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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翅读后感锦集

银翅读后感锦集

《银翅》是一本由庄孔韶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8.00,页数:471,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银翅》读后感(一):《银翅》边读边评

因为读《人类学通论》时,见书里不时提到《银翅》,于是买了一本。匆匆读过两本教材,还没有形成习惯,心情烦乱,读点民族志平静一下。

前言导言,跳过不看。看了几页,感觉没什么意义。直接看正文。

《金翼》假期看了一半,现在都忘了。

重访金翼黄村

像是游记或日记,读起来有点散乱。作者不停提到拍照,可是一幅照片都没有。不满意。不过也不算太糟,还好只有18页。

《银翅》读后感(二):可惜了,多好的题材

可惜,可惜了多好的题材。不到8分评价,挺客观的。多数人以为是《金翼》的续篇,结果主角变了、方法多了、篇幅长了、主题散了,想说的还是太多了。

【主角变了】

金翼一家若隐若现,切入的时间点也很仅局限在土改、改革开放前夕以及此书调研成书80年代末,中国农民20世纪最重要的变革笔墨太少,果真如作者所言是黄家社会关系缺失了?东林死于63年,这个金翼男一号命运结束前究竟是什么情况?人类学观察不该记录一下?

【方法多了】

从西方人类学抽取理论和方法论本身没错,但穿插田野观察、思想史、地方志,还频繁使用“—”造一些奇怪词组“后-张鲁社会大实验”“西雅图—芝加哥”,连贯性不够,全书有些支离破碎。

【篇幅长了】

40多万字的增订版,很多地方铺垫论述太长,如田赋、宗族沿革讲的啰嗦前后都有,如人民公社肆意扩张至毛的思想演变,想说的太多太杂,没有取舍,自然重点就会丧失,分章节看可能略好。

【主题散了】

要讲土地制度、各类宗教、宗族演变,又要讲人口变化、经商变迁,还要总结人类学方法在中国运用……原本金翼一家就是最好的叙事线索,可以把这些主体串连起来。或许,作者在美国写此书还,可能目标还是面向西方学术圈吧。

想获得如《金翼》那样有代入感的读者,大可不必每章都读,选取其中感兴趣章节即可。

《银翅》读后感(三):读「银翅」遐想

「银翅」,银耳(对书名的探索)。写作方式在通俗性比起「金翼」差一点,不过比起通常社会学的学术论文好读多了。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部分:对金翼之后半个世纪内黄村及其附近乡土社会的社会变迁的分析、以黄村为例对中国乡土社会家族的人类学观察和解释、民间信仰的变迁分析、作者提出的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文化直觉主义和反观法的方法的阐述。个人较喜第三部分,因为有生活经验的积累(结婚仪式感觉也很像!并且现在也没很大的变化),在阅读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对照反观,有诸多的启发和思考,当然也联系社会制度背景。

在第一部分对黄村代表的当地社会的分析中时期的分析不是很有趣,有点大而化之了,也能理解。土改部分的思考还是挺多的。如果说土改及之后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消解了传统乡村宗族结构,而当今市场经济消解了阶级结构,那么中国人的社会依赖和安全感在这个情况下来源是何处?感觉可能是小家庭了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和分析是不是需要更加注重对家庭尤其是小家庭的研究?并且,联系到计划生育和教育的原因,大的家庭感觉逐渐难以实现。这也引申出「计划生育政策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对传统大家族制的影响」的思考。

再者,作者书中对于黄村代表的闽南社会的描述和研究比较自己的生活经验,虽然家族可能宗族仪式、祠堂等在我生活的北方农村很少,但是「父母给儿子婚礼补贴(一部分或大部分)」的传统仍旧非常常见,甚至可以说对大部分农民来说长久的家庭计划与生活目标很有可能就是为儿子结婚所需的钱、房子等等努力,这一点若依照作者而言是「中国家庭主义的亲子关系继续和依赖意义」的重要体现,那么关于这一点的观察确实可以成为当下乡土社会对传统人伦秩序继承的重要体现。所以这一点的分析比较同意作者的看法。同时,从研究和观察而言,对儒家的人伦秩序的延续的描述和阐释,是否可以反观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反叛?又或者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从这一点出发,公共倡导和宣传之中已经容纳了很多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观念,通过对这一脉络的梳理???不知道有没有已有的研究(→读文献吧)

