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我乡我土"》的读后感大全

《书写"我乡我土"》是一本由李松睿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5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书写"我乡我土"》读后感(一)：以“我乡我土”筑就“吾国吾民”

“地方”问题正成为近年来的研究风尚。正如去年刚去世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中启示的那样，人们不再单一地关注所谓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具体内涵，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些特质是“想象”的产物，它们服务于统一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相应地，在文学史视野中，这一思路体现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既然地域特色是被“建构”而成，那么研究重点也就不在于某一地域的风土人情如何对作家和写作对象产生影响，而在于这一“建构”所指向的政治目标。李松睿的著作《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正是在这种范式转换处开始写作，也因此在以往的地域文学和乡土文学研究之外打开了新的空间。

然而，李松睿在关注到40年代文学中“地方”与“国家”的互动之后，依然不忘对于文学问题本身的敏感。他的核心关切在于，为何40年代的作家和批评家纷纷注目于“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并进而将其作为理想文学形式的必需组成？个中因素，并非用国家主义逻辑和文学体制的规训就可以简单概括。正如书中举出的例子，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区，赵树理高兴地感到毛主席“说出了我心里想要说的话”。是《讲话》印证了赵树理本就持有的文学理念，而非赵树理被动地在政治宣传之下写作。40年代知识人如此主动地投身对于“地方性”的创造，更有甚者如湖南作家周立波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大量运用东北方言，关键还是在于“地方性”解决了五四新文学在40年代遭遇的困境。

抗战的爆发彻底暴露出五四新文学的弊病。一方面是形式的问题，五四新文学虽将“引车卖浆者流”使用的白话引入现代书写语言，但其目标，却是造就一种新的雅文学。新文学的读者依然被限制于狭小的知识阶层。另一方面则是内容的问题。五四新文学被视为对西洋文学的模仿，因而脱离了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40年代的抗战大背景，正呼唤着一种能够触及更广阔人群的理想文学形式。“地方性”包含着方言土语和地方风俗等不同内涵，恰好成为弥补五四新文学之不足的利器。

关于这一问题，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大多只在“民族形式”讨论中寻找答案。李松睿却发现，无论是解放区的赵树理和周立波，还是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老舍和梁山谷、师陀，“地方性”都构成了他们文艺实践中的重要参数。老舍小说中的北京色彩在40年代经历了“失而复得”的过程，他先因担忧异地读者的接受障碍而放弃地方特征，后又在《四世同堂》的写作中建构出一组个人-地方-民族国家的升华公式。梁山谷《绿色的谷》和师陀《果园城记》等小说中，对地方风光的书写则为其在沦陷区的逼仄文学环境中提供了表达民族性和反思现代性的空间。赵树理将自己的写作视为在方言土语和知识分子语言之间进行的“翻译”行为，而解放区文艺理论家只看得到赵树理笔下“群众的语言”，却视而不见其中为后来人关注的“山西味道晋阳气息”，则显示出当时存在着一套特殊的认知“装置”，这正是理解40年代文学中地方性问题的关键所在。

“地方”绝不止关涉一时一地。李松睿将“地方性”视为一个中介物，一个含混不明却具有丰富生产性的意义空间，一个“被多种价值标准相互争夺的含混场域”。这一提法可谓精当。对“地方性”的不同阐释方式，实际上联系着国内不同政治版图的文化构想。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地方”构造为“民族”，如何将特殊性展现为普遍性？

30年代的左翼理论家将地方性的出现视为阶级立场的表征，但质疑其能否被普遍接受；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则将地方性视为民族性的表现而加以推崇。到了抗战时期，此时文学工作者对于“地方”元素的使用和创造，其实联系着如何超克西洋现代性的命题。老舍将笔下的北京风物加以典型化和抽象化，正是希望将地方特征转化为普遍民族精神的象征，从中获取一种响应抗日动员的民族主义表达方式。沦陷区作家们对于地方和乡土的描绘，同样隐含有这些“不便明言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李松睿特别指出“整风”前后延安文艺界人士在理解地方性问题上的心态变化。“整风”前，在柯仲平等人的表述中，“地方性”被视为获得“世界性”和“普遍性”的手段，这和40年代国统区“民族形式”讨论中的国际主义倾向是一致的。在“整风”之后的解放区，“地方性”问题的关键不再是能否使作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是能否改造残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解放区现实和工农兵大众紧密结合。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杜赞奇曾指出“民族国家”具有一种时间性分裂：它的合法性基于悠久的民族传统，但它更是一个现代的概念，“现代”意味着“空前”，意味着对于传统的否定。如何弥合这种分裂？杜赞奇的答案是重新塑造“人民”。通过使携带着古老传统的普通百姓成为具有全新本质的“人民”，民族国家的时间性分裂得以弥合。毛泽东并不认为“地方性”书写需要抛弃“世界性”面向，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之后，立刻强调，国际主义和民族形式必须紧密结合。“地方”需要被提升为“民族”，进而成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表征，但在此之前，主体的改造和转换是第一步。否则，地方性的书写就可能沦为一种对于落后的猎奇，或者只是无助内心的寂寞投影，前者是《讲话》中所批评的，后者则是李松睿在师陀的地方性书写中发现的问题。相比之下，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和小芹们，显然是更有力量的新人，也展现出更为光明的民族国家远景。

