化之影响，成吉思汗远征路线受丝路贸易之影响等等。然而宫崎在对中国、日本历史论述时，实在可以看出其受时代之影响有失偏颇。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二)：站在山巔上的亞洲史

宫崎市定完成于上世纪40年代的亚洲史概说，在70年代再版时，只是增加了现代亚洲史一章，还非常客气地说，如果有旧版本，可以单独买新增的单行本。21世纪翻译成中文版，承蒙出版社和译者的眼光和大度，基本保持了该书的样貌，让读者自己批判。

对于“盛唐”在亚洲区域的影响力。该书概论如下：唐代文化的长处是拥有世界性的气度。即使将其照搬到别的国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畅行无阻。但同时，唐代文化的弱点是包含了太多的异国元素，却未能对其加以充分咀嚼，以致其中留存大量未能彻底融入中国国民性的东西。这一点是唐代作为中世社会难以避免的问题。.........游牧民族创建自己的文字书写自己历史的民族自觉，不是受到中华文明（唐）影响下的产物，而是西方阿拉伯文明影响的反映。

这个需要非常严肃地批判。还有许多需要批判的地方。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三)：良心之作

作者史学一代巨擘，学无涯涘，识见通达，观此书可叹服焉。亚洲大陆，史分三域：西亚、印度、中国也。各述其古今之变，特重其往来之交，虽存地区志之余绪，实开世界史之滥觞也。尤重西亚与中国，推西亚为文明之源，中国亦受其惠，于此国人或难忍也。而此书之由来，原为二战时日本军部欲为“大东亚圣战”立言，召集国内四学者，宫崎在其间，撰“大东亚史”以传于世，其意在以日本为亚洲文明之核，历史进程之端，且德昭百代，泽被四方而已。四学者耻于后世所笑，遂据理力争，将“日本文化辐射轮”取代为“西亚文明东流论”，军部亦无奈何。及战后，诸稿咸焚，惟宫崎私藏己稿，继而补充之，遂成此书之全璧也。是故观点或可商榷，诚无愧于“良史”也。呜呼！日本学者可谓壮也！当是时也，临“军国”雷霆之威，处“民族”癫狂之世，犹不失守身之则，求道之志，愿发心史，笔效董狐，由此观之，“日没之国”学者可愧死矣！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四)：宫崎市定的交通史观

在《亚洲史概说》中，宫崎市定提出了著名的交通史观：亚洲文明因“交通”而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否靠近文明的交通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不同区块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比较了亚洲与澳洲）。经中国、中亚、波斯通往西方，与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重合的北道，以及自东海、南海及印度洋到达西方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近的南道由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连结成一个闭合的“循环交通”，运河也使沿线的城市得以迅速繁盛。除了南北两大道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往来欧亚的“极北交通线”。同样，交通线的变动转移，也会导致原本发达的文明衰落下去，西南亚的阿拉伯半岛及中东地区就是一个典例。开辟新航路之后，西葡商人与殖民者沿西非海岸线南下，绕过好望角往东航行抵达印度，与东亚进行贸易；西班牙人从美洲殖民地出发，通过大帆船贸易与东亚建立贸易联系。因此，处于西南亚近东地区，曾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的奥斯曼帝国却因此变成了被世界交通体系及其发展进步所抛弃的孤岛，在世界的竞争局势中逐渐落伍衰落。

总的来说，《亚洲史概说》主要是写波斯、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四部分亚洲史，并以上古、中古、近世、最近世这种基于日本史分类方法的时代划分，突出亚洲大陆南北中文化传播线的历史地理脉络，概述东西方交流过程中亚洲地域互动的历史衍生。日本史单独成章，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待亚洲，虽然受时代局限，有许多问题，但仍不失为一部值得参考的亚洲通史。

《亚洲史概说》读后感(五)：“民族主义”的兴衰

“交通史观”是本书一大特点，也有书评写了，不再赘述。就想谈谈其他方面。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将中国朝代的兴衰归结于“数字目管理”，英文是mathematical management。宫崎市定则将“民族主义”放在了核心的位置，元的建立是因为汉人未曾有坚固的国民意识，满人建立清朝，也是满人的民族主义亚服了汉人的民族主义。日本民族团结的诞生，则是两次蒙古来袭的结果，“神风”打退了蒙古侵略者，也把“武家”/军人的势力提到很高的位置。

自宋以来，中国周边各民族风云变幻，宋代汉人未有团结的民族意识，疲惫地纠缠于各外族之间。直到元末，中国消极的国民意识才开始觉醒。明朝的兴起是汉人民族主义的首次成功。但这里面有个矛盾之处，一方面是蛮夷低于汉人的民族思想；另一方面是儒家君臣名分的大义思想。元末、清末都有这个问题，“攘夷”还是忠君，汉人处于一种矛盾挣扎之中，当清朝覆灭时，不少汉人还自杀殉国，如国学大师王国维。

宫崎这种思想的延伸，其实蛮容易被军国主义所利用的，我也可以了解宫崎当时写这本书，特别是前半部分的时候，是受到军国政府的压力，为侵略亚洲各国进行合理化辩护。但宫崎还是保持了学者的独立性，没有对日本文化进行过度的美化。

就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宫崎其实说的不错，武力征服中国的外族如元、清，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其合法性地位的，汉人出于儒家道德，需要臣服于君主。那么这个外族，如果是日本人，是不是也同样有资格呢？这种观念很容易被军国主义利用，特别是腐朽的清朝终于灭亡，民国期间军阀混战，一切都看不清楚。恰如满人自认为得天下是因为明朝自身灭亡，清朝从逆贼手中夺回正统，救人民于水火，将其执政权合法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