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读后感100字

《经典常谈》是一本由朱自清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16-8-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经典常谈》读后感(一)：一本书让你避免被“国学班”收智商税

国学似乎近些年来逐渐盛起，各种国学班层出不穷、四处可见。很多父母送自己年幼的子女去学习国学，就连宣扬压迫奴役女性的“女德班”都开展得如火如荼，屡禁不止。然而何谓国学，小朋友们穿上所谓的“汉服”向父母老师下跪，或是学习背诵《弟子规》就是学习国学吗？女性服从三从四德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手”就是国学吗？所谓“国学”，是在清朝末年西学东渐之时，对应“西学”的名词。彼时因为中国政治经济上远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家，“国学”也成为了替罪羊，很多人因此主张抛弃一切全盘西化。

然而中华文化本身就不是不受其他国家影响，汉代时佛教传入，唐朝时西域文化受到热捧，中国的文化的演变是一个逐渐融合其他文化的过程，“国学”在数千年历史中更是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于想要了解祖国古代绚烂文化的人，应该从经典入手，而不是去追捧糟粕。朱自清先生曾经编制了一艘好船《经典常读》，让在经典的海洋岸边徘徊却不得其法而入的人借此航行，不至误入歧途。

对于想要一窥经典门径的现代人来说，在浩瀚的典籍中该如何航行，需要一个罗盘定位。朱自清先生在序言中即考虑到了普通读者的困难，故而说：“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而古代的解读方式已经不适宜现代人，故而先生将经典书籍整理梳爬，编撰出了这本《经典常读》，让现代人更贴近古籍，不再只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编撰这样一本书的难度可想而知，编者必须在中国古代文化、历史和哲学等方面有着坚实的基础。

全书对那些往往只有所耳闻的”四书五经“进行简单介绍，读者也对此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书中各篇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并根据传统将”小学“之书《说文解字》放在最前面。先生一再强调，这不是一本”国学概论“，因为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例如书中在《周易》一篇讲到：“易”史简易的意思，是说巫法比卜法坚毅的意思。实际上关于《周易》中的易字还有很多中解释，有时当“变化”讲。但想要更深一步了解，当去读相关的专著。

读过这本书的人，当能寻到入门之径，不再被那些所谓的“国学班”收智商税了吧。

《经典常谈》读后感(二)：《经典常谈》讲述的是经典，而其自身也是一部经典之作

这是我第二次翻看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之前看的是和朱自清先生的另一本代表作《文艺十六讲》收录在一起的。

“大家小书”系列就是有这样的好处，每一本书的篇幅厚度不是很大，捧在手里小巧而不沉重，但是收录的内容却都是名家的经典之作。

每次读朱自清先生的文字，总是会不自觉的想起网络上那个有关于买橘子的骂人梗。书读的少了，连被别人用巧话骂了都不知道。可见这年头，读书尤其是读好书、读经典的书还是相当的重要的，而偏偏朱自清先生又著有这本《经典常谈》。这还真的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巧合。

现在图书出版业兴旺发达，每年有几十万册的书被出版印刷。这么多的书我们该读什么呢？什么才是浩瀚书海中的经典之作呢？在朱自清先生用十三篇对于古籍的讲解来告诉读者什么是经典。《经典常谈》从最基本的《说文解字》开始讲起，之后历述《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等一些我们熟悉名称却又不熟悉内容的经典国学之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为我们剖析古文中的精彩篇章，让读者明白如何去读经典文学，轻松且顺畅的了解国学经典中的精华部分。

其实，即便是在现代，朱自清先生所列举的这些内容也是相当经典实用的。在当下国学兴起的热潮中，估计有不少人也和我一样凑热闹般的想要去多看看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经史子集一类的书籍。不过真等到翻开书的时候才发现，不要说是完全阅读理解透彻了，就是大致翻翻都不一定有耐心看完几本。为什么造成这种贪多嚼不烂的局面呢？说到底还是因为看不懂啊！读这些古籍，要是没有个明白人来为自己指点迷津，单凭自己去去琢磨，想要弄个彻底明白，还真的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而朱自清先生的这本《经典常谈》其实正好可以起到一个启迪引路的作用，激发起读者阅读学习这些经典之作的兴趣，一点点的带领读者去品味这些经典之作的魅力。

