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性别、历史》读后感100字

《技术、性别、历史》是一本由[英] 白馥兰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4.00，页数：32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技术、性别、历史》读后感(一)：中国学的启示通常在当今

大部分时间里，作者在梳理自身所处的文明系统内的高级概念工具，从科学技术到性别之间的复杂关系，借用福科的动态的关于知识权力的理论来打开貌似静止不动的华夏传统。哪怕从目前来看，这本书也对观察今日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所启发，农民耕种的无意识或随大流看起来是种传统，实际上受到了科学-媒体-政治-市场的多角度影响。对比起其他国家的状况，更让人惊讶于天朝以农立国的合理性以及这个原则在现实政治的运作。

《技术、性别、历史》读后感(二)：技术与社会转型

这本书的标题很唬人，来了个《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从标题上看，great transformation翻译过来成大转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全书看下来，原来讲述的只是从宋到清这一段时间内，技术的更新以及带来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十分重要，但是从历史分期角度来说，应该还谈不上“大”。一般我们讨论“大转型”，通常还是周秦之变以及近代大转变，这是没办法对抗的，整个社会性质都发生了大的迁移，各种制度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说五朵金花，其中社会分期的争论，无论怎么套用马克思的理论，都没办法回避春秋战国以及近代这两个大的时间段。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这本书，就大致可以说，其实这本书仍然在一个小的维度上讨论一种缓慢的转变，因此所谓的变革，并没有标题中所见那么惊悚。

不过这本书却是一个相当好的范本，可以学习到如何深入运用各种理论诠释现象。各部分都用了强烈的理论依据，包括空间理论、性别理论、生育观念、传播理论等等。借由空间理论，作者阐述了古代空间布局中的道德意义，这与最后借由图像描述展示一种观念变迁，对于现代的研究十分有启发。长久以来，我们对历史的观察多基于文本，但是文本之外，图像史多是弱项。现在交流变多，对于外国的这种研究材料的运用，我们也逐渐多了起来，例如邢义田的《立体的历史》，便以图像为线索，对历史进行解读。

在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作者也没有简单强调技术推动社会进步，反而是将技术置于观点之中，进行整体考察。这同样值得关注，即作者十分精确地分析了科学、技术等概念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值得注意，尤其在研究社会变动的问题上，传统研究中，往往缺乏这样一种整体视角，即结合观念与现实，而不是简单地推动。实际上在作者研究中，观念与技术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关系，有些技术因为被赋予了伦理而顽固地存活下来，但这种技术往往只能存在于观念之中，现实早已发生推进。

其中关于性别的研究最值得注意，在以往的研究中，妇女史往往同化于风俗史之中，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这些问题应当是经济问题。作者描绘了妇女如何基于生育而被剥削的历史，这甚至在许多女权作品中都没有被深刻地揭示，我觉得有必要阐发。在第二部分，作者将男女经济分工进行了技术史上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妇女最后被压制，是因为技术刻意让妇女们远离生产，但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生育的经济价值。这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生产实际上分为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这是社会得以发展的必要基础，而妇女的妊娠过程，往往被认定为理所应然，而失去了内在价值的判断。但实际上这种妊娠过程具备高风险与时间性，且不论在生之后，还有哺育以及教养的任务，这些应当被赋予价值的内容却被剥夺，最后造成女子在社会生活中不被认定为具备价值。并且必须说明，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依然被否定。

这是本书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本书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并且因为这种对历史大势认知的缺乏，导致对中国社会转型，似乎没有诠释得那么有利，又或者换一个标题可能会更好，但实际本书并没有揭示太多深刻的内容。

