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图书成为武器》读后感锦集

《当图书成为武器》是一本由〔美〕彼得•芬恩 〔荷〕彼特拉•库维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46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当图书成为武器》读后感(一)：不错

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喜爱的小说，至今汉译本已有十几种之多。但许多年轻读者也许并不了解，这样一部小说，最初在苏联国内无法出版，在国外出版后引发轩然大波，由此引发的苏联国内的批判和攻击，而这又引发了世界性的舆论批评。即便在九泉之下，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也有理由为自己的小说而骄傲———这不仅因为小说的艺术成就和广泛传播，还因为它被当成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相互攻击的武器。《当图书成为武器》完整记录了20世纪历史上这奇妙的一幕，仿佛打开了一个尘封的万花筒，一出贝克特式的荒诞剧正在里面渐次上演。

《当图书成为武器》读后感(二)：政治和文学的介入

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凭借《日瓦戈医生》一书成功摘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他也是除萨特和鲍勃迪伦外又一位拒领诺奖的传奇人物。与后二者不同的是，他的拒绝并非个人抉择，而纯粹迫于政府压力。苏联当局以该书反苏维埃政权为由而始终拒绝出版，而一直试图远离政治的老帕也在后半生饱受批斗迫害。

本书正是还原了这本公认的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品的出版始末。正如书名所讲，冷战时代的武器往往不再是枪炮弹药，而是以书籍为媒介的文化渗透。有意思的是，美国中情局曾大力协助《日瓦戈医生》在国外的印刷出版，并试图引渡到国内以瓦解苏联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该书的政治意义显然已经盖过了本有的杰出的文学价值。

个人以为，所谓的政治小说应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1984》为代表的“政治意图小说”，此类小说的目的在于表达某种政治诉求；另一类则是以《日瓦戈医生》乃至《灵山》为代表的“时代临摹小说”，此类小说将框架置于作者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当中，而作者却往往由于太过直白实诚的描述而被不怀好意地指认为影射现实。举个例子来说，某爱情片剧情进展到情到深处导演加了一段床戏，而有关部门却非认为这是为脱而脱，爱情片的壳动作片的核。好吧，反正躺枪的永远是文艺工作者，您高兴就好。

《当图书成为武器》读后感(三)：艺术是一腔热血的激情、是情感的宣泄、是灵魂的呐喊，是创作者心灵的独白。它关乎热爱、关乎激情、关乎伤痛、关乎绝望，唯独无关政治。

《日瓦戈医生》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半自传小说，拜读之时还不知道它曲折的出版经历，但个人并不认为其反苏，书里更多的是作者个人精神的展现以及对那个战争时代背景之下小人物命运的飘零无奈。但正是这本内容几乎与政治毫无相关的书，只因为书中些微提及了十月革命，而被苏联封禁、被美国利用，成为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冷战的武器，一举使得《日瓦戈医生》一度成为史上最畅销的书籍，而日瓦戈事件也成为了创作自由的最佳代言。

当帕斯捷尔纳克荣获诺贝尔奖后，他成为了众矢之的的，在那漫天的反对、批评之声中，不乏他的邻居、朋友…在那些违心的批评评价里，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妥协与软弱，看到了道德的无奈与退缩，看到了内心良知与党派、生存的挣扎，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加敬佩不畏强权勇敢发声的帕斯捷尔纳克。

艺术是一腔热血的激情、是情感的宣泄、是灵魂的呐喊，是创作者心灵的独白。它关乎热爱、关乎激情、关乎伤痛、关乎绝望，唯独无关政治。但政治与艺术又紧密相关，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是真正透明的，没有哪个政党能直面错误的，所以哪怕是在今日，政治依旧在某种程度上监管着艺术和创作，但艺术就是其本身，敬帕斯捷尔纳克，敬创作自由。

《当图书成为武器》读后感(四)：诗人就是诗人

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一个“精致”的家庭，从小看到的就是托尔斯泰，拉赫马尼诺夫，斯卡拉宾之类的艺术家来家里聚会。父亲是画家，母亲是天才钢琴演奏家，都是出生在现代乌克兰敖德萨的居民。

从小就认定自己是“第一”的人物，只要做不到“第一”，就放弃。

成年后两对夫妻结伴旅游，帕斯捷尔纳克爱上了涅高茨（又是一位苏俄顶尖的钢琴老师）的夫人，在没有得到对方确认前，就直接和涅高茨说“我爱上您夫人了，让一让，行不行？”。也直接和自己的夫人说“我恋爱了”。

在被自己的夫人赶出家门后，就直接到涅高茨的家，把涅高茨撵出家门。自己呆在人家家里了。

“日瓦格医生”是一本自传体小说，里面牵扯的人物关系，基本上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出版的过程离奇曲折。作者没有被“古拉格”，绝对是“命运的眷顾”。俄文版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印刷出版并偷偷送入苏联境内，是一段冷战时期“艺术是斗争的武器”真实写照。

帕斯捷尔纳克一直认为俄文版是流亡海外的苏联人出版的，如果在世的时候知道是CIA干的，不知他会做一首什么样的诗来表达“这的确是一个低级的做法”？

《当图书成为武器》读后感(五)：政治围猎下的《日瓦戈医生》 ——读《当图书成为武器》

作为帕斯捷尔纳克“灌注了自己的实在精神和部分神经结构”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以其宏大的历史诉求、深邃的哲学思考、非传统的诗化叙事和围绕其创作、出版、传播所引发的冷战两大阵营之间的文化角力，一直为人所乐道。在这场文化对决中，政治视角成为美、苏两国解读该小说的唯一切入点。苏联国内围绕该小说对创作者展开猛烈的批判，将帕斯捷尔纳克从作协除名，并要挟剥夺其苏联公民资格，驱逐出境。美国中情局则利用苏联当局对该小说过于敏感的政治姿态及小说中的政治评价（极少），一方面资助小说的出版、促进小说的传播，另一方面，抨击苏联僵化的的意识形态专制和文化审查机制。从而使“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愈演愈烈，一时间，《日瓦戈医生》登顶各大销售排行榜，成为西方世界窥探苏联国内“现状”的不二之选。