同样，在你阅读这些经典之作的同时，若是时不时的回过头来再看看朱自清先生的讲解，与自己正在阅读的那些书籍内容再结合一下，对于其中的内容理解也是很有帮助的。《经典常谈》讲述的是经典，而其自身也是一部经典之作。还是那句话，朱自清先生在他的书中都已经为我们讲解了许多了，至于能学到多少，就得看个人领悟了。

《经典常谈》读后感(三)：读《经典》的意义

朱自清先生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我们九年义务教育的语文课本里学过他的《绿》《荷塘月色》《春》，还有《背影》。

小时候，我是不大喜欢先生的文字的。年纪太小的时候，读散文是读不出它的好的。辞藻虽然是丰富的，但是还是不能体会到文字的博大精深。用我们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就是，略显矫情，这种感觉尤其针对《绿》。等离开了学校，偶然间，再回过头去读《背影》才能体会到一种深沉的感情。但是依然不知道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深，用散文家的笔触深入浅出的十三篇普及传统文化的文章，当真是大家之作。

这时候，朱自清先生的文学形象才算是丰满起来。在这本小书背后，不仅仅是一位散文家，一位略带小清新对自然万物敏感的文人，他是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家。

朱自清先生在小书里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反过来说当年我们阅读先生的散文，总是得不到相应的享受。比如，我小时候就不明白，春来了有那么兴奋吗？你看一支荷花真的会看到“亭亭的舞女的裙”吗？父亲那背影你是录下来了还是咋，真的就是现实的还原还是自己为了煽情的臆想？那样额有可能是，你的文化底蕴还不足以体会到文字的美好，你的人生经历还不足体会到那背影的价值和意义，这些当然都是务虚的，没有更多的实用价值，但是文化还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人，学起什么来都难，而这年头，你什么都不学，你什么就不懂，当然也可以活下去，但是离活得好，活得明白还是有距离。私以为，人是应该有两个世界的，而在精神世界里，没有文化是不成的。

今天的我们，到底受到了多少经典的熏陶？我们对于《易经》的理解就是算卦的，对于《说文解字》的理解就是一本过时的新华字典，四书五经是考试时的正确答案，但是它们代表了什么，涵盖了什么，乏有人能说清。朱先生这本小书，可以说是普及经典的范例，深入浅出、化整为零。但是说句实在话，我这种也算读过几本书的人，也不是能读一本就能看懂的经典普及，理解和阅读起来还是有难度的，这更说明了小书的必要性。谈《周易》篇读了两遍，还是不甚了了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认真去学都可能一知半解，不去接触更是一无所知。但是经典的获得这么困难，就直接去接受碎片文字的熏陶吗？我想答案是不，因为这些文字，过了几十年，仍然常读常新，一代又一代需要，而碎片阅读，过了今晚就已经全然过时，被忘记了。就像小时候我们不喜欢的先生的散文，今天居然还能隐约想起其中的几句，也许写作中还曾用到。有生命力的文学才是真的文学，而文化根植于心，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是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到底是离不开文化底蕴的。

《经典常谈》读后感(四)：学习传统文化和经典名著的好帮手

四大文明古国里边，中国是唯一不必冠之以“古”的国家。这是因为，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除了当时的区域与现在存在相似之外，其他的一切，人民、语言、文化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而中国却是一脉相承，语言、文字、文化都是在继承中有创新、创新中再发展。现在的埃及人、伊拉克人、印度或者巴基斯坦人去研究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文化和历史，那是必须顶尖专家级的人物才能有所成就；但中国却未必，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固然有些复杂，但自隶书以下，除去繁体、简体的区别，已经不足以成为研究的障碍。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中国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自娱自乐的国家，而是一个兼容并蓄、心胸开阔的国家，从华夏族到汉族的演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历史、文化屡经磨难，却始终能够曲折中向前，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内力，以及极高度的亲和力。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正在这里。两千年前孔子在《论语》里讲过的那些为人处事的道理，虽然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但却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还能够解释、指导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晏子春秋》里的那些故事，直到现在讲起来依然仿佛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更无论《诗经》里那些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可以单挑出来其中的诗句来进行非常切实实际、心意的表达了，简直可以对号入座、完美指代。可见，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经典的魅力由此得在尽情展现。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还有必要，即便再忙，也要抽出时间来读一读经典、体会经典魅力的原因所在。

