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史读后感精选

《中国环境史》是一本由[美]马立博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7.00，页数：55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环境史》读后感(一)：从多元生态走向单一的农业生态——中国数千年环境的大走向？

作为第一部系统的中国环境通史，马立博可谓开风气之先，殊为不易地在三百多页的篇幅中勾勒出数千年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即环境与人类的互动关系。全书分为八个章节，按照不同的时段展开对中国环境史的介绍。

作者的主要观点认为，在中国数千年的农业发展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由市场联系的中央政权和农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战国时期就意识到了家庭农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并建立起了小农家庭经营、政府从农家收税的基本制度，这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自汉代开创屯田政策以来，历朝历代都是通过政府的军事保护和农业家庭共同改造边疆地区陌生的新的自然环境，目的是把新环境改造为熟悉的旧环境。市场体系和劳动分工加剧了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生态单一化。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市场的需求也加剧了中国的大气、土壤和水污染。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高度强调了生态环境的单一化和环保思想影响的微乎其微。概言之，中国出现很早的节制自然开发的思想并未能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当代人警醒的。

在全书的一开篇作者首先强调了中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及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并指出早在数千年前的商代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便已经通过清楚森林的方式来获取农田耕作，有时他们甚至会因为争夺耕地或到他国种地而与邻邦异族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当然商代末期气候异常变冷极有可能导致商人的衰落和周人的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汉人的移动扩张多集中在北方地区，这主要是与作者所提出的南方的疾病传播梯度较陡有关，且秦汉时期北方边境的威胁更大。在叙述周代各诸侯国与非周室族群的冲突中，作者认为狄事实上扮演了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定居农耕民族之间的缓冲者的角色。狄本来也是主要以游牧为生，兼从事采集、耕种，但经过数百年时间和中原文化的接触，他们也学会了筑城、发展经济来保卫领土。周人实际上从戎狄那里不断开拓新疆土并最终造成了他们的消亡。与华夏民族的北进运动相互呼应的是草原游牧部落的大整合。

最经典的对付草原游牧民族的策略始于汉武帝时代的边境屯田，在作者看来武帝十分了解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生态基础，认为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办法只有把匈奴土地从草场变为农田。换言之，改造自然环境本身成为汉的拓殖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教化蛮夷本身也包括了他们生活的环境。作者特别强调了这个遗产对种族灭绝和环境破坏的影响。但事实上汉对匈奴的战争策略中屯田本身更多地是出于对己方前线军队就近补给、减少开支的财政性考量而非生态殖民主义的新思维。作者夸大了汉与匈奴的对立，使得行文叙述中带有浓厚的殖民压迫的味道。

当然作者对一些传统认识也颇有新见解，比如在第四章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入侵，大量汉人南侵导致土地抛荒，北方的森林和动物种群有了明显恢复。但作者援引人口数据分析当时北方人口相对减少并不意味千里无人烟，而只是一种夸大其词的陈述。游牧民族所需要牧养的大量马匹本身就会消耗掉大连的树木和草类，这些对生态恢复可并不是好消息。

全书的时间断限是越往后越短，在近代的中国环境退化的描述中，作者特别强调了数千年农业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单一性的问题。这种忧虑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系统回顾与梳理后的深刻忧思与批判反思。很有趣的是以往在近代历史的书写当中较少涉及中国自身对世界环境史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但作者通过全球史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18-19世纪的中外生态画卷。

在作者举例论证的檀香贸易中，正是中国上流阶层的需要促使欧美商人大肆开发太平洋群岛上的香料资源，破坏了岛屿上的森林植被。与之类似的还有毛皮贸易和因鸦片贸易所引发的全球性腺鼠疫的传播及大爆发。在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之下回看当时的环境变化，外国力量对中国自然生态资源的榨取事实上也恶化了中国的整体环境，环境的普遍性危机恰好伴随着社会大危机的 爆发，这值得当代史家进一步思考背后的作用机制。

《中国环境史》读后感(二)：大运河——来自《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

最近读《中国环境史》，相当于从人与环境之关系的视角，将中国历史重新体验了一遍。果然，换一个框架，感受就会有所不同。还有，此书作者是西方学者，材料来源也主要是英文文献，写出来的东西确实与此前我本人保留的印象不太一样。以下以大运河为例，全文抄自该书，但因为原来的中译有些疙瘩，我下手对文字做了一点调整，并将全文分为三个小部分。