而本书的标题正道出这一奥秘：“我乡我土”提示出“我”之于“地方”的紧密关联和重要地位。如果我们回想起鲁迅对于“乡土文学”的评价，20年代许钦文那失去了的“父亲的花园”和王鲁彦那离开了的“天上的乐土”，它们和40年代的“我乡我土”比起来，已经完全是不同的时代。（文/罗雅琳）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6年7月29日

《书写"我乡我土"》读后感(二)：流动的“地方性”与“乡土文学”

李 斌

（原刊《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有关现代文学中的“地方性”和“乡土文学”的研究其实已有不少，比如对“民族形式”等相关理论的探讨，对现代文学和“区域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但与以往研究不同，李松睿的《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既不是从文学题材和主题学的角度探讨“地方性”问题，也不是将这一类作品“看作是一个按照某种逻辑不断发展的特殊文类”。本书所讨论的“地方性”，源自作者独特的问题意识：“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对地方性问题如此念兹在兹，并在文学表达中将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在加强其作品的地方特征时，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地方性特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这样的问题意识，意味着松睿不是将“地方性”当成一种自然生长的文学现象，去描述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育过程，而是将它作为一个结构性概念，放置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探讨它在特殊时代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又如何在理论和创作之间回旋；以及提出“地方性”的理论家、在文学中去表现和落实的作家，他们通过这一概念意欲表达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对当时的文学和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对特殊文学现象的历史化的处理方式，体现了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新的研究思路：即借助于文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从以前那种将文学作为一种自足性的现象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不再将文学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形式等作为一种自然生长的现象，而是将文学放在特定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等网络中去考察。这样，跟文学相关的一些概念就变得更为流动、更具结构性。最近讨论较多的“民国机制”、“大文学史观念”等，都是这方面的最新思考。

由于将“地方性”放置在特殊的时代社会背景和作家的独特处境下考察，松睿感觉到不可能去对这一时期的小说进行全盘性的讨论。“而是选择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从解放区、国统区、以及沦陷区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对他们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种种变化，特别是对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因素的呈现进行考察，探究这些作家在怎样的价值尺度中理解文学的地方性特征，他们为什么在创作中努力加强作品的地方性特征，他们的这种尝试又对小说的形式产生了什么影响。”由于松睿的方法是对特殊文学现象进行历史化处理，所以个案研究对于他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样最有可能呈现出具体历史语境中“地方性”所呈现的多样复杂性。

事实也是如此，当松睿选择了国统区的老舍、解放区的赵树理、沦陷区的梁山丁和师陀这四位作家作为典型，考察其作品中的“地方性”时，他发现，尽管同样是强调作品的“地方性”，四位作家的初衷和其作品的表达效果竟然相去甚远。从放弃“地方性”再到回归“地方性”，老舍考虑的始终是如何在作品中加强民族特色，发挥民众动员功能。在老舍的代表作《四世同堂》中，他将自己“最为熟悉的北京故事，作为负载民族、国家象征的手段。”赵树理代表了解放区文学的方向，他不像老舍那样将“地方性”视作普遍性的有机因素，而是将其作为检验自己是否成功地改造思想，是否为工农兵服务的标准。而在沦陷区的梁山丁那里，“地方性”则既有反思现代性，也有表达殖民地普通百姓情感的功能，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形态。在师陀那样身处沦陷区“因苦闷贫病变得意志消沉的作家”那里，“地方性”成为一种苦闷的心灵的投影。通过这四个个案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同样重视“地方性”的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其背后却有不同的思想状态、言说方式和功能期待。松睿这些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本质性概念，比如“乡土文学”等。这些本质性概念在某一时期凝固下来，概念的凝固的过程中也凝固了研究者特定的倾向和情感。如今，松睿让概念重新流动起来，那些先前的情感和倾向也随着概念的重新打开和流动而逐渐稀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获得一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把握历史的独特的位置和立场。当然，松睿是客观的，他按捺住自己的倾向，尽量冷静地、不动声色地、如实地去展开“地方性”在20世纪40年代的多种形态。

松睿的雄心是使“地方性”和“乡土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所补充和推动，所以他不会只满足于横剖面的个案研究，他要将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地方性”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去考察。于是，他明确提出，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的“地方性”特征源自对新文学的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严酷的现实，来自不同区域，处于不同政权之下的作家和批评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对‘五四’新文学感到不满，开始自觉地构想更能为中国的普通读者所接受的，并与战争环境相适应的文学表达方式。”所以，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的“地方性”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时代问题，而是作为新文学自我调适的重要方式，也就是说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同时，40年代对于“地方性”的不同“构想”，跟30年代新文学关于“地方性”的思考，有很多延续之处，但在战争状态下，在不同政权统治区域，又有了各自特殊的表现形态。在《结语》部分，松睿还探讨了文学中的“地方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遭遇：“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所面临的一个紧要任务，就是如何在这片幅员辽阔，各地差异性极大的土地上，行之有效地建立起全体人民对这个新政权的认同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性特征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的方言土语受到压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如此一来，松睿实际上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学史叙述，这种以小说中的“地方性”为核心的历史叙述，无疑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有所推进。

