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读后感精选

《中国城市的死与生》是一本由童大焕著作，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30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读后感(一)：违背人性和历史规律的必被碾碎——Leo鉴书152

记得上中学讲历史或者政治时老师常讲：“任何阻挡历史前进的人都会被历史的列车碾得纷碎！”年纪越大越感觉这句话很对，根本在于“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历史上有个mao，虽然现在还没完全走下神坛，最终会被……

本书重点讨论“中国城市的问题在哪儿？方向 是什么？”我认为作者极具洞察力地发现了中国城市的方向，对比国外经验，给出了中国的城市为什么而，为什么死。非常值得一读。

“二、三线城市建城为什么大多火不起来？”的答案是我从书中找到的。

首先是大城市为什么很多人生活质量并不高还有很多人去。在大城市或者超大城市资源集中成本相对低，以相同的投入可以有更高的出。与此同时，农民在大城市的收益也比种地的收益大得多的多。结果就是大家都去大城市，而因此产生的资源集中效应让大城市的成活成本进一步降低，与此相对的中学商人的经营收益也有所增加——这应该就是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其次是有关“二三线城市人为建设”导致的浪费。希望农民离土不离乡，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愿望，但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政府集中力量建设了很多基础设施，拉动了GDP，但是建好之后没有人来，集中资源优势无法形成，最终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浪费，无论是前期投入的资源，还是后期因无法有效运营所导致的继续浪费。这就是违背规律的代价。

最后，有什么样的城市可以最终“活”下来。大家都知道曾经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已经宣布破产，这个诞生过三集《机械战警》的城市将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希望通过破产法她还有机会。回头看下中国，其实像底特律这样产业结构守于单一的城市也不少，那如何解决类似资源枯竭（没资源以政绩为目的更可怜）的问题？本书的内容、作者的观点引发了我的进一步思考。那些有特色的城市也许最终会活下来，那些资源型、政绩型城市在政府把一些东西还给市场之后，转型不利时会消失。也许再过几十看，我们看过的并非城乡共同繁荣，而是强者愈强的结果——大城市人更多，生活成本更低（看下东京），小城市更有特色，或者大力发展了诸如农业等基础产业。

无论怎样，都希望当今管理者能真正吸取国外之前、国内当前所犯错误的经验，很多时候多学可以少走弯路，可以让不可再生资源被更少的浪费。城市管理者请尽快找到真正的规律。

本书中还涉及了其他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城市平民窟、城市建筑密度仍然不够等。研究土地、城市问题的朋友不妨入手一读。

《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读后感(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首先要说明下，我对有人讥讽此书是民科的见识很不以为然，此真乃迂腐之见。易宪容是“专科”吧，可你要过去十年里听了他的，估计你现在就得哭鼻子。别拿头衔和形式来唬人，重要的是一本书中有没有真正的思想，至少童先生的这本书绝对是有的。

在国内谈论过城市化的公知中，有两个人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童大焕，一个是薛涌。他们当初作为公知都出了不少畅销书，但现在都走上了创业之路，一个给别人做房地产的个人定制服务，一个则为留学青年从事留学定制服务。这倒也不错，也算是学以致用了，而且可能也说明一点：在中国，任凭你再有才华，靠卖文为生是赚不到钱的。这也是当世文人的悲哀，想想民国作家的收入水平，实在让我等汗颜。

但是童先生通过把自己的思想致力于实践，却收到了不错效果，人家现在都是资产两千万以上的业务才做了，这说明他的理论在实践中是产生了良好效益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可以让批评者也闭嘴了——你牛，那你就表现出更高的赚钱能力来吧。

