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摘抄

《北魏平城时代》是一本由李凭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5.00元，页数：41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一)：平城之爱

上太原的飞机前下载此书，5日后从大同飞回上海，着陆一刻读完。这次山西之旅像做梦一样，满足了我所有的沉浸式感受古迹的愿望。这本书正好给了我所需要的背景知识，作者治学严谨，同时能把握大局，总结得特别准确到位，给我这个爱看古迹却不懂历史的人很好的入门教程。

山西是我在中国最没有感受到“铜臭味”的地方。这里消费水平低，关键是人都不浮躁。他们爽直热心，眼里都看到的是“你”，而不是“生意”，简直就是

《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二)：.

论文痕迹很重，引用各种史料原文，抽丝剥茧从中窥探历史的真相。建议看纸质书或扫描版本，可以根据字体格式跳过文献只看结论 1. 道武帝因为早年被母亲部族庇护裹挟的心理阴影，实施子贵母死这一矫枉过正的制度。为了摆脱部落联盟母系血统的兄终弟及制（父子非一家），实施离散诸部，由游牧向定居农耕过渡 2. 前两代皇帝为了让儿子坐稳皇位，早早立太子、让太子监国，结果反而挑战了中央集权制皇帝的绝对权威，投资未来的东宫党势力过大，和保皇党同归于尽酿成惨剧，太子监国政策两代终结 3. 赐死太子亲母，母系氏族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是顽强地通过乳母干政显现，先后有常氏、冯氏临朝听政，权力一度大到决定皇后人选，墓葬规格与皇帝齐头并进。反而子贵母死的弊端显现，嫔妃们消极抵抗，子嗣数量历代锐减 4. 文明太后冯氏才是全面汉化改革的创立者，历史课本上的孝文帝迁都洛阳也是为了摆脱她残留的母权影响，还是借出征讨伐的由头，先迁都再通告 5. 常年战乱下，军事抱团自保、经济自给自足、行政高度自治的坞堡流行，北魏政权初期为扩大领土招安，实施宗主督护的羁縻制度，允许部落首领按嫡长制世袭，因而强大的宗族偷税漏税，形成割据势力。后期冯太后改为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以应对大地主瞒报人口的逃避徭役兵役，增加国家税收

《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三)：皇权振兴与习俗遗风之斗争

作者在田余庆先生所论子贵母死之制基础上进行了阐发，田先生认为道武帝之母为其所逼杀，作者未论及，可见态度。罗新先生新作《漫长的余生》也论及子贵母死制度与文明太后，两者都指出孝文帝迁都动机之一为摆脱文明太后阴影，同时《漫长的余生》对文明太后去世后大冯意图利用子贵母死之制及胡太后掌握皇帝部分廓清了历史细节。不同者，罗先生认为子贵母死之制终于孝文帝，李先生则认为破故事者为宣武帝。

北魏平城时代大主题为政权封建化，斗争矛头是皇权确立强化与母权制遗风、部落联盟制下兄终弟及遗制。从道武帝开始以建立残酷的子贵母死规则及离散部落意欲消除母权制遗风而暂得结果，并确立皇权。子孙相继制度化子贵母死规则，并通过太子监国消除兄终弟及遗制。太子监国后导致国有二主而皇帝、太子两败俱伤，宦官乱政。母后势力乘势抬头，但以乳母干政、太后听政形式表现出来，并强化子贵母死制度以在后宫斗争取胜，孝文帝深处其中，待文明太后逝，皇权重新伸张，迁都洛阳。所谓遗制遗风顽固，欲以迅疾手段消除，不免失之手段的残酷与粗暴，终为保太后所乘。水流过，逆之不可为，顺流而下可能别有一番天地吧。

北魏平城时代分为四个时期。前期处于部落联盟状态，多行兄终弟及制度，道武帝欲通过离散部落，建立子贵母死制度等措施消除母权制遗风，并建立封建集权统治。中期寄希望于太子监国废除兄终弟及之制，正平事变证明不可为，母后势力乘势发展。后期子贵母死之制派生保母抚养太子的惯例，出现乳母干政，至常氏、冯氏强化子贵母死之制作为后宫斗争的工具，出现文明太后临朝听政局面。末期文明太后逝，皇权重新伸张，太后掌权阴影仍在，成为孝文帝迁都动机之一。另一方面，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取代，实现北方汉族地区的编户齐民；中华文明虽然仍以汉族文化为主导，但实际上包含了各部族各地区文明。

《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四)：平城時代的偶然和必然

起自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以及后来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导致中原地区历经了三次大规模不间断的动乱，汉族人口锐减四分之三。胡族趁势南下，大有变中原大地为牧场之势。但北魏王朝的出现扭转了中原地区不断混乱的局面。