一

隋文帝一开始很可能并没有那么宏大的视野，想通过一条内陆运河把中国的北方和南方连接起来。他一开始只是对汉朝时的一条老运河做了整修，大约一百英里，目的是将位于渭河边上的都城与黄河联系起来，以获得华北平原的粮食供应。605年，他的儿子开始了一个更有野心的计划，往南继续延长运河，把从黄河直到长江三角洲以南的杭州之间所有的水系都连接起来。他还修建了一条东北方向的渠道，西起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处，终于今天的北京。

13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并将首都选在大都，之后改变了大运河的流向。他们放弃运河通往长安和洛阳的部分，另行选定了一条向北直接穿过山东省的路线。其间他们解决了在修建这样一条绵延千余里的运河所出现的众多工程问题，其中包括两次超过100英尺的水位抬升。正如李约瑟所述：“这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当人们意识到它连接的是世界两条最大的河流(长江和黄河），而其中一条还是最为多变的河流（黄河）时，便更能体会到它的惊人之处。”

二

大运河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以及中国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了大运河以及其他天然水路的连接，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体，身处北方的统治者可以开发取用全国的自然和农业资源。除此之外，四川盆地与长安之间早在汉朝时就已通过陆路联系在一起，还有灵渠，穿过遥远的南岭山脉，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通过湘江与漓江联系了起来。另一个连接长江流域和南方的陆路通道建于8世纪中期，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在南岭中开凿了一条通道，将赣江的源头和直通广州的北江联系了起来。

“运河还有政治上的功能，”按照芮沃寿的观点，“当时的中国在经历长时间分裂后刚刚通过武力实现统一，新任君主有能力将财富和威严运达全国，这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尤其是可以通过船只将兵丁和辎重运往可能反叛地区，这种能力特别重要。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定居，将运河系统扩展至杭州，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进程，使其从一个开发性前沿基地变成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

尽管新的运河系统很重要，但隋及隋以后各朝也都没有放弃早期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陆路系统。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运河建造者还沿河修建了多条道路。这两个系统的用途各不相同，陆路主要用于帝国的邮政和其他通讯往来，水路则主要用于商贸和大宗物资运输，其中尤其是稻米，从产地长江三角洲向北运往隋、唐和宋的首都。粮食等大宗货物如果用陆路运输，即使是车拉而非人扛，也会因为成本过高而变得非常昂贵。水路虽然不至于极度便宜，但在19世纪铁路出现之前，这是唯一可以将大量谷物从产地长距离运往另—个地区的可行方法。

至此，大部分的河流都能直通下游的城市和港口，上游农民可以种粮，运往下游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地带，然后再从这里的市场上购买盐等制成品或生活必需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整个南方水网体系的开发历经了数个世纪，一套需要多项（并非预先设计好的）重大变革配合的综合市场体系的形成也直到唐代中期才得以完成。但是,如果没有7世纪早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修建大运河建立起来的水网运输体系，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三

为了修建和维护大运河，极大地改变了华北平原的环境，从那时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既从中受益同时也会遭罪。为保持运河的水量，不让河水排入北部的黄河或南部的淮河和长江，只有水闸和堰坝的阻隔（然后再通过机械装置让运粮船只越过或穿过这些阻碍）还不够，人们还要对向西流入山东半岛的小溪和河流实施重新定向和阻流，以保证这些水都进人运河。黄河及其支流带来的泥沙也会沉积在运河里，因此需要定期清淤。运河与几条主干河流的交叉口都需要密集的维护，这要求人们对水文知识有深入的了解。

由于大运河对于向北方的军队和朝廷运粮至关重要，因此直到19世纪晚期之前，它都是历朝历代最为重要的战略通道，需要投入大量能源物资来维持它的正常运行。一旦投入和维护不到位，这个设计先进的水利系统就可能会崩溃，并给华北平原带来灾难性的洪水。

《中国环境史》读后感(三)：抄书记之二：长安城

古都长安城我们都知道，但在外国人眼中的古都长安是什么样子？放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视角下古都长安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再抄一次，来自《中国环境史》，不一定赞同（事实上我将原文最后的两段删掉了，感觉有些太扯了）。还有，就着原来的中译，我还是把文字顺了一下。

