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边城：1589-1950的马边》经典读后感有感

《昨日的边城：1589-1950的马边》是一本由龚静染著作，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昨日的边城：1589-1950的马边》读后感(一)：华西都市报：用思想和脚步的双翼 去重访“昨日的边城”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邓丽君的歌声温柔而缠绵，但却难以述尽像马边这样的西南小城。因为，在马边，故事多，倒是真的。但并不只是“充满喜和乐”，而是更有历史的风雨激荡在其间。马边，自古即为“西南边区之中心，汉夷贸易之总枢”。彝与汉、传统与现代、中央与边疆，诸多矛盾交错汇集于此，四百年风云际会，小城背后是大历史。

四川作家龚静染，多次从成都去往位于乐山、宜宾、凉山接合部，一个叫马边的小城。他一边从书本、史料上获知这座小城的前世今生，尤其是清代以来闪烁在历史岁月中的刀光剑影，又一边用脚步丈量那片充满意味的土地，用亲眼所见、亲身所感，与文字的记载，进行两相对照。当文字与脚踪，史料与目击交汇对照，一些思想的火花、果实就产生了。这本书，就是龚静染最近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非虚构力作《昨日的边城》。

从一本旧书 走进万历十七年的马边

2015年，龚静染从成都出发，一个人开车去马边。马边是一个宁静的边城，山峦不言，白云悠悠，河水静静流淌。深深吸引着他。“它跟我见到的很多蜀中小城不一样，这体现在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方面。”早在十年前，在乐山婺嫣街上的一个旧书摊上，龚静染买到李伏伽先生的自传《旧话》。“这是一个马边人写的关于马边的书，让我产生了去马边的想法。”

当书中熟知的地名在车轮下碾过，沐川、黄丹、舟坝、利店、荣丁、下溪、川秧，然后抵达马边县城，行驶在这条路上，龚静染恍若走进了茫茫的历史之境。这趟旅程，他只花了五个小时就抵达马边。他想起来，李伏伽在《旧话》中描述中的路程应该至少需要三到四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如今交通状况已大为改观，但他的疑问也是从这时升起的：“被缩短的时间是不是我们的记忆中失去的那一段？”

龚静染在书中写道，实际上在清朝以前，西南边塞的核心区域有两片，一个是以马边、雷波等为代表的小凉山地区，一个是以大小金川为代表的川藏地区。这两个地区在《清实录》中比四川的其他地方记录的多得多。关于马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它的建城史始于万历十七年。在过去，马湖地区是四川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马边处在马湖地区的西北部，位置非常显要。在史家的眼里，明朝万历年间是个风云动荡的时期，明清易代的关键跟这个万历朝关系甚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就反映了这个时期。

被对历史的好奇心驱使，龚静染曾在半年内四次去马边。他对《旧话》中涉及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而探访地实际就是万历十七年后的历史发生地。2016年夏初，为了了解马边周边的地理状况，他专门沿着马新公路走过一次，去了黄琅，晚上住在马湖，突然就搞明白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万历十七年要在现在的马边建城？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没有去认真想过，因为书上写的是朝廷钦定。但实际上，马边处于马边河和中都河的延伸交汇点上，这个点把马边推到了小凉山北部要塞，成为边疆布防的准确坐标点，也就是说地理的隐形因素决定了马边应该就在这个位置，而不是别处，这才接近了历史的本相。”

龚静染曾将嘉庆版的《马边厅志略》、光绪版的《雷波厅志》和乾隆版的《屏山县志》拿来做对比。因撰史者的角度不同，记录也有不少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的呈现，为读者带来了更大的认知空间。“同时，我也非常关注故事与故事、故事与人物、故事与时代之间的勾连，每一个看似单独的故事，其实反映的是马边历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或事件，整本书大致串联出了一个小凉山边城的通史脉络，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非虚构叙事的基础上的。”

