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读后感1000字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是一本由[新加坡] 李玮玲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35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读后感(一)："大熊猫的女儿"之外——李玮玲的新加坡生活

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的出版，无疑给我们近距离了解新加坡第一家庭提供了好机会，我们得以与作者一起，分享新加坡历史上跌宕起伏的发展，思索新加坡当前社会面临的困境。作者是李光耀的女儿李玮玲，也正由于父亲的缘故，她与生俱来便有常人难及的光环；许多对李光耀感兴趣的人，自然而然会关注到李玮玲，也难怪母亲柯玉芝笑称她是“大熊猫的女儿”，但对于极度独立的玮玲来说，这恐怕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正因如此，2006年后，李玮玲开始在《海峡时报》和《星期日时报》发表文章，此后她以两份时报为载体，不断阐述自己的观点，力图摆脱所谓的光环，还原真实的自我，也让我们更近距离的认知这位“客家女子”和她生活的国家。 个人 新加坡第一家庭的子女，势必要牺牲很多的私人生活:为了初独立的新加坡的发展，父亲李光耀鲜少陪伴自己的子女，无论是过生日还是学校毕业典礼，他都是在思索对外宣传后才做出决定，而女儿对父亲的称呼，也多是内阁资政李光耀，可见女儿对父亲工作的认可和敬畏，也是她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母亲则更多的投入于家庭，这也是玮玲大量回忆与母亲生活的缘故。此外，外界一直以来都对李光耀个人充满兴趣，对于李家其他成员的关注并不多见，玮玲的回忆与描述，让外界得以窥视李家人的全貌，让我们看到子女和妻子为李光耀所做的付出，而李光耀，也正因为有家庭的陪伴和支持，得以更好的服务国家。 国家 除了家庭生活外，李玮玲还是一位杰出的医务工作者，在社会角色上她无疑是正直的，她敢于诉说今日新加坡存在的许多问题，在青年发展问题上，她担忧新加坡的“Y一代”会沉于享乐，而众所周知“Y一代”对个人成长有很高的期许，即便在初级职位上也是如此，但现实的社会往往逆境颇多，这对于“Y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无疑提出了考验，因此玮玲贴心的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此外，无独有偶，新加坡社会上的弊病，诸如“虎妈教育”、“精英教育”、“补习班问题”、“双语政策”和“医患关系”等，也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困境，而李玮玲也多以辩证审慎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的建议，对于改善我国目前的困惑，也有很好的帮助。 是以，在个人层面，李玮玲以显微镜的方式，为我们描清了第一家庭的生活细节；而国家层面，她更是以望远镜的模式，表达了新加坡人思虑宏远的现实关怀。在历史上，客家人自明末以来，为了谋生便开启了下南洋大潮，大风大浪的挫折中，他们大多具有坚韧不拔的品性；作为客家后裔的李家，同样继承了这样的品格；而客家女人也一直以大脚婆娘著称，与清代汉族妇女不同，她们在宗族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客家后裔的女儿，玮玲继承了先祖们的优秀品质，为了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贡献。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读后感(二)：复制了父亲的女儿

# 一

作为李光耀的长女，李玮玲在新加坡自然是广受瞩目。虽然她在书中反复强调双亲要求子女以平常心理对待身边人，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国人民对待李家子女的不同态度，对待“大熊猫的女儿”自然会有不同的态度。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李玮玲”这个名字为人所知，恐怕还是因为李光耀故居所引发的李家争议。关于如何处理李光耀在欧思礼路的故居一事，这本书中也有详细的纪录。在“延续父亲的精神”这篇文章中，李玮玲详述了围绕李光耀故居产生争议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强调了为什么自己与弟弟坚持遵守父亲的遗嘱，拆除故居的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光耀希望自己的后人并不是通过自己的荫庇，而是通过能力成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当然，在李光耀的眼里，李显龙虽然是自己的儿子，但是同样也是一个能力足以堪认新加坡领袖的人物。

至于李家的后人是不是能够有足够的能力足以堪当大任的领袖，李光耀已经没有精力与时间来加以保证，所以也就断绝了李家后人通过故居来实现家族继承的可能。当然，即便是拆除了欧思礼路的故居，李家人照样可以享受李光耀的声望带来的政治遗产。但是从可观的符号上彻底的根除这个问题，也是李光耀能做到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了。

