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100字

《列宁全集（第5卷）》是一本由列宁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5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一)：“先进的现代小农户的繁荣”。 巴登的例子

［注：本文第5—9章发表在《教育》杂志上，并附有以下作者注：“这几篇论文是在1901年写成的。其中的第一部分曾于去年在敖德萨印成小册子出版（海燕出版社版）。第二部分是第一次发表。每篇论文都是比较独立和完整的。这几篇论文的总的题目就是探讨俄国著作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俄文版编者注］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杂志（第1期第7页和第13页）上，大声疾呼：详细一点：详细一点！所有的“批评家”都在用数百种调子数百次地重复这一口号。 好吧，先生们，我们就来详细探讨一下吧。 你们用这个口号来攻击考茨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土地问题充满了无数互不联系的细节，对土地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概括地说明现代整个土地制度的发展情况。你们的口号只是掩饰你们的缺乏科学原则性，以及你们害怕任何完整严密的世界观的机会主义的心理。你们如果不是用伏罗希洛夫的态度对待考茨基的著作，你们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可以知道应该怎样利用详细的材料，怎样整理这些材料。但是你们却不善于利用这些详细的材料，现在让我们用你们自己挑选的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一点。 爱·大卫在伏罗希洛夫之流的先生们主编的《社会主义〈？？〉月刊》（第3年卷（1899）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反驳考茨基的文章，题为《农村的野蛮人》。在这篇文章里，爱·大卫扬扬得意地引证了最近出版的论述农民经济的“一部论据极其充分的、颇有价值的专题著作”，这就是莫里茨·黑希特（Ｈｅｃｈｔ）的《巴登[81]哈尔特山区的三个村庄》（1895年莱比锡版）。赫茨立刻加以附和，跟着大卫重复了这部“杰出著作”中的某些数字（第68页；俄译本第164页），并且“竭力推荐”（第79页；俄译本第188页）大家阅读这部著作的原著或大卫的摘录。切尔诺夫先生急忙在《俄国财富》上转述了大卫和赫茨的言论，并且拿黑希特所描绘的“先进的现代小农户繁荣的鲜明图画”（第8期第206—209页）来反驳考茨基。 现在我们来看看黑希特的著作。 黑希特描写了距离卡尔斯鲁厄4—14公里的三个巴登村庄——哈格斯菲尔德村、布兰肯洛赫村和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虽然那里的地块很小，每个业主只有1—3公顷土地，但是收成非常好，农民都过着富裕文明的生活。大卫（跟在他后面的还有切尔诺夫）拿这个地方的收成同德国的平均收成作了比较（以德制公担为单位，每公顷马铃薯产量是150—160比87．8；黑麦和小麦是20—23比10—13；干草是50—60比28．6），并且感慨地说：怎么样？请看，这就是“落后的小农”！我们的回答是，第一，这里没有对相同条件下的小农户和大农户作任何比较，因此拿这一点作为反驳考茨基的论据，是非常可笑的。更可笑的是，这位切尔诺夫先生在《俄国财富》第8期第229页上硬说“在考茨基迂腐的见解〈关于城市在农艺上剥削农村〉中，甚至夸大了资本主义的阴暗面”，然而在209页上为了反驳考茨基，却恰恰选了这样的村庄作例子，那里由于位置靠近城市而排除了这种资本主义对农业进步的障碍。资本主义使农村日益荒凉，使人口集中于城市，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因而丧失了大量的天然肥料，但是与此同时，极为少数的市郊农民却依靠他们位置的优越而获得特殊的利益，依靠多数人的贫困而发财致富。上面说的那些村庄有这样好的收成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它们每年用41000马克向邻近三个城市（卡尔斯鲁厄、布鲁克扎尔、杜尔拉赫）的驻军购买厩肥，向城市污秽处理机关购买污水（黑希特的书第65页），而购买人造肥料只花了7000马克。［注：顺便说一句，切尔诺夫先生要《俄国财富》的读者相信，在这些村庄里，在地产的规模上并不存在“任何显著的差别”。但是，如果要求详细探讨不是他口头上说说的空话，那他就不会忘记，对于这些市郊农民来说，土地多少远没有肥料多少那样重要。而在这方面，差别是显著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虽然土地最少，但是那里的收成最高，农民也最富裕。在48000马克的肥料支出中，这个村占了28000马克，这个村共有土地258公顷，平均每公顷的肥料支出是108马克。在哈格斯菲尔德，平均每公顷的肥料支出只有30马克（12000∶397公顷），在布兰肯洛赫一共才11马克（8000∶736公顷）。］用具备这种条件的小农户的例子来反驳大农户的技术优越性，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第二，从这个例子中，真的能看到象大卫及其追随者赫茨、切尔诺夫所说的“名副其实的小农”（echteundrechteKleinbauern）吗？他们在这里只是拿地产的规模作为根据，这正好说明他们不会利用详细的资料。谁都知道，市郊农民的1俄亩土地，相当于偏僻地区农民的10俄亩土地，而且经营形式由于临近城市也有极大的改变。例如，在首府市郊的这些村庄中，土地最少然而最富庶的村庄要算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那里的地价是9000—10000马克，为巴登平均地价（1938马克）的5倍，为东普鲁士边远地区地价的20来倍。可见，按生产规模（衡量农户规模的唯一准确的标志）来看，这根本不是什么“小”农。至于谈到他们的经营形式，我们看到，货币经济以及黑希特所特别强调的农业专门化，在这里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他们种植烟草（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占土地面积的45％），种植良种马铃薯（一部分留种，一部分供卡尔斯鲁厄的“贵族老爷”食用——黑希特的书第17页），向首府出售牛奶和黄油、仔猪和成猪，自己则买进粮食和干草。这里的农业完全具有商业性质，首府市郊的农民都是地道的小资产者。切尔诺夫先生如果真的研究过他从别人那里引来的详细资料，他也许会多少懂得一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参看《俄国财富》第7期第163页）这个对他来说是深奥莫测的范畴。最滑稽的是，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一方面声明自己不能理解为什么农民会起企业主的作用，为什么农民能一会儿以工人的身分出现，一会儿又以企业主的身分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引用的一部详细的研究性著作却直截了当地指出：“18世纪的农民，虽有8—10公顷的土地，却是农民〈“是农民”，切尔诺夫先生！〉，是体力劳动者；而19世纪的小农，虽有1—2公顷土地，却是脑力劳动者，是企业主、商人。”（黑希特的书第69页；参看第12页：“农村的业主成了商人和企业主”。黑体是黑希特用的）赫茨和切尔诺夫先生难道不正是用伏罗希洛夫的态度来“斥责”考茨基把农民和企业主混为一谈的吗？ “企业主”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使用雇佣劳动。在那些引用黑希特著作的冒牌社会主义者中间，竟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事实说过一句话，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黑希特本人是一个极为典型、极为忠诚的小资产者，他对农民信仰宗教，对大公国当局“慈父般地关怀”农民，特别是对开办烹饪训练班这类“重大”措施感到欢欣鼓舞。因此，他自然要竭力掩盖这些事实，证明富人和穷人、农民和雇工、农民和工厂工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社会鸿沟”。黑希特写道：“农业日工这一等级是不存在的。大多数农民都可以靠家里人的帮助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三个村庄里，只有少数人在收割或脱粒时需要借助别人的劳力；这样的农户，用当地的话来说，‘邀请’〈“bitten”〉一些男人或妇女（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把自己叫作“日工”）‘来帮忙’。”（第31页）在这三个村庄所有的业主中，只有少数人雇用日工，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业主”都是工厂工人。需要雇人的真正的农民究竟有多少，黑希特没有交代。他宁愿在他专门描述三个村庄（其中有一个村庄就是黑希特本人的出生地）的硕士论文（德文是博士论文）中，侈谈勤奋和节俭的崇高道德意义，而没有列举有关各类农民的确切的统计资料。（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赫茨和大卫才这样赞扬黑希特的著作。）我们只知道，在离卡尔斯鲁厄最远（14公里）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这个最富足的、完全经营农业的村庄里，日工的工资最低。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日工吃自己的饭；每天只挣2个马克；在哈格斯菲尔德（离卡尔斯鲁厄4公里，那里住的是工厂工人），每天挣3个马克。这就是使批评家们感到鼓舞的“名副其实的小农”“繁荣”的条件之一。黑希特告诉我们：“在这三个村庄里，主人和仆人〈Ge-sinde＝既是仆人也是雇工〉之间还存在着纯粹宗法式的关系。‘主人’，也就是拥有3—4公顷土地的农民，用‘你’来称呼男女雇工，直呼他们的名字，而雇工则称农民为‘伯父’（Vetter），称农妇为‘伯母’（Base），对他们称呼‘您’……雇工同全家一起吃饭，被当作家里人一样。”（第93页）烟草业在这一地区极为发展，需要的人手也特别多，但是，关于雇佣劳动在烟草业中的意义，“论据极其充分的”黑希特却一字不提。不过，他多少还是提到了雇佣劳动，因此，就“详细探讨”的本领来说，这位忠诚的小资产者比起奉行“批判”社会主义的伏罗希洛夫之流，还是略胜一筹。 第三，人们援引黑希特的研究著作来驳斥农民过度劳动和吃不饱的事实。但是，批评家们在这里却宁愿对黑希特所指出的这类事实保持沉默。俄国的民粹派和西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拿“中等”农民这个概念来粉饰“农民”，现在，批评家们也得靠这个概念来帮忙了。“总的说来”，这三个村庄的农民都很富裕，但是就从黑希特这部论据极不充分的著作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方面必须分为三大类。约有四分之一（或30％）的业主（多数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村，少数来自布兰肯洛赫村）是富裕的小资产者，他们由于靠近首府而发财致富，他们经营盈利很高的牛奶业（每天出售10—20升牛奶）和烟草业（举一个例子，1．05公顷的烟叶可以卖1825马克），饲养生猪出售（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1140个居民养猪497头；在布兰肯洛赫，1684个居民养猪445头；在哈格斯菲尔德，1273个居民养猪220头），等等。在这些为数很少的农户（其实，批评家们所赞美的“繁荣”景象，只有对它们说来才是完全适用的）中间，使用雇佣劳动无疑是很经常的。在其次一类农民（布兰肯洛赫的大多数农民都属于这一类）中间，繁荣景象就差得多了，他们施肥较少，收成较低，牲畜也比较少（把全部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258公顷土地共有599头牲畜；在布兰肯洛赫，736公顷土地共有842头牲畜；在哈格斯菲尔德，397公顷土地共有324头牲畜），家里有“陈设雅致的房间”的不多，远不是每天都能吃到肉，许多家庭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俄国人对此是十分熟悉的）：他们因急需用钱就在秋天卖粮，春天再买粮吃。［注：顺便说一下，黑希特说布兰肯洛赫在经济上的落后是由于自然经济占优势和存在村社的缘故，由于村社的存在，凡是年满32岁的人，“不管他懒惰也好，勤奋也好；节俭也好，不节俭也好”（第30页），都可以得到一小块土地（36公亩——Almendgut）。但是黑希特仍然反对分掉村社的土地，他说这是为布兰肯洛赫人数愈来愈多的年老的工厂工人设立的一种社会救济（Alters-versor gung）机构。］在这类农户中，重心正在不断地从农业转向工业，例如布兰肯洛赫已经有103个农民到卡尔斯鲁厄去当工厂工人了。这批农民加上哈格斯菲尔德几乎全村的居民，便构成了第三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0—50％）。农业在这里已经是副业，主要由妇女从事。他们的生活水平虽然比布兰肯洛赫高些（由于受到首府的影响），但是贫困已经十分明显。他们把牛奶卖出去，自己却买回一些“更便宜的人造黄油”（第24页）。山羊的数目迅速增加：从1855年的9头增加到1893年的93头。黑希特写道：“山羊增加的原因只能是，原来的农户消失了，农民等级已经分化（Ａｕｆｌｏｓｕｎｇ）成为一个拥有零星土地的农村工厂工人等级。”（第27页）顺便说几句，德国全国的山羊头数从1882年到1895年，也有了很大的增长：从240万头增加到310万头。这一点清楚地说明了布尔加柯夫先生之流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批评家”所赞颂的“殷实农民”的进步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多数工人步行3公里半到城里去上工，舍不得每星期花1马克（48戈比）的火车票钱。