从边城入手 闻得一段历史的鲜活馨香

在《昨日的边城》中，有大量史料记述和自己的新颖思考，但并不是学院内的学术专著。其中有大量的叙述、故事、历史细节，文笔质朴淡然，时而有诗意的语言，散发深谷鲜花的清香。龚静染不认为这是一本“掌故式、民间传说式或者文学创作式的书。”用非虚构文体更适合形容这本书的体裁。龚静染说，“这几年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也是对虚假表述的遗弃，当然它对写作者的要求更高，需要完成两个基本的工作--对历史事实的追寻和客观真实的叙述。这是它的价值所在，也是写作者最难做到的地方。虚构是文学的魂，代表着文学表达的自由，但非虚构并不是与它截然相反的异类，也许在到达文学的目的地过程中，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和路径而已。”

龚静染写完《昨日的边城》的时候，季节已经来到了秋天。这正是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边大风顶旅游的绝佳时期，那个4000多米海拔，栖息着大熊猫等珍稀动植物，有着珙桐、杜鹃、高山草甸、林海的森林花园正在静静怒放。

此刻的龚静染，想到的是另外一个人：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他曾被称为是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却无法走进这里，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而就在此前不久，传来了仁沐新高速、乐西高速即将动工兴建的消息，马边在几年后将结束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而这两条高速公路将把马边的旅游送进黄金时代。而“马边作为一个边城的概念将从此消失。这就是时代的变迁，速度之快甚至让我们来不及怀旧，但这本书的意义就出现了，它或许将我们又带回了过去的那段历史中，重新去体味人间的喧闹和沉寂、闪耀和黯淡。”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西南边地，一直有西方学者、传教士、冒险家的足迹。作为一个当代人，走进一片沾染历史浓郁气息的土地，龚静染说，他总会想起笔下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心里总有种会与它们突然相遇的感觉。”突然遇见什么？遇见历史，时间，遇见他人，最终遇见我们自己。在当下提倡“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的大背景下，从一个小小的边城入手，梳理一段历史，闻得一段历史的鲜活馨香，或许就是边地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昨日的边城：1589-1950的马边》读后感(二)：向以鲜：无边的边城——龚静染《昨日的边城》札记

文/向以鲜

自古蜀地多巫祝之气，饶仙道之风。在此古老文脉洗涤之下，蜀人好幻想长冥思的浪漫诗学传统源远而流长。故蜀国出大诗人，出天文学家，出梦想家，出美食家，均与此息息相关。民国时代的学者谢无量甚至从哲学宗教（儒释道）、文学艺术诸方面，力证其“蜀有学先于中国”的略显自恋的蜀学论断。

蜀地何其广袤，蜀学何其渊深。在梦幻的外衣下面，还包裹着一颗经世致用、谨小慎微的心。表现在文学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即是，近年来蜀地出现了一批饱含深沉之思，浸透着学养与汗水的非虚构作品。仅就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言，其中的姣姣者当数阿来的《瞻对》、蒋蓝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和龚静染新近推出的《昨日的边城》。上述三书各领风骚各擅所长，为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贡献了难得的范本。蒋蓝浓墨重彩为一个“二流历史人物”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立传，从蛛丝马迹中寻觅历史的血腥烟云；阿来的《瞻对》，则是史笔诗心，为一个处于汉藏交汇之地的铁疙瘩康巴部落写下波澜壮阔的传奇；而龚静染《昨日的边城》，试图打通一座汉彝杂居的小凉山边城的历史脉络。

龚静染是一个清醒的写作者，对于非虚构写作，他在本书中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也是对虚假表述的遗弃，当然它对写作者的要求更高，最少需要完成两个最基本的工作——对历史事实的追寻和客观真实的叙述。”作者认为《昨日的边城》不是一本掌故式、民间传说式或者文学创作式的书，也非学术专著。那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龚静染甚为谦逊地说，本书呈现出“一种非虚构的特征”。