李光耀的这种政治观也被李玮玲所继承，在书中“愿Y世代在逆境中成长”“勿落入过度政治正确的陷阱”“自由的另一面”“为全国各界的悲痛而感动”等文章中，李玮玲也反复地重申了自身的政治立场，一种偏向于精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政治观念。所以，她认同李光耀的政治遗嘱，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另一方面，李玮玲在性格上也继承了李光耀。她自诩为“唐吉坷德”，正如李光耀将新加坡这个落魄的船港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国家一样，她则是始终追求心目中的理想与公义。也正是这种性格使然，她才会坚持执行父亲的遗嘱，甚至不惜将与兄长的家庭丑事公诸于众。而李玮玲的各种生活习惯，也遵循了父母的教导。一直是简朴、低调但也不需要因为物质生活的匮乏而苦恼。在开头的一开始，李玮玲就将自己定位成一个中产阶级。这似乎是李家人一贯的立场。

# 二

本书的名字强调了“客家”“女子”“新加坡”，然而坦白说，这本书中并没有太强的“客家色彩”，如果她不是强调了自己阿妈的身世，也不会联系到这个族群的刻板印象。至于“女子”，同样如此。李玮玲并没有站在女性立场讨论各种事务，非要强调女性色彩的话，反而是“女儿”更多一点。当然，“新加坡”这个关键字是落实的最明确的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新加坡人立场，从这个小岛出发，观察世界，评价世界。

对于中国人来说，李玮玲仅仅是一个外国前领导人的女儿而已。但是从他的这本书中，我们却可以更多地了解到李光耀的往事，更多地了解这位伟大政治家在幕后的平常一面。而更可以通过这个继承了他的性格与理念的女儿的所作所为，重新的考虑李光耀当时的心路历程。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读后感(三)：与父同行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富人家的孩子多纨绔，其实无论家庭贫困富有，只要教养的方式正确，父母言传身教，一样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本书作者李玮玲，他的父亲正是大名鼎鼎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与父同行，她身上有父亲深刻的影子，更在与世界大环境的碰撞中，绽放出自己独立的思想，阅毕，你会由心底发出一句感慨：这真是一个有卓越魅力的优秀女子啊。 在书中，主要提到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小家”，在那里有李玮玲的亲人和她的成长；一个是“大家”，讲述了她对新加坡过去、现在、未来的诸多看法。 在小家中，我们知道了她是一个“奇怪”的女子，终身未婚，运动狂，对穿着打扮都不甚在意，往往随性质朴到让人怀疑这是否是“大熊猫的女儿”、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但这种“奇怪”的平易近人读来却让人心生好感。其实多数时间“小家”的主角不是作者本人，而是父亲李光耀和母亲柯玉芝，其中就有父亲与母亲的爱情故事。在这段夫妻关系中，同是学霸的二人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而更类似于一种伙伴，生活上的伙伴，事业上的伙伴，精神上的伴侣，平等独立，互补但并不束缚彼此，在晚年彼此照顾、相濡以沫，而这一点也对李玮玲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她羡慕并钦佩着这样的父母，日理万机的总理，在家庭中依旧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在我看来这就是个现实的童话。“孤独胜过一桩没有爱情的婚姻”，说出这句话的玮玲想必也是有感于父母的“和谐完美”，寻不到内心的舒适与独立，宁可不要，也不将就。而她所崇尚的简朴生活，也都是受其父母的影响。就像文章中表述的，虽然“我”没有子女，假若有的话，一定像自己的父母那样教育他们，绝不溺爱，真的三观超正。还有母亲教导她不要以貌取人，不给予成长的压力…在李玮玲的笔下，亲切智慧伟岸的父母形象一点点清晰起来。这个小家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父母而熠熠生辉。 更让人惊艳的是，李玮玲对新加坡的发展以及世界局势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无论是新加坡的教育、法律、文化自信、人才引进、种族主义抑或她所处医学界的医疗改革，玮玲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看法，也都极具启发意义。这种家国思维，得益于她身为总理之女自小的历练，眼界不一般；更因为与父同行，她身边有一位尽职尽责的国家领导人。如果是是父亲，他会这么做，他会优先考虑新加坡的发展，而贯彻父亲意志的玮玲也是如此，她也将病人的福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对待弱势残障人士时，玮玲说到：我们若照顾不好社会上最脆弱和不幸的成员，让他们的父母带着遗憾离去，就不该自称文明社会。书外的自己读到这里很受感动。这样的段落在书中还有很多。 当然，书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引发去年李家兄妹“骂战”的导火索——关于李光耀的遗嘱执行及故居的处理。这件事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李光耀真的是终其一生把新加坡的发展与利益摆在第一位，身故后也是深谋远虑，身为一国的掌舵人，这种精神操守值得每个人敬仰钦佩！在父亲去世后，我们也见到了更坚强的李玮玲，她也在呼吁所有新加坡人都要坚强，这是父亲乐于看到的。阅毕可以看出来，李玮玲对新加坡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她相信父亲的韧性已经扎根在这篇土地之上。 PS.书内附的珍贵图像就像老电影回忆的点点滴滴，结合书内的文字，别有一番感触。再插一句，之前李家兄妹掀骂战的时候，看新闻时朋友和我还闲聊说，李玮玲长得有点普通，我想，等他看完这本书，一定会改变想法，不能以貌取人，外表千篇一律无甚了了，内在的丰盈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嗯。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读后感(四)：第一家庭里的“平民”