一

长安最早由汉初帝王修建（约公元前200年），与秦始皇所建的都城咸阳隔渭河相望。渭河流域（关中地区）是中国早期政权的中心，选址于此有战略上的考虑。这里南有山脉、北有丘陵，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碗状盆地，东面是海拔低了数百英尺的黄河平原，其间通过两座关隘相连。渭河流域土地肥沃，北边黄土覆盖的丘陵地带很容易开垦，这些都为秦、汉两朝提供了农业基础。往西就是丝绸之路上的沙漠和绿洲，也就是说，长安还扼守着境外通往中国的贸易之路。

317年遭匈奴人破坏之后，长安在之后连续不断的战争中趋于衰落，直到隋朝建立并再次选择它作为都城。但隋文帝并没有在原址上重建长安城，而是在旧城旁边建造了一座新城。

二

新的长安城规模宏伟——东西长近6英里，南北超过5英里，全部由夯土城墙围绕。在城墙里面，文帝的建筑师们设计了一个网格状的城市，有南北向大道11条，东西向14条，南北向主干道宽达482英尺，东西向的也超过200英尺（与之相比，纽约第五大道仅宽100英尺），街道两侧都植有树木，并设计有排水沟。

网格中建有坐北朝南的皇宫和政府办公区，东城和西城设有两个大型集市，此外还有彼此相邻的106个坊，供城内居民居住。隋文帝迁入长安城时，这座城市仍在建设当中，他想了各种办法增加新城的人口，要求他的儿子以及其他显贵们将自己的宅第建在这里，还捐建了多座佛教寺院。尽管如此，这座巨大城市里的很多地方仍然是空着的。长安一直要等到唐朝时才迎来它真正的繁华景象，它的兴盛期是在8世纪。

到了唐朝，长安31平方英里的城区仍未填满，但它已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聚居人口规模——约100万。西市是一处文化多元的喧闹集市，集结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通过丝路贸易输入的商品，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与西市主要满足平民需求和小商人利益相比，东市则是一个更为安静的所在，吸引的都是富户大贾。长安城里有将近100座寺院，南城还有一处“美轮美奂”的水上园林。皇帝居住的大明宫则从城内迁出，安置于城北一直延伸到渭河的巨大的皇家猎苑里。

对于长安及其居民来说，9世纪下半叶是灾难深重的时期。881年的黄巢起义攻陷了这座城市，很多建筑遭到破坏。进人10世纪之后，随着唐王朝的衰落和崩溃，长安也随之湮灭。唐代之后，宋朝将都城迁到了东边的开封，“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兵丁及闲杂人等偶尔会造访一下这座遗址，平民也会来这里砍下柳、槐、榆树当作柴火，1100年时一位好奇的来访者看到的是：“遗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门，南北四百余步，东西五百步，为大庭，殿后弥望尽耕为田”。

三

关于中国人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长安城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是一个宏大话题。不过，一般来说，城市——长安也不例外——代表了一种脱离自然环境的状态，是一种新型的、塑造出来的环境。通过城墙，长安城与周边乡野隔离开来，到夜晚连城门都要关闭。尽管中国北方的乡野已经是一片田园景色，也是一个很人性化的环境了，但长安城里的上百万居民则根本不用出城就可以得到他们所需的一切。

所有生活必需品在城内都有供应，说明长安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消费中心。每天，百万居民所需的食品和燃料都会经由陆路或者连接城市与渭河、黄河（并由此与大运河相连）的运河送往城内的两个主要市场，然后在此存储、展示，最后售卖。有些食品和香料来自很远的地方——具有异国情调的南方或遥远的西域（今中亚）。

富人们在他们的宅第里建造花园，花园的池塘中养着鹅、鸭和鲤鱼，池边的树上是鹦鹉及一些会唱歌的鸟儿。他们致力于打造一个“自然、野趣”的花园，“里面还有奇石和古松，就像画中一样古朴”。园中遍植各种开花树木和灌木，其中倍受尊崇的是粉色或紫色的牡丹。牡丹花季在春天，一到这时，花市就会备好大量的扦插枝条。8世纪时有一段时间，拥有最美丽的牡丹成为一种时尚，据说当时曾有人花钱上万来换得一枝牡丹。即使是一些公共花园，也是精心装扮的。