松睿的个案研究是精彩的，将个案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能够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但将个案作为典型，强调它的代表性，可能会遮蔽历史的丰富性。将“地方性”作为民族象征的《四世同堂》，究竟在国统区的小说中具有多大的代表性？沙汀表现四川“地方性”的《淘金记》，沈从文表现湘西“地方性”的《雪晴》等国统区小说，是否也都是以“地方性”作为民族象征呢？萧红的《呼兰河传》，表现了东北的“地方性”，跟同样表现东北“地方性”的梁山丁的《绿色的谷》，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区域，但它们有没有一定的共性呢？张爱玲小说中的上海，是否也可以算作“地方性”呢？如果算，跟梁山丁和师陀小说中“地方性”，区别何在呢？如果能带进这些问题，做更为详尽的考察和区分，就可能部分地避免个案研究对于历史丰富性的遮蔽。

在松睿的设计中，“地方性”和“乡土文学”是流动的，也许会出现跟惯常理解相悖的地方甚或暧昧不明之处，但本书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十分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表达。从这些表达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松睿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反复提炼以及文字上的仔细打磨，这体现的是一位有着良好学术训练的青年学者的可贵品质。但是，过于清晰的表述可能也隐藏着危险：容易以偏概全，容易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从松睿的其他成果来看，他对此是有所觉悟的，此处的明晰或许只是受制于博士论文这一体裁的规训而已。

在讨论“地方性”和“乡土文学”时，松睿的对话对象是丁帆、汪晖、李泽厚、杜赞奇等有着广泛影响的权威学者。松睿在肯定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的成就的同时，也指出这部著作“忽视了对赵树理、孙犁是在怎样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强地方性描写的探讨，也就没有通过细部的文本分析告诉读者地方风景的刻画究竟对小说作品的形式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汪晖和李泽厚的相关研究，松睿批评说：“两位研究者在对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更愿意将研究对象纳入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理解框架，因而往往会得出一些偏离史实的结论。”对于杜赞奇有关梁山丁《绿色的谷》等问题的研究，松睿认为：“在对中国现代史上的民族主义话语所做的出色研究中，他认为现代民族国家是依据启蒙主义和线性时间观来进行的话语建构，它遮蔽的是那些更为本真、自然的关于民族的话语。”在我看来，松睿对这些权威学者相关研究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学术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在不断的对话中丰富和发展的。松睿这种大胆挑战的精神，使得他的“地方性”和“乡土文学”的研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松睿的研究领域逐渐开阔起来，正如吴晓东老师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近来，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也开始丰富多彩，影视批评、艺术评论、外国文学研究，都正在成为他关注的领域。”在影视批评和当代文学研究等好些领域中，松睿都有不俗的表现，他思维敏捷，才华横溢，正成为我们80后学人中的佼佼者。从《书写“我乡我土”》出发，松睿迈向的是广阔的学术天地。

《书写"我乡我土"》读后感(三)：序言 吴晓东

李松睿的著作《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论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一个有意味的文学史现象，“即这一时期的作家、批评家无论身处何处、面对怎样不同的政治情势，他们在构想一种超越‘五四’新文学弊病，适应战争环境的‘理想’文学形式时，都特别强调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纷纷选择以这一特征来塑造文学作品的感性外观”。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即来源于此，作者在书中试图追问的是：“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对地方性问题如此念兹在兹，并在文学表达中将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在加强其作品的地方性特征时，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地方性特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

我首先看重的正是松睿在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这种逼问核心问题的自觉意识。这部《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即表现出他善于从一个具有本源性的问题出发，在充分进入历史语境，掌握与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建构具有一定的整体性研究视野的学术能力。本书对地方性论题的研究，也因此不仅提供了中国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环境中特有的历史风貌，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某种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历史面向；松睿的这一研究也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总体性叙事格局中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组成部分。

松睿在这部已经成型的著作中有着多重的方法论的自觉。这种自觉的表现之一是对主题学研究的反思：“在主题学的研究中，研究者会特别关注某类文学主题在文学史发展脉络中不断的复现与变奏，并根据这些长时间‘盘踞’在创作实践中的主题，梳理出作家的思维方式、其在文化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等一系列问题。”“虽然这类主题学的研究能够得出一些让人深受启发的‘洞见’，但由于在方法上它总是关注所谓‘异中之同’，因而很难为我们回答在特定历史时空下某些主题被特别强调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在主题学的研究范式下，我们没有办法具体回答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正像松睿在本书的导论中所表述的那样，他进一步摒弃的，还有诸如探究意象或母题的研究路数。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构思和写作最难的部分其实是为拟设的特定对象找到既吻合于对象也属于研究者自己的思路，用松睿自己的话说，即“寻找一种最为合适的方式对本书的研究对象进行讨论”。而松睿所要处理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其挑战性在于，在长达八年的抗战历史阶段，中国版图上的三个地区的划分，为此一时期的文学图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个地区虽然也分享着某种相似的历史氛围、文艺思潮和诗学特征，但差异性则是更为主导的倾向。因此，松睿所选择的合理的策略，是直面差异化的政治形势和言说环境。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地方性问题的理论言说创作实践按照区域划分，并分别进行论述，进而兼顾解放区和国统区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相关问题，就成为作者选择的相对稳妥的方案。而在我看来，真正表现作者的成熟之处的，还在于松睿清楚地意识到：“论述的结构则只是帮助研究者更为方便的讨论问题。在有些时候，‘得鱼而忘筌’式的研究态度或许最为合理。”“论述的结构”其实是更有助于还原和体贴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已。而所谓的“得鱼而忘筌”，也许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态度，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甚至可以称为一种让所有研究者都心向往之的境界。