哈格斯菲尔德的300个工人中间，大约有150人甚至认为花40—50芬尼在“大众食堂”吃顿午饭也太贵，要家里人送饭去。黑希特说：“那些可怜的女人在11点钟准时把午饭装进饭盒，送到工厂去。”（第79页）至于女工，她们在工厂里同样要工作10小时，可是只拿到1．10—1．50马克（男工是2．50—2．70马克），实行计件工资时，能拿到1．70—2马克。“有些女工设法靠副业来补贴自己微簿的收入。在布兰肯洛赫，有4个女孩子在卡尔斯鲁厄纸厂做工，她们总是把纸带回家，在晚上糊纸口袋，每晚从8点到11点〈原文如此！〉可糊300个，才得45—50芬尼，以补贴白天的一点点工资，作为乘火车的费用。在哈格斯菲尔德，有些从少女时起就在工厂做工的妇女，在冬天的夜晚帮人擦银器，获得一点微薄的补助工资。”（第36页）黑希特感叹地说：“哈格斯菲尔德的工人有自己的家园不是靠帝国的法律，而是靠自己努力干活，他们有自己的小屋，不必同别人合住，还有一小块土地。但是比这些实际财产更重要得多的是，他们认识到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得来的。哈格斯菲尔德的工人既是工厂工人，同时又是农民。凡是没有土地的人，至少也要租一些零星土地，以便利用空闲时间增加自己的收入。夏天，工厂7点钟‘才’开工〈“才”开工！〉，可是工人4点钟就起身，收拾一下自己的马铃薯地，或者喂一喂牲畜。他们晚上7点钟回家，他们该干些什么呢，尤其在夏天？他们在自己的地里再干一个或一个多小时。要知道，他们并不想靠土地得到高额的地租，只是想充分〈原文如此！〉利用自己的劳动力……”黑希特还讲了许多这种令人肉麻的话，他在自己著作的结尾写道：“小农和工厂工人，两者〈原文如此！〉都上升为中间等级，这不是由于人为的强制的办法，而是由于他们自己勤奋，努力干活，由于他们养成了高尚的道德。”［注：关于这种“高尚的道德”，黑希特还说了很多很多，他并不比布尔加柯夫先生逊色，也非常钦佩“冷静的婚姻政策”、“高度的勤奋”、“节俭”和“有节制”，甚至还引用了“一句有名的农民谚语”：“MansiehtnichtaufdieGoschen（d．h．Mund），sondernaufdieGroschen”，意译就是：“与其说是为了嘴巴，不如说是为了腰包。”基辅的大学教授布尔加柯夫先生曾经说农民农户（它既不需要地租，也不需要利润），是“对社会最有利的〈原文如此！〉农业组织”（布尔加柯夫的书第1卷第154页）。请读者把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学说”同上面这句谚语比较一下吧。］ “巴登哈尔特山区的三个村庄，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广泛的中间等级。”（黑体是黑希特用的） 黑希特说这样的话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最平庸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但是，有些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招摇撞骗，比任何黑希特都更加热中于粉饰现实，把少数资产阶级的繁荣说成是普遍的进步，用“农业同工业结合”这个唬人的旧口号来掩盖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象这样的人，应当把他们叫作什么才好呢？

《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二)：地租理论

布尔加柯夫先生根本没有弄懂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他以为他提出如下两点反驳意见就可以粉碎这个理论：（1）按马克思的观点，农业资本也参与利润率的平均化，因此超过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就构成地租。在布尔加柯夫先生看来，这是不对的，因为土地占有权的垄断，排除了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所必需的竞争自由。农业资本并不参与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2）绝对地租只是级差地租的一种特殊情况，把它和后者区别开来是不正确的。这种区别的根据就是对同一事实（一种生产因素被垄断的事实）任意作出的两种解释。布尔加柯夫先生深信自己的论据有极大的威力，竟情不自禁地用一大堆激烈的字眼来反对马克思，说什么：缺乏论据的论据，非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拜物教，马克思丧失了丰富的想象力，等等。其实，他这两个论据都来自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做法。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前面把问题片面地简单化，把可能发生的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即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况）引伸成为土地肥力递减的普遍规律。在现在这个问题上，又是这种片面的简单化的毛病，使他不加批判地使用“垄断”这个概念，把这个概念也引伸成为某种普遍的东西，从而混淆了在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两种结果：一种是由于土地的有限而产生的，一种是由于土地私有制而产生的。要知道，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下面我们就要说明这一点。 布尔加柯夫先生写道：“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和人对于土地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需要，这一情况使土地的垄断有了可能，同时也是产生地租的一个条件（虽然不是产生地租的根源）。”（第1卷第90页）不应当说“土地生产力的有限”，而应当说“土地的有限”。（我们已经指出，土地生产力的有限，应该归结为现有技术水平和现有生产力状况的“有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土地的有限的确是以土地的垄断为前提的，但是这说的是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而不是作为所有权对象的土地。在设想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时候，必须设想到全部土地被各个私人农场所占用，但是绝对不能设想全部土地都是这些业主或其他人的私有财产，或者都归私人占有。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和对土地经营的垄断，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历史上，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在逻辑上，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完全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归国家或村社等等所有这样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全部土地都被各个私人农场占用着，但是，这些农场不仅经营自己私有的土地，同时还经营从私有者那里租来的土地以及国家的土地和村社的土地[67]（例如在俄国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在俄国的农民村社土地上的各种私人农场，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农民农场）。难怪马克思在分析地租问题时一开始就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遇到了（并且控制了）各种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从克兰所有制[68]和封建所有制起一直到农民村社所有制。 可见，土地的有限必然只是以土地经营的垄断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条件下）。试问，这种垄断会对地租问题产生哪些必然的后果呢？土地的有限使粮食价格不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取决于劣等耕地的生产条件。粮食的这种价格使农场主（＝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能够补偿生产费用并且取得所投资本的平均利润。优等地的农场主得到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便形成级差地租。有没有土地私有制的问题同级差地租的形成问题毫无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即使在村社的、国家的、无主的土地上，级差地租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有限的唯一后果就是：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形成级差地租。布尔加柯夫先生却认为第二个后果是排除了农业中的竞争自由，他说没有竞争自由就会妨碍农业资本参与平均利润形成的过程。这显然是把土地经营问题和土地所有权问题混淆起来了。在逻辑上，从土地有限（与土地的私有制无关）这一事实只能得出全部土地将被资本主义农场主所占用的结论，而决不能得出农场主之间的竞争自由必然受到某种限制的结论。土地有限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它必然给任何的资本主义农业打上自己的烙印。历史也确凿地证明，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更不用说英国了。在那里，土地占有同农业经营的分离是十分明显的，农场主之间的竞争几乎是完全自由的，工商业资本过去和现在都在大量地流入农业。而在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也同样在发生（这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见解恰恰相反。布尔加柯夫先生步司徒卢威先生的后尘，枉费心机地把“英国的”地租说成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土地占有同农业经营分离这一过程，只是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租佃、抵押[69]）。布尔加柯夫先生看不到（马克思大力强调的）这一过程，也可以说是，居然看不见大象。在欧洲各国，我们看到，在农奴制崩溃之后，等级土地占有制被破坏了，地产得到转移，工商业资本不断流入农业，租佃和抵押债务日益增多。而在俄国，尽管农奴制的残余还非常多，但是我们看到，在改革之后，农民、平民和商人都在加紧购置土地，私有主土地、国家土地和村社土地的租佃日益发展，等等。这一切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尽管存在着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尽管这种所有权的形式层出不穷，但是在农业中还是形成了自由竞争。现在，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任何一个拥有资本的人都可以对农业投资（用买地或租地的办法），而且象对任何一个工商业部门投资一样容易，或者说差不多一样容易。 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反驳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时指出：“所有这些差别〈农产品生产条件的差别〉都是相互矛盾的，并可能〈黑体是我们用的〉相互抵销，如洛贝尔图斯曾经指出的，距离可以用肥沃程度来抵销，而不同的肥沃程度又可以用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加紧生产的办法来加以拉平。”（第1卷第81页）马克思指出过这一事实，但是并未对它作出这种片面的评价，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不该忘记这一点。马克思写道：“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地段的位置〉，可以发生相反的作用。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差；或者完全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为我们说明一国土地的开垦，为什么会由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相反。最后，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地段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relativeVereinsamungdesLandes），所以又会使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扩大。”（《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190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33页。