2015年，一部旨在揭示“冷战时期围绕出版《日瓦戈医生》的活动”的纪实文学在国内出版，为我们重新认识关于《日瓦戈医生》的政治争端，研究美、苏两大阵营在冷战时期的文化政策提供了崭新的材料。

《当图书成为武器》在性质上被分为“冷战——国际关系史——史料——研究”类图书，这既是从该书所涉及的主题和对象，也是由于其创作风格而得出的结论。总体来看，这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史料性

尽管多年来关于《日瓦戈医生》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但由于资料有限，对于小说的手稿如何流出苏联、帕斯捷尔纳克如何与出版商联络、小说各语种译者的选择、小说的海外版权归属及版税去向以及苏联与美国在小说的发行中是否参与等问题却一直没有答案。整体来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框架，也是该书出版的意义所在。

《当图书成为武器》的史料来源有美国中情局公布的135份内部文件，莫斯科联邦国家档案馆收藏、出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以及帕斯捷尔纳克与出版商菲尔特瑞奈利等的往来信件。这些具有高度可信性的记录与备忘录构成了本书第八章（《日瓦戈医生》手稿以微缩胶卷的形式运抵美国中情局）之后的主要内容。

这些资料的来源各异，也代表了在“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中彼此角力的三方。美国中情局的资料更多地涉及小说编辑者的选择、出版事宜和向东欧世界秘密运送该小说的各种译本。苏联资料相对较少，主要是刊登过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的报章、围绕批判如何展开的会议记录等，充分显示出苏联集权制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外，文学创作的尴尬处境与窒息状态。对于《日瓦戈医生》的海外出版，帕氏和菲尔特瑞奈利出可以说完成了世界出版史上一次壮举，两人之间通过各类记者、学者传递信息，约定暗号，最终促成该小说在1957年以意大利文在米兰首次问世。两人间的通信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勇气与智慧。

二、传记性

《当图书成为武器》的另一个特点是极强的传记性，这也是由它的资料来源决定的。书中涉及的传记繁多，有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安全保护证》、《人与事》，也有帕氏的妻子及情人围观小说创作及出版所作的回忆录，还有相关朋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这些资料构成该书前七章的内容。

作者参照各种传记，再现了《日瓦戈医生》的创作历程、出版经过，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反抗与妥协，过世后葬礼的举行等。在帕氏获奖、苏联国内展开批判狂潮期间，作者甚至是以日为单位叙写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亲友的遭际，大多是传记与实录的叠加，有些时候稍显生硬刻板，这或许是作者追求实录的结果。

此外，书中也存在一定的错讹，在《日瓦戈医生》创作之初，帕斯捷尔纳克有长达十年的沉默期，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多部戏剧，包括《哈姆雷特》。曼德尔施坦姆为此致信（暂未查到具体时期）帕氏，希望他尽快恢复创作。

“1944年，帕斯捷尔纳克受到一种痛苦的激励，让他打起精神争取更大的艺术成就。安娜·阿赫马托娃曾被疏散到塔什干……这一年来到莫斯科，将曼德尔施坦姆生前写的一封信交给帕斯捷尔纳克。信是曼德尔施坦姆两年前写的……”

这段描述来看，信写于1942年，但曼德尔施坦姆已经于1938年12月27日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逝世。不知道这封信的写作时间究竟是哪年。

三、政治性

这本小说唯一贯穿始终的，除了帕氏作为创作者、受难者之外，也许就是浓烈的政治氛围。第二章穿插叙述了帕斯捷尔纳克对斯大林的迷恋、皮利尼亚克因私自在海外出版《红木》而遭到清洗等等。政治是作为一个叙述背景和主体存在的，《日瓦戈医生》创作伊始就受到政府的关注，之后的小范围朗诵、书信往还、手稿外流等一直是在政府的监视之下进行的。这种政治也可以分为三个视角进行解读，苏联对帕氏的政治批判、中情局对《日瓦戈医生》的整治利用、帕斯捷尔纳克的反抗与妥协。在多方合力作用下，一部摒弃了宏观历史叙事的诗化小说成为一部政治煽动作品。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在纪实性的震撼之外，更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中的诸多人物的姿态与关系，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曼德尔施坦姆被捕后与斯大林通电话一事，他语焉不详的姿态和后来在《日瓦戈医生》出版过程中的孤注一掷，在闲云野鹤般的隐者身份与据不退让的见证者身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日瓦戈医生》创作之初，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帕氏却丝毫不为所动，继续创作。以及白银时期两大诗人——帕氏与阿赫马托娃之间的竞争、疏离和彼此扶持等等。

更为反讽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重视文学，“生产灵魂的产品比生产坦克更重要”（斯大林，4），资本主义国家也重视文学，“我感觉要出版这本书”，真的是文化无国界啊，尽管高耸了44年的铁幕演说和布鲁门主义将世界一分为二。在这场对峙中，因为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像一只乒乓球，面对两个超级大国，像困惑时人类面对上帝的沉默一样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