国家首脑的家族成员总会自然地引起各方的关注，除去好奇因素，人们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首脑人物的“延展”，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第一家庭”的治家风格、教育观念等信息，从而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最高层；另一方面，首脑们平日示人的常是决断和刚毅的一面，而家人就像是“柔软部分”，就像让英国人念念不忘的戴安娜王妃，在一片硬朗气氛中自然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

李玮玲女士是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女儿，人们固然渴望通过她的文字读到李光耀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在家人眼中的形象，读到新加坡第一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以及子女眼中的父母深情，但显然人们对李玮玲女士的关注似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那就是她作为“第一家庭”里平民形象的代表，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职业女性，同时也是一个爱国者。

李玮玲女士显然更愿意人们将她视为一个普通新加坡家庭的女儿，希望作为“李玮玲大夫”为人称道，而不愿在“李光耀女儿”的光环下生活。她同弟弟李显扬一样，都没有进入政坛。她选择从医为业，投入到儿科和神经科的诊疗工作中去。这并不妨碍她关心政治和国情，她采用为《海峡时报》《星期日时报》书写专栏的方式针砭时局，表达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切，批评医疗与教育方面的问题，参与民族与文化的讨论，虽然她就身处最高决策者旁，却依然采用“曲线”的方式，其实也是“人民”的方式参与讨论，为国建言。

她看待李光耀总理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女儿，她固然深爱和敬佩自己的父亲，但作为一个新加坡公民，她也与其他民众一样，通过相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位国家领导人。她对身处第一家庭的自己定位异常清晰，并一以贯之，其低调与谨慎甚至到了“过分”的程度，如她所言，甚至家中的大嫂与弟媳都远比她显得“有地位”。她没有刻意要摆脱父亲的影响，而是因为她深知一点：李光耀首先属于新加坡，然后属于家人。

当然，并非所有的第一家庭都始终明白这点，甚至民众也不明白。特别在领导人身故之后，人们可以理解家人们“占有”一位杰出领导人的大部分，他毕竟为事业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大多数时间，现在他永远退休了，那么牺牲了自我的家人们理应享有迟归的亲人。而这种超越感性的理性的确非一时所能理解，

但李玮玲女士保持着极为理性的头脑，慎重面对着李光耀身后的政治资产，她一方面警惕着任何将其据为己有的行为，一方面又提防着神化形象、政治植入的行为。而这两方面的动作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同一种目的，那就是夺走“人民的李光耀”，使之成为后来者的“权杖”。

在《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这本书中，她特别提到李光耀先生遗嘱中对位于欧思礼路的居所的处理——立即拆除或在李玮玲搬出后立即拆除。在2017年，李玮玲和李显扬在公开与李显龙的分歧时又再次提到这点，并对政府组织纪念李光耀逝世一周年的活动持反对态度。在李显龙总理声称这一切是“家务事”时，李玮玲反对道：“如果这是家务事，就不会选择公开。”家和国，在李玮玲女士的心里有着明确的界限，即便她的家曾处于国的中心。

人们总说，女儿最像父亲。李光耀曾对李玮玲说：“你具备我所有的品质，它们也成为你的缺点。”李玮玲女士无疑继承了父亲刚毅不屈、忠于人民的品格，所以在面对西方质疑新加坡制度和责难李光耀时，她展现出了新加坡人的勇气、自信，坚定地信赖新加坡人选择的道路；在李光耀过世后，她既要从当权者手里夺回属于人民的“李光耀”，又要完成父亲夙愿，耐心地引导人们绕过个人崇拜的陷阱，而后者的难度则要大得多。人生与命运就是如此奇妙，在其位者往往只继承了“其位”，而不在其位者却继承了理想与精神！

