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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帝国主义》读后感100字

《文化与帝国主义》读后感100字

《文化与帝国主义》是一本由[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53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化与帝国主义》读后感(一):随机波动80期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摘选:

今天没有人只是一种东西。像印度人、女人、回教人士或是美国人之类的标签,都不过只是一些起点,假如根据真实经验,就立刻会被留在身后……就像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一样,他们也创造他们的文化及族群认同。

帝国主义在全球性的规模下强化了文化及认同间的混合( mixture )。但是帝国主义所带来最坏、最矛盾的“礼物”就是让人们相信他们只能是白人、黑人;或是西方人,或是东方人。

没有人能否定长期的传统、持续的居住、国族语言及文化地理的连续性,但是也似乎没有理由(除了惧怕与偏见)不断地坚持他们的分离与特殊性,好像所有的生命就应该是这样的。

更为受用的﹣也更难的一是具体地、同情地、将心比心地思考别人,而不是只想到“我们自己”。这也意味着不要企图去统治别人,对他们任意分类,或是放入层级次序中,更重要的是不要不断地重申何以“我们的”文化或国家是第一名(或是说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放弃了这点,还是有极具价值的动作可做的。 微信收藏 @随机波动 StoclhaslicVola ü llity

《文化与帝国主义》读后感(二):三颗星星的批判力 一颗星星的“仓促”风格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裔文化批评家,在英美批评界的呼声挺高的。这本书前前后后用了两个月时间读完。

这本书的核心问题(problématique)是:透过Conrand、Kipling等作家的文学书写,来检视一种以侵略扩张为典型特征的帝国意识形态或帝国主义如何在文化场与政治场之间的张力当中得到型塑。

读后有几点印象:

一、新大陆的批评立场:作者的批评意识印刻着冷战时代的典型特征,这可以由书中频繁使用的术语反映出来:如“西方”-“东方”的二分法、“极权”-“自由”的二分法等。同时期的欧陆学者往往不这样写,他们将研究做得更细致。

二、快节奏的学术风格:有些话说得绝对,这种绝对化的语气有时不是建立在严谨可信的文本分析与考据基础上。作者有意使研究材料服务于现实的批评功用,背过身去忽视真相产生的特定历史时刻,(第二章)揣测甚至臆测原作的写作意图。

报刊体叙事风格,论证过程显得仓促。对几位非英语抵抗作家反帝意识的评价建立在寥寥几本英文译著的理解上,没参考原著(尽管作者并不这样说)。忽视了这部分内容,就忽视了作家创作的连贯性和内在断层。

“仓促行文”主要体现在引文的选择方面。第三章开头两次引用L'Immoraliste的文段。根据章节末尾的注释,第一次的引用参考了法文原文,第二次的引用参考了英文译本。引文的前后不一致性可以反映出作者使用参考资料的caprice。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也发生了类似的状况。

结语:作为面向公共生产的知识话语,这样写是没有问题的。但学术研究自身的科学性和严整性,也正是在面向公众科普的声阈放大过程中受到了减损。相比之下,Paul Ricoeur、Arendt等几位欧陆原生学者,无论处在学院场合或面对大众媒体,身上都自然而然地带着优雅与从容。他们的古典风格是我更喜欢的。

《文化与帝国主义》读后感(三):康拉德、土著和移民

萨义德(下文简称萨)的《文化与帝国主义》是一部大书,大量的文献引述、文本与历史的交互作用铺满这部著作,篇幅巨大的引用和论述会使读者感到疲惫,也会惊叹于灵光闪现的瞬间并对作者付出的努力感到钦佩。萨义德所做的是,揭开西方文化的帝国主义背景,这个幕布在西方世界的知识结构和右派学者的阻挠下勉强支撑,要彻底的扯下它,必须重新阅读历史,重新发现历史。阅读历史的方法,则是来源于复调音乐的对位法。将宗主国的文本与土著的文本对照阅读,从而使官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清晰的显露出来。同样重要的是,将文本置于地理空间内,关注那些重叠的地理中重叠的经验。在此书的中间部分,萨义德对《黑暗的心》、《吉姆》、《局外人》等书进行了极为精彩的文本分析。最后两章则关于被殖民者的反抗和重建的方式,在这里,萨义德表现出了他人道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立场,并在最后几页将视线转向在世界边缘流亡的移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反体制运动”的希望。

