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论》读后感锦集

《知识分子论》是一本由[美]爱德华·萨义德著作，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9.00，页数：17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识分子论》读后感(一)：读书笔记1613：知识分子论

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前者范围极广，所有在某一领悟具备专业素养的人都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萨义德观察到这些专业领域开始脱离大众，在内部构建出一套专用术语形成同外部的壁垒，这类人和另一部分同权威或者政府勾结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负面影响，欧美的民众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质疑他们，而我们才刚刚开始把公共知识分子贴上标签。

另一种知识分子是萨义德大力赞扬的，也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在大的范围他是反西方，是东方世界主要是伊斯兰世界的代言人，在内部他是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反对者，他的书籍被巴勒斯坦封禁，无论在西方还是伊斯兰世界，他的观点都有很多质疑者，但他坚信，知识分子不能同政府站在一起，他要成为质疑者，时刻保持警惕，为自己的言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本书正文不足百叶，第三版价格比起第一版涨了四倍多，然而文字错误多的令人发指，我不知道是台版本身有错误，还是改为简体版过程中导致的，实在不知道这个校验的人是干什么吃的，书稿是根据萨义德在电视台的讲谈整理出来的，一而贯之的，他在讲话的最后部分夹带了私货，大谈他的伊斯兰民族解放问题。随着阿拉法特和萨义德去世，这股浪潮似乎近年来愈来愈弱了。

《知识分子论》读后感(二)：Authority的翻译

authority是整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词。翻译为“权威”当然是最自然的选择。

但我总觉得是怪怪的，随便举几个例子。

P18 "with intellectuals whose main role is to provide authority- with their labor while gaining great profit. "

“这些人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其心力提供权威，同事获取巨利。”

P19 “ in the face of an overwhelmingly powerful network of social authorities-the media, the government and corporations, etc.- ”

“社会权威铺天盖地而来的强有力网络.....”

在中文的语境下，权威一词有泛化、滥用的倾向。随便什么牛鬼蛇神，好像都可以称为“权威”。（可能是因为，“权威”老是与“专家”连用，被污染，拉低了身价？）

另外，我觉得，中文里的“权威”一词，落脚于“威”，强调的是在上的位置；而英文的authority，则更多的落脚于"权”，强调的是对下的压制。

在书中，authority可能和 power一词的意思更相近，甚至可以互换。比如第五章的题目： Speaking Truth to Power，换成 Speaking Truth to Authority，似乎也是自然、通畅的。

既然power可以被翻译成“权势”，我觉得“authority”也可以考虑翻译成“权势”或者“威权”…………

当然，这些都是我胡说的………………

《知识分子论》读后感(三)：你我都不是知识分子。

按照萨义德或书中引述的任何一个学者（如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这一身份的门槛确实有些高——对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多数人而言。以下这段可作为明证与标尺记录留存。 “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和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 “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

几天前看许知远与李诞的对谈，其中印象最深刻也是与我共鸣最深的，是李诞提及到他远离深刻与“文艺青年”的理由，是那次买票事件。很小的一件事，成为压倒他的最后 一棵稻草，使他对这片表面洁净的地界弃之于不顾，安心奔往热闹的俗世广场。可怕且令人记忆犹新的，从不是恶本身，而是漫不经心的恶，伪善的恶，孔雀屁股式的恶。在这样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中，人在目睹世事的流动中，时刻在经历一种心智上的蜕变，李诞选择了退出，坦然的、有意识的，做了那个诺诺之人。许知远则选择做了萨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成为时刻背负被谴责、被讥笑后果的谔谔之人。需要强调的是，我对许知远虽谈不上多么喜欢，但他确实是现代社会中最接近“知识分子”一词的少数人。

我又联系到另一件有趣的事，一天前被人加微信，雇我做豆瓣水军给某部不知名的纪录片打四星好评，酬劳是六块钱，对方见我很久没回复信息，又补充道“可以先打三块。”我觉得有趣，截图发在了朋友圈。不到半小时，竟冒出潜伏在微信里的几个水军，还有人叫我帮忙介绍。这些人都是我的同学，有本科时期的，也有研究生同学。大家接受了几年的电影相关专业学习，却因为六块钱露出了马脚，让我有些小小的可悲。今后二十块上百块的钱，大家恐怕也要不管对错的去赚了。毕竟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等洪灾来临的时候，这些作恶链条上的螺丝钉，恐怕还要做出一副知识分子的做派，跟风对大自然谴责上几句。