朱自清先生是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可谓著作等身，往往能用简洁明了的话语，就把顶笨重的事实或繁复的理论处理得异常轻盈生动，很快就能弄个明明白白。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把注意力转向经典著作本身。所以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经典常谈》会是一个很得力的帮手。

在《经典常谈》这本“小书”里，朱自清先生对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篇进行了全面而深入浅出的介绍。这其中任何一本单拿出来，都可以讲上一个学期、两个学期都不带重复的，但朱自清先生的这些“小”文章，却可以让一个本不熟悉这些经典著作的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对那本经典著作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一见钟情都是有可能的。《经典常谈》虽然写于1942年，距离今天已经近八十年，却历久弥新，依然能够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常谈》确实是一个很称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领路人”，肩负的职责就是把帮助那些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的人产生更大的兴趣，剔除掉原本觉得传统文化深奥难懂的人内心对学习传统文化的那一种畏惧心理——它想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一点儿都不难，而且简直就是轻而易举。

《经典常谈》读后感(五)：宋雪：《经典常谈》的战时写作与学人知识互动

编者按 朱自清于抗战时期写就的《经典常谈》如今亦已成为经典之作。宋雪博士回到历史现场，细致梳理该书的写作缘起和经过，阐发战时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对其成书的贡献，进而表彰战时学人在艰难环境下对学术的坚守和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尤其可见作者感怀之所在。本文初刊《扬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摘要：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期间写就的一部古典文化普及读物。它脱胎于杨振声主持的教科书计划，同时也是一种战时文化写作。借用年谱、日记、回忆录等材料还原历史情境，追述这本书的写作缘起，考察具体成书环境与过程，能够体察作者学问上的积淀、学者之间的知识互动与战时环境中的学术坚守。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抗战时期写于昆明和成都的一本七万余字的传统文化普及读物，正文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十三篇，1942年国民图书出版社初行，后由文光书店多次再版[①]。

朱自清有长期中学国文和大一国文教学经验，脱胎于教科书计划的《经典常谈》也与其一贯的教学理念相合。根据朱自清日记等资料，《经典常谈》实际上是作者参与国防设计委员会教科书计划的产物，旨在供中等以上教育程度的学生接触经典，是一本“一般的读物”[1]序4，而非学术论著。然追溯此书由来和写作过程，十年岁月之间，渗透着知识分子事业中的友谊、学问上的积累与战时困苦中的坚守。

一. 从教科书计划到中国文化写作

《经典常谈》的正式写作是在1938至1942年，但它实肇始于教育部颁布新的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后开展的教科书计划。追溯此书由来，应从1932年说起。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下设置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由时任教育部次长兼国府秘书钱昌照介绍，杨振声被聘为文化组委员，负责编写中小学国文教科书[2]348-349。接此任务后，杨振声1933年夏邀请沈从文合作[2]358，1934年12月14日，朱自清日记中记述沈从文来访，带来杨振声的信，“信中说当局已同意我协助编辑中学语文课本”，“每月付我一百元，每周工作半天”[3]334；随后，沈从文给朱自清看了编教科书的计划[3]334，朱自清正式加入，协助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朱自清住在清华北院[4]，时常进城访杨、沈，商量编教科书事，这在其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记述。例如，1935年2月8日“进城。杨请我修订小学课本”[3]342；4月1日“访沈从文，他说杨先生写信催要他已编就之高小教科书”[3]349；6月13日“进城与杨今甫商谈教科书之作业部分。最后决定两项，即‘词和语’问题。余独自承当十课作业之工作”[3]365。朱自清勉力从事编书工作，在接手“词和语”任务后一周的6月21日，即“教科书之《词和语》已完成十五课”，23日“编教科书《词和语》”，24日“继续编教科书《词和语》”，25日“继续编教科书”，26日“继续昨日之工作”，27日“编完教科书”[3]367。这里编完的是《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共四册，1936年以“国立编译馆”的名义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联合出版[5]。国立编译馆成立于1932年6月，隶属教育部，“掌理关于各种学校之图书编译事务”[6]3，包括审查中小学教科书[6]50。随后他们继续合作编写《中学国文教科书》，但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未能在京完成，而在昆明收尾。在编教材过程中，“于文章注释外，他又旁参博考，写下了若干部国学要籍的提要和说明，这部稿子，就是《经典常谈》的底本”[7]。

