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技术问题》读后感100字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是一本由许煜著作，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2020-1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读后感(一)：恐惧的哲学化名称

对科技发展单一路径的恐惧的哲学化表达-----叫做”另一种可能性“，然而我很不买账这种可能性。现代科技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确实令人恐惧，这点是必须要承认的，我也确实认为人类的理性不足以驾驭对科技发展的滥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第二条道路。

强烈的感觉这是一种充满西方哲学话语和方法，以技术、科学为切入点的新新儒家救世论。希望为技术与更安全与和谐的世界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就像把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对儒家的修正主义从王朝应用，转到了世界或者”宇宙“尺度。我感觉拿中国哲学道器论来论证观点，实在过于讨巧。东方，一种与希腊哲学异质性存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作为另一种可能性了。

无论全球变暖，还是技术发展的威胁，干脆就看作是人类繁衍的一种自我抑制机制吧。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读后感(二)：读《论中国的技术问题》

本书提出的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理论将技术、道德、宇宙三重范畴组装为一个紧密协作的有机体，继承并拓展了斯蒂格勒人类学本位的技术哲学范式。无论是斯氏的“药学”（pharmacology），抑或海德格尔的“集置”（gestell)，现代哲人对技术问题的思考均直接面向技术工业对生活世界的重构。然而，这条路径某种意义上遮蔽了技术问题的历史性，也收窄了这一问题域中潜在的比较视野。

根据许煜的研究，在古代文明中，人们不限于从个体化的角度讨论技术，更普遍地将技术置于宇宙整体的图式中进行思考，它作为一种绝地通天的媒介，在人事和宇宙运行的节律之间建立某种亲密的关联。这种技术—宇宙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裂解，实用主义的思想将技术降格为与特定目的相嵌合的工具，遮蔽了技术与宇宙运行方式互动的多重生态，将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纳入了同质的线性时间。

对宇宙技术的知识考古敞开了一个惊人的问题域：如何从技术层面进入重置现代性的工作？回望技术的传统形态不是投入某个复古主义的温柔乡，而是期待它的基本架构能够促成现代性的内爆，提供足资超越学科与文明畛域的普遍方案。

《论中国的技术问题》读后感(三)：哲学与中国文化：对象化思维的陷阱

写在前面：这本身是一个如何评价许煜的“回答”。

结果我发现我完全围绕着这本书来展开论述，因此可以作为书评发上来。

这个问题问的很绝……

因为我正好看过他的书：《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论》。

当初看的时候，是抱着极大希望去的。

因为处理“技术”这个概念，并且要与“科学”这个概念做出“隔离”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

把技术问题从“共时化”中解救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而许煜似乎就秉承这个理念。

比如在概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再比如这一段：

这一论述与共时化的科技理念是不同的。

这里面暗含的一个惊人的假设：

同时，许煜也列举了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和德国观念论的一个“共谋”，这里他引用了韦尔南的《古希腊神话与社会》里的一段话：

这种“辩证运动”其实是一种“扼杀神话的哲学用语”。

自此之后，将“体验”和“世界”做出隔离的“自然主义”才成为了一个不可被质疑的“（非）神话”。

没错，我在这里借用了德勒兹的“格式”。

在这样的格式里，尼采在《快乐的科学》里的洞见也被许煜“引用"了：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是期待后续的。

可惜没过几页，本体论的“诅咒”就出现了：

“noumenon”是一个典型的排斥“感官”去认知的概念。

表面上这个概念“反对”感官—知觉之间的形式逻辑陷阱。可实际上它不过是一切“定义”的大对体。

牟宗三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康德”当做了自己文化的“类族辨物”，这个行为与禅宗的“指月之指”和明清的“三教合流”是极其类似的。

“化约”就这么偷梁换柱的进入了“对比”的行动中，不可避免的将中国文化的认知引向了“东方学”。

于是“智性直观”这个概念在我看来纯粹就是“康德用语”，用它来分析所谓的“中国的宇宙技术”几乎是注定无力的。

随后的阅读证明了这一点。

许煜开始“流水账”了。

不管是介绍西谷启治，还是论述儒家的“礼”或者道家的“器”亦或是宋明理学在佛教压力下的“客体化”趋势（许煜甚至将这种客体化趋势，当做宋明理学的“实质”……），许煜其实都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相去甚远。

许煜的“中国的宇宙技术”纯粹是海德格尔式的。

他发现的问题，不过是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近现代哲学家对“技术问题”的定义化拓展。这种拓展是纯粹对象化的（比如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

所以这种论述的整个“定义构成”就注定了它根本不能用来分析许煜想要展示的“中国宇宙技术”。

当然，我并不想完全否定许煜这本书的“价值”。

以哲学的名义，并依赖这个整理做出某种“思想史料”的汇集显然是有启迪意义的。但提出问题和“明晰”问题是什么是两个目标，毕竟对问题做出一种基于行动的“回答”，是更依赖于“明晰”而不是“提出”的。

许煜这本书带给我的一切困惑就是“问题明晰”的无力。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它强化了我的一个假设，那就是：

渴望借助哲学工具，来分析中国思想中独特的“体验—觉察”认知演化，只能是韦尔南式的哲学对“神话思维”的强暴。

这种强暴只能是一个伤感的对非对象化思维的，异域猎奇式的“死亡缅怀”，而仅有的善意也只能是西蒙东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中，那种理性对感性的物化式的“宽容”。

而许煜却对这种“宽容”赞赏不已：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齐泽克的“大对体”式的陈述。在这个陈述里我们根本不能实践神话思维的动力性觉察。

同样的“怜悯”也出自于施特劳斯的《野性思维》：

这些哲学家的“视域”是值得尊重的，但说到底，哲学永远会“异域化”对象化思维之外的一切思想。

许煜的论述，在我看来，恐怕正好证明了在哲学语境下，中国文化与技术的关系，永远是缺乏说服力的……。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