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大纲读后感1000字

《中国近代史大纲》是一本由蒋廷黻著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5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代史大纲》读后感(一)：换个角度，不同的历史

看了《中国近代史大纲》，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不一样的列强，不一样的人物。 第一，中国和列强的形象颠覆过来了。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受到列强侵害的这件事中，我一直以为最应该责备、最可恶的是列强。那些为了自身国家的利益而不断地侵害我国的列强，让我国在通往近代化的一路上，像一个身体健全的人被推着踉跄地前行，直到推至牢狱，实在落魄。 但是，在此书中，我反倒看见了另一个历史视角，中国之所以在近代遭受百般屈辱，不仅仅只是因为当时历史潮流的推动（工业时代的到来，列强开拓市场、寻求原料的需求），还因为中国本身故步自封，盲目抵制历史的发展。 初中和高中的历史书一谈到中国近代化，就从1840年列强运用暴力强制推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叙述，以至我一直以为列强是蛮横的、暴力的。直到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其实列强也不是我想象中的蛮横形象。比如，英国为了“扩充通商的机会和联络邦交”，决定派马嘎尔尼为全权特使到中国给乾隆皇帝祝寿，但由于马嘎尔尼在礼节问题征求中西的平等的失败，导致了中西交涉的失败。英国第二次派使节来中国，交涉也失败了。“英国有了这两次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于是，英国在后来采取了暴力方式。英国是“先礼后兵”，只是我国固守着“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一直认为英国只是个藩属国，一味地拒绝。在我们处于主动的时候，我们没有作为。这样下去，终究会处于被动地位，挣扎成长。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意思。在近代化潮流之下，我国没有及时主动更新，后来，就一直被迫更新着。 第二，使我对林则徐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以前他的认识很浅层，只知道他对对鸦片深恶痛绝，他坚决硝烟，禁烟，结果这件事成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还被皇帝革职了。但此书对林则徐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反面的。 首先，林则徐坚信孔孟之学，而且忠实地要行孔孟之学。他用传统的方法去解决鸦片问题——“不幸中国是中国官场的怪物，那就是说，他居然办事认真，说到哪里，就作到哪里”，导致“义律知道了没有办法可以对付这个横蛮的钦差”。义律很聪明，他是以英国政府而不是英商的名义交出了鸦片，英商可以凭借收据跟政府索要赔偿，英商毫发无损。却损害了英国政府的利益，这也可以看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兆。但是林则徐的横蛮对付之法，并不是他的错，“林文忠全用传统的方法，因为他不知道有其他的办法”，这是当时士大夫阶级的思想局限性。 第二，林则徐当初已经知道了中国兵器不如西洋，他有了这种觉悟，可是他只告诉了友人，还嘱咐友人不要告诉其他人，“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也就是说，那时候公开要改革的人会被视为异类，林则徐不愿意牺牲名誉。 总的来说，这真是一个不一样的林则徐。 我承认我的历史视角太窄了，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有失偏颇，所以在评价历史事件时，有时会带有严重的主观色彩和狭隘性。虽说此书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也是作者独特的历史观点，他有自己的历史视角。通过别人的历史视角，看到不同的历史真是个奇妙的事情。

《中国近代史大纲》读后感(二)：一本教材体的浅显读物为什么仍然有学术价值？

今年早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再版，这已经是这本书自抗战之初问世以来，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第十几个版本。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本书的内容，可谓是平白、浅显，近乎于中小学历史教材，写法比较类似于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尽管具备较强的可读性，但学术性并不能算很强。不仅如此，蒋在书中的很多论述也显得主观、随意，缺乏足够史料的证据支撑。比如书中81页就提到：中国古代倡导变法的，只有王莽和王安石这两个人。这句论断显然经不起推敲，它将商鞅变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和张居正变法等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法全部排除在外。类似这样不严谨的论断在书中出现的频率不在少数。比如书中101页说：袁世凯直到死，也没有做过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这样的论断不只不符合当下最近史学研究的成果，甚至跟书中之前所讲的袁世凯早年在朝鲜稳定政局的功绩，也形成自相矛盾。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样一本有着诸多缺点、学术性也不是很强的小书，问世之后能够不断再版，并且位列民国经典史学论著之列呢？