——编者注］可见，当布尔加柯夫先生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复早已为人所知的关于差异可能互相抵销的说法时，马克思却进一步提出了变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的问题，指出除拉平的作用以外，还有分化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这些相互矛盾的作用的最终结局，就是在所有的国家，各个地方地段的肥沃程度和位置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反驳，只能证明他提出意见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布尔加柯夫先生继续反驳说：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一概念，“李嘉图和马克思都同样不加批判地加以应用。不难看出，这个概念有着多么大的随意成分。假定投入土地的资本为10a，而且每次追加的a的生产率都依次递减，土地的总产量为A。显然，每次投入的a的平均生产率将等于A/10，如果把全部资本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价格就将由资本的这一平均生产率来决定”（第1卷第82页）。对此我们只能说，显然，布尔加柯夫先生只顾高谈“土地生产力有限”，而忽略了土地有限这件小事。土地的有限（这同任何土地所有制完全无关）造成一定的垄断，就是说，既然全部土地都被农场主占用，既然市场需求的是全部土地所 生产的全部粮食，其中包括最贫瘠、距离市场最远的土地所生产的粮食，那么很明显，粮食价格就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价格（或者说，取决于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资本的生产价格）。布尔加柯夫先生的“平均生产率”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算术习题罢了，因为土地的有限妨碍了这种平均生产率的实际形成。要形成这种“平均生产率”，并由它来决定价格，那就必须使每个资本家不仅能够一般地投资于农业（既然正如我们所说的，农业中存在着竞争自由），而且还要使每个资本家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突破现有的农业企业的数目）建立新的农业企业。如果情况是这样，工农业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差别了，任何地租也不可能产生了。但是，正是由于土 地的有限，情况并非如此。 再往下看。我们在上面的议论中完全抛开了土地所有制问题。我们看到，无论从逻辑上考虑，还是从证明资本主义农业在任何土地占有形式下都可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资料考虑，这种论述方法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来谈谈这个新的条件。假定全部土地都是私人占有，这对地租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土地占有者将依靠他的土地所有权，向农场主索取级差地租。既然级差地租是超过资本正常的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既然在农业中存在着（或者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创造着）竞争自由，即对农业投资的自由，那么，土地占有者随时都可以找到愿意只拿平均利润而把超额利润让给他这个土地占有者的农场主。土地私有制并不创造级差地租，它只是使级差地租从农场主手中转到土地占有者手中。土地私有制的影响是否仅限于此呢？能不能设想，土地占有者肯把只能提供资本平均利润的、土质贫瘠、位置最坏的土地，白白交给农场主耕种呢？当然不能。土地占有权是一种垄断，土地占有者依靠这种垄断向农场主索取这块土地的租金。这种租金就是绝对地租，它和不同投资的不同生产率毫无关系，它是由土地私有制产生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责备马克思对同一种垄断随意作出两种解释，却没有用心想一想，我们所谈的实际上是两种垄断。一种是土地经营（资本主义的）的垄断。这种垄断是由于土地的有限而产生的，因此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这种垄断的结果使粮食价格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条件，而对优等地的投资，或者说，生产率较高的投资所带来的额外剩余利润，则构成级差地租。级差地租的形成和土地私有制毫无关系，土地私有制只是使土地占有者有可能从农场主手中取得这种地租。另一种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无论从逻辑上或历史上来看，这种垄断同前一种垄断并没有密切的联系。［注：也许用不着再提醒读者，我们这里谈的只是关于地租，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组织的一般理论，并不涉及一些具体事实，比如：土地私有制的悠久历史以及它的普遍性；海外竞争对我们所说的后一种垄断（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两种垄断）的破坏等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农业组织来说，这种垄断并不是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而且许多彻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要求过土地国有化。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也看到没有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例如在国有土地和村社土地上的资本主义农业组织。因此，把这两种垄断区别开来是绝对必要的，因而除了级差地租外，承认土地私有制所产生的绝对地租的存在［注：在1905年出版的《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2册（《TheorienuberdenMehr-wert》，II．Band，II．Theil）中，马克思对绝对地租问题作了解释，这些解释证明我的说明（特别是关于两种垄断的说明）是正确的。下面就是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段话：“如果土地——不仅对资本和人口来说，而且实际上也是一个无限的要素（象空气和水一样“无限”）——‘数量无限’〈引自李嘉图〉，那么，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实际上根本不排斥另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私人的（也不可能有“公共的”或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土地质量相同，那就根本不可能为土地支付地租……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土地对资本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存在，那么，资本在农业方面的活动就会同它在其他任何生产部门的活动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不存在地租……相反，如果土地（1）是有限的，（2）是被占有的，如果资本遇到作为前提的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国家，情况正是这样，而在那些不是象旧欧洲那样存在着这种前提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为自己创造这种前提，例如美国就是这样，——那么，土地对资本来说一开始就不是自然要素那样的活动场所。因此，在级差地租之外，还是存在绝对地租的。”（第80、81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第348—349页。——编者注））这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把土地的有限同土地的私有区别开来了。（这是作者为1908年版加的注。——编者注）］也是必要的。 马克思认为农业资本的剩余价值所以能产生绝对地租，是因为农业中的可变资本在总的资本构成中所占的比重比一般的要高（在农业技术比工业技术肯定落后的情况下，这种推测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如此，农产品的价值一般地总是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剩余价值总是高于利润。但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妨碍这一余额全部参与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于是从这种余额中产生了绝对地租。［注：顺便指出，我们所以认为有必要特别详细地谈一谈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因为我们看到，彼·马斯洛夫先生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的理解也不正确（1901年《生活》第3期和第4期：《论土地问题》）。他认为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递减，即使不是一种规律，也是一种“常见的”、似乎是正常的现象，他把这一现象同级差地租联系在一起，否定了绝对地租的理论。彼·马斯洛夫先生这篇颇有趣味的文章，对批评家们作了许多正确的评述，但也存在着极大的缺点，因为作者犯了刚才指出的理论错误（作者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没有去认真辨别“自己的”理论同马克思的理论有什么不同），又作了一些轻率的、极不公正的论断。例如，他说别尔嘉耶夫先生“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影响”，他的特点是“既不损害客观性，又能坚持阶级观点”；说什么“考茨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都是……带有偏颇性的”，考茨基“根本没有断定农业生产力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等等。］ 布尔加柯夫先生对这种解释很不满意，他高声地说：“这种剩余价值既然象呢绒、棉花或其他某种商品一样，可以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满足可能的需求，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首先，这不是一种物质的东西，而是用来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概念。”（第1卷第105页）这种把“物质的东西”同“概念”对立起来的做法，是目前人们最喜欢用来冒充“批判”的经院哲学的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一部分社会产品的“概念”，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的东西”与之相适应，那它能有什么意义呢？剩余价值是由一定数量的呢绒、棉花、粮食等商品所构成的剩余产品的货币当量。（所谓“一定数量”，当然并不是说，科学可以具体地算出这一数额，而是说，大体上确定这一数额的条件是已知的。）在农业中，剩余产品比工业部门中要多些（按同资本的比例来说），而这种余额（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它并不参与利润的平均化）当然可以“充分地或不充分地满足”土地垄断占有者的“需求”。 布尔加柯夫先生谦虚地说，他的地租理论是“靠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道路”创立的（第1卷第111页）；关于这一理论，我们不必向读者作详细的叙述了。只要略作几点说明，就足以评定这位教授的“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的这种产品。他的“新”地租理论，是按照“既然是蘑菇，就得叫人采”这句老话炮制出来的。既然是竞争自由，就决不应当对它有任何限制（尽管这种绝对的竞争自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既然是垄断，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是说，地租根本不是来自剩余价值，甚至不是来自农产品，而是来自非农业劳动的产品，地租不过是一种贡赋、捐税，是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克扣，是给土地占有者的期票。“这样一来，农业资本连同它的利润以及农业劳动，总之作为投入劳动和资本的领域的农业，成了资本主义王国的国中之国……关于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和一般价值的一切〈原文如此！〉定义，一应用到农业上，就都成为虚数了。”（第1卷第99页） 原来如此。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农业中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原来都是虚数。布尔加柯夫先生虽然有时候这样胡说八道，可有时候也说得有点儿道理。翻过14页以后有这样几句话：“社会为农产品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劳动，这就是农产品的价值。”好极了。就是说，价值的“定义”至少不完全是一种虚数。他接着说：“既然生产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而控制生产的是资本，那么粮食价格将根据生产价格来决定，就是说将要参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计算这种劳动和资本支出的生产率。”妙极了。就是说，资本、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定义”也不完全是一种虚数。就是说，竞争自由（虽然不是绝对的）是存在的，因为资本要是不能在农业和工业之间来回流转，就不可能“参照社会平均生产率来计算生产率”。他接着又说：“由于土地的垄断，价格上涨到价值以上，一直上涨到市场条件容许的限度。”太妙了。但是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贡赋、捐税、期票等等是取决于市场条件的呢？既然由于垄断的关系，价格上涨到市场条件容许的限度，那么，“新的”地租理论和“旧的”地租理论的全部差别就在于：走“自己的道路”的作者，既不了解土地有限的影响同土地私有制影响之间的差别，也不了解“垄断”和“生产率最低的最后一次投入的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下面再翻过7页以后（第1卷第120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理论，大谈其“土地占有者、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三者分配这种产品〈农产品〉的方式”，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是出色的批判的出色的结局！这是从此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新颖的布尔加柯夫地租理论的卓越成果！