“地方性”视野，在松睿的研究预设中，既是理论表述和批评实践，又是重释作家作品的一个出发点。本书因此既是一部具有宏观历史描述和整体理论探索的文学史研究，同时又是偏重于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再解读的著作。本书的前身是松睿的博士论文，作为他的指导教师，在松睿最初进入这个课题的时候，我曾经担心借助于“地方性”的视野，会离析出一些虽不缺乏共性特征，但也可能失于大而无当的宽泛结论。而随着松睿对这个课题的深入，最后阅读松睿提交的博士论文的完整定稿，我意识到当初的担心是多余的。本书处理的议题虽然称得上是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之一种，但松睿选择的论述方式却相当具体细致，对历史细节的把握以及对作家作品个案的详尽阐发，都使这个论题得以深入而细腻地展开。借助地方性问题视角，本书洞见了以往文学史描述尚未充分触及的一些创作面向，重新阐释了20世纪40年代的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分析了老舍、赵树理、周立波、丁玲、师陀、梁山丁等作家的小说。而本书更为值得重视之处，或许正在于对上述这些作家进行独特阐释的环节。我的阅读感受是，一种具有洞察力的兼及批判理论以及文学史视野的观照，是怎样能够照亮以往不被我们充分察觉的文学史现象，正像借助于一个探照灯，松睿为我们烛照了以往研究视野中一些晦暗不明的角落。

因此，对理论和创作的兼顾，构成了本书的双重写作线索。据我对松睿的了解，他的研究才秉是在理论探究和文本分析之间形成了一种均衡性。这种均衡性也是一个研究者具有未来性潜力的表征。松睿既喜欢研读理论，有比较执著的理论热情，同时又能把理论与文学史描述以及文本解读结合，形成的是一种探寻“理论的历史性”的自觉意识。所谓“理论的历史性”，在本书中表现为理论与历史以及作家创作之间的一种辩证的关联性。按照本书作者的理解，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大特征，是“小说家的确受到文艺理论家们的巨大影响，但其作品对地方性特征的呈现却并没有完全按照理论家的指导进行，而是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正是这些作家的小说创作实践，才真正激活了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事物在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潜力，并使得小说形式因大量吸收地方性因素而发生了改变。”这使作者意识到，本书的讨论倘若单纯局限在文艺理论层面上是不够的。引入对小说创作的分析，特别是探究小说形式因地方性特征的纳入而发生的变化，借以全面展示地方性特征对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意义，成为作者所必然选择的研究路径。在我看来，小说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具魅力也最具丰富的可能性的文学体裁，是讨论地方性书写的最有效也是无法绕过的形式。也恰恰在小说这一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中，层积着理论与历史以及作家创作之间更为内在化的关联。对这种内在的历史关联性的考察，在第四章《赵树理：地方性与解放区文学》中体现得最为精彩。本书作者发现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地方性特征存在着一个由隐到显的过程，当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家可以轻易地辨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的地方性特征的同时，却无法指认赵树理小说中所蕴涵的也许更不失为鲜明的地方色彩，造成这种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家是从阶级性的价值尺度来理解文学的地方性特征。由此，作者揭示了解放区文学所具有的堪称独特的历史特征，即文艺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因此，对解放区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单纯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是如何表现出地方性特征的，而只能在批评家的言论与作家创作实践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地方性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发挥的功能。”这就真正建构了理论和创作的具体的历史关联性，也凸显了本书作者对赵树理、丁玲与周立波的小说进行的重释的工作也是对历史和政治地图的重新绘制，这种重绘的过程，正是创造性研究的精义所在，它意味着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意识的生成正隐含在对历史和文本的真正释读之中。

这种问题意识的具体性，也表现在本书其他各章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的讨论中。比如第五章《梁山丁：多重关系中的地方风物》以沦陷区作家梁山丁最受评论界关注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为核心文本，揭示出梁山丁将笔下狼沟的地方风物放置在都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富人与穷人的阶级冲突以及中日民族矛盾等一系列关系网络中，使其意义在现代性、阶级性以及民族性的多重价值维度中显得芜杂而含混。这也解决了我阅读《绿色的谷》时一度产生的在历史和价值间难以决断的困扰，同时也解释了何以后来的文学批评者和中美日等不同国别的文学史家在这部小说中均能投射各种价值面向、文化姿态乃至政治立场：梁山丁“在小说中极力刻画的地方风物，是一块意义含混的处女地，可以供人以各种价值尺度随意地涂抹与装饰”。由此也凸显了地方性因素对于沦陷区文学的特殊的意义，“因为地方风光、地域风俗等极具地方色彩的事物，是一个被多种价值标准相互争夺的含混场域。作家正可以通过对地方色彩的书写与表现，利用其含混性放置那些在沦陷区试图说出，但又不敢明言的东西”。而在第六章《师陀：地方作为心灵的投影》中，作者则另辟蹊径，试图揭示师陀对故乡河南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景的描绘，似乎只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迷惘、无助的内心情绪的外在化。“也就是说，在沦陷区，文学的地方性特征未必仅仅被用来帮助作家表达种种不便明言的思考，它也可能在那些因苦闷贫病变得意志消沉的作家那里成为心灵世界的镜像。”