今天，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切对当时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代表了一种在被迫与自然分离的城市生活中渴望存在于自然世界（即使不是完全的自然）里的心态，此外还代表一种潜在的态度，即自然过程是可以人工营造的，因此也能被控制。到唐朝这个时期，人们已不再惧怕自然，至少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自然更像是一种异域风情。

对自然的控制，或至少是圈占，最有力的表达就是皇家猎苑。

皇家狩猎传统可明确追溯到周朝，唐在长安城北建造的猎苑明显是以汉朝猎苑为蓝本的，而汉朝则继承自秦始皇。唐朝的这个版本相对较小，周长仅40英里，但里面却畜养着几乎所有可用于观赏和狩猎的动物——熊、虎、狐狸、鸭、鹅乃至大象和犀牛。狩猎有两个功能：为皇家节日餐桌增添肉食，展示帝王征服自然的能力，并以此昭告帝王脚下所有的臣民，“天子”是来统治“天下’的。

《中国环境史》读后感(四)：“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环境史

拖拖拉拉好几个星期，看完这部中国环境史。我没有读过中国环境史的其他著作，因此难以评价此书的得与失，也无从判断这位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在哪些地方超越了国人的单一视角、哪些方面则属于“隔靴搔痒”甚至纯粹是“想当然”。

以下第一部分是我对此书基本脉络的归纳，后面两部分是对该书最后一章中一些关键段落语句的摘编。

1. 定居农业——理解中国环境史的关键词

定居农业，是此书概述中国环境史的一个最关键词语。农业，主要指种植业，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断拓殖、表现人类利用自然（以及征服自然）的主要方式；定居，意味着一定数量的人口聚集，在一个特定区域组成了一个社会结构，代表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社会特征。中国环境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以采伐森林扩大农业种植的历史，也是超越刀耕火种、游耕游牧狩猎等从而实施有组织的经济生产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农业、定居，这两个词缺一不可。

将森林变为耕地，以农业种植维持一定的人口；伴随农业生产力提高，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更多的人口需要进一步扩大农业种植，于是进一步采伐森林开拓耕地。这是作者为我们勾勒的中国环境史演进过程的基本逻辑。

当一定区域的资源被开发殆尽，或者受到外来力量的重大影响（入侵或者自然灾害），就会向外扩张/移植，于是“定居+农业”模式逐渐从原来存在的区域扩展到更大范围。

该书讲述的关于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故事就是据此思路结构的。

从空间上说：（1）从中国西北的渭河流域开始，扩展到华北平原的黄河流域，其中也包括横亘东北和遥远西部之间的欧亚大草原（第二章和第三章）；（2）向江南推进，包括位于中国中部和东部的长江流域、西部的四川盆地、南部的 南岭和珠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第四章）；（3）进一步推进到西南的高原和雨林，还有西部偏远地带的草原和沙漠（第五章）；最后是青藏高原（第七章）。

上述空间推进与在时间上的朝代更替是重叠的，由此显示定居农业这种“文明模式”逐步向荒蛮之地传播的历史进程。（1）对应第二章的是夏商以及远古时代，第三章覆盖1300年（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300年），从周征服商开始，在整个北方建立政权并开始向东方和南方扩张领土，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乱兼并到秦汉统一，形成中国的“早期帝国”。（2）第四章讲述的故事也跨越了1000年（从公元300年到1300年），其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伴随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和生态方面的灾难，汉人开始大规模南迁，中国政治、经济、人口中心开始南移，都城从长安到洛阳、再到开封最后到杭州。（3）第五章所涉时段是公元1300到1800年，讲述中国版图面积达于顶点的过程，在此期间，帝国之内的边疆、岛屿和边缘区的环境都得到开发和改造，环境危机也由此酝酿而生。（4）第七章集中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工业化为先导、以高度集中体制为保障的环境变迁。

2. 关于中国环境史以及当前状况

中国的环境在过去一万年里发生了广泛的变化，其中大部分变化都是人类行为造成的。而且，直到最近，这些行为大多数都是为了扩大耕地以用于耕作。可以说，土地利用的变化引起了土地覆盖的显著变化，也把中国的自然山水生态转变成农业生态系统。

