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读后感1000字

《文明史》是一本由[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页数：576千字，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明史》读后感(一)：翻译很烂

一共只有47人读过，就这么多评论。不知道有多少托。

大家都是文明人，为了卖几个小钱，在这里故意撒谎吹捧，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好就是好，烂就是烂，又不是啥大事，实话实说很难吗。

我不想跟着你们胡扯，我就告诉大家，这书翻译很差劲，读着痛不欲生，怀疑自己的语文。

读书，即是读原著，更是读翻译，翻译是个第二次创作。

《文明史》读后感(二)：文明史开启民智——读《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文/岸晓风

培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学习数学使人精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高尚,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唐太宗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著名时评人、知名作家杨恒均先生在《青年人的两年阅读计划》一文中，要求刚进入大学的学生“至少阅读过一套课外的（任何一套）中国历史与世界通史”。之所以不其厌烦的说这些，无非是两个意思，历史真的很重要。但是，好的历史书更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信出版社将法国著名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经典著作《文明史》出版，对苦于没有好的世界通史看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布罗代尔是法国史学的化身和标志性人物，在西欧学界享有崇高地位。曾有人这样评价他：“史学界有了难以超越的布罗代尔，所以我就转而从事其他行当”，这足以说明手中这部书绝不是重量上的沉甸甸，而是知识和智慧的沉淀。

有道是，专业不是吹的,实力不是盖的。《文明史》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这本书初版于1963年，写作初衷是为16-18岁的男女中学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年鉴学派方法——编写的教材，让他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他们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于这样的目标和野心，没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深厚学养和强烈的自信，是不可想象的。

这本书是典型的大部头，光翻译成中文就花了两年。全书分为三部分，以文明为主线，将世界文明的进程跃然纸上，该简则简，该繁仍繁，读来既如同与一个老朋友会面，一坛老酒，越品越香；又如同与一个相知已久的人见面，既被其渊博的知识、谦逊的文风所吸引，也被其独到的见解、客观公正的论调所倾倒。“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读罢掩卷，仍意犹未尽，也不由的让人有“好的历史书真少”的惆怅！

作为一部旨在说明和示范如何讲授“在所有人文学科中要求最为严格、最新颖、最稀奇的历史学”， 《文明史》所保持的客观公道立场、深入全面思考、看待问题的视角，都是最“高级”的，对于大中学生以及不完全想“消遣历史”的读者来说，真是“不想读完的一本历史书”。

《文明史》读后感(三)：费尔南的历史情怀与对文明的现时关照

费尔南的历史情怀与对文明的现时关照

文化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文明史不但是文化研究的基础，还是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专业的基础，现今的政治、法律、管理、哲学、艺术、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只有了解本学科知识的历史，才能更全面地掌握本学科的知识，通过历史知识的触发，引出新的创见。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一般认为，文明等同于进步，野蛮则是意味着未开化、蒙昧。在《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法国年鉴学派灵魂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从文明的角度，俯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其中，既考察了过去，又论及不远的将来，从而让我们对历史和现实产生兴趣，让我们“在理解历史的同时，直面即将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社会学的魅力在于它那“总体化的”路径，关注人类行为及其之间的关系：社会学和历史学不可分割，是“一项整体的知识事业”。对费尔南来说，“文明，无论其范围广大还是狭小，在地图上总能找到它们的坐标。它们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立足于一个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限制。每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地理条件，都有其自身的机遇和局限，其中一些条件实际上长期不变而且各不相同——“每种地貌上都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累积的劳作痕迹。”在历史的黎明时期，古代世界繁荣着许多“大河文明”（civilisations fluviales），还有“海生的文明”（civilisations thalassocratiques）——一个充满生机的文明群就这样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更不用提及大西洋了——沿岸的北欧地区发展起来了。与此类似，人类自身也通过法国史学家儒勒·米什莱）所说的“决定性的自我塑造”，或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自身的生产”而得到了改变。

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来：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例如，倘若离开了阿拉伯商队横跨沙漠和大草原这样的“干燥的海洋”的流动，离开了他们在地中海地区和印度洋沿岸乃至远到马六甲（Malacca）和中国的旅行，伊斯兰世界便无法想象。作为后继文明的伊斯兰文明，尽管“希腊人控制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广袤而没有明确界定的地区”，“罗马人的征服活动也扩展到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把希腊人开始的这一殖民时期延续下来”，但在罗马的外表之下，希腊文明继续存在下去。在《文明史》中，费尔南以浩瀚的资料印证了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世界各个角落、各种民族为创建人类文明所进行的智慧的劳动和创造。这些成就的提出不但使我们超越了自然的和直接的有利条件，而在费尔南看来，正是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了文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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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留用，暂发千字左右，见刊后补发全文

《文明史》读后感(四)：文明史：历史的昭示

出生于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史学家、有着“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之称的布罗代尔的人生经历也颇有历史著作的传奇之感：作为一位教员的儿子，他有幸进入索邦大学攻读历史学，大学毕业后南下前往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经过了一段海外中学的教书经历之后，1938年，布罗代尔回到了巴黎，成为高等实践研究院的一员，本想拓展研究领域的他，二次大战爆发后应召入伍，1940年法国沦陷，布罗代尔在莱茵河前线任中尉，不久成了德军的战俘。在身陷囹圄的状态之下，他撰写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初稿，他自称这书稿部分地是“对我所经历的悲剧时刻做出的直接生存反应”。战争结束后，这部书稿成为他的博士论文并成功通过了答辩。其后，他加入《年鉴》学报的编辑部，在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第二年后去世。