《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三)：小农户和大农户的畜牧业

土地问题上的“批评家”或伯恩施坦派在替小生产辩护的时候，经常拿下面一种情况作根据。按土地单位面积计算，小农饲养的牲畜比大农多得多。他们说，这样，小农就能更好地给土地施肥。他们经营的技术水平是比较高的，因为在现代农业中肥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农户饲养的牲畜所提供的肥料，出任何人造肥料不知要强多少倍。 爱德·大卫在《社会主义和农业》一书中说这个论据有决定性的意义（俄译本第326、526、527页）。他写道：“粪肥是农业的灵魂”，并加上了着重标记（第308页），他把这条道理当作维护小农业的主要根据。他引用德国统计材料说，按单位面积计算，小农户饲养的牲畜比大农户多得多。大卫深信，这些材料彻底解决了在农业中大生产优越还是小生产优越的问题，并证实了他的看法。 现在我们来仔细探讨一下这个理论和作为农业的灵魂的粪肥。 大卫和许多拥护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论据就是统计。他们比较了各类农户的牲畜数字（按单位面积计算），并且默然地假设，相比的数值是同样的，也就是说，同样数量的某一种牲畜，无论在大农户或小农户中，都具有所谓同等的农业价值。他们还假设同样数量的牲畜可以提供同样数量的粪肥，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牲畜质量大体上相同，等等。 显然，上述论据能不能成立，完全要看这种常见的默然的假设是否正确。上述论点是不是正确呢？如果我们摆脱枯燥的、粗糙的、笼统的统计材料，而去分析一下小农业生产和大农业生产的全部社会经济条件，那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个论点恰恰把尚待证实的东西当作已经证实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断言，小生产的牲畜饲养条件（我们看到，土地的管理和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条件也如此）比大农户差。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追随者伯恩施坦派，却作了相反的论断，他们说：由于小农勤奋，小农户饲养牲畜的条件比大农户好得多。如果要用统计材料来阐明这个问题，那大卫所引用的统计是完全不符合需要的。这里需要的不是不同规模的农户的牲畜数量的统计调查，而是牲畜质量的统计调查。德国的经济文献中有这类调查著作，可能还不止一种。在经济文献中，有人根据详细的调查试图阐明大小农户内部的条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大卫的著作虽然满篇都是从各种农学著作中摘来的无数毫不相干的引文，但是惟独对上述尝试只字不提。下面我们就把大卫不该回避的这些著作当中的一部介绍给读者。 德国著名的农业问题著作家德雷克斯勒尔出版了一本关于“农业统计调查”结果的专门著作。关于这份调查，作者公正地指出，“就调查结果的确切性来说，这份调查恐怕是无与伦比的”。他调查了汉诺威省的25个居民点（22个村和3个地主庄园），不仅分别地搜集了每个农户的土地数量和牲畜数量的材料，而且还搜集了牲畜质量的材料。牲畜质量是用一种特别精确的方法来判定的：“根据对每头牲畜尽可能精确的估算，即根据内行人作出的估算”，确定每头牲畜毛重多少公斤。［注：大卫清楚地知道农学家们的这种计算单个牲畜毛重的方法。他在第367页详细地讲到各种肉用牲畜、产乳牲畜和耕牛等等毛重有多少。他抄录了农学家们的这些材料。但他没有想到，对于经济学家特别是社会主义者说来，重要的并不是区别牲畜的品种，而是区别小农户和大农户，“农民”农户和资本主义农户牲畜饲养的条件。］这样就得出一份各个不同规模的农户每种牲畜毛重的材料。而且这种调查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在1875年，第二次在1884年。德雷克斯勒尔发表了这批原始材料［注：1875年的材料发表在《社会政治协会丛书》第24参第112页（《农民状况》第3卷），1884年的材料发表在《蒂尔农业年鉴》第15卷（1886年）。］，他把三个田庄分别列出，把所有的村分为三大类，把各村的农民农户按土地数量又分为七类（超过50公顷，25—50公顷，12．5—25公顷，7．5—12．5公顷，2．5—7．5公顷，1．25—2．5公顷，1．25公顷以下）。德雷克斯勒尔的材料共包括11种牲畜，读者可以想见所有这些图表会有多么复杂。为了得出一份综合性材料，使大家能看出总的和基本的结论，我们把全部农户分成五大类：（一）大田庄；（二）土地超过25公顷的农民农户；（三）7．5—25公顷的；（四）2．5—7．5公顷的；（五）不到2．5公顷的。 这几类农户的数目和他们的土地的数量，在1875年和1884年分别如下： 1875年 1884年 农户数目 土地数量 每户平均占有土地 农户数目 土地数量 每户平均占有土地 （单位公顷） （一）田庄 3 689 229 3 766 255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51 1949 38 58 2449 42 （三）7.5—25公顷的农户 274 3540 13 248 3135 12 （四）2.5—7.5公顷的农户 442 1895 4.3 407 1774 4.3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1449 1279 0.88 1109 1027 0.92 总计 2219 9352 4.2 1825 9151 5.0 为了说明这些数字，先来谈一谈不同规模的农户的经济类型。德雷克斯勒尔认为，凡是71/2有，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都少不了要使用雇佣劳动。这样一算，就有325个农民农户雇用工人（187年）。土地在2 1/2与公顷以下的农户，不得不受雇于人。有2．5—7．5公顷土地（平均是4．3公顷）的农户，据德雷克斯勒尔计算，有一半可以不从事雇佣劳动，另一半则不得不去当雇佣工人。可见，在全部农民农户中间，有325户是资本主义农户，有221户是既不雇用别人也不受雇于人的小“劳动”农户（我国的民粹派一定会这样说），有1670户是受雇于人的半无产者农户。 可惜，德雷克斯勒尔的分类方法和德国的一般统计分类方法不同，后者是把5—20公顷的业主划为中等农民。但是，这些中等农民大多数要雇用工人，这毕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德国的“中等”农民就是小资本家。不雇用别人也不受雇于人的农民占极少数：在2216户中只占221户，即只占十分之一。 这样，以上各类农户按经济类型可表述如下：（一）大资本主义农户；（二）中等资本主义农户（“大农”）；（三）小资本主义农户；（四）小农农户；（五）半无产者农户。 从1875年到1884年，农户总数和土地总数都减少了。减少的主要是小农户：有21/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从1449户减少到1109户，即减少了340户，差不多等于1/4。相反，最大的农户（超过25公顷的）却从54户增加到61户，它们的土地从2638公顷增加到3215公顷，即增加了577公顷。可见，德雷克斯勒尔所称赞的那个地区的经济普遍改善和文化提高，意味着农业集中在人数愈来愈少的私有者手中。由于这种“进步”，2219户中有将近400户被排斥在农业之外（到1884年只剩下1825户），其余各户平均占有的土地从4．2公顷增加到5公顷。有的地区资本主义使某一农业部门积聚化，使许多小业主沦为无产阶级。有的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新的小农户（例如，市郊农村的牛奶业和象丹麦这样一些出口乳制品的国家的牛奶业就是如此）。还有一种地区中等农户瓦解，小农户增多。笼统的统计掩盖了所有这些过程。要研究这些过程，就必须进行详细的调查。 上面谈到的那个地区农业的进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畜牧业的改进上。但是，牲畜总头数却减少了。1875年共有7208头牲畜（折合成大牲畜计算），到1884年只有6993头了。按照笼统的统计，牲畜头数的减少只能表明畜牧业的衰落。其实是牲畜的质量提高了。如果不是计算牲畜的头数，而是看一下全部牲畜的“毛重”，那就可以看到，1875年是2556872公斤，1884年则是2696107公斤。 畜牧业的资本主义进步不单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上，有时甚至主要不是表现在这方面，而是表现在质量的提高上，表现在以优代劣和增加饲料等方面。 各个农户拥有牲畜的平均头数如下： 1875年 1884年 大牲畜 小牲畜 总计 大牲畜 小牲畜 总计 （折合成大牲畜计算） （一）田庄 105 69 174 110 41 151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13.2 11.0 24.2 13.7 10.5 24.2 （三）7.5—25公顷的农户 5.4 3.8 9.2 4.9 4.2 9.1 （四）2.5—7.5公顷的农户 2.2 1.4 3.6 2.2 1.8 4.0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0.3 0.6 0.9 0.4 0.7 1.1 总计 1.7 1.5 3.2 2.0 1.8 3.8 在最大的农户中，牲畜头数减少了。在最小的农户中却增加了，而且农户愈小，增加得愈快。看来，岂不是小生产进步而大生产退步了吗？这不是证实了大卫的理论吗？ 但是只要看一下牲畜平均重量的材料，错觉就会消失了。 每头牲畜的平均重量（单位公斤） 1875年 1884年 大牲畜 小牲畜① 总计 大牲畜 小牲畜 总计 （一）田庄 562 499 537 617 624 619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439 300 376 486 349 427 （三）7.5—25公顷的农户 409 281 356 432 322 382 （四）2.5—7.5公顷的农户 379 270 337 404 287 352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350 243 280 373 262 301 平均 412 256 354 446 316 385 ［注：① 各种小牲畜都按照通常的标准折合成大牲畜。在一年内，11种牲畜中的每种牲畜有多少头，是大致算出来的，因为只有重量的材料，没有牲畜头数的材料。］ 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农户规模愈大，牲畜的质量就愈高。资本主义农户同小农农户或半无产者农户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相当大的。例如，在1884年，最大农户和最小农户之间的差额竟超过百分之百：大资本主义农户每头牲畜平均重量为619公斤，而半无产者农户为301公斤，也就是少二分之一以上！因此可以断定，大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假设大农户和小农户的牲畜质量完全相同，这是多么肤浅啊！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小农户饲养牲畜的情况一般比较差。现在我们有事实可以证明。关于牲畜毛重的材料使人能最确切地了解到牲畜饲养的种种条件，如饲料、牲畜棚、耕作和照料等条件。德雷克斯勒尔的专门著作中的调查结果可以说已经对这一切作了总结。我国的瓦·沃·先生和德国的大卫，极力赞扬小农在照料牲畜方面如何“勤奋”。其实，小农不管怎样勤奋，也不能大致抵得上产品质量要高一倍的大生产的优势。资本主义使小农注定要劳碌一辈子，白白消耗劳动力，因为在资金不足、饲料不足、牲畜质量低劣、牲畜棚简陋等情况下，精心照料牲畜也是白费力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着重评价的不是资本主义使农民破产、使农民受压榨，而是劳动者（在最苛刻的剥削条件下为资本劳动的人）的“勤奋”。 从上述材料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在这10年中，牲畜的质量一般都提高了，而且各类农户也都有所提高。但是普遍提高的结果，并没有缩小而是更加扩大了大小农户之间畜牧业条件的差别。