及对军阀的阐释不是很赞同作者的观点。确实有些或者说诸多「军阀不代表农人的利益,反而在令人窒息的租佃制、赋税、高利贷剥削基础上进一步掠夺农民」,但也有好的军阀吧_(:з」∠)_这个也比较感兴趣,尤其是对山西、陕西的军阀的更细致的研究。

及最后一句话对最近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共鸣:「一切都清清楚楚,一切又都朦朦胧胧,就像那头顶上的天空。」

《银翅》读后感(四):在中国农村最受羡慕的家庭:一个家族中有三个儿子,八个孙子,后代无一女孩

【改革开放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但没有缓解、反而大大加剧了中国乡村社会的重男轻女倾向。

中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学者庄孔韶潜心研究中国乡村社会三十余年,研究范畴涵盖地方经济、文化与人口、宗教等。这篇书摘来自庄教授学术里程碑式的著作《银翅: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增订本]》,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深度分析了中国社会“重男轻女”这一文化痼疾的成因和现状。】

一个古老而现实的共同特征是:中国家族农业首先靠男劳力,密集劳动,精耕细作,取得收益。显然,男劳力多是一个巨大优势。近年来中国农人在小块的零散的土地上注重化肥、除草剂、良种的功效,而绝少在农田机械上投入注意力和金钱,这是农田机械在细碎土地上发展的困境,既然男劳力过剩,何须再添置昂贵的农机呢?多生男孩可分担赡养老年父母,在最近的将来,所谓养儿防老仍是农村家庭不可缺的功能,这和父子宗祧承继的儒家理念仍可获得整合。农人相信父子延续的价值,例如福建乡下的葬礼,有几个儿子就擎几支“孝男杖”,掩埋后逐一插在坟上,表现父子承继,所以湖口黄宏诗说: “只生女儿不行,女儿一出嫁,父母就成五保户了。”

与此同时,人们自然地倾向于早婚。例如在福建农村,生活改善以后,婚龄越来越早,20岁以前结婚者已达45.37%(福建,1982年统计),而黄村周边的少女都想在17岁、19岁(18岁为地方大忌,见第十三章)结婚。早婚的实质是为在一定时期内缩短代际周期,增加世代劳力(男)重叠机会,壮大家族力量,利用家内统筹分工并减轻农家的劳务负担。由于古今一贯的中国农人土地分配制度,均取依肥田瘦田、远田近田、山田水田平均与搭配分配的传统,常使一家人的土地七零八落,家内劳力必须东奔西跑,甚至常有在10公里半径间来回周旋耕作,耗费人力和时间甚多,也是多育之重要动机。 (1983年我在云南西双版纳山民中发现同类现象)当然本书上一章还提到宗族、家族人多势众的社会功能,为另一多育动因。

总之,以前平均主义结构农业和现在家庭责任制农业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效果,但都未能排除农人希望多生子的多种诱因。于是计划生育工作要降低人口出生率的诸种努力,必然与农人文化哲学及其实行多育的行为发生整合的困难。无论是多育的惩罚,还是简单说教都不能排除上述诸种诱因,都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良好途径。问题的另一面是农人为了家族的利益用多种方式应对计划生育的规定,而且一个社区是否有超生,关系到基层社会工作的评价,故瞒报和漏报出生人口是一种可能的避免麻烦的应对方式。这里可见一种农人对官员、下级对上级的敏感的文化意识与文化直觉的回应性思维方式。 (见第十八章讨论)笔者很早就发现一些急躁的社会与人口的问卷者调查结果不准确,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国农人思维及其表达之间的关联(他们是否告诉你,告诉你什么,为什么要告诉你,你的目的是什么,回答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等。多种政治社会关系前提与文化前提下,形成了敏锐的社会场合性直觉思维与对策)。我曾在黄村以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和第五个月以后做生育态度的问卷和访谈试验,最终发现有不同的答案,依次为 “只生一个好” “一男一女较如意”和“二男一女最过瘾”。显然在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政策约束下,第三个意向性答案符合笔者的问卷分析,而前两个答案则是受人们可以理解的理由所左右,因此是不真实的。不仅如此,当二男一女不能依次实现的情况下,农村多育和弃女婴、送女婴的现象便出现了。其后果是前述人口超生,家族形态开始变大和重新抬头的性比失调。