当下谈论非虚构写作者甚多，言人人殊。我个人认为，非虚构写作并无一定范式，但是有两条线索或路径，却是非虚构写作者所绕不过去的。也可以说，它们是非虚构写作者手中的两大利器：一是田野考察，二是文献整理和征引。离开了这两者，非虚构写作很难成立。这让我想起王国维早在二十年代撰写《流沙坠简》时就曾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所谓二重证据法，即将地下之考古成果与地上之历史文献相结合相印证，从而得到一个相对真实可信的历史场景的研究方法。陈寅恪进一步发挥了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后来，中国的人类学者黄现璠还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基础之上，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地下文物、地上文献与口述史的有机结合。就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所采用的方法来看，更多的是以田野考察中所获得的大量耳闻目睹的“口述”资料，辅之以文献的印证来达成非虚构写作目的。对于地下文物及考古成果的运用与追溯，相对来说较为专业，因此涉猎较少。

在我看来，《昨日的边城》就是一部典型的非虚构作品，它不仅有着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现场踏勘与走访），而且对史料的遴选和采用也用尽了心思，下了一番苦功夫。这是个苦力活儿，也是非虚构写作的基石。文献钩沉方面，则是另一种苦功夫，也更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功力。据作者自述，他曾将嘉庆版的《马边厅志略》、光绪版的《雷波厅志》和乾隆版的《屏山县志》进行细致的对比，从而发现这三个互为邻县之地，在彝族家支关系上千丝万缕，在历史上共同经历过的大事件，因撰史者的角度不同，记录也有不少差异。作者发现了隐藏其间的微妙差异，并从这些差异的呈现中，展现了更大的认知空间。不仅在较大的历史叙述中作者力求全景式地呈现，就是在很多细枝末节上，作者也给予了认真的关注。比如，本书提及北宋治平二年（1065）“把截将”王文揆跑到马边来，“据险立寨，侵耕夷人山坝，名赖因”。 把截将这个称谓并不常见，什么是“把截将”？作者告诉我们：即在政府军之外的土将，也就是一些民间武装的头领。他们私募家兵，驻扎在夷地，朝廷不给俸禄，但如果能够立功，接受朝廷招安，就可以“迁转及出官”。这在当时确实是个不错的买卖，有一点梁山泊好汉的故事意味。说穿了，把截将的出现，就是朝廷利用民间力量制衡少数民族势力的一种权利之计。就我所知，把截将一词，在正史中首见于宋代蜀人眉州丹棱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但最早记录这种军事制度的则是蜀地大诗人苏轼。龚静染引述了苏轼《与李琮书》的记载，李琮时任梓州路转运副使：“（蛮夷）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见利则云合，败则鸟兽散，此本蛮夷之所长，而中原之所无奈何也。今若召募诸夷及四州把截将私兵，使更出迭入，则蛮夷之所长，我反用之。”于此，可见作者在文献方面下的功夫，绝非寻章摘句而已矣。

但是，并不是运用了二重或三重证据法，就可以形成一部非虚构作品。显然不是的，即使是运用上述方法写作的经典著作如王国维的《流沙坠简》，或口述史研究名著英国学者拉斐尔·萨缪尔的《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等，也不能称之为非虚构作品，它们只是史学著作或人类学著作。这是因为非虚构写作，无论多么忠诚于非虚构，它永远是创造性的写作活动，而非纯学术的客观的研究活动。非虚构写作，是非虚构加上文学写作，而不是非虚构加上学术研究。因此，我所理解的非虚构写作，至少应该包括田野调查、文献梳理和文学创作这三大内核。从这个角度去阅读龚静染的《昨日的边城》，或许才能触及作者的真心和才华。那些充满了灵性的文字，充满了个人情感的文字，充满了人性关怀的文字，在别的史学著述中是看不见的：“这座古镇（荍坝）虽然饱经沧桑，但清、民时期的民居层层叠叠、连绵起伏，保留了古香古色的风貌，在苍翠的山峦中呈现出一道独特的景观。走在小镇上，吊脚楼静静地诉说着悠远时空的美学，光亮的石板路仿佛还倒映着过去的影子，若是小雨迷离之时，整个小镇也有一点前世的惆怅。而一到赶场日，镇上人头攒动，彝族、苗族的绚烂服饰穿插其间，格外引人注目，充满了异域风情。从附近山上背来的菌子、竹笋、木耳、茶叶等山货一路摆开，新鲜而价廉，这是内地乡镇少有的。当然，在人群中还有那朴素而美丽的小阿依，她们的眼睛比山涧溪水还要清澈，仿佛藏着一个隐秘而古老的世界，这可能就是我们对这个边地小镇流连忘返的原因。”这样一幅古风与异族风扑面而来的风俗画，我们只能在非虚构写作中见到。