这些具体化的论断，都呈现的是历史以及创作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所在，也揭示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重视的原因。对地域差异性的关注，也使得本书对几位代表性作家的分析，展示出不同地域的小说家具有差异性的目的与诉求，以及对地方风物进行书写与描绘的各自所固有的独特性，有助于进一步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图景。因此，我赞赏松睿在本书结语中的判断：“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地方性特征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潜力，为不同区域的小说家在不同路径上的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所进行的多重尝试，也让地方性特征对于文学的意义变得丰富多彩。”这些丰富多彩的面向，不仅仅为文学史提供了地方性风貌的差异性存在，也意味着文学史书写应当直面差异性的历史本身，从而才能超越本质论的历史迷障，真正还原文学史的原初面貌。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本书也提供着关于文学研究怎样回归历史的原初语境的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内涵。

松睿有比较丰沛的文学感受力，对擅长对文本进行精细的分析。因此，在对相关的文学历史进行整体性描述的同时，本书同样引人注目的正是对作家的体贴，对文本的感悟，对小说形式堪称精到的分析。这些特点与松睿的理论视野有效地结合起来，使我们看到一个文学素养全面而均衡的青年学者已然崭露头角。我也很欣喜地看到，松睿通过这部博士论文的写作，开始成为自觉的学者，并显示出自己的渐成风格的研究品性。近来，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也开始丰富多彩，影视批评，艺术评论、外国文学研究，都正在成为他关注的领域。而这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奠定的是松睿进入历史、同时进入作家的心灵和文本世界的坚实的基础。作为他硕士生和博士生阶段长达七年的导师，我衷心祝愿松睿在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自为的学者的路途中越走越远。

2016年1月31日于京北上地以东

《书写"我乡我土"》读后感(四)：地方性、民族形式与国家想象

地方性、民族形式与国家想象

——读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

（原刊《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往往被视为一种美学风格，相关的讨论经常只停留在形式层面。李松睿的新著《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却注意到，在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和批评家的笔下，地方性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对地方性的关切，显然已经突破了形式和技法的范围，而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因而，尽管这部著作仍以小说文本的分析为主体，但分析过程本身却包含了自觉的理论视角和问题意识，从而使得全书获得了一般小说研究著作所不具备的分量，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文学研究之外的历史学领域，就会发现地方的视角一直贯穿于中国历史的编纂和研究之中。且不说源远流长且延续至今的地方志的编撰传统，近代以来兴起的新史学也非常重视地方史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地方史的研究。当代历史学者更是在域外理论的刺激下，在“国家/社会”、“中心/边缘”等框架下挖掘地方视角的潜力。无论是在王朝国家的大一统格局下，还是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地方的意义往往是在与中央政府或国家权力的参照和互动下凸显的。在这样的视野下，20世纪40年代的特殊性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和国民政府的内迁，政治权力一体化运作的空间不复存在，中国形成了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央的失坠使得地方的重要性急剧上升，抗战时期地方性成为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文化界和知识界讨论的核心话题，应该放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来考虑。

作者显然注意到了抗战的具体历史语境之于地方性问题的意义，正是抗战所造成的生活境遇的改变，“使得地方风光、地域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带有地方性特征的事物，真正进入到20世纪40年代作家、批评家的生活之中”（第13页）。尤为重要的是，抗战在打破旧的权力中心的同时，也在召唤新的国家想象。从这个角度，作者对“民族形式”论争这一老问题，以及民族形式与地方性问题的关系，做出的新的阐释。书中数次引用黄芝刚《论民族形式》中那段著名的话：“抗日的内容是火”，地方性的“旧形式”则是“薪炭”；而“‘民族的形式’则是烈火锻炼成的”，因此“薪炭”的作用就在于“使内容的火燃烧得更其猛烈”（第10、323、102页）。地方性为民族形式的锻造提供了材料，而民族形式又关涉着“抗战建国”的构想：“在文艺‘民族形式’论争背后，隐藏着的是不同的对于民族国家未来的构想与理解”（第92页）。

发生在国统区文坛的“民族形式”论争，不仅展开了对地方性与民族形式之间关系的讨论，更进一步延伸出民族形式如何获得“国际性”和“世界性”的问题。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地方”。如果说只有在地方性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民族形式，那么也只有通过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形式，中国的文学艺术才能在世界文坛上获得一席之地。这就是萧三那句著名的“愈是民族的东西，它便愈是国际的”（第107页）背后的逻辑，也是胡风强调五四新文学是“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的真正用心所在。作者敏锐地指出，地方性与民族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两组概念实际上处于同构关系。正是这样一种‘地方—民族—世界’的递进关系在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中被反复确认，并成为20世纪40年代文艺理论界的基本共识”（103）。也许可以补充的是，这种递进关系包含着反向的辩证运动。正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关切，使得地方性的材料和叙述上升为全民族的寓言，获得了某种普遍性，这在作者专章分析的老舍40年代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同样，也正是40年代左翼文艺理论家自觉的国际主义视野，正是他们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地位的强烈关切，赋予民族形式以深刻的时代内涵，这也把他们所呼唤的民族形式与晚清以来建立在对传统的体认的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30年代国民党官方的民族主义运动，鲜明地区分了开来。