中国环境史中的很多内容都涉及汉人与新的陌生的环境、地理和族群之间的邂逅。相遇的总体结果很清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面积谷物种植在中国政府行政和军事支持下，遍布全国各地。中华帝国的疆域面积在18世纪达于顶点时，不仅幅员辽阔，而且极富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赋予帝国以力量和适应能力，统治者可以最大限度地汲取和利用这些资源。但不断拓殖也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并没有保护和维持这些丰富的生态系统，而是把它们变得越来越单一化。

中国历史中的一个悖论在于，虽然环境的退化是长期的、明显的，但中国的农作制度又确实具有非凡的可持续性。两千年前清理出来的耕地到现在仍然可以耕种，一千多年前排干的沼泽、湿地和田今天还在生产稻谷。直到最近几十年，化肥的加入延长了中国农田的生命，使能量平衡状态得以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一次重要变革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主导整个新时代的政府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政策，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工业化。所以，1949年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在世界历史上也具有非凡的意义。

3. 将中国环境史放到世界环境史之中

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没有这样悠久、连续而且由一种语言文字记录的历史。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拥有如此丰富和广袤的生态系统；

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将自己的水利系统重新整合成一个如此庞大的内河航运体系，进而在这样长时间里促进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

没有任何其他地区能够像中国这样让土壤连续几千年仍然保持着生产力；

也没有任何其他人民曾经拥有过如此漫长的传染病历史经验，不仅适应了这些病菌，还将其带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如果说18、19世纪的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没有工业化突破情况下的未来将会怎样，那么，21世纪初的中国则很可能再一次向世界展示，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化在未来将会如何继续变革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生态系统正在日益失去其恢复弹性。土地、空气和污染对人类造成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而留给中国试错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中国环境史》读后感(五)：【转】王利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译本序言

【案】本书作者马立博教授在中国史、全球史和环境史等领域均著作颇丰，他的论文美国环境史学会Environmental History 杂志最佳论文奖。他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近代世界环境史，19 世纪中国的生态循环与土壤肥力等。本文为南开大学王利华教授为本书撰写的序言。