这本书的名字颇为耐人寻味：昨日的边城。

按照通常的理解，边城即边疆之城或边远之城。那么，什么是边疆或边远呢？事实上，这个疑问也存在于作者的头脑中：由于诸侯的征战、王朝的更迭，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是非常频繁的。历史学者顾颉刚在《中国边疆学会宣言》指出：“边疆者，一国领土之外缘地带，在地理上与内地异其部位，而在国家主权及政治制度上皆与内地合为一体。”中国由于幅员辽阔，边疆与内地之分野则在于：“平原林麓，舟车畅通者，谓之内地，驱橐驼于大漠，浮泭筏于险滩者，谓之边疆；冠棠楚楚，列肆如林者，谓之内地，人烟稀绝，衣毡饮酪者，谓之边疆”。事实上，如果这就是边内之分，那么边疆与内地的概念，是可以随时移世易而不断转换的：昨天是边疆边城，今天或明天就可能是内地了。龚静染显然是认可这个推断的，并且从马边的历史变迁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万历十七年之前的边城马边，在万历十七年以后，就具有了内地的色彩。美国历史学者丹尼斯·塞诺曾认为：“在空间上能够给中央欧亚所作的定义是否定性的。它是旧大陆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位于伟大的定居文明的边界之外。这个定义暗示，这个边疆是不稳定的。”的确，边疆的定义是不稳定的，甚至是相对的。另一位边疆史研究巨匠欧文·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提出内陆亚洲与中原的二元互竞理论，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帮助我们理解龚静染提出的问题：马边如何从边疆变为内地？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我者与他者》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历史，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这一个出现于东亚的“中国”，有其自己发展与舒卷的过程，也因此不断有不同的“他者”界定其自身。对于中原或内地的“我者”而言，边疆或边城就是“他者”。但是，我者与他者也在不断变化和融合之中，我中有他，他中有我。马边的历史，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昨日的边城马边，它的边远或边界随着时间的流逝，交通的发达，文明的进步，正在迅速扩散、变淡甚至消失，变成一座无边的边城，一座可以窥见岁月秘密的无边窗口。或者如龚静染所言：“马边是西南边疆史的一面镜子”。

2017年夏天于贵阳孔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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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边城：1589-1950的马边》读后感(三)：从马边走进万历十七年

序

从马边走进万历十七年

龚静染

从成都出发，一个人开车去马边。

这是个初冬季节，收割后的土地上农人寥寥，空气中漫延着残禾的气息。车过乐山，在犍为口转入省道，而平原也在这里止步。看了看车程，离成都才不过一百多公里，但地貌陡变，让我突然怀疑这个盆地是否装下了那个刚刚过去的秋季。如果打开地图，就会发现这里已经进入了地理的断层和皱褶区域，那些线条密集、颜色深重的地方，就从眼前的丘陵山地上向南无穷无尽地延伸过去，而汽车也随即进入了重重叠叠的峰峦之中。

我是第一次去马边。关于马边，过去我知之甚少，真正让我了解马边的是李伏伽先生的自传《旧话》。这本书是我在乐山婺嫣街上的一个旧书摊上买的，但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就被里面的故事深深吸引了。这是一个马边人写的关于马边的书，正是这本书让我产生了去马边的想法。机会的出现是罗国雄先生在马边任职期间，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去马边走走一下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伴随我去马边的就是这本《旧话》。我要感谢李伏伽先生笔下的民国马边，它让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马边的形象，当然，那是一个有传奇色彩的马边。所以虽然我走在去马边的路上，却总与某种“历史性”不谋而合，而这样的“历史性”不时与车窗外的景物碰撞、碎裂，然后化为乌有。一个个书中熟知的地名在车轮下碾过，沐川、黄丹、舟坝、利店、荣丁、下溪、川秧，然后抵达马边县城，我算了算时间，五个小时。当年李伏伽描述中的路程应该至少需要三到四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如今交通状况已大为改观，但我的疑问也是从这时升起的：被缩短的时间是不是我们的记忆中失去的那一段？