答案或许就在于这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开创性。本书将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把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作为论述的主要线索。这跟中国传统的史学论著要么限于体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没有明显叙事线索，要么就以供君王臧否执政得失（《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作为叙述主线的做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与反差。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一下子沦为落后挨打的对象，强烈的落差感让救亡与富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历史和国事的主要侧重点。而这一主题，直到蒋先生写作出版本书的抗战之初，仍然没有任何变化。正基于此，蒋在本书中开创的学术传统，便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曾经的主流框架。1949年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列强的炮火声中开启的，因而要考察这一历史进程，就不得不关注中国与西方在这百年历史进程中的交流、互动与对抗。而这一点，对于本书作者蒋廷黻来说，可谓是深有体会。早在1911年，他便远赴美国求学，后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中学和西学知识的兼修，使得他能够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化视野里，考察中国的发展与变迁。比如在书中分析鸦片战争时，他就通过中英双方对于这场战争的不同指称（中方称“鸦片战争”，英方称“通商战争”），来分析中英双方的不同利益诉求。又如分析太平天国运动时，蒋并没有简单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受基督教影响而诞生的，就把太平天国简单归类为西化的产物，而是在分析其宗教革命的同时，也考察其在种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方面的得失。透过这些分析，蒋的博大视野和不俗史识，得以清晰的展现。

也正是因为以近代化进程作为叙事线索，蒋在书中对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评价，才没有陷入传统士人阶层那种“卖国贼”、“贪腐成性”的道德指责，而是充分肯定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变革中国传统制度缺陷的决心与勇气。开始于同治年间的自强运动（今称“洋务运动”），尽管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而最后宣告失败，但其开启的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却在民国和随后的共和国时期得以延续。蒋对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僚的开创性贡献，也给予大力的褒扬。

蒋在本书开篇，将中国近代落后的三大原因，总结为：科学不如人，技术不如人，以及国家观念和国家能力不如人。如果说自强运动所针对的，是前两点原因的改善的话，那么从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再到国共两党的革命，所聚焦的，都是第三点落后原因，也就是希望重新构建一个强大而有凝聚力的现代国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国家主义导向，蒋在书的结尾处才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设置“训政”时期的合理性。

时至今日，中国的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尽管国内存在诸多矛盾，但可谓是稳步走在复兴进程之中。此时，回顾蒋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成败得失的相关分析，仍然可以体味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就此搁笔。

2016.5.24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即将刊发于2016年6月29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见刊稿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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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大纲》读后感(三)：百年巨变笑谈中——金陵读书“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沙龙实录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终结于南京静海寺的一纸条约；而1949年的国共纷争，则可以将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视为终结。从1840到1949，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与结束，都与南京这座城市有着紧密关联。2016年6月25日下午，金陵读书诸位理事与新老书友，特意齐聚梅园书房，以讨论蒋廷黻先生的经典史学小书《中国近代史大纲》为开端，探讨中国百年近代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我们的讨论与交流，也正是与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在这百年之中的历史变迁，进行对话。此次沙龙，宋老、丁老、竹林、竹洲、半岛、蓑翁等金陵读书六大理事悉数到场，一番交流过后，相信到场的诸位都是收获满满。

沙龙由竹林兄做开场分享。竹林特意为此次沙龙准备了近万字的讲稿，单从“负乘致寇，不复王侯”的讲稿题目，就可以看出他此次分享的宏大视野和体量。竹林先从金观涛、刘青峰先生的《开放与变迁》和彭慕兰先生的《大分流》这两本书说起，讲述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结构能够维持两千年基本稳定的原因，并指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是造成中西力量对比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接下来，他分别从思想流变、地缘政治以及天朝崩溃这三个角度，讲述百年中国近代史的演化逻辑。

首先，在思想嬗变层面，竹林用从“天下”到“世界”来总结晚晴思想世界的变革状态。他分别从林则徐的被神化、儒家义利之辨思想的破局与演化，以及古老与现代的错位这三个角度，来对上述变化加以阐释。其次，从地缘政治层面来说，竹林用“剪刀”与“砍刀”来形容近代以来，中国遭遇的三个主要列强的威胁，如果说从海疆来的英国是“剪刀”的一臂的话，那么剪刀另一臂就是从陆疆来的俄国，而崛起的日本则犹如一把砍刀，当头劈来。三国均有侵吞中国的野心，但都由于地理距离、他国钳制等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接下来，竹林用晚清的陆疆派与海疆派之争，来论证古代中国“守在四夷”观念的高明。最后，竹林根据一系列重要史实，认为造成清朝这一所谓天朝上国崩溃的原因，应该是始自鸦片战争，终于辛亥革命。在晚清复兴与崩溃的历史纠葛之中，有三个线索值得关注。第一是“两个汉人一台戏”，即洪秀全与曾国藩，两人尽管是死对头，但在客观上，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兴办团练带来的地方派离心势力的加强，都起到了把清朝统治基础慢慢掏空的作用。第二是三次挽救清王朝的失败尝试，即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以革新为特征的戊戌变法，和纯粹民粹力量主导的义和团运动。第三则是对清王朝的最后一击，即辛亥革命。