“我们阐述表现过去的方式,形成了我们对当前的理解和观点。”这是萨义德从艾略特身上得到的启示。出于界定此刻现实的需要,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历史。萨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而萨想让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的控制已经基本结束;我们将要看到,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在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中,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交互关系是本书论述的重点内容,文化形成于帝国主义的现实中,但同时“帝国主义又在文化中获得了一种协调一致,一套经验,还得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文学,制造出了一套“感觉的结构”,这个结构“支持、表现和巩固了帝国的实践”。一个典型的例子,《鲁滨逊漂流记》是如此完美地展现了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关于来到陌生的土地并通过努力和才智在此立身,也就是统治这片土地。通过殖民者的视角,读者也会认同鲁滨逊的形象,同时无意识认同了西方殖民主义本身。正如葛兰西所说,让被统治者用统治者的眼睛看待世界,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方式。康拉德的《黑暗的心》通过马罗在船板上和其他船员的讲述展开了一个殖民者在刚果被黑暗吞噬的故事,在这个文本中萨义德看到了两种视角,一种是帝国主义的视角,在其中康拉德认同了帝国主义本身及其发展前景,坚持高等的西方人和野蛮的土著的分界;但在第二个视角中,我们在文本中觉察到了船板之外的,也就是帝国主义叙述之外的世界的存在,那片无限的黑暗。他的语言中充满了“奇怪的差异”和“延迟的解码”,使读者对帝国思想乃至现实本身产生怀疑。萨义德这样说:“康拉德与帝国主义碰撞了,表现出了它的偶然性,记录了它的幻想与极大的狂暴与浪费。”但康拉德没有看到的是,那片无限的黑暗实际上是一个非欧洲的世界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有一天它将重新获得主权和解放,而不是如他所说的重新制造黑暗。

同东方一样,土著也是西方的创造物。像懒惰、愚昧、被动、软弱这些对于土著的定义,时至今日依然在认知结构中存在。许多我们甚至习以为常的说法,像是黑人落后是因为他们懒惰的天性,都是帝国主义运作必须的观念。而被殖民者的反抗也同样遭到殖民者的污名化,称其为没有组织的为利益驱动的叛乱。在独立斗争受到承认的情况,则称是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导致了对殖民主义的抗争。他们故意忽略土著文化本身具有的抗争精神,并极其荒谬的声言,反帝战斗是帝国主义的重要胜利。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每一个形象在认知体系中的确立也需要坚固的想象。西方世界通过完整的文化体系创造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关于探索和开拓,关于追求自由和勇敢,创造了一个在当今文化产业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白人男性的形象。而土著的形象和历史是完全依附西方的叙事的。在历史课本中,那些土著世界都是在被殖民者发现以后才存在。而在它进入西方人的眼睛之前,它们似乎从未存在过。“殖民主义把个人和他或她自己的直觉生活分开,从而破坏了世代因袭的身份认同。”所以对于被殖民者的解放重要的便是,将历史进行重写,发掘那些古老的传说与故事,重新创造对历史的想象。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抵抗力量,但其和随之诞生的本地主义往往又会阻碍解放的步伐。抵抗的力量常常被帝国主义收编,官方民族主义者想粉碎殖民主义,但在过程中却转向了和它达成协议,最后成为帝国主义的应声虫。而一个非法的组织会产生并对当权者提出质疑,它的存在便成为了法农所说的“反叙述”。法农认识到了帝国主义表面上把权威让给民族资本阶级,但实际上是在扩张霸权的事实。

在该书的最后,萨义德批判了作为技术官僚的知识分子,并指出在既定权力结构之外的移民,是将“一种固定的、稳定和内化了的文化”转变成“一种没有限制,没有中心的和流放”的力量的化身。这是真正能够瓦解帝国主义的力量,一种反叙述,一种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战争机器。领导了伊朗革命的知识分子阿里·沙里亚蒂这样说:“人是一个选择,一种抗争,一种不断地成长。他是永远的移民,内心中的移民,从一抔黄土到上帝,他是一个自己灵魂中的移民。”

《文化与帝国主义》读后感(四):文化霸权下的强者叙事——对美国越战电影的对位阅读

本文主要依据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以对位阅读的批评方法对美国越战电影进行解读,探讨美国越战题材电影文本中构成文化霸权的叙事话语,分析其是如何操纵叙事权力、扮演与帝国主义活动共谋的角色。

一、谁在讲战争的故事?