犍沐马公路，这是马边通往外界的主要交通干道，它沿着马边河，北与岷江交接。岷江沿线历来是四川主要的经济带， 这条公路对马边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实际上，要从历史的角度进入马边，我更应该选择另一条路，即现在的马新公路，它经过靛兰坝、荍坝、中都、新市镇进入屏山，东与金沙江交接。在过去这是一条古道，也叫叙马驿道，叙府（今宜宾）曾经是川西南的行政中心，而金沙江是穿越西南边地的重要水系，马边较早之前就是同它们发生联系的。也就是说，在马边的东、北方向横亘着两条大河，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对马边产生过不同的影响。我行驶在这条路上，也恍若走进了茫茫的历史之境。

这是关于一个小城的书。过去我的写作一直比较关注小城题材，就在2015年，我出版了《桥滩记》一书，它是关于川南小城五通桥的，而这次我又将目光投向了马边。不过，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岷江码头上的盐业重镇，一个是彝汉杂处的小凉山边地，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的尝试。但它们为什么会吸引我呢？我想这可能跟我的小城情结有关，我从小就生活在小城里，对小城叙事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相对而言，马边对我来说是陌生而新鲜的，它跟我见到的很多蜀中小城不一样，这体现在人文历史、风土人情、民俗习惯等方面。马边是一个宁静的边城，山峦不言，白云悠悠，河水静静流淌；它又是一个充满动感的彝族小城，语言、服饰和色彩，这是走在大街小巷随时能感受到的三种东西，我想，这或许就是吸引我走进马边的主要原因吧。

当然，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马边，但这不说明它不重要。实际上在清朝以前，西南边塞的核心区域有两片，一个是以马边、雷波等为代表的小凉山地区，一个是以大小金川为代表的川藏地区，它们过去都是如石头般坚硬的地方，被视为危险的边疆。这两个地区在《清实录》中比四川的其他地方记录的多得多，而记录的内容大多跟征剿和安抚有关，这从阿来先生的《瞻对》一书中也能够看到。所以，马边是西南边疆一个标本式的小城，由夷变夏，历史的波诡云谲在这里也有反映， 小历史中有大历史。

关于马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它的建城史始于万历十七年。在过去，马湖地区是四川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马边处在马湖地区的西北部，位置非常显要。如果拿当时的幽州（今北京）与马湖相比，会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在隋唐以前，幽州不过是曾被契丹人占领的一个藩镇，而马湖管辖的地域并不比幽州小多少，明朝时领一县四长官司，地域覆盖了现在小凉山的大部分地区；在边防方面，它们分别是华夏版图南北两端非常重要的边关之一，当然，这就跟马边有了关系。在史家的眼里，明朝万历年间是个风云动荡的时期，明清易代的关键跟这个万历朝关系甚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就反映了这个时期。而马边一名就诞生在万历年间，当年的“三雄之乱”是凉山历史上影响非常大的一场战争，平定战乱之后，马湖的实际控制区域沿着屏山县（当时的马湖府驻地）向西延伸了近百公里， 并在此设城驻军，而这个地方就是马边。

这个话题似乎还可略略扩大一点。在阅读有关凉山的大量史料时，我还产生过这样的历史疑问：由于诸侯的征战、王朝的更迭，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化是非常频繁的。而从秦汉以后， 版图的变化集中在北方，经年的征伐和侵掠不仅使边界屡屡被铁蹄踏破，还产生过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王朝。但在西南边疆却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也有过战争和割据，甚至出现过一些小王国，如马边就曾经是“噩普王”的地盘，但都没有产生过僭越中原的强大势力。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状况？难道北方少数民族真的要比西南的少数民族强悍？后来在北方战火连天的时候，这里却有一种奇异的静谧，在北方沦陷的时候，这里却成为复兴的大后方，这中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想，这样的问题就可以通过马边一地来解答，马边是西南边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四川小凉山的一扇窗，