普遍提高没有使大小农户拉平，而是扩大了它们之间的悬殊，因为在提高的过程中，大农户比小农户进步得更快。下面就是1875年和1884年各类农户的牲畜平均重量的比较。 每头牲畜的平均重量 （单位公斤） 增加 增加的百分比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537 619 ＋82 ＋15.2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376 427 ＋51 ＋13.6 （三）7.5—25公顷的农户 356 382 ＋26 ＋7.3 （四）2.5—7.5公顷的农户 337 352 ＋15 ＋4.4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280 301 ＋21 ＋7.5 平均 354 385 ＋31 ＋8.7 提高最多的是大资本主义农户，其次是中等资本主义农户，小农农户的提高是微乎其微的，其他两类农户提高也很有限。德雷克斯勒尔也同绝大多数论述农业经济问题的农学家一样，只注意到问题的技术方面。他在比较了1875年和1884年的情况以后得出第五个结论说：“畜牧业［注：德雷克斯勒尔在这里指的是除役畜（即所谓的Nutzvieh）外的所有牲畜。关于役畜的材料，我们将在下面单独引述。但是不管我们引用的是哪几种或哪几类牲畜，总的结论还是一样的。］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牲畜头数减少了，质量却提高了；在这三类村庄［注：德雷克斯勒尔按照地理位置和其他经营条件，把22个村庄分为三类。我们只引用一些综合的材料，以免文章中满篇都是数字。但是不管我们引用的是哪几类村庄，结论还是不变。］中，每类村庄牲畜的平均毛重都显著增加了。这就是说，在牲畜的繁殖、饲养、照料方面或多或少普遍（ziemlichallgemein）有重大的改进。” 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或多或少普遍”这几个字，正好证明作者忽略了问题的社会经济方面。“或多”指的是大农户，“或少”指的是小农户。德雷克斯勒尔没有发觉这一点，因为他只注意各类村庄的材料，而没有注意各种不同类型的农户的材料。 现在我们来看看有关役畜的材料。这些材料能说明狭义的农业的经营条件。上述各类农户的役畜数量如下： 平均每户拥有役畜头数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27 44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4.7 5.5 （三）7.5—25公顷的农户 2.1 2.4 （四）2.5—7.5公顷的农户 1.3 1.5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0.07 0.16 平均 0.7 1.0 可见，绝大多数半无产者农户（即2．5公顷以下的农户，1884年这类农户在1825户中占1109户）根本没有役畜。这类农户甚至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农业户。总之，就使用役畜的情况来说，这些有93％或84％根本不使用役畜的农户，是无法同大农户相比的。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把大资本主义农户同小农农户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在前一类（（一）类）农户中，132头役畜共耕种766公顷土地，而在后一类（（四）类）农户中，632头役畜才耕种1774公顷土地（1884年），这就是说，前者每头役畜平均要耕种将近6公顷土地，而后者将近3公顷。可见，小农户饲养役畜的开支要多一倍。小生产意味着经营技术手段的分散和由此而造成的劳动力的浪费。 造成这种分散的部分原因，是小农户不得不使用质量低劣的役畜，即不得不拿牝牛当役畜来用。牝牛占役畜总数的百分比如下：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 －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 2.5％ （三）7.5—25公顷的农户 6.3％ 11.4％ （四）2.5—7.5公顷的农户 60.7％ 64.9％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67.7％ 77.9％ 平均 27.0％ 33.4％ 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牝牛耕地的情况增多了，牝牛已经成为半无产者农户和小农农户的主要役畜。大卫想要把这种情况叫作进步，这就同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德雷克斯勒尔一模一样了，后者在自己的结论中写道：“许多小农户改用了对它们更合算的办法，就是拿牝牛当役畜。”这种做法对小业主所以比较“合算”，是因为这样比较省钱。所以省钱，是因为优质的役畜换成了劣质的役畜。德雷克斯勒尔和大卫这些人所赞赏的小农的进步，同日暮途穷的手工织布工的进步是完全一样的，这些手工织布工正在改用愈来愈低劣的原料，改用工厂生产的下脚料。 1884年耕地的牝牛的平均重量是381公斤［注：不用于耕地的牝牛平均重量为421公斤。］，而耕马是482公斤，耕地的犍牛是553公斤。后一种役畜气力最大，1884年它占大资本主义业主役畜总数的一半以上，在中小资本家中占四分之一左右，在小农中不到五分之一，在半无产者农户中不到十分之一。可见，农户愈大，役畜的质量愈高。役畜的平均重量如下：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554 598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542 537 （三）7.5—25公顷的农户 488 482 （四）2.5—7.5公顷的农户 404 409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377 378 平均 464 460 可见，总的说来，役畜的质量下降了。实际上，在大资本主义农户中有显著的提高，在其他各类农户中，却停滞或下降。从1875年到1884年，大生产和小生产在役畜质量方面的差别也扩大了。小农户改用牝牛当役畜，是德国普遍的现象。［注：这一点情参看上面第8章《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见本卷第172—183页。——编者注）］我们的材料也确凿地证明，这种改用牝牛的现象说明农业生产条件更加恶化，农民的贫困更加严重了。 在快要结束对德雷克斯勒尔专门著作的材料的评论的时候，我们再引述一个按土地单位面积计算的牲畜头数和重量的统计材料，这是大卫根据德国一般农业统计资料计算出来的： 每公顷土地平均有 牲畜头数 （折合成大牲畜计算） 牲畜重量 （单位公斤） 1875年 1884年 1875年 1884年 （一）田庄 0.77 0.59 408 367 （二）25公顷以上的农户 0.63 0.57 238 244 （三）7.5—25公顷的农户 0.71 0.72 254 277 （四）2.5—7.5公顷的农户 0.85 0.94 288 328 （五）2.5公顷以下的农户 1.02 1.18 286 355 平均 0.77 0.76 273 294 关于每公顷土地的牲畜头数的材料，这是大卫使用的唯一材料。在我们举的例子中，以及在德国整个农业中，这些材料都说明按单位面积计算的大农户的牲畜头数减少了。例如，在1884年，半无产者农户每公顷土地的牲畜头数比大资本主义农户多一倍（1．18比0．59）。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样计算就是把无法比较的东西进行比较。牲畜重量的材料揭示了农户之间真实的对比：按单位面积计算，大生产的牲畜重量最大，因此肥料也最多，这说明，大生产在这方面条件也最优越。由此可见，大卫的结论说小农户的肥料总的说来比较充裕，这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这里应当注意到，第一，我们的材料没有涉及只有殷实业主才买得起的人造肥料；第二，按重量来比较牲畜的数量，会把大小牲畜等同看待，例如，会把一个大农户68头牲畜的重量——45625公斤——同一些小农户1786头山羊的重量——45097公斤（1884年）——等同看待。实际上，大农户在粪肥方面的优势，比我们的数字所显示的要大得多。［注：这里再提一下上面援引的（第6章）（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克拉夫基的一段话：“小业主积肥能力比较差：他们的禾秸短，大部分用来喂牲畜（这又说明，饲料的质量下降），用来垫牡畜棚的就少了。”］ 总之，大卫提出“粪肥是农业的灵魂”这句空话，从而回避了畜牧业方面的社会经济关系，并对事情作了完全歪曲的说明。 在一般牲畜特别是役畜的质量方面，在牲畜的饲养、改良以及厩肥利用的条件方面，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大生产比小生产优越得多。

《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四)：1882年和1895年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中等农户问题

上面我们考察了有关农民经济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对我们特别重要，因为农民经济问题恰好是现代土地问题的重心。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德国农业统计的一般资料，审核一下“批评家们”就这些资料得出的结论。我们扼要地把1882年和1895年统计的主要结果引述如下： 农户类别 农户数目（单位千） 农业面积（单位千公顷） 百分比 绝对增减数字 农户 面积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农户 面积 2公顷以下 3062 3236 1826 1808 58 58.2 5.7 5.6 174 -18 2—5公顷 981 1016 3190 3286 18.6 18.3 10 10.1 35 96 5—20公顷 927 999 9158 9722 17.6 18 28.7 29.9 72 564 20—100公顷 281 282 9908 9870 5.3 5.1 31.1 30.3 1 -38 100公顷以上 25 25 7787 7832 0.5 0.4 24.5 24.1 ±0 ＋45 总计 5276 5558 31869 32518 100 100 100 100 ＋282 ＋649 马克思主义者和“批评家”对于这种变化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有三个情况值得研究一下，这就是：最小的农户的数目增加了；大地产即拥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数目增加了，这类农户在我们简单的图表中是同土地超过100公顷的农户合并在一起的；最后，中等农户（5—20公顷）的数目也增加了，这个事实引起的争论最多，也最引人注目。 最小农户的数目的增加，表明贫困和无产阶级化大大加深了，因为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业主绝大多数都不能单靠农业维持生活，而必须搞些副业，即从事一些雇佣劳动。当然也有例外，如果种植特种作物、经营葡萄园和蔬菜业、播种技术作物和商业性作物、经营市郊经济等等，那有1公顷半土地就能成为独立的（有时甚至不算小的）农民了。但是在总数达300万户的农户中，这种例外是微不足道的。大量的这种小“农民”（几乎占农户总数的3/5）都是雇佣工人，德国关于各类农民的主要职业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将这些材料简要概括如下： 农民类别 按主要职业划分的农村业主（百分比） 从事副业的独立农村业主 （百分比） 独立的 非独立劳动 其他工作 总计 农业 商业及其他 2公顷以下 17.4 22.5 50.3 9.8 100 26.1 2—5公顷 72.2 16.3 8.6 2.9 100 25.5 5—20公顷 90.8 7 1.1 1.1 100 15.5 20—100公顷 96.2 2.5 0.2 1.1 100 8.8 100公顷以上 93.9 1.5 0.4 4.2 100 23.5 总计 45.0 17.5 31.1 6.4 100 20.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全部农民，只有45％即不到一半，按其主要职业来说是独立的农民。而且在这些独立的农民中间，有五分之一（20．1％）还兼搞副业。有17．5％的农民，其主要职业是经营商业、工业和蔬菜业等等（所谓“独立的”，是指他们都处于业主地位，而不是各该行业的工人）。几乎有三分之一（31．1％）是雇佣工人（他们在工农业各部门都是“非独立的”）。以供职（当兵、做官等等）和自由职业等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占6．4％。在有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民中，有一半是雇佣工人；在320万个这样的“业主”中间，“独立的”农民只占很少数，只占总数的17．4％。而且在这17％的农民中间，有四分之一（26．1％）的农民从事副业，这就是说，不是按其主要职业（如上面说的50．3％）而是按其副业来说，他们也是雇佣工人。甚至有2—5公顷土地的农民，也只有一半多一点（1016000户中有546000户）是不从事任何副业的独立的农民。 由此可见，布尔加柯夫先生对情况的歪曲描述达到多么惊人的程度，他硬说（我们已经说过，这是胡说）真正从事农业的人的总数增多了，并且认为这是由于“独立农户增多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首先是中等农户由于大农户减少而增多了”（第2卷第133页）。即使中等农户在农户总数中占的比重增加得最多（从17．6％增加到18％，即＋0．4％），这也丝毫不能说明，农村人口的增长首先是由于中等农户的增加。在农户增加的总数中，哪些类农户增加得最多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有关的、决不能作出两种解释的资料：农户总数共增加了282000户，其中土地在2公顷以下的农户增加了174000户。