《文化与帝国主义》是萨义德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揭示了文化与西方帝国主义事业不可分离的共谋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对位阅读的方法,将西方经典小说作品与帝国实践联系起来,指出对位阅读包含着对所讲述的宗主国的历史和支配性话语以及支配性话语所反对的其他历史的再阅读。

当以对位阅读的方法进入到美国越战电影文本的阅读中,我们会发现这些电影文本与萨义德所分析的西方经典小说作品在以文化再现、维持帝国主义的层面上具有共通性。正如他在分析康拉德的《诺斯特罗默》时所认为的,《现代启示录》(美国越战电影之一)这样的作品“都可以溯源于康拉德的《诺斯特罗默》那有讽刺意味的反帝国主义立场。这些作品都认为,世界有意义的行动和生活的源头在西方。”

在这些作品中,叙事构成了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主要的纽带,萨义德认为:

叙事是一种权力,讲述故事就是运用权力,在当下影视文化传播的热潮中,美国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输出更是积极地追随着它在全球扩张势力的脚步。

作为世界的电影倾销国,美国有着全球最具有叙事能力的好莱坞,当它使用电影来讲述战争并对外传播时,相较于战争中弱小的、无法掌握叙事权力的一方,便自然地构成了一种话语霸权,为其帝国主义事业推波助澜。

越南战争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给美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在好莱坞影史上越战是仅次于二战的重要战争电影题材,包括有《绿色贝雷帽》(1968)、《猎鹿人》(1978)、《现代启示录》(1979)、《野战排》(1986)、《全金属外壳》(1987)、《汉堡高地》(1987)、《生于七月四日》(1989)等近百部影片。这些影片对战争的描述往往是以美国或者美国军人的视角进行的,它们拒绝多元性的视角,不给在战争中的对手给予任何的关照或者掌握叙事话语的可能。叙事视角的限定和话语权的掌控是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西方影视文化霸权的充分体现,通过对位阅读,我们应当要注意到被这些电影文本所排斥在外的历史与被掩盖的叙事,把握这些电影在刻画战争和人性之外所展现的对帝国主义式“仁慈”的再现和粉饰。

二、敌人就是“我们”

正如约翰·贝尔顿在《美国电影美国文化》中所说,“所有的当代战争都有两个战场——真正的战场和银幕”美国的越战电影在战争之外不断通过文化证明:“我们”不是一直赢但“我们”一直是正确的,其通过一种自省的文化策略,消解掉战争真实的历史语境,如乔姆斯基所警示的:通过重塑或伪造对于过去的记忆,有效地遮蔽了对于今日世界发生了什么的理解。所以当我们审视美国的越战电影时,发现它们往往对战争残酷和个体创伤的探讨深刻有余,对战争另一方的描述和关照则沦为苍白,仿佛美国参与的都是与自己作战的战争,敌人的面目则是十足的模糊。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萨义德提到了1990年12月中旬《华尔街日报》的豪斯和《纽约日报》的刘易士一次有关海湾战争的小型辩论。

无论是对于海湾战争中的阿拉伯人,还是对于越南战争中的越南人,美国所展现出来的永远是一种帝国主义家长式的无知,单一的视角使他们看不到除自身以外的其他历史、文化和观念,美国的政治家和士兵是在与美国的文化盲点作战,仿佛这是一场美国人发现自身的战争。

越南人毕竟真实存在于这场战争,但美国越战电影在描述敌人时似乎无法将其作为一个真实的主体,麻木、残暴、未开化的、幼稚的是这些影片中越南人身上常见的标签。《绿色贝雷帽》将越共描述为神秘无敌的战士,同时也是狡诈卑鄙的东方人;《猎鹿人》中,越南人住在贫民窟.感受不到疼痛也不看重人类生命;《现代启示录》中的科茨上校认为越共:没有感觉,没有情感,没有评判,纯粹,完美,天才。(No feelings,No emotions,No judgement,pure,perfect,genious),另一方面当地人又像个哑巴木偶,充满着钝态和呆滞。