而万历十七年可能就是一个极佳的时间切入点。

我曾在半年内四次去马边，对很多书中涉及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而探访地实际就是万历十七年后的历史发生地。今年夏初，为了了解马边周边的地理状况，我专门沿着马新公路走过一次，去了黄琅，晚上住在马湖，突然就搞明白了一个问题， 即为什么万历十七年要在现在的马边建城？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没有去认真想过，因为书上写的是朝廷钦定。但实际上，马边处于马边河和中都河的延伸交汇点上，这个点把马边推到了小凉山北部要塞，成为边疆布防的准确坐标点，也就是说地理的隐形因素决定了马边应该就在这个位置，而不是别处，这才接近了历史的本相。

那一次的考察有个小插曲，路况极为糟糕不说，中途还在中都河一段误入歧路，耽搁了不少时间，而这一切的不顺利反倒让我思考了一点地理上的问题，万历十七年的迷雾突然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国雄兄，在马边采访期间， 他陪我走了很多地方，大院子、烟峰、官帽舟、荍坝、石丈空、分水岭、明王寺、玛瑙苗寨等，可谓不辞辛苦，他甚至在百忙之中同我一起去了人迹罕至的挂灯坪，寻找当年的教堂遗址，厘清了一段法国传教士在彝区传教的真实历史。当然，如果没有这样带有田野考察性质的行走，我很难获得一手的写作材料，也绝对没有那些真切的感受，可以说这是他对这本书的默默奉献。

也可能正是上面那些行走，让这本书呈现了一种非虚构的特征。显然，这不是一本掌故式、民间传说式或者文学创作式的书，也非学术专著，也许这就是适应现代阅读的新写作方式吧。这几年非虚构写作逐渐被重视，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时代语境的变化，也是对虚假表述的遗弃，当然它对写作者的要求更高，需要完成两个基本的工作——对历史事实的追寻和客观真实的叙述。我想，这本书为此也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在对史料的遴选和采用上就比较谨慎，务求史料之间形成互证和旁证的关系， 以获得叙述的可信性。我曾将嘉庆版的《马边厅志略》、光绪版的《雷波厅志》和乾隆版的《屏山县志》拿来做对比，因为这三个地方互为邻县，在彝族家支关系上千丝万缕，同时在历史上共同经历过一些大事件，但因撰史者的角度不同，记录也有不少差异，但正是这些差异的呈现，为读者带来了更大的认知空间。同时，我也非常关注故事与故事、故事与人物、故事与时代之间的勾连，每一个看似单独的故事，其实反映的是马边历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或事件，整本书大致串联出了一个小凉山边城的通史脉络，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非虚构叙事的基础上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马边彝族自治县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县旅游局和县档案局（地方志办）的大力协助，为我提供了很多工作便宜。同时，马边各界的朋友也给了我诸多帮助， 并为本书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这都是我应该铭记在心的。在马边，有朋友的盛情如七月的火把，有小凉山的美酒醇厚浓烈，还有莲花山上的轻雾让人浮想联翩，这一切都是如此美好难忘，时时让我从历史的沉陷中抽身，回到那一个个有着民族风情和现代气息的欢乐相聚中来。

就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季节在不经意间已经到了秋天。据说这是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边大风顶旅游的绝佳时期，那个4000多米海拔，栖息着大熊猫等珍稀动植物，有着珙桐、杜鹃、高山草甸、林海的森林花园正在静静怒放，可惜当年的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错过了这个地方，他曾被称为是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却无法走进这里，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而就在几个月前，传来了仁沐新高速、乐西高速即将动工兴建的消息，马边在几年后将结束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而这两条高速公路将把马边的旅游送进黄金时代。当然， 我走过的老公路可能就会渐渐没落，成为城镇间的辅路，关键的是马边作为一个边城的概念将从此消失。这就是时代的变迁，速度之快甚至让我们来不及怀旧，但这本书的意义就出现了，它或许将我们又带回了过去的那段历史中，重新去体味人间的喧闹和沉寂、闪耀和黯淡。

2016年11月9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