至于“缺点”，我相信李光耀总理若能看到女儿在他身后的行动，看到她作为一个“局外人”清晰领悟了自己对新加坡未来的忧虑，一定会对自己当时的担心付之一笑的。

《一个客家女子的新加坡故事》读后感(五)：温馨而快乐的生日（《客家女子》书摘）

如今，有不少父母会聘请专门策划儿童生日派对的公司，来筹办孩子的生日庆祝会。这些公司声称，这类派对不再只是“有钱人能办的”，就连一些住在政府组屋的人也会聘用他们的服务。要在一场派对上增添气球雕塑和脸部彩绘等活动，要花上三百五十元到八百元不等，而视活动的多寡而定，这样的服务一般历时两到三个小时。现在的父母也比以往更愿意花钱。《星期日时报》有一篇报道就指出，在二○○七年，主办一场生日派对的花费是三百元，但如今父母或许得花超过两千元。

我还记得儿时自己和哥哥弟弟过生日时，在家里办的生日“派对”。这些庆祝会并没有外人出席，只有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我们从不追问父亲为何不在场；我们都知道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忙。我们会有一个生日蛋糕，上面会插上一根蜡烛，还摆上代表我们的生肖的陶瓷动物。如果是我的生日，那就会是一匹陶瓷马，因为我是在马年出生。如果是显扬的生日，就会是陶瓷公鸡和小鸡，因为他属鸡。这些陶瓷动物仍摆放在家里一个属于母亲的摆设柜里。显龙是在龙年出生的，但我们没有人能想起母亲到底是用什么陶瓷动物来代表华人十二生肖中的龙。

我们唯一收到的生日礼物是母亲送的，而她总会送我们书本。我们对这一年一度的“特别日子”感到心满意足。即便是我们当年在上幼儿园时，一些家长也会给孩子在学校办生日庆祝会，还会为他们的同学准备礼物，而如今仍会有家长这么做。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有一个育有五名子女的医生朋友。她每逢孩子的生日就必须给他们在幼儿园的所有同学买礼物。就像在家里举办隆重的生日派对一样，在幼儿园办生日庆祝会似乎也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事。

我和哥哥弟弟是班上的例外。我们不曾在幼儿园办生日庆祝会，但也不觉得缺少什么或是埋怨父母。或许我们当时已隐约明白，父亲为何会以一身白衣现身我们在幼儿园的“毕业典礼”上，却没有时间陪我们庆祝生日。到了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就连家里的小型“庆祝会”和生日蛋糕也没有了。我们也不会为此而感到失落。就算是堂亲表亲请我们参加他们的生日派对，而看到派对上不仅有魔术表演、礼物和生日蛋糕，还有雪糕、冰棍、糖果和果冻等等，我们也不会觉得自己缺少什么。

到了念小学时，我们也不再收到生日礼物。母亲解释说，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而只有一天是我们的生日，并提出，不是生日礼物的礼物岂不更好？因为那会是一个惊喜，一年里的其余三百六十四天都有可能收到。我们被她说服了，而她也确实不只一年一次给我们买书本。

在我们步入青少年时期和长大后，如今又即将告别中年生涯，生日对我和哥哥弟弟来说，依旧不是什么大事。然而从一九八○年代初期开始，显扬会为我们的父母操办生日会。他一开始是自己亲自下厨，之后就改而请厨师到他家里烹煮一顿美味的晚餐款待我们。显扬是烹饪好手，家里的厨房配备因此也是一流的，绝对能满足大厨所需。过去六年，在我年满五十岁以后，我的一小班朋友有时也会说服我在生日当天到外头吃一顿好的。我的家人很少会记得我的生日，而我到了这个年纪，也宁可不要去想起它。不过，我还是会很高兴在过生日时收到来自病人、朋友和父亲的保镖通过电邮或手机短信所传来的祝福。尽管我这个人不太合群，但知道有人关心我、喜欢我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言归正传。昔日的回忆让我差点忘了自己要提起的一个道理。毫无疑问，新加坡在经济方面已取得显著的进步，而许多家长也希望让孩子拥有自己小时候不曾有过的东西。但当人生乐事沦为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后，它就再也不能让人快乐。

我认为父母教导我不要在乎物质享受的做法是对的。因此，每当我难得有机会享受它们时，例如当有朋友坚持在我过五十岁生日时请我吃大餐，我就会感到特别高兴。但在日子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怀念这样的享受。

我们有许多年纪在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似乎认为过舒适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习惯无拘无束，并以为自己想怎么样便能怎么样。他们和其他发达国家年纪相仿的人应该没什么不同。但我不禁会想，他们在遭遇不幸或厄运时，会有何反应？他们到底足够坚强吗？

我虽不确定，但也不过于担忧。我自己无儿无女。如果有的话，我会像父母教育我一样教育他们。就一个蛋糕，摆上陶瓷动物，还有一本书作为礼物。这是一份“特殊的奖励”，而它对我们来说永远是“特殊”的，因为父母从不溺爱我们。

《星期日时报》，2011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