《现代启示录》套用了康拉德《黑暗的心》的叙述模式,并将背景改为越南战争,讲述了在美国侵越战争期间,美国特种兵部队的上尉威拉德奉上级命令到柬埔寨的丛林中去寻找被认为是叛徒的上校库尔茨,沿路看到的是美国对越南进行的这场战争对人和自然的破坏,最终威拉德找到了在柬埔寨边境上建立独立王国的库尔茨,并且将这位被战争扭曲的上校杀死。导演科波拉曾说,他之所以让库尔茨在影片中死去,成为侵越的牺牲品,是希望美国能从这一恐怖的形象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只有这样,美国才能走向一个新时代。

作为反思越战的力作,影片《现代启示录》对于战争的疯狂本质的批判与反思是相当深刻的,但是不难发现,这部影片最终依旧遵循的是“我们不是一直赢但我们一直是正确的”的叙事逻辑。影片结尾是完成任务的威拉德发现曾听命于库尔兹的部落村民纷纷跪下,乞求着威拉德成为柯兹的继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疯子倒下了,但一个“真正理解战争本质”的理性白人男性威拉德取而代之地站起来了,而越南仍然是原始无知的,是一个白人眼中万般神秘的冒险地带。《现代启示录》对越战的反思在本质上是“反父不反子”的,它的自我否定和批判始终是在内部完成。

萨义德的《东方学》说:...一种表述本质上乃牵连、编织、嵌陷于大量其他事实之中的,唯独不与“真理”相连——而真理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表述。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一事实迫使我们认识到表述(或错误的表述——二者之间的差异至多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包含有一片公共的游戏场( field to play),决定这一游戏场的并不只是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共同对象,而是某种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其中对他者表述的思考同样适用于反思某个文化群体对于自身的表述。美国越战电影中对于战争中自我的表述实际隐含的是对于单一文化身份的感知和认同,从中体现的优越感是由对世界其他地方的高度隔膜和无知所支撑的。

对于全世界的观众来说,战争电影的美学形态已经无法出好莱坞美学其右。有关越南战争的电影经过好莱坞类型化的创作和娱乐化的改写,以文化商品的名义在全世界倾销,观众们也已经适应了美国霸权主义式的叙述视角和话语,这一切都改变着观众对渐行渐远战争真相的主观认识,文化霸权下的强者叙事,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合谋都在这些影片中得到最完整的体现。

《文化与帝国主义》读后感(五):《文化与帝国主义》读书笔记

一、后殖民批评和比较文学

后殖民批评是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多个层面,对西方宗主国的地理与政治侵略、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抵抗。其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内质,作为一种国际化的理论思潮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与多重性。如果我们从学缘发展的脉络上探寻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开始,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给出了最恰如其分的回答:“后殖民”开始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到达第一世界学术圈时。可以说无论从后殖民批评“四个跨越”的内质,还是后殖民批评者以少数族或非主流身份从第三世界边缘向第一世界中心递进这个意义层面,后殖民批评都与比较文学相互关联,甚至拓宽着比较文学的研究视域。

在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提到:

二、萨义德和《文化与帝国主义》

(一)萨义德

爱德华·萨伊德是当代西方重要的公共知识人,他主张介入社会批评,倡导一种“在世性”、“世俗的批评”。在后殖民研究领域,主要聚焦于帝国主义和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和中东、远东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他的书中,萨义德多曾次提到他的多重身份、成长经历与他的写作的关系。1935年11月,萨义德出生在耶路撒冷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当时的巴勒斯坦是英国托管地。后来他又受教育于开罗和美国,并在1953年成为美国公民,在美国哥伦比亚等大学教书,任比较文学教授。

既是阿拉伯人,又是美国公民,复杂矛盾的身份使萨义德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遭受着“无家感”和疏离感的侵袭,迫切寻求自己身份的认同。

这些感受促使他开始检视文学和文化的政治维度,跨越学术世界和公共领域的疆界,也奠定了他独特而深刻的批评视角。

(二)《文化与帝国主义》

1.和《东方学》

继1978年《东方学》发表后,萨义德于1993年发表了《文化与帝国主义》。他并不将这本书全然视作《东方学》的续篇,主要是基于三点:

一是本书将研究的空间范围上从中东扩展到了世界范围;

二是书中论述了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提供了对文化抵抗的历史描述与分析;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文化帝国主义》不同于《东方学》所沿用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批评方法来探讨东方主义话语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十九、二十世纪西方帝国中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写作与帝国实践直接联系起来,探究小说是如何参与到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及其帝国主义世界观的建构当中,论证西方文化与西方帝国主义事业不可分离的共谋关系。