七七事变后，杨振声被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9月抵长沙[8]441；时任清华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亦于10月抵湘。沈从文逃难到武昌，与杨振声一同租住于珞珈山脚下，利用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资料继续进行教科书的编纂工作，并吸收了被《大公报》遣散而失业的萧乾一同合作。由于杨振声和朱自清在长沙，教科书事务实际由沈从文负责[9]。1937年10月28日，在国难流离中，杨振声、沈从文与朱自清在长沙碰头，讨论教科书计划：

沈先生来此。杨、沈与我商讨教科书的计划。杨建议我们可自己写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而不是注释。这是个好主意。[3]494

这个被朱自清认为是“好主意”的建议，正是《经典常谈》的写作缘起。恰因如此，在此书《序言》结尾，才有“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1]序4的话。见面后，朱自清就“买评《说文》的书及一些其他书籍”[3]494，随后在南岳读杨士培的《文字学》、胡光炜的《甲骨文例》，并多次去南岳图书馆搜集材料[3]496-499。不过，因战时辗转迁徙，朱自清未能立即着手写作，直到随校迁滇后数月才正式动笔。其时，教科书计划仍在进行中，并加入了在昆明的张充和。张充和曾回忆这段经历：

那时沈二哥除了教书、写作外, 仍还继续兼编教科用书，地点在青云街六号。杨振声领首，但他不常来。朱自清约一周来一、二次。沈二哥是总编辑，归他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我选点散曲，兼做注释，汪和宗抄写。他们都兼别的，只有汪和宗同我是整工。后来日机频来, 我们疏散在呈贡县的龙街。我同三姐一家又同在杨家大院住前后楼。周末沈二哥回龙街, 上课编书仍在城中。[10]

沈从文于1939年

在昆明的日子虽不安定，但编书工作一直在认真进行。据朱自清记载，1939年8月，2日“与杨商谈教科书编辑问题”，14日“早，商谈教科书内容”，16日“早，忙于编教科书”，18日“注释教科书课文三课”，26日“上午与今甫、从文定教科书第一本与第二本目录”，29日“写教科书注解”，30日“集教科书注解，完成第一本、第二本”[11]39-44，可见工作之密集。而1938年9月起，朱自清就在系务和教学空余，陆续撰写《经典常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编书和写作是同步进行的。例如1939年9月27日“开始写有关《尚书》一文”，28日继续，29日“抄《尚书》一文”，30日即“审查教科书第三册及第四册”[11]49-50。10月6日，朱自清“审完教科书第五、六册”[11]51。1940年，《中学国文教科书》完成，与吴晗主编的历史教科书等一起送交重庆教育部[8]532。然而，这套凝聚了多人心血，一路南渡西迁的国文教材，实际上并未投入使用。梁实秋曾提及这些书稿：

那些教科书展转发到了国立编译馆，我适主管此事，有机会看到书稿，编得很好，只可惜不合学校使用，尤其不合抗战期间使用，所以弃置未用。[12]