可见，农村人口的增加（如果说有增加的话），恰恰是由于非独立农户增加了（因为有2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多半不是独立的）。增加得最多的是小农户，这说明无产阶级化加深了。即使是有2—5公顷土地的农户增加了（增加了35000户），我们也不能全部当作独立农户的增加，因为这类农民共有1016000户，其中只有546000户是不从事副业的独立的农民。 在谈到大农户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指出下面这个非常典型的事实（也是驳斥一切辩护术的很重要的事实）：农业和其他行业的结合，对于各类农民来说具有不同的和相反的意义。对于小农说来，这意味着他们的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农民的独立性愈来愈少，因为在这里，同农业结合的是雇佣劳动、小手工业和小商业等等。对于大农说来，这意味着大土地占有者由于在政府或军队中供职而提高了政治地位，或者意味着农业同林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结合起来了。大家知道，这后一种现象是农业的资本主义进步的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以“独立的”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即不是以工人身分，而是以业主身分经营农业的）农民，其百分比随着经营面积的扩大而迅速提高（17—72—90—96％），而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这个百分比却降到93％，在这类农户中，有4．2％的业主是以供职（“其他工作”栏）为主要职业，有0．4％的业主是以“非独立”劳动（这不是当雇佣工人，而是当总管、当视察员等等；参看《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49页★）为主要职业。同样，我们看到，兼搞副业的独立农民的百分比，随着经营面积的扩大而迅速降低（26—25—15—9％），但是在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业主中间，却急剧上升（23％）。 至于大农户（100公顷以上）的户数和他们的土地面积，上面的材料表明，它们在农户总数和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都减少了。试问，能不能象布尔加柯夫先生那样，匆匆忙忙地从这里得出中小农户排挤大农户的结论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这一点上气冲冲地攻击考茨基，只能证明他没有本领从根本上反驳考茨基的见解。第一，大农户的比重减少得很少（就农户数目来说，从0．47％降到0．45％，即降低了0．02％，就面积的比重来说，从24．43％降到24．088％，即降低了0．35％）。况且为了经营集约化，有时必须缩小一些土地面积，大业主常把距离田庄中心较远的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别人，以便获得劳动力，——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现象。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那位详细描述了东普鲁士大小农户的作者，直言不讳地承认，小地产起着为大地产服务的作用，作者还热心地建议让一些工人定居下来。第二，仅靠经营面积的资料还不能判断生产的规模，因此也就谈不上小农户排挤大农户。大农户在生产规模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点已经为使用机器的统计材料（见上面）和农产品加工业的统计材料（由于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德国统计资料中的有关部分作了惊人的歪曲，我们下面还要对这部分资料作专门的分析）无可争辩地证实了。第三，在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中，大地产即有10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户最为突出，这类农户增加的百分比甚至比中等农户还要高，从515户增加到572户，即增加了11％，而中等农户则从926000户增加到998000户，即增加了7．8％。大地产的面积从708000公顷激增到802000公顷，即增加了94000公顷：1882年，大地产占全部农业面积的2．22％，1895年，已上升到2．46％。对这一点，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上曾毫无根据地反驳了考茨基，现在他在自己的书中又作了更加没有根据的概括。他写道：“大农户衰落的标志，就是……大地产增加了，虽然农业的进步，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必然造成分散的现象。”（第2卷第126页）布尔加柯夫先生竟毫不犹豫地说大农户发生了“大地产的〈！〉退化”（第2卷第190、363页）。请看，我们这位“学者”的议论是多么合乎逻辑：因为经营面积的减少有时在经营集约化的条件下意味着生产的增长，所以，大地产户数和面积的增长应当一概看作是衰落！既然逻辑这么糟糕，为什么不求教一下统计材料呢？请看，在布尔加柯夫先生所引的材料里，就有许多关于大地产经营情况的资料。我们现在引用一下其中的一些材料：572个最大的农户在1895年共有土地1159674公顷，其中农业面积为802000公顷，森林面积为298000公顷（一部分大地产占有者主要是木材业者而不是农村业主）。它们中间有97．9％饲养牲畜，有97．7％饲养役畜，有555个业主使用机器，而且我们看到，其中每户都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各种机器。使用蒸汽犁的有81户，即占大地产总数的14％。它们饲养牲畜的情况如下：牛148678头；马55591匹；绵羊703813只，猪53543头。它们当中兼营制糖厂的有16户，兼营酿酒厂的有228户，兼营啤酒厂的有6户，兼营淀粉厂的有16户，兼营磨坊的有64户。至于集约化程度，可以从下列事实加以判断：有211户种植甜菜（共占地26000公顷），有302户种植加工业用马铃薯，有21户向城市销售牛奶（共有奶牛1822头，平均每户87头），有204户参加了牛奶协作社（共有奶牛18273头，平均每户89头）。这怎么会象“大地产的退化”呢？ 现在再来谈谈中等农户（5—20公顷）的问题。中等农户在农户总数中的百分比从17．6％增加到18．0％（＋0．4％），在土地面积总数中从28．7％增加到29．9％（＋1．2％）。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扑灭者”很自然地把这些资料当作手中的主要王牌。布尔加柯夫先生从这里既引伸出“小农户排挤大农户”，又引伸出“分散的趋势”，如此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在“农民”问题上，笼统的资料特别无用，最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这里，小企业主经济的形成过程和农民资产阶级的“进步”最容易把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掩盖起来。我们看到，德国农业总的情况是，一方面大资本主义农户无疑有了发展（大地产增加了，机器的应用广泛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了），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更加无可怀疑地有了增长（农民往城市里跑，土地更加分散，小农户增加，副业性的雇佣劳动更加普遍，小农的饮食日益恶化等等），在“农民”中间不出现这种过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详细的统计资料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这一过程，证明光有土地面积的资料在这里是根本不够的。因此，考茨基说得十分正确，他根据德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情况断定说，从这些资料中得出小生产战胜大生产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现在还有一些直接有关的而且十分丰富的材料，可以证明，“中等农户”的增长意味着贫困的增长，而不是富裕和繁荣的增长。这就是关于役畜的材料。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开端》以及在他的著作中就引用了这些材料，但是用得很不得当。布尔加柯夫先生在谈到关于中等农户进步、大农户衰落的论断时写道：“如果对此还需要提出证明的话，那么除了劳动力数量这一标志外，还可以再举出役畜数量的标志。下面就是一张雄辩的图表”[注:我们把布尔加柯夫先生引用的图表全部转抄如下，只是补上了原来所缺少的总结数字。］： 使用役畜耕作的农户数目 差额 1882年 1895年 0—2公顷………………… 325005 306340 －18665 2—5公顷………………… 733967 725584 -8383 5—20公顷………………… 894696 925103 30407 20—100公顷………………… 279284 275220 -4064 100公顷以上………………… 24845 24485 -360 总计…………………… 2257797 2256732 －1065 “有役畜的农户的数量，在大农户中和在小农户中都有所减少，只是在中等农户中有了增加。”（《开端》杂志第1期第20页） 假如布尔加柯夫先生在匆忙写成的杂志文章中犯了错误，从关于役畜的资料中得出了同这些资料所说明的内容恰恰相反的结论，那还情有可原，但是我们这位“严峻的学者”，竟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又重犯了这个错误（第2卷第127页，他还把＋30407和－360当作牲畜头数，然而这是使用役畜的农户数；不过这当然是一桩小事）。 我们要问问我们这位敢说“大农户退步”（第2卷第127页）的“严峻的学者”：既然中等农户的总数增加了72000户（第2卷第124页），而饲养役畜的中等农户增加了30000户，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役畜的中等农户的百分比降低了，这还不清楚吗？既然如此，是否应该再看一下，1882年和1895年饲养役畜的农户在各类农户中所占的百分比呢？这些资料在布尔加柯夫先生引用了绝对数字的那一页、那一张图表中就有（《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1页★）。 这些数字如下： 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 差额 1882年 1895年 0—2公顷……………… 10.61 9.46 －1.15 2—5公顷……………… 74.79 71.39 -3.40 5—20公顷……………… 96.56 92.62 -3.94 20—100公顷……………… 99.21 97.68 -1.53 100公顷以上……………… 99.42 97.7 -1.72 总计…………………… 42.79 40.60 －2.19 可见，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整个说来降低了2％强，而中小农户降低的幅度高于这个平均数，大农户降低的幅度低于这个平均数。[注:在最小的农户中降低得最少，因为这类农户只有极少一部分是饲养役畜的；往下我们就会看到：正是在这类农户中（而且仅仅在这类农户中），役畜的质量有了提高，也就是说，饲养马和犍牛比较多了，牝牛比较少了。德国调查的作者也公正地指出（第32页★），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地块最小的业主饲养役畜不仅仅是为了耕作，同时也是为了从事“副业性的雇佣劳动”。因此，在役畜问题上，一般说来，把小农户统计在内是不对的，因为它们所处的条件是十分特殊的。］此外，不应当忘记，“正是在大农户中间，往往用机器动力代替畜力，使用各种各样的机器特别是蒸汽机（蒸汽犁等等）”（《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32页★）。所以，虽然大农户（100公顷以上）中有役畜的农户减少了360户，但是使用蒸汽犁的农户却增加了615户（1882年是710户，1895年是1325户），由此可见，整个说来大农户不仅没有失势，而且甚至很得势。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在德国，真正改善了经营条件（指用牲畜耕作或用蒸汽代替牲畜）的唯一农户类别，是拥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农户。其他各类农户的经营条件都更坏了，其中最坏的恰恰是中等农户，在中等农户中，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降低得最多。从前大农户（100公顷以上）和中等农户（5—20公顷）之间，有役畜农户的百分比的差额不到3％（99．42％—96．56％），现在却超过了5％（97．70％—92．62％）。 关于役畜质量的资料，更加有力地肯定了这一结论。农户愈小，役畜的质量愈差，就是说，用犍牛和马耕作的愈少，而用体力差得多的牝牛耕作的愈多。下面就是关于1882年和1895年这方面情况的资料： 每100个有役畜的农户中： 只使用牝牛的农户 既使用牝牛也使用马或犍牛的农户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0—2公顷…… 83.74 82.10 －1.64 85.21 83.95 －1.26 2—5公顷…… 68.29 69.42 ＋1.13 72.95 74.93 ＋1.98 5—20公顷…… 18.49 20.30 ＋1.81 29.71 34.75 ＋5.04 20—100公顷…… 0.25 0.28 ＋0.03 3.42 6.02 ＋2.60 100公顷以上…… 0.00 0.03 ＋0.03 0.25 1.40 ＋1.15 总计…… 41.61 41.82 ＋0.21 48.18 50.48 ＋2.30 我们看到，役畜的质量普遍降低了（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小农户不计算在内），而在中等农户中恰巧降低得最厉害。