2.基本观点和方法

通过阅读本书的前言,可以基本了解萨义德关于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首先叙事在萨义德论点中占有重要位置,他认为叙事时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身份和历史存在的方式。国家本身就是叙事,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非常重要。它构成了文化与帝国之间主要的纽带。

其次他认为与民族或国家积极联系的文化和传统的“回归”使文化成为一个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力量较量的战场。在分析文学作品时,他认为不能忽略的是它们所在其中的社会的现实,并以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和康拉德的《诺斯特罗默》为例,说明将文学作品看作殖民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使我们更能注意到它们帝国主义世界观的特点和内在局限。

最后他总结这本书的观点是:在现代帝国主义所促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必须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西方人和东方人历史的重叠之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通过附和或对立的地理、叙述或历史,在文化领域中并存或争斗的互相依赖性,

在方法论上,萨义德提集中于具体作品,首先把它们当做具有创造性或解释性的伟大想象,然后揭示出它们是文化和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一部分。萨义德认为,作者并不是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驱使,但作者的确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中,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为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所塑造。在本书第一章第五部分“把帝国与世俗的解释联接起来”中,萨义德对这一“对位阅读”的批评方法进行了阐释性的描述。

3.对于比较文学

在这本书中,萨义德也谈到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看法。

但比较文学产生于欧洲帝国主义极盛时代,与帝国主义不可否认地联系在一起,从比较文学发展的轨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在帝国主义仍在发生影响的现代文化和政治中的作用。

萨义德认为虽然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思想——一种在“伟大的书”和全部世界文学之间模糊的综合物观念,对20世纪初的比较文学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究其文学与文学的实际意义与意识形态,背后还存着一个重大的问题:

而处于比较文学研究核心位置的西方文学观念专注于强调某种历史观,同时模糊给予这一观念力量的地理和政治现实。因此,以新的方式把握“世界文学”的比较文学观点,需要我们思考当代的全球背景“重叠的领土、交织历史”与帝国主义力量的深刻关系。

三、对位阅读法

艾略特的“历史感”是萨义德“对位阅读”的逻辑起点。在第一章开头,萨义德引用了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论文,赞同这一观点:我们对传统的理解与阐述,形成了我们对当前的理解与观点。艾略特认为传统首先是一种“过去的历史感” ,萨义德将此重新表述为“如何表述和再现塑造我们现在的理解和观点的过去”。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阐释和说明过去的方式将形成我们对今天的行为的看法。对帝国主义的研究,要从它在人们历史感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及其方式的角度进行审视。基于历史和现实错综复杂的关系,萨义德以“对位阅读”的方法解读西方文学经典,来揭示西方文化在帝国主义事业中扮演的共谋角色。

以上是萨义德对“对位阅读法”的阐释,此处借张跣《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对这段话意思的解读进行总结:

第一,小说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语言或主题的独自,相反,它是一种有组织的复调,包含着形形色色的主题;

第二,小说中各种主题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其地位此消彼长,没有任何一种主题拥有长时间的特权并始终处于支配地位;

第三,假如音乐可以用主题来分析,那么小说也应该能通过它们对帝国主义的介入来解读。主题之间的相互作用由这些主题本身的内在特性所决定的,与小说的形式因素无关;

第四,对位阅读包含着对所讲述的宗主国的历史和支配性话语以及支配性话语所反对的其他历史的再阅读。

其中核心的便是第四点,这是赛义德最终要说明问题,即阅读西方文学时要关注的两种声音,既要意识到小说所叙述的宗主国的历史的同时.又要意识到反抗支配型话语行为的其他历史。比如将《简·爱》放在对位阅读的视角下,就会发现这部经典作品暗藏的与帝国主义密切的关系,白人女性简·爱突出的美德和幸福是以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有色人种伯莎·梅森的边缘化和疯魔化为代价;再比如《黑暗的心》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康拉德对帝国意识形态的批判,也看到了康拉德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又如《鲁滨逊漂流记》也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封地,而是与英国在十六到十七世纪海外探险的殖民活动息息相关。

四、结语

《文化与帝国主义》是萨义德重要的代表作,书中揭示了文化与西方帝国主义事业不可分离的共谋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对位阅读”的方法,将西方经典小说作品与帝国实践联系起来,提示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要注意寻找支配与反抗的两种声音,这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参考:

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

张跣《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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