将这套教科书弃置不用的原因，其实是1938年8月教育部设立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适合抗战建国需要的国定本教科书。不过，虽教科书未被接受，朱自清关于“有关中国文化的课文”的写作并未中辍。这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实为教科书计划的衍生品。在《经典常谈》的《序》中，朱自清也曾提到“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和“高中的标准”[1]序1-2，这两份文件即教育部1933年施行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与《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13]。两份“标准”分别提出了四个“目标”[14]：

《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 一．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的文化，以培养其民族精神。 二．养成用语体文及语言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三．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之能力。 四．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

《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 一．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的文化，以期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 二．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 四．培养学生创造新语新文学之能力。

《经典常谈》即应之而作。在“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1]序2外，“培养民族精神”、“以期达到民族振兴之目的”更是战时国文教育的现实要旨。在1938到1942年间，朱自清辗转于昆明和成都，断断续续地完成了此书的写作。在此期间，他生活上常遇困窘，且屡经失眠、胃病，然而读书、教学、写作始终未辍。《经典常谈》的成书过程，也记录了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典型生活和家国关注。

二. 《经典常谈》的写作经过

朱自清曾言“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15]，即与蜚声文坛的“文人”身份相比，他更看重自身的“学者”角色，将学术研究作为终生志业。西南联大时期（1938.4-1946.5），朱自清曾任联大教授会主席（1938.4-1939.6）、联大中文系主任（1939.6-11），清华中文系主任（1932.9-1940.6，1946.4-1946.5），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1938.8-11），所授课程前后有“宋诗”、“陶渊明”、“中学国文教学法”、“国文读本”、“国文作文”、“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历代诗选”、“散文研究”、“文辞研究”、“中国文学专书选读”、“中国文学史概要”等，共计11门25次[16]。在行政和教学活动之外，他还勤于著述，“不只注意到学术的高度和深度，更注意到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广度”[17]，《经典常谈》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西南联大时期的朱自清（《良友》1939年第146期）

《经典常谈》所谓的“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以及作为“小学”的《说文解字》[1]序1。不过，虽云“国学是我的职业”，可朱自清并不将这本书作为“国学概论”一类看待。一方面，如其所言，“‘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1]序3；另一方面，早在1933年，杨树达即曾谓“国学概论一科甚难教”，因而朱自清欲“改为经史学”[3]194。到写这本书时，他更是“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作为纲领”[1]序4，可见其学理思路。

《经典常谈》的写作，一方面缘于杨振声的建议，一方面也植基于朱自清的深厚积累。这本百余页的小书，背后是作者长期的知识积淀和中学、大学国文教学经验，绝非“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1]序4，这从写作之前数年的朱自清日记可以详知。

在读书方面，朱自清有严格的自律和详细的计划。1932年欧游归来后，他即自定读书计划，“每日读《诗经》、诵诗、词、曲、新诗”[3]168，随后日记也有“读《毛诗》，读《元曲三百首》”[3]193、“阅《陶集》”[3]249等记录。每年假期，他都将拟读之书一一列出，包括古典文学、中外文学批评、外语、语言学以及哲学、宗教等。仅就中国典籍而言，1934年夏，有《晋书》、《宋人诗话》、《左传》、《庄子》[3]309；1937年夏，有《说文》、《左传》、《庄子》、《荀子》、《四书》、《夏史》、《宋史》、《尚书》[3]472-473。并且，日记中也留下了不少读书记录，例如1934年夏读《孟子》[3]306-308，1937年冬读《庄子》[3]499/509，1938年春夏读《荀子》[3]517/531/548。经年的积累，使朱自清对古代典籍了然于胸，在写作时得心应手。1938年9月初，朱自清返回昆明，21日“下午访沈及今甫，定教科书目录”[3]552，23日就“在沈家开始做事，写《诗经概论》二段”[3]552。这里的《诗经概论》，应该就是《经典常谈》中的《〈诗经〉第四》，这也是日记中首次提到此书的写作。当时，朱自清夫人陈竹隐正在生病，朱自清感慨“命运老跟我作对，终日郁郁”[3]552。并且，随后数日“日机来袭，炸毁了师范学校”[3]553，跑警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在这多难之秋，朱自清开始了《经典常谈》的写作。根据其日记，可以大致还原写作过程。在以《诗经》开篇后，朱自清陆续写成《〈左传〉概论》（1938.10.16-17）、《战国策》（1939.2.5）、《四书》（1939.2.5）、《文字》（1939.2.8-4.25）、《辞赋》（1939.3.21-29）、《中国诗》（1939.4.1-11）、《中国散文》（1939.4.16-5.2）等文。在写作过程中，朱自清还阅读了不少相关文章资料，例如在“开始写有关中国散文的文章”前一日（1939年4月15日），他“早访莘田并借得语文所集刊合订本一册，因为要读其中一篇《战国式文体小记》的文章”；在写作《史记与汉书》期间（1939.5），多次读《史汉研究》；动笔写《尚书》一文前，连续阅读相关资料（1939.9.20-21）。