然而还不止于此。由于计划生育的目标与农人家计愿望一直处于相悖的态势之中,基层控制人口的措施(严厉与否,收效与否)与农人和工作人员瞒报和变相瞒报(巧妙与否,成功与否)二者之间长年相互应对运作,十分棘手,影响了人口数据的准确性。

农人隐瞒人口,很多人囿于同宗、邻里情面而不过问,一个调查者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了解乡村人口的细节。实际上弄清人们不愿意披露的家庭生育私事被认为是多管闲事,故非常不受欢迎。如果没有好的人缘,没有非同寻常的相互信任,没有巧妙的访谈和村人协助,短期人口调查问卷者实难搞清人口出生数。这并非由于调查方法的科学与否,而主要是因某种顾虑以及文化观察的人伦相对主义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限制生育的社会愿望与农人家业发展本身就有了矛盾,故罚款(一般超生罚款200—300元,三胎罚款500—550元)并未能限制生育,为了躲避超生的惩罚便隐瞒出生人口。故某一地区隐瞒人口已不是秘密,而隐瞒多少才是农家的秘密(村民内外有别)。只有真正实现现代化农业的变革和找到农民改变生育态度的新的教育体制才是有效的节制生育的出路,否则隐瞒出生人口的现象将不会终止。

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考虑下述情况对人口统计结果、特别是对区域性性比,对出生率死亡率的影响。农村传统习俗和农民看待计划生育工作的新的应对方式促成乡民采纳将幼婴送兄弟家养(特别是男孩),交换养育(女换男、男换女可以被认为是抱养,非婚生),持续传统风俗的是抱送养女(童养媳),这些情况有时发生在村内或邻村之间,有时则跨镇甚至跨省。弃婴、溺婴现象亦有披露,但为数不多。一些农人认为,凡上述事不用(或无所谓)纳入出生(死亡、迁出和注销的)人口登记簿中。从本章可明显看到福建乡村20世纪70年代家族制开始从70年代的弱小与残破渐渐发育起来。20世纪80年代家族继续发育壮大,因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开展,若干地方80年代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得以呈现,然而也有不少县镇人口统计数字与实际人口数字有或大或小的差距。如果考虑到瞒报人口(和人口悄悄移动)的状况以及人口基数逐年增大,某些地方公布的人口出生率曲线内涵仍带有相当的疑问。就笔者在有限的乡村、镇县调查,瞒报和漏报的人口相当普遍。如黄村6个村一再深入调查统计表明,有将近1/3的农户有瞒报和补报人口现象。这种情况在所见的零星报道中,如广东、山东、安徽的一些地方,也相当严重。显然,只依常规户籍统计对农民家族形制加以讨论和分类,很易失实,家族形制的膨胀比一般公布的数字的结果表现更为显著。

现代黄村社区变迁过程表明,农本社会从贫穷到富裕的确使辛苦勤劳的老少农人将未能实现的大家族理念、强房与宗姓意识乃至祖先崇拜及世界观诠释的宗教情绪再度扩张起来。一种新生的有限的物质力量会促使最近几代人心目中仍视为理想之一的壮大家族的观念付诸实施。正是在中国基层农业社区至今存在上述的限定条件下,多数农人家庭羡慕和乐于看到家的兴旺和宗族的强化,这已开始被一些学者发现,认为当代“中国农人家族与以往家族制度有极多相似之处”。

我还可以简单地从男嗣偏好角度说明传统思维的持久性。如1986年黄村4个村共263个家族中,一个家族生子3个以上的有121个,占总家族数的(一些未逢生育期)46%,占适逢生育期191个家族的72.6%,数字相当可观。同一年金翼之家(根据笔者拟新族谱),最近两辈人中时逢生育盛年者共有13个男人,其中荣香家3个儿子的小家共生有8个年幼的孙子,无一女孩,很为乡人所羡慕。而且黄村全部无子中年、老年人完成了过继和收养手续。这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农村限制生育的政策下仍不能制止的多子多福的和巩固男性原则的文化行为。当然也不奇怪,中国宗族传统与社会实践不会一下子中断。家庭观念在社会变迁中具有滞后性的倾向,表现得比经济组织、社会阶级和政治组织的变化更为缓慢。

(本文摘自《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原题为《第十一章 家族主题变奏》(一)》,《第十二章 家族主题变奏(二),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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