第二位分享的是丁老师。丁老师首先讲述了近代史与现代史的概念异同，并指出把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统称为中国近代史（1840-1949），已经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与这两个概念相对应的是，则是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概念分立，尽管内涵类似，但中国最早提出现代化一词，还是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初期的政府工作报告上。

丁老师指出，蒋廷黻这本书里对恭亲王和文祥这两位满人在洋务运动中重要作用的肯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跟很多史书只强调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官僚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书中从文化与名教的革新与维护角度，来看待曾、李与洪秀全的对立，也是非常准确。

由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丁老师引申到关于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的探讨上。他认为在当代，对历史采取虚无立场的主要有四类人，他们分别是：旧时代的遗老遗少、国外反华势力、部分资本家和资本代理人，以及在改革和官员贪腐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普通民众。他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来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即：“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接下来，蓑翁主要结合《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本身来进行相关点评。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本书很难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学术论著，其文字平白、浅显，近乎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写法跟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很类似，可读性强，但如果严格按照学术标准来衡量，则其很多论述显得主观、随意，缺乏足够史料的证据支撑。蓑翁从书中所言“中国古代倡导变法的只有王莽、王安石两人”和“袁世凯直到死，美做过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这两点，来指出这本书论述的随意和不严谨。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本有着诸多缺点、学术性也不是很强的小书，问世之后能够不断再版，并且位列民国经典史学论著之列呢？答案或许就在于这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开创性。本书将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把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作为论述的主要线索。这跟中国传统的史学论著要么限于体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没有明显叙事线索，要么就以供君王臧否执政得失（《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作为叙述主线的做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与反差。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一下子沦为落后挨打的对象，强烈的落差感让救亡与富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历史和国事的主要侧重点。正基于此，蒋在本书中开创的学术传统，便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曾经的主流框架。1949年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列强的炮火声中开启的，因而要考察这一历史进程，就不得不关注中国与西方在这百年历史进程中的交流、互动与对抗。而这一点，对于本书作者蒋廷黻来说，可谓是深有体会。早在1911年，他便远赴美国求学，后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中学和西学知识的兼修，使得他能够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化视野里，考察中国的发展与变迁。而从书中对中英双方之于鸦片战争的不同指称，以及从宗教革命、种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这三方面全面考量太平天国运动这两点，都可以看出蒋的不俗视野。

蒋在本书开篇，将中国近代落后的三大原因，总结为：科学不如人，技术不如人，以及国家观念和国家能力不如人。蓑翁认为，如果说自强运动所针对的，是前两点原因的改善的话，那么从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再到国共两党的革命，所聚焦的，都是第三点落后原因，也就是希望重新构建一个强大而有凝聚力的现代国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国家主义导向，蒋在书的结尾处才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设置“训政”时期的合理性。

第四位发言的是从昆山远道而来的竹洲理事。他从三个方面畅谈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首先，从事道教工作的竹洲认为，宗教是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引发汉末黄巾军起义的太平道，还是引发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教，都可以看出宗教的巨大力量。其次，交流是求同存异的基本方法，只充分交流，才能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最后，科技则是国富民强的关键手段。

四位理事分享过后，金陵读书会长宋老师开始做分享。他顺接丁老师的意思，讲述了近代与现代，近代性与现代性，近代化与现代化这三对在英文里同一对应词汇的概念分野。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与现代史已经统一为中国近代史（1840-1949），但在文学领域，仍然坚守着近代与现代的分野，即把1919年的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在宋老师看来，中国近代的百年变迁，是大周期与小周期，内周期与外周期叠加作用的结果。小周期就是指中国的三百年王朝变更律，大周期则是指中国自秦朝以来维系近两千年格局遭遇的重大变迁；内周期是指清王朝面临的诸多内在矛盾，而外周期则是指西方世界的迅速兴起。

宋老师从五个历史横断面，来讲述南京这座城市跟中国近代史变迁的关系。第一件事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在南京静海寺签订；第二件事是1864年，曾国藩、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破南京城，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第三件事是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第四件事是1945年9月9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办驻华日军受降仪式；第五件事是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历史宣告终结。

接下来，吉文伟、乐爸爸、哈皮波等书友也分别从历史观、传统之于近代化的利弊得失，以及对于近代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思考等角度，阐述了自己对于百年近代史的个人观点。整整200分钟的沙龙过后，大家都仍然是意犹未尽。

最后，请允许我用吉文伟书友提到的苏东坡先生的一句词，来作为此次沙龙实录的结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百年风云变迁，如今谈笑中一瞬而过，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微妙与深邃。

就此搁笔。

2016.6.25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参考了宋老师、竹林、蓑翁、乐爸爸提前撰写的书面讲稿，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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