由于朱自清日记存在遗失（1940.2.23-1941.1.31；1941.6-1941.11.8遗失），以上统计并不完全，但可窥见大貌。其中《文第十三》一篇，即日记中1939年4月16-5月2日所写的“有关中国散文的文章”，曾以《中国散文的发展》为题，刊载于1939年第10-11期的《中学生》杂志。其余12篇未曾单独刊出。由日记记述，各文写作时间和《经典常谈》中前后次序并不一致，《〈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等顺序，应该是写作完成后排定的。

这本书由杨振声的建议而动笔，在写作过程中也常与友人交流意见。1940年8月到1941年10月，适逢朱自清休假居住成都东门外报恩寺，李长之、叶圣陶、吕叔湘曾见到他的写作：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东门外的一座古庙。他的工作依然紧张而有秩序。桌上摆着十三经注疏。他那《经典常谈》——一部非常可称道的书，用着最亲切的语言，报道着最新的专门成绩——就是这时完成的。 ——李长之《杂忆佩弦先生》[18]

乘车至佩弦所，观其所作《古典常谈》稿数篇。杂谈一切，甚觉惬心。 ——叶圣陶《西行日记》[19]

不久佩弦先生也偕同夫人陈竹隐女士到成都休假一年，住在成都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这一年里我到他家去过，他也到我家来过。那时候他正在写《经典常谈》，我插不上嘴，我在写《中国文法要略》，他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可是我们对语文教学都感兴趣，这就成为谈话的主要内容。 ——吕叔湘《回忆和佩弦先生的交往》[20]

休假期间，朱自清的读书写作照常进行，至1941年秋，这本小书已有数篇成稿。1942年1月1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说：“近来，我必须写完关于中国古代典籍的《古典常谈》，并为之写序”[11]143，可见这项工作已接近尾声。随后，1月28日他开始校正《古典常谈》，1月31日开始写序，2月2日完成[11]147-148。2月3日，朱自清拜访杨振声，经思索接受了杨的建议，将原拟标题《古典常谈》易为《经典常谈》：

去岗头村访今甫，将《古典常谈》序言手稿给他，他建议将标题改为《经典常谈》，但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在归途中经过考虑，我同意了他的意见。[11]148

至此，《经典常谈》的写作基本结束。是年5月14日，朱自清曾“至图书馆研究《经典常谈》中之两问题”，认为“须加校正”[11]172。一年后的1943年5月20日，朱自清“下午到邮局取《经典常谈》并稿费二百元”，22日“上午访今甫，赠以《经典常谈》。下午访端升。赠梦家以《经典常谈》”[11]242。这里朱自清取到并赠送友人的《经典常谈》，即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的初版本。初版面世两年后，由于“签订重版《经典常谈》合同之公司撤销了合同”[11]339，朱自清将书取出重印。1946年5月，文光书店推出了渝初版《经典常谈》。虽然1945年8月作者曾再次校正，但比较国民图书版和文光版《经典常谈》，内容上的改易并不大。文光版《序》的末句“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为初版本所无，其他的变动，只是个别字句的调整。