民族形式问题在解放区也是一个核心问题。与国统区文艺界经由与地方形式的接触而展开民族形式的讨论这一路径有所不同，解放区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通过民族形式加以本土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106页）。在毛泽东这里，由马克思主义来保证的普遍性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通过民族形式来取得本土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受到国统区的影响，追求的是借助地方性特征来获得“世界性”和“普遍性”，因而也就不难理解，这种追求会受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批评而突然中断。（第110页）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文艺工作者真正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改造自己的阶级立场，写出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作品。《讲话》没有专门讨论民族形式和地方性的问题，贯穿其中的始终是阶级性这一普遍的尺度。然而当像周立波这样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努力按照《讲话》的要求去表现边去人民群众的生活时，他的作品却表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来，其中特别显眼的便是他对方言土语的自觉使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解放区文艺中的地方性特征乃是阶级话语支配的结果，“阶级性成了衡量文学的地方性特征的价值尺度”（第113页）。

有趣的是，周立波的这种努力却并未受到解放区文艺理论家的认可，他作品中的地方色彩不仅没有为他赢得荣誉，反而成为他未能真正改造自己获得“无产阶级立场”，从而思想感情方面存在缺陷的标志。与之形成对比的赵树理的小说，这位后来被追认为山西“山药蛋派”鼻祖的小说家，当时备受解放区文艺理论界的推崇，却从没有人强调他作品中的地方性色彩。为了解释这种意味深长的现象，作者巧妙地引入认知“装置”的概念，非常精彩地分析了解放区批评家是如何在这种认知“装置”的支配下，“自动地把这位作家（按：指赵树理）笔下的方言土语‘过滤’为‘群众的语言’或‘人民的语言’”的（第200-201页）。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赵树理的小说也不像老舍的小说那样提供了具有民俗学意味的标本，而是刻画了以整体形象出现的“人民大众”（第232页）。赵树理小说中地方性的“隐退”，确实是作者的独到发现，对于理解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是具有症候性意义的。这表现出作者锐利的眼光，他基于文本细读对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机制的分析，也令人拍案叫绝。

概括地说，主导40年代解放区文艺理论界的主要是阶级性的观念，其次是民族性，地方性即便有所表现，也往往是批评的对象。在解放区的话语体系中，民族性是在和阶级性的纠缠中，而不是通过对地方性的提升来呈现的。贺桂梅曾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构想中，“新的民族形式必须在两个纬度上展开，一是相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普遍话语的民族性，一是相对于国内文化民族主义话语的阶级性”（见贺桂梅《革命与“乡愁”——〈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第4期）。为了调和阶级话语的普遍性与抗战中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之间的紧张，毛泽东把由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大众”，界定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55-856页），使其在具备阶级代表性的同时，也获得了代表全民族的资格。正是着眼于“人民大众”在中华民族中的主体地位，毛泽东给延安根据地的抗日敌后斗争，赋予了“领导中国前进”的历史任务。他批评有些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因为对延安生活不熟悉而生出“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想要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以为这样才有“全国意义”。毛泽东告诫这些作家，大后方的读者也希望读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这句话很像“愈是民族的东西，它才愈是国际的”，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实际上讨论的是延安这一特定环境的“地方性”如何具有“全国意义”的问题。毛泽东的逻辑不是从地方性本身提升到民族性，而是强调延安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力量，内在地就体现了“全国性”和“民族性”，因为“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上，第876-877页）。这其中实际上也包含了对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国的展望，对新的国家的想象。它将是一个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人民—国家”，而非简单地建立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上的民族国家。

与作者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讨论相比，书中关于沦陷区作家对地方性的认知和处理的讨论稍显薄弱。在作者看来，由于沦陷区高压的政治氛围，“沦陷区文艺理论家对乡土文学的大力倡导、对地方色彩的反复强调，其最终目的在于让作家真实地写出他们所身处的现实生活”，“借助于意义略显含混的地方性特征，使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战争年代沦陷区人民真实的生存状况，在言论动辄得咎的沦陷区，或许已经是那些正直的文艺理论家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第126页）。作者以东北沦陷区作家梁山丁的长篇小说《绿色的谷》为例，具体分析了小说中东北地方风物描写，如何最大限度地容纳了复杂的政治环境不允许直接表达的诸多意义。这样的论述自然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但似乎还有进一步深入展开的空间：在这种复杂暧昧的政治气候下，民族和国家议题是不是有可能以更微妙的方式呈现？如果是的话，这种呈现方式与地方性又是怎样的关系？