在这类农户中，有役畜的农户的百分比增加得最多的是那些不得不兼用牝牛耕作和只能使用牝牛耕作的农户。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以上有役畜的中等农户不得不兼用牝牛来耕作土地（这样，土地当然会耕得更差，从而会减少收成，也会减少产奶量），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农户只能使用牝牛来耕作。 如果我们看一下役畜的数量，我们就可以发现，牝牛的头数在各类农户（小农户除外）中都有所增加。马和犍牛的增减数字如下： 用于耕作的马和犍牛的数量（单位千） 1882年 1895年 差额 0—2公顷…………… 62.9 69.4 ＋6.5 2—5公顷…………… 308.3 302.3 －6.0 5—20公顷…………… 1437.4 1430.5 -6.9 20—100公顷…………… 1168.5 1155.4 -13.1 100公顷以上…………… 650.5 695.2 ＋44.7 总计……………… 3627.6 3652.8 ＋25.2 把小农户除外，役畜增加的只有大农户。 因此，从使用畜力和机器动力进行耕作的情况来看，关于经营条件变化的总的结论是：只有大业主的条件得到改善，其他各类业主的条件都有所恶化，而中等农户恶化得最厉害。 根据1895年的资料，我们可以把整个中等农户再分为两小类：5—10公顷一类和10—20公顷一类。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小类（这类农户的数目比较起来要多得多）在使用役畜方面的经营条件要差得多。5—10公顷土地的农户共606000户，有役畜的占90．5％（10—20公顷土地的农户共393000户，有役畜的占95．8％），其中使用牝牛耕作的占46．3％（在10—20公顷土地这一类农户中，占17．9％），只能使用牝牛耕作的占41．3％（在10—20公顷土地这一类农户中，占4．2％）。然而，从1882年到1895年，正是这些在使用役畜方面条件特别差的5—10公顷土地的农户，无论户数或是土地面积都增加得最多。下面就是有关的资料： 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农户 总 面 积 农业面积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1882年 1895年 5—10公顷…… 10.50 10.90＋0.40 11.90 12.37＋0.47 12.26 13.02＋0.76 10—20公顷…… 7.06 7.07＋0.01 16.70 16.59－0.11 16.48 16.88＋0.40 在10—20公顷这一类里，农户数目增长得非常少，在总面积中占的比重甚至减少了，农业面积的比重增加得也比5—10公顷的农户少得多。可见，中等农户的增加主要是（甚至几乎完全是）5—10公顷这类农户的增加，也就是说，增加的是那些在使用役畜方面经营条件特别差的农户。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统计资料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中等农户所谓增长的真实含义：这不是富裕的增长，而是贫困的增长，不是小农业的进步，而是它的每况愈下。既然中等农户的经营条件恶化得最厉害，不得不更多地使用牝牛来耕作，那么，我们根据经营的这一方面的情况（这是整个经营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得出关于经营的其他各方面的情况的结论。既然无马户（这个术语俄国读者很熟悉，用在这里也很恰当）的数量增加了，役畜的质量更坏了，那么毫无疑问，牲畜的整个饲养、土地的管理、农民的饮食和生活条件也就都更坏了，大家都知道，农民农户牲畜饲养得愈差，干活愈累，人的生活也就愈坏，干活也就愈累，反之亦然。上面我们根据克拉夫基的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现在已被有关德国全部小农户的大量资料所充分证实了。

《列宁全集（第5卷）》读后感(五)：巴登农民经济调查

赫茨写道：“在巴登37个村社的调查中，有许多详细而有趣的评论，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引述。这些评论大部分同上面提到的相似：有可取的，同时还有不可取的和无所谓的，但是在整整3卷的调查材料中，任何一份详细的支出预算，都不能使人得出‘吃不饱’（Unterkonsumption）和‘肮脏的、有失体面的贫困’的结论，等等。”（第79页；俄译本第188页）上面我们加上着重标记的赫茨的这些话，照例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正是他所援引的巴登的调查，最确凿地证明了小农的“消费不足”。在这个问题上赫茨歪曲事实的做法同他笼统地评论“农民”的手法有密切的联系，从前，俄国民粹派惯用这种手法，现在各种各样的“批评家”在土地问题上也来玩弄这种手法了。在西欧，“农民”这个概念比在我国更含糊（没有显著的等级标志），“一般性”评论和结论只能掩盖少数人相对的“富裕”（或至少是不挨饿）和多数人的贫困，这就为各种各样的辩护士大开方便之门。巴登的调查恰恰使我们能够区分出各个农民类别，这是主张“详细探讨”的赫茨所不愿意看到的。从37个典型的村社中，又选出了典型的大农（Grossbauer）户、中等农户、小农户以及日工户，总共有70个农民农户（31个大农户，21个中等农户，18个小农户），和17个日工户，对这些农户的收支都作了极详细的调查。我们不可能把这批资料全部加工整理，但是只要举出下面这些主要的结果，就可以得出十分明确的结论。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大农户、（二）中等农户和（三）小农户的一般经济类型的资料（引自附录六：《进行调查的各村社收益计算结果一览》，同时我们把表中关于大农、中等农民和小农的资料分别列出）。各类农户平均拥有地产：（一）33．34公顷；（二）13．5公顷；（三）6．96公顷。对于巴登这样一个地产较小的地区说来，这些数字是比较高的，如果把第20、22号和第30号村社中10个拥有特大地产的农户（小农户也有43公顷，大农户竟达170公顷！）除掉，就能得出更符合巴登情况的数字：（一）17．8公顷；（二）10．0公顷；（三）4．25公顷。家庭人口：（一）6．4人；（二）5．8人；（三）5．9人（这里以及以下凡是未加说明的资料都是指所有的70户）。可见，大农的家庭要大得多，但是雇佣劳动在那里还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在70户农民中，有54户使用雇佣劳动，即占农户总数3/4强，其中：大农户是29户（总户数是31户），中等农户是15户（总户数是21户），小农户是10户（总户数是18户）。由此可见，有93％的大农非雇用工人不可，而需要雇工的小农有55％。现在流行着一种认为雇佣劳动在现代农民经济中没有多大意义的见解（“批评家们”竟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上述数字对于检验这一见解，是颇有益处的。在大农中间（它们的地产是18公顷，被划入5—20公顷这一类。这类农户在一切笼统评论中，都算作真正的农民农户），我们可以看到纯粹资本主义的农户：24个农户有71个雇工，几乎每户有3个雇工，此外27个业主一共雇了4347个工作日的日工（每个业主平均161个工作日）。威武的布尔加柯夫先生曾经拿慕尼黑近郊大农“进步”的例子来驳斥关于资本主义使农民地位每况愈下的“马克思主义偏见”。现在请把上述数字同慕尼黑近郊大农的地产规模比较一下吧！ 中等农民的情况是：8个农户共有12个雇工，14个农户共雇956个工作日的日工。小农的情况是：2个农户共有2个雇工，9个农户共雇543个工作日的日工。半数小农有两个月（543∶9＝60日），即在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季节里，必须使用雇佣劳动（这些小农的地产规模虽然大些，但是他们的生产规模却比切尔诺夫、大卫、赫茨先生之流为之感动的弗里德里希斯塔尔人的生产规模小得多）。 经营的结果如下：31户大农的纯利润是21329马克，亏空是2113马克，这就是说，利润总共是19216马克，即每户平均619．9马克（除掉第20、22号和第30号村社的5个农户，则为523．5马克），中等农户的相应数目是243．3马克（除掉上面3个村社，则为272．2马克），小农是35．3马克（除掉上面3个村社，则为37．1马克）。可见，小农确实勉勉强强才能做到收支相抵，而且还要靠削减消费才办得到。调查提供了（《调查》第4卷第138页的《结果》）各个农户最主要产品的消费量。我们把上述各类农民平均消费量的材料引在下面： 农民类别 每人每天的消费 每人的支出 谷物和水果 马铃薯 肉 牛奶 每天的其他日用食品、取暖、照明等费用 每年的服装费 磅 克 升 芬尼 马克 大农 1.84 1.82 138 1.05 72 66 中等农民 1.59 1.90 111 0.95 62 47 小农 1.49 1.94 72 1.11 57 38 日工 1.69 2.14 56 0.85 51 32 威武的赫茨从这些数字中，既“没有发现”吃不饱，也“没有发现”贫困！我们看到，小农的消费比大农、中等农民要少得多，他们的衣食比日工好不了多少。例如，小农食用的肉比中等农民少三分之一，比大农几乎少二分之一。这些资料再一次证明，笼统评论的方法是多么无用，无视生活水平高低所算出的收益是多么虚假。我们单从上表最后两栏（为了避免把食品折合成货币的复杂计算），就可以看出，不仅小农甚至连中等农民的所谓“纯利润”也完全是虚假现象。只有象黑希特和克拉夫基这类地道的资产者，只有象我国批评家这类地道的伏罗希洛夫之流，才会玩弄这种虚假的勾当。其实，假定小农用钱购买物品的支出同中等农民相等，那他们的支出就会增加100马克，结果就会出现很大的亏空。假如中等农民的支出同大农相等，他们的支出就会增加220马克，假如他们不在吃的方面“克制”自己，同样会出现亏空。［注：切尔诺夫先生“反驳说”：难道大业主在吃的方面和其他支出方面，不是更严厉地限制自己的日工吗？（1900年《俄国财富》第8期第212页）这种反驳是袭用了陈旧的克里文柯－沃龙佐夫手法（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即把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论据硬加在马克思主义者头上。谁说大生产优越不仅表现在技术上，而且表现在改善工人状况（即使是大体上好一些）方面，谁就遭到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说这种话。他们只是揭露那种以笼统评论繁荣（切尔诺夫先生论黑希特），或者以计算“收益”时抹杀消费缩减来掩盖小农状况的虚伪手法。资产阶级不可能不极力掩盖这种状况，不可能不支持关于工人可以成为“业主”、小“业主”可以得到很高收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揭穿这种谎言，告诉小农：他们若不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没有生路的。］不言而喻，小农消费的减少是同牲畜饲料的恶化以及土地生产力的不能充分恢复（有时简直是滥用土地）有密切的关系，难道这一事实不是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论点吗？马克思说：“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然而在现代的批评家看来，这段话却是不值一提的。 我们还要指出布尔加柯夫先生对巴登调查的另一歪曲（批评家们总是互为补充的，一个歪曲了某一资料的这一方面，另一个则歪曲另一方面）。布尔加柯夫先生不止一次引用巴登调查，看来他似乎很熟悉这些材料。但是他却干出下面这样的事来，在第2卷第271页上的引言里他这样写道：“认为农民的债务特别多，仿佛是命中注定的这一见解，是文献中编造有关农民经济的神话时所遵循的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只有最小的、尚未稳固的所有者（Tagelohnerstellen）才债台高筑。例如，施普伦格尔对浩繁的巴登调查材料曾这样谈到他的一般印象〈他在注释里引用了这份调查〉：‘……在所调查的许多地区中只有日工和小农的债务比较多，但就在这些地区，大多数的负债情况也没有达到令人担忧的严重程度……’”（第272页）真是咄咄怪事！一方面直接引用调查材料，一方面又只是搬出某个施普伦格尔所写的关于调查材料的“一般印象”。而施普伦格尔好象故意在撒谎（至少，布尔加柯夫先生引的那一段是如此，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施普伦格尔的著作）。调查的作者肯定地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小农地产的债务达到了令人担忧的严重程度。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肯定地指出：从负债这方面来看，小农的境况不仅比大农和中等农民坏（这一点施普伦格尔也提到了），而且比日工还要坏。 总之，应当看到，巴登调查的作者肯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大农户所能负担的债务的限度（即以不致引起破产为限度）比小农户要大一些。上面我们已经引用了有关大、中、小农的经营效果的统计资料，这一点就用不着再作特别的说明了。调查的作者认为大农户以及中等农户所能负担的、保险的（ｕｎｂｅｄｅｎｋ－ｌｉｃｈ）债务，可以相当于土地价值的40—70％，平均是55％。关于小农户（他们把拥有4—7公顷耕地或2—4公顷葡萄园与商业性作物园地者，都算作小农户），他们认为：“债务的限度……不能超过地产价值的30％，否则就不能充分保证按期支付利息和归还债款。”（第4卷第66页）在所调查的各个村社中（除了那些特定继承制[85]还在起作用的村社，如乌纳丁根和诺伊基尔希），负债的百分比（同地产的估计价值的比例）同农户的大小正好成反比。例如，在迪特瓦尔村社，土地在1/4公顷以下的农户负债的百分比是180．65％，1—2公顷的农户是73．07％，2—5公顷的农户是45．73％，5—10公顷的农户是25．34％，10—20公顷的农户是3．