《经典常谈》，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初版

从1938年秋动笔到1942年春夏定稿，一册不足八万字的小书迁延四载，辗转昆渝方告完成，足可见朱自清治学之谨严与战时后方学术环境之困苦。作为联大教授中唯一的“家属人口有十人者”[21]，朱自清家累繁重，自述“随妇锦城，卜居东郭，警讯频传，日凛冰渊之戒；生资不易，时惟冻馁之侵，白发益滋，烦忧徒甚”[22]241。独居昆明期间，在“天南独客远抛家”[22]302的“漂泊孤独之感”[11]140中，他勉力工作，勤于著述，将千古文章以“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1]序2-3娓娓道来，以亲切平易的笔致和中学生讲经典，文字凝练，立论精当，其著作本身，也成为学术史上一部经典之作。

三．经典阐说中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M. Polanyi于1945年提出[23]。按照他的解释，现代学者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从属于某个特定的机构或组织；由不同领域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社群，即学术共同体。这一指称，正可以恰切地形容彼时集聚中国西南的学人群体。

“战争中西南联大之所以波澜不惊、弦歌不辍，教授起关键作用”[24]。抗战时期的联大，学者云集，他们在烽火中坚守课堂与学术，互相切磋交流，构成西南的学术共同体。朱自清《经典常谈》的写作，就见证了这一“共同体”的知识力量和历史传奇。

前文已经提到，《经典常谈》不是孤立的书斋之作，其立意、命名都源自杨振声的提议，写作过程中也曾与诸友人交流。与此同时，战时的艰难环境拉近了学者、师生之间的距离，战时教学的需求、赓续文化的理想，也使此书的“经典阐说”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那“又严肃，又快活”[25]的日子里，三校合作无间，师生教学相长。国难中的相互扶持，流离中的师友情谊，也在学术史上留下不灭的文化精神。

从长沙临大到西南联大，朱自清一路随校流离，居所也几经更改。从长沙到南岳，再到昆明、蒙自，屡徙于昆明城内外，休假期间还曾居成都一载。在“万里长征”的辗转迁徙中，朱自清与联大同人同住同行，共度时艰。1937年11月3日，朱自清和冯友兰、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浦江清等近20人冒雨抵达南岳，不久日寇进逼，学校再次西迁，朱自清和同人结伴西行，1938年3月14日抵达昆明。由于联大校舍不足，文法学院迁往蒙自，分校租用蒙自海关作为教室和部分教师寝室，朱自清也住在这里。6月2日，陈竹隐携子南下抵达海防，朱家租住在蒙自城内大井巷。暑假后，联大文法学院搬回昆明，朱家租住城内青云街[26]。1939年开始，警报频繁，9月13日朱自清把家搬到了昆明北郊的梨园村[3]47，有课时则进城与邵循正、李继侗同住。由于物价暴涨，1940年春陈竹隐携子搬到物价相对低廉的成都，朱自清独居昆明。是年暑假，朱自清休假，与家人住在成都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1941年秋，朱自清经乐山、泸州、叙永回到昆明。当时清华文科研究所恢复，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司家营，朱自清就搬到了研究所，同住的除几个研究生外还有闻一多、许维遹、魏建功、余冠英，后来又加上浦江清。冯友兰、陈梦家也住在附近，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北平研究院也在龙泉镇，一时群贤毕至[27]。为了兼顾上课，朱自清在城内北门街71号清华教员宿舍也有住处，每周二下午进城，周五下午回研究所。北门街的住所是唐继尧花园旧戏楼改造的，把剧场的包厢看台用木板隔成单间。当时住在这里的，还有陈岱孙、李继侗、陈省身、金岳霖、邵循正、陈福田，以及美籍教授温德，英籍教授白英，德籍教授米士[28]。后来朱自清身体欠佳，不堪奔波劳累，就住在城内，不再下乡了。沈从文曾回忆住在北门街的朱自清：