马立博（Robert B. Marks）教授新著——《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的中译本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蒙著者和译者抬爱，命为作序，我深感惶恐。 最近两年我在中国环境史课堂上一直向同学重点推荐该书，还曾与研究生们一起专门研读，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还学到了不少环境史的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受益良多。原想多谈几点学习体会，但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一则因为“译者前言”已经详细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也中肯地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偏颇，无须多作重复；二则慑于相关问题之高度复杂性，深恐率尔妄语徒增繁赘，还可能曲解原意对读者造成误导。思忖再三，决定只简单地赘言几句，以示隆重推介之意。 最近几年，我国环境史研究迅速热起来，修习相关课程的同学明显增多，越来越多的社会读者希望多了解一些中国环境史。遗憾的是，这门新史学的知识体系尚处于艰苦的构建之中，目前国内尚未推出一个上下贯通、内容综合、繁简适中的读本。这部出自外国学者手笔的新著，不论对历史学、环境科学专业的同学还是对一般读者，都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籍。 该书之撰成得益于作者多年的教学积累，因此它看起来更像是一本纲要或概论之类的教科书。但个人认为：作者的叙事手法、问题意识和思想观点都有颇多新意，也很值得中国环境史同人认真品读。马立博教授是一位严谨、认真并且擅长宏观构思的学者，他所构设的中国环境史叙事解说框架可能还不非常完美，但很具有创造性，值得借鉴。该书以长时分段建章，以重要事项和问题立目，勾勒出了自远古至当代中国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互动演变的历史脉络，叙述、探讨了非常广泛而复杂的历史环境问题，谋篇布局匠心独运，起承转合洒脱流畅。这看似容易，实则艰辛，若非自己曾经或者正在编纂这样一部上下贯通、内容综合的中国环境史，很难想象作者在没有任何前例可循的情况下为了设计框架、选择材料而来回踱步、往复沉吟的苦思情景。 该书和不久之前刚刚被迻译、出版的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ark Elvi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属于两个不同体例与风格的著述，两者各有建树。作为老一代西方中国学界之翘楚和西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开创者，伊懋可教授在提出问题、解读史料等方面或许更显功力，《大象的退却》一书的专题研究性质允许他可以更自由、恣肆地展开叙事和论说；马立博教授的这本书，则因具有“通史”性质，乃不得不在遵循中国历史时间表的前提下，渐次展开自然与社会互动的空间过程，所牵连的历史现象和问题远为广泛而且复杂，在框架设计和故事选择两个方面都更加费心劳神，更容易顾此失彼。马立博无疑是成功的，他的这本书更具综合性、汇通性，更具有自然与社会历史的交互融入感。按照学术发展的常规趋向，这两本著作似乎反映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两个逻辑阶段：前者重在专题开拓，后者重在整体汇通。整体汇通，乃是以大量专题研究作为基础的。 但这并不是说该书没有任何开拓和创见。事实上，作者不仅广泛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伊懋可的著述），而且提出了很重要的新课题，关于具体问题的论说更是时有新见。例如，他不赞同把中国环境史仅仅描述成数千年人与野生动物的战争史，而是高度重视汉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历史生态关系，以很大篇幅讲述了汉人与众多其他族群在生计体系、资源利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解说了中国辽阔大地上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和政治体系如何逐渐走向“单一化”，这可能是该书最重要的一个开拓，对我们探讨和编纂中国环境史最具启发性。当然，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作者的观点。由于西方殖民史研究思想话语的影响，其关于汉人与其他民族彼此接触、互相融合以及农耕逐渐替代其他生业方式的故事叙述带有过分浓烈的“铁”、“血”腥味，亦显然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再如，作者注意到数千年中国环境资源破坏与农业持续发展和土地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现象，曾于多处讲述了地力维持和肥料问题，虽非首创，但持论较为中肯。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马立博教授自然更熟悉西方学术的传统、动态和成果，对该书故事发生之地的本土学术则未免有些隔膜，因而他对相关西文论著可谓广征博引，对中文论著则几乎完全未予引用。这自然有些遗憾，一些本可讲述的故事因此付诸阙如。更重要的是，作者成长于西方学术环境，其研究视角、学术思想、话语概念、问题意识乃至具体观点，无疑都深受西方环境的熏染和影响，该书中的一些偏颇大多与此有关。例如，作者对20世纪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给予了一定的历史同情，这是值得欣赏的；但他对当代中国环境及相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叙述相当暗涩，不能不令人猜想是受了“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这些论调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显著地反映在许多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和论著之中。尽管本书的作者可能并未意识到甚至并不赞同“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但他叙述当代中国环境的材料大多援引自西方人士的报道和论著，这些报道和论著有不少带有明显偏见，或多或少地反映于该书。这是中国读者不能不予以特别留意的。 不过，有些情况从一个角度看可能是缺陷，而从另一角度看却并非完全是坏事。例如，其中引用的大量西文论著，适可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者”的视角和观点。“他者”视角中的中国历史镜像往往偏离实际，特别是一些人在主观上就爱“斜视”中国，就更有可能扭曲甚至颠倒事实真相。作为一名西方学者，马立博博采西方众家之论而撰成该书，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他者”视角中的历史镜像，通过该书反射回到故事发生之地，即便存在扭曲甚至颠倒现象，亦有可能给国内同人带来某些思想上的刺激，引起我们对一些曾被忽视的问题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中国同人要想建立自己的环境史学体系，在国际舞台上讲真相，驳谬论，消误解，正视听，就必须认真地了解“他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作者不惮辛苦提供了多达数百、上千种西方学术文献。 环境史是一门相当年轻、但成长迅速的新史学。从全球范围来看，它已经进入了国际史学主流。中国环境史研究相对晚起，尚需在思想理论、研究方法和编纂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艰苦摸索。在设计中国环境史的宏大叙事框架方面，马立博教授率先做了尝试，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相信中国同人拥有宽阔的胸怀和谦逊的态度给予该书以中肯评价。对于书中存在的缺陷特别是思想偏颇，相信广大读者也有足够的辨别能力。 谨为小序，向马立博教授和两位才华横溢的译者——关永强博士和高丽洁博士表示祝贺！

2015年5月8日撰于空如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