02％。（同上，第89—90页）但是光有负债的数字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于是调查的作者就作出结论说： “可见，上面的数字材料证实了一种非常流行的见解，即介于日工和中等农民之间〈处于中间〉的农民田庄所有者〈在农村里，通常称这类农村业主为“中间等级”——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ａｎｄ〉，同地产比他们更多或更少〈原文如此！〉的农户相比，境况往往要更困难一些，它们虽然可以负担得了适当数量的债务，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有经常的副业（做日工等等）来增加收入，因此，即使负债不多，也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还清债务……”至于日工，“由于他们有比较经常的副业，他们的境况往往比属于‘中间等级’的农户要好得多，因为许多地方的统计都表明，搞副业往往可以得到很高的纯收入（即货币收入），可以用来偿还甚至很高的债务”。（上引书第67页）［注：调查的作者公正地指出：小农靠卖东西得到现钱的情况是很少的，而他们却特别需要现钱，由于资本不足，牲畜的各种瘟疫以及冰雹等等对他们的危害就特别大。］最后，作者再一次重复说：小农户的债务甚至在可以负担的限度内也“不是完全保险的”，因此，“正是小农和接近小农的日工，在购买土地时……需要精打细算，特别小心”。（第98页） 小农的这位资产阶级顾问倒真不错！一方面，他让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抱有希望：“即使第一代不行，第二代也要”买上一小块土地，克勤克俭从土地上获得一大笔“纯收入”；另一方面，他又劝告穷人在没有“经常的副业”，也就是在资本家老爷不需要定居的工人的情况下，购买土地时要“特别小心”。然而，“批评界的”一些笨伯，竟把这种自私的谎言和这些陈腐的滥调当作最新科学的定论！ 我们所引的关于大、中、小农的详细资料，看来，甚至也会使维·切尔诺夫先生明白，他感到如此可怕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这一范畴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资本主义的演进不仅使西欧国的一般经济制度彼此更加相近，甚至使俄国同西欧也更加相的各近了，德国农民农户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原来同俄国是相同。只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书刊曾作过详细论证的农民分化过程，在俄国还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它还没有具备比较完备的形式，例如，还没有分化出独立的、人人都一目了然的大农（Ｇｒｏｓｓｂａｕｅｒ）类型。在俄国，很大一部分农民遭到大规模的剥夺，成批地死亡，掩盖了我国农民资产阶级的“起步”。在西欧，这一过程在农奴制废除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参看考茨基《土地问题》第27页），它一方面早已消灭了农民农户和“私有主”农户（按我们的说法）之间的等级界限，另一方面，形成了相当定型的农业雇佣工人阶级。［注：布尔加柯夫先生谈到19世纪的法国时写道：“农民分裂成了彼此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无产阶级和小私有者。”（第2卷第176页）不过，作者以为这种“分裂”就此为止，是不对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停止地前进的过程。］但是，如果认为既然形成了比较定型的新型农村居民，这一过程就中止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这一过程还在不停地向前发展，当然，由于种种不同的情况，有时发展得快些，有时发展得慢些，并且依农艺条件等等的不同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在继续发展，我们在下面将用大量的德国统计资料说明这一点，但就从上面所引的关于小农的资料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不仅是农业工人，而且农民也愈来愈多地从农村往城市里跑，单是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化的发展。但是，农民必然破产之后，才会往城市里跑。而在破产之前，为了保持自己的经济独立必然经过一场拼死的斗争。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料，关于“纯收入”多少以及各类农民消费量的资料，都极为明显地说明了这一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刻苦勤奋”和极其节俭，“与其说是为了嘴巴，不如说是为了腰包”。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分化出少数富裕的、殷实的业主（多半只分化出为数极少的这样的业主，因为总是没有什么特殊有利的条件，如靠近首府，铺设铁路，发现某种新的获利较高的商业性农业部门等等），而大多数人却更加贫困，他们由于经常挨饿和劳动过度而损害了劳动能力，土地愈来愈贫瘠，牲畜愈来愈瘦弱。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形成了少数依靠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户，而大多数人却日益需要找点“副业”，即变成工业和农业的雇佣工人。关于雇佣劳动的资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各种小生产者变为小资本家这一在现代社会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趋势。 我们十分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为什么规避而且也不可能不规避这一方面的事实。农民的分化向我们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其产生和向前发展的过程中的极其深刻的矛盾。充分估计这些矛盾，就必然会承认小农的境况是毫无出路的和毫无希望的（置身于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之外，就是毫无希望的）。无怪乎这些最深刻然而发展得最不成熟的矛盾竟没有被提起，他们企图回避小农过度劳动和消费不足的事实（只有不老实的或愚昧的人才会否认这个事实），避而不谈农民资产阶级雇用雇佣工人以及贫苦农民从事雇佣劳动的问题。例如，布尔加柯夫先生提出一整套“农业发展理论的试验”，但却用雄辩的沉默［注：或是用下面这种同样雄辩的遁词：“……工业雇佣工人拥有一小块土地，这种工农业结合的许多事例……”不过是“国民经济制度中的一个枝节〈！？〉；把这看作是农业工业化和农业丧失独立发展的新表现，暂时还没有〈？？〉任何根据，这一现象涉及的范围还不太大（例如，在德国，从事工业者的土地总共只占农业面积的4．09％）”（原文如此！第2卷第254—255页）。第一，几十万工人拥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土地，并不能说明这个“现象涉及的范围不大”，而只能说明资本主义使小农的地位每况愈下，成为无产阶级了。要知道，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农民（虽然他们人数极多，在550万人中占320万，即占58．2％，几乎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总共”只占有5．6％的农业面积！聪明伶俐的布尔加柯夫先生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小地产和小农业的一切“现象”都是“枝节”，“涉及的范围还不太大”呢？？在德国550万个耕作者中间，有791000人即有14．4％的人，是工业雇佣工人，而且他们绝大多数都拥有不到2公顷的土地，这样的工人总共有743000人，占拥有不到2公顷土地的农民总数的22．9％。第二，布尔加柯夫先生照例又歪曲了他所引用的统计资料。由于疏忽，他从德国调查材料（《德意志帝国统计》第112卷第49页★）中引用了独立的从事工业者－农民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而非独立的从事工业者－农民（即工业雇佣工人）总共只有1．84％的耕地面积。791000个雇佣工人拥有1．84％的耕地，25000个地主却拥有24％的耕地。这能说是一个极小的“枝节”吗？］避开了上述两个问题！他说：“凡是完全或者主要依靠农民家庭自己劳动的农户，都可以算作农民农户；农民农户也很少能不依靠他人的劳动，如请邻居帮忙或雇日工，但是这并不能改变〈那当然了！〉它的经济面貌。”（第1卷第141页）赫茨这个人更为天真，他在他那本书的一开头就说明：“在下面的叙述中，我所说的小农户或农民农户，都是指的只有业主、业主家属和最多有一两个工人干活的农户。”（第6页；俄译本第29页）但是问题一涉及雇用“个把工人”，我们的这些小市民很快就把他们不论在什么场合总是挂在嘴边的农业“特点”忘记了。在农业中雇一两个工人并不算少，即使他们只是在夏天干活。但问题主要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只有最富裕的、殷实的业主才能雇用工人。一些市侩骑士们却喜欢把这些业主的“进步”和“繁荣”说成是广大居民的繁荣。为了替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找到一个更合乎情理的根据，这些骑士们郑重其事地宣称：“农民是和无产者一样的劳动者。”（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288页）这位作者对“工人政党愈来愈失去它们原先所固有的仇视农民的本性”（原先所固有的！）（第289页）表示满意。要知道，有了这种“原先的”观点，就“忽略了农民的财产并不是剥削工具，而是投入劳动的条件”这一事实。请看，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的确，我们不禁要说：先生们，就是歪曲，也要有个限度！这位布尔加柯夫先生写了长达800多页的两大卷“研究著作”，满篇都是从各种各样的调查、记述和专门著作中摘来的“引文”（至于引文引得是否准确，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说明了），但是他一次也没有，的的确确一次也没有想考察一下拿财产当作剥削工具的农民同拿财产“只是”当作投入劳动的条件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一次也没有引用系统的资料（我们看到，在他所引的那些文献里就有这种资料），来说明雇用工人的农民、不雇用工人但也不受雇于人的农民以及当雇工的农民这三类农民的经营类型和生活水平等等。此外，我们看到，他还引用了一些同大农有关的事实，一些既肯定某些农民进步又肯定另一些农民日益贫困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评论，来证实“农民农户的进步”（全部农民农户！）。他甚至把“殷实的农民农户”的形成看成是整个“社会的复元”（原文如此！）（第2卷第138页；参看第456页的一般结论），似乎殷实的农民农户并不是资产阶级企业主农民农户的同义语！他为挣脱这种矛盾的罗网所作的唯一的尝试，就是发表了如下这段更加混乱的议论，他说：“农民当然不是一个单一体；这一点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了〈大概是在谈到农民的工业雇佣劳动这一无关紧要的枝节时提到的吧？〉；这里分化的倾向和拉平的倾向在不断地进行斗争；但是，个别利益的这些差别甚至对立，难道比工人阶级各个阶层之间、城乡工人之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参加工会和不参加工会的工人之间的差别甚至对立更大吗？只有完全无视工人等级中的这些差别（这些差别竟使一些研究者从第四等级中分出第五等级），才会把貌似单一的工人阶级同多成分的农民对立起来。”（第288页）分析得多么深刻啊！把职业的差别同阶级的差别混淆起来，把生活方式的差别同各阶级在整个社会生产制度中的不同地位混淆起来，——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时髦的“批评界”［注：我们提醒一句，拿工人阶级的貌似单一作为论据，是爱德·伯恩施坦及其所有信徒的惯技。关于“分化”，问题，司徒卢威先生早在《评述》里就发表过一段深奥的议论，他说：既有分化，也有拉平，在客观的研究者看来，这两个过程是同样重要的（正如谢德林笔下的那位客观的历史学家，在他看来，伊贾斯拉夫打败了雅罗斯拉夫也好，雅罗斯拉夫打败了伊贾斯拉夫也好，反正都是一样（参看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现代牧歌》。——编者注））。货币经济在发展着，但是自然经济也在恢复。大工厂生产在发展着，但是资本主义家庭劳动也在发展着（布尔加柯夫的书第2卷第88页：“家庭工业……在德国还没有垮台的迹象”）。“客观的”学者，应该努力收集各种细小的事实，指出事情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一本又一本、一页又一页地翻阅所有的著作（就象歌德笔下的瓦格纳[86]那样）”，但却根本不要使自己形成始终一贯的观点，根本不要对整个过程得出一个总的概念。］根本缺乏科学的原则性，说明它实际上有抹杀“阶级”概念和取消阶级斗争思想的趋势。农业工人每天挣50戈比；雇用日工的善于经营的农夫每天挣1卢布；首都的工厂工人每天挣2卢布；外省作坊的小业主每天挣1．5卢布。凡是稍微有点觉悟的工人都能毫不费力地分析清楚，这些不同“阶层”的人物究竟属于什么阶级，这些“阶层”的社会活动应该具有什么倾向。可是，对于学院科学界人士或现代“批评家”来说，这却成了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深奥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