那间统舱式的旧楼房，一共住了八个单身教授，同是清华二十年同事老友，大家日子过得够寒伧，还是有说有笑，客人来时，间或还可享用点烟茶。……佩弦先生住处一面和温特教授小楼相对，另一面有两个窗口，又恰当去唐家花园拜墓看花行人道的斜坡，窗外有一簇绿荫荫的树木，和一点芭蕉一点细叶紫干竹子。

那座戏楼，那个花园，在民初元恰是三十岁即开府西南，统领群雄，反对帝制，五省盟主唐继尧将军的私产。蔡松坡、梁任公，均曾下榻其中。……然而前后不过十余年，主要建筑即早已赁作美领事馆办公处，终日只闻打字机和无线电收音机声音。戏楼正厅及两厢，竟成为数十单身流亡教授暂时的栖身处。……就在那么一种情形下，《毁灭》与《背影》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的过了六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个老同事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29]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主要写于昆明青云街、梨园村和成都时期，最后的整理作序则是在文科研究所。在南渡西迁、城乡奔波之中，“憔悴清瘦”的朱自清坚持上课和写作，并且，由朱自清日记、梅贻琦日记、浦江清日记，当时教授间的往来也是很频繁的。战争打乱了学者的读书生活，却也将他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师友唱酬之外，亦多学术讨论，甚至一同过春节[30]。

朱自清与联大同人

在这种情形下，教授之间交流学术、彼此问难，形成了浓郁的学术风气。《经典常谈》“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1]序4，其中“近人”包括多位联大同人，如陈梦家、雷海宗、冯友兰等。“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刊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1]序4，一方面是战时学术出版不易，许多著作以未刊本流传；一方面也反映出西南联大这个“共同体”中的学术交流。朱自清的友人和学生对他这部介绍传统文化的小册子也相当肯定，王力、余冠英都对此书表示欣赏[31][32]，浦江清曾推荐学生王季思读《经典常谈》[33]，朱自清逝世后，俞平伯也要求学生白化文读《经典常谈》[34]。联大学生季镇淮[35]、王瑶[36]、朱德熙[37]、汪曾祺[38]、彭允中[39]也都曾深情怀念这本小书。在“鸡鸣风雨滞南疆”的联大岁月里，“同心惠我金兰谊。知己蒙君琬琰章”[40]正是学人之间的真情写照。这本在战时流离中写就的小册子，凝聚了师生之情、同人之谊。

《经典常谈》适用于中等以上教育的经典训练，“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1]序1，结合战时语境理解此言，更能领会朱自清对文化传承的苦心。战时图书资料匮乏，时局无常，勉力从事教学、传承中国文化，成为联大教授的共识。钱穆、陈寅恪在同时期著述中，也分别强调过这一点[②]。在国难方殷之时，学术的传承显得格外重要。1939年6月，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41]；1940年4月，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附论”中亦写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42]的感言。战火中的写作，体现了学人对中国传统精神的坚持。概论、常谈、大纲的写作形式，有战争中不得已的一面，而对历史、文化的书写，也体现出“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43]的精神。作为师者和学者，朱自清在扰攘不安的时代，心系的是学问的承继与教育的维系。闻一多曾说，“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44]，以本国的经典作为相传之薪火，也是笳吹弦诵的岁月中尤其令后人追怀之处。

结语

李白诗云“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春日归山寄孟浩然》），虽借自佛典语，亦道出人生况味。朱自清在1942年写完《经典常谈》这册小书后，在序言中说“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1]序3。作为一部长销书，《经典常谈》问世七十年以来，在普及经典、引领入门的意义上，正是这样一只“宝筏”，载读者渡过阅读经典的“迷川”。

《经典常谈》以白话述学，娓娓道来，从古典文化一直谈到现实中国。全书从渺远的传说讲起，以“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1]168收束，在思接千古的同时，倡导古为今用，“强调要回到现代的立场”[45]。蒋梦麟曾说，在时间与历史的洪流中，“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文化”[46]。与其“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二次大战期间看现代文化”类似，战时学人在动荡年代中对文化的传承和思考，融萃进生命和著作，也凝聚成“刚毅坚卓”的大学精神。 本文转自 论文衡史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图片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