多亏了萨义德，看这本书之前，我一直以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比别人多读了一些书的人。这个词，今后是再不敢乱用了。

《知识分子论》读后感(四)：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

在自习教室放一学期了，掸落轻尘，终于读完。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讲了何为知识分子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会处于怎样的境地，应坚持什么原则、拥有什么能力。

去成为一个尖锐、锋利的人，同时承受孤独与流亡的命运，没有荣誉与赞美，谋不到一官半职与任何物质保障，如此，为何还要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份子？如要一言以蔽之，只能是，“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 在译者序中可对知识分子提炼出几个关键词:去中心、自由、质疑。为自由质疑中心与权威是我读完译者序初步勾勒出的知识分子形象。 何为知识分子？ 维护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正义与标准的人，用米尔斯的话说是抗拒、防止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的人。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这必将使他处于危险与边缘境地。 即使关乎民族存亡，知识分子仍不应降低其批判意识，这是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大概也是对他自身的要求。批判可使一个民族在危亡中保持清醒，避免沦为奴隶或走上法西斯道路，因而这也是救亡的方式。 知识分子的命运注定是流亡。为何一定要流亡？

因这个特殊的地带给了他想象、探索的空间与不同于中心地域的边缘视角，可同以往时间进行对比的历时视角。更重要的是拥有思考的自由。即便不是外界因素促使他流亡，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性也必然导致他的精神流亡。

“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无法重复像阿多诺或詹姆斯那样的流亡者命运，但他们对当代知识分子却意义重大。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流亡意味着在时间、空间上永远不能融合、释怀，要成为知识分子，需接受终生流亡的命运。木心即是流亡者。 知识分子要始终处于权力与安适之外。在边缘才能看到的权威真实的面貌，因而也就不会显出卑躬屈膝；放弃安适，走出专业领域，用广博的知识和兴趣铸就广阔的眼界，才有可能去突破边界与自身局限。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业余性的忠告极为重要，专门化可以构建出学科体系，却往往忽视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当拘泥于一个领域时，容易狭隘，也失去一些感受，例如兴奋感和发现感，也更能接受更广阔公共空间的建议。 另类、原则、立场是知识分子独有的。

“的确，在写作和说话时，目标并不是向每个人显示自己多么正确，而是尝试促成道德风气的改变，借此如实地揭露侵略，防止或放弃对于民族或个人的不公惩罚，认清权利和民主自由的树立是为了每个人的规范，而不只是为了少数人以致引人反感。”

知识分子锐利的攻击，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是要促使整个社会有所改变，这是他赋予自己的使命。

《知识分子论》读后感(五)：试分析精神障碍者的“流亡”，与萨义德所言的知识分子流亡，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匹配

如果知识分子遭受运动创伤，继而患上精神障碍

作者 | 水泥

读到第三章“知识分子的流亡”时，觉得萨义德对流亡的分析十分有意思。萨义德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保持着局外人、业余者的视角与姿态，而且知识分子必然要遭受流亡。在萨义德对流亡的阐述中，我竟然发现某些描述是可以与精神障碍者的情况高度匹配的。另外，就我身边接触到的人来说，大部分积极投身于公共行动的知识分子都会遭遇运动创伤，不少人甚至因此患上精神障碍。萨义德在本书的论述中似乎很少论及个体知识分子有此遭遇的可能性，以及ta们又将陷入怎样的困境，所以我斗胆试着分析一下。

在正式开始论述精神障碍者的“流亡”之前，我想先摘抄萨义德关于流亡的部分描述：

首先，根据我摘抄下来的第一段描述，对“流亡”的理解不应该囿于“流离失所”、“迁徙”的真实中的流亡，更应该去理解流亡者是否身在社会之中，却与社会不合，时常表现出圈外人的特性。