《技术、性别、历史》读后感(三)：晚期帝制中国的技术与社会

《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收录了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白馥兰自1997年至2008年发表的八篇论文。如书的标题所示，该书多方位阐述了晚期帝制时期中国的技术及其权力，进而以技术史的视角探讨晚期帝制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问题，展现了西方汉学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对于李约瑟难题的再思考与批判。但是，在我看来，相比于描述技术在晚期帝制中国的流变及其被运用与被叙述的历史，该书更为引人注目的贡献在于将科技与社会（STS）研究引入中国史研究的领域，试图提出未来汉学界研究技术史的范式，并指出该领域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正如白馥兰在该书中探讨晚期帝制中国的农作科学时指出，科学不仅是单个天才的私人活动，更是一项沟通活动，只有当一项发明为社会观感所接受时，它才步入历史（p210）。因而作者在讨论晚期帝制中国的技术时引入了STS研究中社会-技术体系（socialtechnical system）的概念，着重强调技术与国家建制及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技术史研究的后来者，颇具启发意义。 该书所探讨的问题涉及技术与社会相连结的各个层面。 第一部分着眼道德秩序的物质基础，讨论物品与环境在日常行为道德规范中的作用。在白馥兰看来，居家建筑是晚期帝制时代父权制宗族制对社会和文化起到的最根本性的塑造作用的物质体现(p51)。因而，不同于西方技术史家习惯于强调金属制造业、农业和纺织业等产出工业社会核心消费品的“重头”技术，白认为从事中国技术史的史家们需要将目光投向“非生产性”技术。这一转变将技术视为文化，是帝国统治观念及道德秩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手段。 第二部分着重探讨性别与技术的关系，阐释性别原则是如何透过技术的管道交织在帝国的构造经纬之中。在第三章中，白馥兰从纺织物入手，探讨“女性工作”（womanly work）在晚期帝制中国如何被遮蔽。她认为宋代以后，随着商业和经济繁荣日益兴起，复杂丝织品的商业市场日益增大，雇佣作坊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男性掌握丝织技能；再者，货币税代替实物税，使丝织品作为赋税品和货币替代品的价值被削弱。这些经济变化造成了女性的经济贡献被遮蔽和边缘化。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白馥兰注意到占主导地位的男性精英并非满心欢喜地接受这种遮蔽，而是希望让女性重回织机前，重拾工作给她们带来的尊严。这一矛盾体现出在晚期帝制中国，纺织并非被纯粹地视为一项能够带来经济收益的技术，而是承载女性价值与美德的技能。白对这一矛盾的关注，再次表明，在晚期帝制中国，技术并非仅仅是制造产品的知识与实践，而是贯彻道德体系与统治观念的物质载体，是儒家道德观与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五章关于医案生殖叙事的研究中，白馥兰颇具创造性地从女性健康和生育力的角度窥探晚期帝制中国大转型的一个侧面——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自身生育力的控制力，而且当时的社会环境对这种控制是容许的（p201）。 第三部分从农作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男性工作入手，探讨知识的形成与流传，以及这一过程所反映与产生出的不同类别男性之间的区分及其表达。在晚期帝制中国，农是本业，是政体的基础，因此积极劝农对于统治者而言不仅具有实际效用，也具有宇宙观和道德意义上的考虑。农学作为集体性、补充性的知识，它涵盖的政治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朝廷机构及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因而，在这一部分，作者选择官修农书、私修农书与农事图像等作为研究对象，剖析农学知识如何成为一项进行国家管理的核心技术。值得一提的是，在书的第六章，作者从农学入手，对晚期帝制中国语境下的科学、技能与技术进行再定义：

通过对晚期帝制中国语境下的这三个概念的再定义，白馥兰不仅提出一种未来中国技术史的研究范式，并为西方语境中的STS研究提供中国经验。 然而，作为较早地将STS理论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著作，该书仍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首先，该书的副标题是“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 Reconsidered），然而书中对于这一“转型”着墨甚少，也缺乏洞察性的创见。通读全书，我并未感觉到技术与这一所谓大转型的强烈连结。其次，我认为“技术”作为本书的核心概念，其定义尚不够明确（当然这很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当 “技术”一词被用来描述帝国治理的宏观手段与介质时，其意义是否与该词用来描述某种具体的知识与实践时有所不同（毕竟在中文里technology 和 techniques 都可以被译作技术）？第三，由于是论文集，该书结构显得琐碎且合理性欠缺。比如该书第二与第三部分将技术性别化为“女子之术”与“男子之术”的划分就有待商榷。技术能否被简单地性别化为“女子之术”和“男子之术”？男女两性在技术上是否一定是对立关系还是通力协作、互相补充？综上，我认为该书的最大遗憾是没有从晚期帝制中国的技术状况出发，对社会与科学理论这一研究领域在学理上提出具有创造性的深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