历史的洞见是否产生于生命的悲剧性时刻我们不得而知，在《地中海》出版后的1963年，《文明史》问世。及至80岁高龄，他仍然不断的写作和出书，此种生活状态早已成为他生命的常态。作为一位在史学界被受尊崇的大师级人物，布罗代尔不断拓展着自己研究的边界，将学科的触角从本国领域延伸到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我们毫不怀疑，研究历史的学者大都需要一种“大格局”。当布罗代尔的《文明史》平摊开来，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只能作“高山仰止”之状了。

正如我们在《文明史》中看到的那样，布罗代尔的视角无疑是清晰而具有远见的。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共25章，从对“文明”这一术语的阐释入手，重新探讨了“文明”的衍变，他指出“文明研究关涉所有社会科学”，而“历史学仅仅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他将着重要研究的四个方面列举出来：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集体心理学。本书的框架即是以这四个点为圆心，横向铺展开来，在此组织架构之下，将每个大洲的文明史沿着时间的脉络做了一番纵向的回溯。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文明史》著作出版的目的是为法国的中学生留下一部受用终生的教材，然而由于布氏著作本身的晦涩难解，加上布氏的教学理念与当时盛行的教学方式相左，教育部门最终并未沿用布氏的这部宏大著作。不可否认的是，布罗代尔的《文明史》以它独有的、智性的、全面的、审慎的历史学专家的眼光，洞穿了覆于历史之上的尘埃。

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恰好构成了全球纷繁复杂的文化图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我们也应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这一点上，布氏特别考察了每种文化的源流。文明的衍变，就像一棵成长过程中的大树，找到它的“根”，也就是每种文明的来处，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文明在进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将要面对的未来。历史学科看似枯燥冗繁，但实则趣味盎然，而布氏所做的，就是要赋予历史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让被教育的对象产生兴趣，让“已死的历史”重新焕发出鲜活的色彩，彻底扬弃传统的史学学习方法，不啻为一种大胆而率直的思想革命。

尽管史学在研究路径上不尽相同，但它们所指向的目标是一致的。“以古鉴今，开创未来”。站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得以看到更远更大的世界。历史的真理，永无穷尽；历史的昭示，予人警醒。在继往开来的征途上，理智的光辉终将照耀至暗之角。

《文明史》读后感(五)：《文明史》：文明各异，把握有方

文/吴情

今日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事物，似乎人人都通晓其含义，但何为文明？对它的研究，又该如何进行？这些问题，都是摆在历史学家眼前，难以绕开。随着学科制度化的持续，大学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具体方向，拜占庭研究、以色列研究、汉帝国研究、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确实产生了大量具有说服力的知识，但我们，仿佛与文明日益疏远，比如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因为我们沉溺于一大堆具体的细节、日期之中。

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之一的法国“年鉴学派”，是直面以上问题、且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团体。拿破仑如何从军官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庄子的个人生平与其写作的关系，年鉴学派的学者并没有给予过多关注。相反，在他们看来，这属于“短时段”的历史，虽然也很重要，但对历史的形塑以及文明的稳定来说，“长时段”的历史才更关键，比如法拉西的特性，中国人的精神结构等。

这样的做法，显然深受当时“结构主义”潮流的影响。在结构主义者看来，表象相对于其后深层次、不易察觉的结构，在解释力上有限，布罗代尔，显然也持有这种看法。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如何解释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人物在塑造历史进程上的作用或影响？断言无法准确把握的结构（与自然科学相比）远比短时段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更为重要，是否有一言堂之嫌？但也要看来，结构主义渗透进史学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它能使我们从整体、很长的时间段来把握历史，避免太早太过轻率地对历史问题作出回答。

《文明史》一书，便是布罗代尔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硕果。这部译成中文多达五十六万多字的书，谁承想是布罗代尔为法国中学生撰写的历史教材（法国也有人斥责其对中学生太艰涩）。在《文明史》一书中，你看不到拜占庭帝国的国王与土耳其人作战，也看不到朱熹如何成为南宋大儒，甚至看不到戴高乐将军如何在法国沦陷后如何鼓舞军心，相反，你能见证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并立的情况如何形塑中国人（尤其是在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也能见证伊斯兰教义怎样关乎中东的乱局与安宁。

《文明史》显示出了沟通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努力，这一点在当时尤其可贵，毕竟考虑到学科在建立规范时总难避免自我设限，虽然现在的我们很容易接受跨学科研究或交叉研究。除此之外，以“文明”为主要单位，成功地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带来了一种开阔的视野：尽管不同的国家具体的历史不同，但影响其历史发展的某些因素，比如说思想基础、文化根基是相同的，所谓的国别史专家多半看不到这一点。

结构主义显然属于一种“宏大叙事”，《文明史》理所应当地继承了这一特点。而在当下讨伐宏大叙事的潮流或“学术正确”中，《文明史》这样的著作，恐怕有些费力不讨好。但是，正因为此，它值得我们给予足够多的关注。布罗代尔，如他自己自谦的那样，在研究法国的历史上如鱼得水，但是他对非洲、远东、伊斯兰等文明的研究和观点，也确实有独到之处，比如他说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停滞的（虽非首创），他的着眼点不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而是长时段的结构把握，以儒学为主要精神根基的中国，又何尝不是温如磐石，甚少变化？作为学术问题，也可对此进行批驳，比如，照布罗代尔看来，停滞就是稳定的同义词。但是，多数人真的希望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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