这里不妨以书中没有涉及的周作人，作一点提示性的探讨。1945年7月，抗战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周作人写了一篇题为《谈胡俗》的文章，其中特别谈到北京的少数民族习俗。考虑到北京历史上曾多次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都城，而在日伪政权统治下的北京，民族关系又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周作人撰写此文的用心颇值得玩味。他在文中提出北京的所谓“胡俗”不过是北方一地的风俗，“我们翻阅敦崇所著《燕京岁时记》，年中行事有打鬼出自喇嘛教，点心有萨齐玛是满洲制法。此外也还多是古俗留遗，不大有什么特殊地方，由此可知就是在北京地方，真的胡俗并没有什么，虽然有些与别处不同的生活习惯，只是风土之偶异而已。”（《谈胡俗》，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6册第106页）用“风土之偶异”造成的地方性特征，来淡化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所带来的创伤体验，消解种族对立的意味，隐隐有为自己沦陷时期的附逆辩解的用心。周作人煞费苦心的表述提醒我们，沦陷区作家的地方性书写，是不是也隐含着化解民族认同危机的心理动机呢？在伪满洲国和华北日伪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作家，借由地方风物的描写，是不是也在曲折地表达某种民族意识和国家想像呢？

当然，我们不必要求作者在一本以“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为主题的著作中，充分地讨论甚至解决地方性、民族形式与国家想像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包含的诸多问题。重要的是，这部既有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又不乏深刻的历史洞见的出色论著，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地方性的概念包含着多么丰富的理论潜力，如果加以充分地开掘，将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怎样的突破。在这个意义上，说《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一书开辟了一个新的问题域亦不为过。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该书将激发更多研究者去思考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性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地方性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的认识。

《书写"我乡我土"》读后感(五)：视界调整与学术生长

宋声泉

（原刊《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渐由对新方法的追求转向新材料的挖掘。人们越发认识到方法应随问题走，否则不是扦格不入，误解丛生，就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然而，对“史料热”本身也该有所警惕。一方面，正如严耕望所言，“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亦即“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①]。另一方面，过度热衷新材料，易流于边角罅隙讨话题，琐碎细小，反而使文学发展的主潮淹没无闻；殊不知遗珠之憾固然常有，然而被过滤淘洗的，除去前人走眼之外，或其本就不那么重要。其实，学术生长自然离不开新方法、新材料，但于今而言，更为迫切的是建立新的视野。而新视野倘若只是在前人的认知窠臼中亟亟增加新角度，则如此看似是看前人所未看，实则萧规曹随，原地踏步。一种新视野的形成需要重新调整研究的焦点与焦距，打开新的视界，提供不断深入探讨的新可能。青年学者李松睿的新著《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恰可在这个方面有所启迪。

平心而论，“书写‘我乡我土’”并非是一个炫目的论题，“地方性”话语也是老生常谈的字面；但好的研究者恰能于平常中见神奇，层层追问，抽丝剥茧，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中发现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在李松睿的研究中，“地方性”即是叩开理解20世纪40年代文学转型的关键词。他敏锐地注意到，被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分割在不同地域和政权之下的作家、批评家，在差异性极大的政治情景和言说环境中，都不约而同地对“五四”新文学感到不满，开始自觉地构想某种更能为中国普通读者所接受的，并与战争环境相适应的文学表达方式。由此出发，他指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例如赵树理、周立波、丁玲、贺敬之、沙汀、老舍、师陀以及梁山丁等，都特别强调以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并纷纷选择以这一特征来塑造文学作品的感性外观。在李松睿看来，“地方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最重要的风格来源”。他希望解答的是：“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会对书写‘我乡我土’如此念兹在兹，并在文学表达中将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们在加强其作品的地方性特征时，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地方性特征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功能？”[②]从这一系列逼问中可以见出，在兵燹摧残、国土撕裂、国人被迫卷入全民战争的20世纪40年代，“地方性”不只是探究文学世界的一个视角，而成为领挈时代洪流的核心命题。

引起笔者思考的是，以往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地方性的研究，可谓相当丰富，但何以提不出李松睿式的问题？这便涉及到如何在研究中调整视界的方法论层面。具体来说，《书写“我乡我土”》至少有两点可资借鉴。

首先，要能跳出惯性思维，避免先入为主，摒弃后设眼光，打破认识装置。目前，关于文学的地方性的研究，业已形成两种常见的研究套路。一是区域文化的视角。基本操作方法是把对“区域文化”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划分为书写者与书写对象两部分：在对书写者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会详细分析独特的地域文化对于作家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影响；而在对文学书写对象的研究中，研究者则往往从文学作品中抽绎出某些对特定的地方风景、乡土民俗的描写，并以此证明所谓“区域文化”对文学风貌的塑造作用。二是乡土文学的视域。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的分析重点，往往放置在乡土小说如何表现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乡土生活，总是在题材或内容的意义上来理解小说作品中对地方风光、地域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事物的描绘和表现，因此，在具体的分析中往往会着力于呈现不同的小说作品为读者描绘了怎样不同的地域性特征。毋庸置疑，这两种学术思路自有其价值。然而，此亦往往将某种具有整体性的文学史现象割裂开来，然后分别纳入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里，于是很难为读者提供一幅整体性的文学史图景。故而，数量众多的有关地方性的作家作品论，给人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憾，难以构建行之有效的宏大论域。