根据这一基本论点，精神障碍者虽然大多没有经历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流亡，但ta们已经被这个基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所驱逐，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大部分精神障碍者并不是一出生就呈现出障碍状态，ta们大多是经历过一段“精神健康”的时期的。在国内，无论大家对精神障碍者表现得多么友好，对精神障碍的污名与歧视始终未曾远离。精神障碍者不可避免地认为曾经的那个“健康”的自己才是正常人，而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正常人了。佐证非常多，精神障碍者需要长期定量服药，吃药意味着生病，生病意味着脆弱，而我们都被教导应该是一个坚强的人；精神障碍者的情绪控制能力会明显下降，自己身上曾经能够掌控的东西（至少自以为能够掌控），现在变得不那么可控，也很难让精神障碍者认为自己是正常人；更重要的是，精神障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ta们的学习、工作，甚至是日常生活的能力，ta们更容易辍学、失业，不断地换工作，薪酬偏低，甚至睡眠、进食紊乱。这些实际情况的确很难让精神障碍者认为自己还能被标准化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所容纳，ta们产生“我被社会驱逐”的想法是很有可能的。

其次，精神障碍会彻底改变ta们看待、认识这个世界与自身的方式。一些过去可能习以为常的事情，在患上精神障碍之后，ta们很可能不得不重新去学习、认识这些事情。这和萨义德所描述的“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可能很不一样，精神障碍者们是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被逼着寻找属于自己的“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

最后，精神障碍者的确“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最后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单纯地接受人生，只是成为新地方的另一个公民”。精神障碍者是永远都没法重新成为“正常人”的，ta们的流亡是终生的。很多人可能会疑惑，精神障碍不是可以痊愈吗？是的，精神障碍的确可以痊愈，但当社会对精神障碍的歧视与污名依然，很可能永远都无法清除时，无论是精神障碍者自己，还是“正常人”，都很难忘记ta们曾经患有精神障碍。在豆瓣，很多友邻明确指出自己拒绝与有过精神病史的人发展长期亲密关系，而豆瓣已经是一个对精神障碍相当友好的线上社区。而且痊愈了就真的万事大吉了吗？没有谁能担保痊愈了的精神障碍者余生都不会复发，“复发”会变成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于ta们的头上，时刻担心着，甚至是等待着复发的那一天。精神障碍者只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异类，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身份，也很难真正地接受，与自己和解。

综上，就以上这三点来说，精神障碍者的流亡的确与萨义德所言的知识分子流亡高度匹配。最大区别在于，精神障碍者的流亡之路是被迫踏上的，ta们从来都无法选择成为“圈内人”、“诺诺之人”。

萨义德在第一章“知识分子的代表”中描述的那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当今国内社运圈中相当常见。行动者们自觉地学习理论，投身到各个议题的社会行动当中，追求公平与正义，勇于成为“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制造不快”的人。我认为ta们基本符合萨义德所希望看到的那种知识分子。

萨义德在此书中对知识分子提了不少要求，其中有一些要求可能相当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他认为知识分子永远不能逃避，不能不去谈论那些不公，不管是发生在哪个领域的。在第二章“为民族与传统设限”的最后，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且不论萨义德对个体的知识分子能不能提出这么激进的要求，放到国内的语境中，对于那些在行动中遭受运动创伤，继而患上精神障碍的行动者，ta们是否还能承受这种重任？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精神障碍者的情绪掌控能力会下降，因行动而暴露在恶意中所可能遭受的伤害，可能是难以预估，甚至是致命的（这里不讨论物理层面的伤害，比如限制人身自由，只讨论精神层面的伤害）。是不是“个人的利害得失”真的可以“在所不及”？

既然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注定是“流亡者”，那么我相信他是愿意看到“流亡”之于精神障碍者而言意味着什么的。否则，他不就是在“以守护公平与正义之名”而犯下罪行，与他自己提出的观点所违背了么？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向前推导，萨义德在此书中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也不应该理解为他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提的要求。尽管萨义德十分强调普遍性，但他始终愿意去看到个案的特殊性。我们在读这本书时当然应当以此来自省，但也不必认为萨义德是个苛求之人。毕竟，他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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