如果说北魏的历史意义在于平城时代，那么平城时代的价值就在于太和改制，而太和改制的首功之人就是文明太后冯氏。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以及由此所开创的洛阳时代，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太和改制以及它背后的倡导者文明太后。也许因为冯氏是女人，所以历史学家总是把目光聚焦在关于“母后干政”的话题上。即使是本书作者也不吝篇幅地详细介绍了这个专题。其实从胡族社会的角度看，女人从政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反倒让我觉得不解的是，在汉文明处于最低谷的时候，胡族非但没有趁胜胡化汉族地区，拓跋鲜卑反而成为“胡化的终结者”。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汉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向心力以及历史的眷顾命运的垂青。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历史意义，每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又止于这个时代赋予它的责任。平城时代是光辉的，它既是胡族社会汉化运动的阶段性总结，又是汉胡文化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发端。从这个角度看，平城时代又是承前启后的。既然要启后，那么就必然会在适当的时机退出历史舞台。我以为，平城时代的终结既是历史的必然——中原经济已然在恢复，大同盆地自身的局限性已经不能满足历史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有历史的偶然——孝文帝拓跋宏急于摆脱文明太后的阴影，远离她苦心经营多年的势力范围。我想，从一个年轻的刚刚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皇权的最高统治者的视角来看，无论他多么雄才大略，后者在他心目中的分量绝不会低于前者的力量。

历史总是在必然和偶然的交织中前进，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历史的进程。所以，历史本身是不会有轨迹可循的，它的每一次滚动都是偶然的，然后人们在这种偶然中找到必然的因素。也许我们只有承认历史的偶然，才能更好地认识它不规律的躁动。

《北魏平城时代》读后感(五)：政治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田余庆的几个学生里，风格最像田的估计就是李凭，可惜除了本书作者也没有第二本有分量的著作了，尽管经典著作一部足矣，但以作者的名望来说还是不太相符。从传统政治史角度而言本书无疑是近乎完美的，但我个人对这种研究方法越来越质疑。

记得前几天曾有人谈起《史记》中的一些对话司马迁如何知道的，众所周知许多同类言论只是史家根据当时的状况推测或依据传闻而写下的，因此同样的对话在不同史料中往往会有差异，说明古人对于这种言论的严谨性并不特别看重，那么依据这些言论再进行字里行间的推测，其风险度应值得警惕。尤其涉及到宫廷秘闻，不会有太多核心史料留存下来，否则也就称不上秘闻。如果史书中处处留有破绽，那么该检讨的不是史书问题，而是研究者是不是太过先入为主，以至阴谋论丛生？

这些年读了不少近代史的著作，很多秘闻即便有大量史料佐证也往往难以说清楚，因为即使当事人的回忆也未必靠谱，更何况中古时期史料本来就稀少，其状况堪忧，绝不能揣之过深，否则难免会有陈寅恪所论“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嫌。

举个最简单例子，以拓跋绍杀父夺位那段为例，引《魏书》卷16《清河王传》云：

“绍从门扇间谓群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也？`王公已下皆惊愕失色，莫有对者。良久，南平公长孙嵩曰：`从王。`群臣乃知宫车晏驾，而不审登遐之状。唯阴平公元烈哭泣而去。”

且不说这里涉及鲜卑语，能否正确传达拓跋绍的话语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就按作者所说这里的“父”应依据《资治通鉴》改为“叔父”，那有一个问题尚需厘清，既然拓跋绍已将拓跋烈列为潜在的皇位竞争者，那拓跋烈为何敢做“哭泣而去”这样的过激举动，难道不是增加嫌疑么，更何况拓跋烈后来显然是受到拓跋绍的信任，因此才派他去除掉拓跋嗣，以至于成为拓跋绍失败的要因。因而拓跋烈在当时真正的表现是否是后来史书的避讳便值得思考。而且从史料本身来说，说成“父”也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矛盾，因为史书有“群臣乃知宫车晏驾，而不审登遐之状。”一句，当时拓跋绍当然不会直接告诉群臣拓跋珪已死，而仅作为判断群臣立场的一个试探，否则群臣在长孙嵩的那句话前便会知道拓跋珪已死了。因此把“父”改为“叔父”反倒与原文语境不符。更何况拓跋烈与拓跋珪的关系也是建立在周一良的推测之上。这使得本书不少看似推断精准的结论不啻建立于火山口之上。

总之中古时期的政治史研究，下结论做推断时还是尽量慎重为好。史料批判工作不仅要建立在细微之处更要关注全局，注意史料上下文想要传达的总体意涵，不宜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