有鉴于此，李松睿尝试跳出已有的研究范式和框架，以全新的方式深入到具体的文学史现象中去。他力避主题学、意象或母题探究等形式分析的路数，着意将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地方性”问题，放置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这三个不同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思考其在怎样的脉络下得以提出、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到作家的创作过程中，以及它在作品中发挥着怎样的功能。《书写“我乡我土”》第三章以老舍的小说为中心，勾连了地方书写与国族叙述的关系；第四章对比赵树理与周立波的创作，揭示出解放区文学关于地方性的认识装置；第五、六章分别以梁山丁、师陀为个案，先描绘多重关系中的地方风物，后勾勒作为心灵投影的地方，呈现了沦陷区文学的地方性特征既可以用来帮助作家表达那些不便明言的思考，也可能在那些因苦闷贫病变得意志消沉的作家那里成为心灵世界的镜像。

该书在论述表现地方性特征成为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总体趋势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不同区域的作家们是在不同的价值尺度下，或者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和书写文学的地方性特征，而且他们在作品中纳入地方性特征的方式也都不尽相同。李松睿指出：“正是由于文学的地方性特征可以在多种价值尺度下予以理解，使其成为一个意义相对含混的场域。战争年代身处不同政治环境下的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成长环境、知识结构以及气质禀赋等，在不同的脉络中将地方性特征吸纳入自己的作品，并改变其小说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性特征成了20世纪40年代最能激发作家创作潜力的艺术元素，也在事实上主导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风格。”换句话说，地方性特征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潜力，为不同区域的小说家在不同路径上的写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而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所进行的多重尝试，也让地方性特征对于文学的意义变得丰富多彩。如此操作，显得别具手眼。这便与惯于归纳、满足于大而化之地离析共性的一般研究者拉开了距离，也由此解开了以往加诸“地方性”之上的阐释枷锁，激活出十分广阔的话语空间。

其次，在文学史视野的整体观照下，兼顾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使三者相关联，从而搭起书写20世纪40年代文学思想史的新架构。“地方性”首先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理论范畴和重要概念，但是它的产生与演变始终与一定时期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想潮流有关。《书写“我乡我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理论探讨与小说文本分析这两个部分。在理论探讨的部分中，李松睿以共时性的研究为主，集中分析为何地方性特征对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及文艺理论家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倡导作家在写作中加强作品的地方性特征等问题。在文本分析方面，他放弃了对这一时期小说创作进行全盘讨论的尝试，而是选择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从解放区、国统区以及沦陷区选取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对他们的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所经历的种种变化，特别是对地域风光、地方风俗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因素的呈现进行考察，探究这些作家在怎样的价值尺度中理解文学的地方性特征，他们为什么在创作中努力加强作品的地方性特征，他们的这种尝试又对小说的形式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该书无论是对文学批评的梳理辨析，还是对小说创作的深入解读，都让人产生信服的感觉。这要归功于作者把握文本时的整体感和概括力，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又能在关键处力透纸背、拨云见日。

《书写“我乡我土”》一方面勾勒了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在“地方性”问题上的互动与共生。作者辩证地指出，这一时期的小说家的确受到文艺理论界的巨大影响，但其作品对地方性特征的呈现却并没有完全按照理论家的指导进行，而是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另一方面，又将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勾连整体放到了文学史的宏观脉络中去把握，由此来具体回答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批评家心目中理想文学形式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说，这样一种能够成功实现文艺大众化理想的文学究竟应该具备怎样的感性外观呢？以及为什么20世纪40年代的批评家、作家会特别重视文学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这种在一个问题上将文学史、文学批评、创作实践三维进行有机整合的尝试，令人耳目一新。

《书写“我乡我土”》为探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地方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支点，也打开了观察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新窗口。然而，掩卷长思，仍有意犹未尽之感。该书以“书写‘我乡我土’”为名，可谓运思巧妙。“我乡我土”出自上官筝（关永吉）的文章。其所谓“乡土”，“并非单纯的‘农村’之谓，乃是说的‘我乡我土’，指生长教养我们的作家的整个社会而言，所以也就是要求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忠实于他的生活，而如此达于并完成现实主义”[③]。这个词汇的借用恰可作为扩容“地方性”概念的纽带，由此辨析地方性与区域文化、乡村的界线，放大“乡土”的内涵。但书中标举费孝通的判断“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并具体解释道：“中国农民因流动范围有限，长期生活在某一个地方，即所谓‘粘着在土地上’，于是形成了各地独特的民间风俗、地域文化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特征。”由此可见，作者潜在预设的“地方性”仍是偏重在“农村”，可是在个案选择中，老舍笔下的地方风物、方言土语却是北京城的特征。“京味”自身确实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可其实如果深入到城市文化的内部特别是市民文化或底层文化来打量20世纪40年代的天津、西安、成都、广州等其他城市，各地的乡土味道也未尝不浓厚。延展来看，该书如果能在剖解“我乡我土”内蕴的基础上，厘清“地方性”与地域、农村、乡土、城市等多个方面的重重幽深相接之处，则会更加自足饱满。

此外，关于本书，就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联来看，在作家心态方面的深描有失简单；而其代表性作家的选取依据，也未能充分交代。不过，《书写“我乡我土”》毕竟已经打开了新的视界，贡献了方法论上的启迪和重新思考“地方性”的新框架，同时也提供了不断深入探讨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