我曾在网上看过一些童大焕的文章，印象比较深，所以前段时间就从图书馆里借了这本书出来，权当睡前读物。但不曾想，一下子竟然被吸引住了，以至于睡得都比平时晚了。童先生所说的高密度的大城市化的观点我并不陌生，而且也比较认同。但是书中还是有一些看法给我带来了新的冲击：其一是关于贫民窟的理解，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说实在的，以前每当看到那些认为我国没有重复某些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窟的意见时，虽然也总感觉有些不对劲，但是却总说不出个一二三来。这次童先生算是把问题说透了，让我一下子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其二是关于中国现行城市化中土地制度的问题的阐述，看得出来作者是做了不少实地调查的，有些非亲身接触不能明白。比如关于18亿亩土地红线而导致的农村土地补偿变异问题；城市工业住宅用地规划不合理的问题；工业化相对城市化的超前发展问题，虽然不全是他自己的思考，有些也借鉴了别人的成果，但仍然是颇有启发性的。

不过书的最后一些部分有点儿野心过大了，作者还是不脱公知本色，又开始谈论起中国的前途命运了。当然谁都有权利谈，只是这类问题实在太大、太复杂，绝不是轻易可以理清的。有个别对时事评论的话语，让我都有点吃惊——倒不是吃惊他的观点，而是编辑肯放行，居然还是毫发无损地出版，真是让人感叹。或许2014的环境还是与今天有所不同吧，如果是现在，恐怕就不好说了。但总的来说，在这一部分，作者的好些想法还是太过理想化，虽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拿到现实中来还是很难实行得了的。

或许童大焕先生就像现在这样就挺好，理论联系实际，埋头赚钱，既帮助了他人又帮助了自己。何乐不为？正像古人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嘛。只是这个“天下”应该首先理解成一个个的现实中的人，这可能也更符合童先生的本意吧。

《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读后感(三)：亚马逊《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走出费孝通陷阱》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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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的建议为什么必须听？

评论者 岁月如歌 于 2014年7月24日

版本: 平装

十年砍柴：如果听童大焕的，我的资产起码增加300万。2004年贷款买了套房，2006年有些存款想提前还贷。与童大焕闲谈，童笑我傻。当时北京鼓励买房，首付低，他建议我用这笔钱做首付在五环附近再买一套，租金还月供足够了。他说：现在小老百姓能从银行贷出钱只有买房。——我未听其言，果断提前还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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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是在挽救城市还是在制造鬼城？

评论者 yuanzi0110 于 2014年7月28日

版本: 平装

各地鬼城不断涌现，作者在这本书中列出了大量准确的数据，还汇集了各地的案例，眼看着这些惊人的数据，深刻感觉到，这是一场和“鬼城”的赛跑，政府和企业必须改变目光短视的做法，尽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摘取书中一部分内容，从数据上判断这一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鬼城”已经造成了多少直接损失？在人口自然流动的城市化过程中，平均每天消失200多个村庄，中国300多万个自然村，在过去十年有90万个自然湮灭和消失了。这个人力不可改变的自然历史发展规律，也不能计入“鬼城”或鬼村的损失行列。

除此之外，“我走后哪管‘鬼城’遍地”的行政力量强力推动的小城镇、新农村建设、开发区，都应该计入“鬼城”范畴。

没有人能够准确估算“鬼城”到底造成了多少直接损失，因为统计的口径不一样，因为各地方政府都不承认自己辖区内有“鬼城”，哪怕“鬼城”早已经浮出水面。我这里也只能给出两个大致的思考和估算方向：

一是假定各省平均1.3万套保障房空置，全国平均每套保障房价值30万元，那中国大陆光保障房空置损失约1200亿元。新农村建设、新城建设、新开发区建设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当在其百倍以上，也就是十万亿元的倍数计。

二是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2013年1月25日公布的报告称：土地房屋闲置问题突出。报告指出，近8年来，中国住宅用地供应年均增长率为城镇人口增长率的3...阅读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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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城市化问题

评论者 面瘫魔可 于 2014年8月6日

版本: 平装

不仅是中国，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中国城市化问题日益严峻，童大焕老师这本书对走出费孝通陷阱做了很好的阐释，直接针对城市化的核心问题，给城市决策制定者、开发商、投资人、其他对城市化关注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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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在书店里看到的一样

评论者 非鱼 于 2014年11月20日

版本: 平装 已确认购买

质量可以，到时候看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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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读后感(四)：无力吐嘈，只能介绍

童大焕先生这本书拿到手中差不多一年了，先后读了两遍，一直不敢去写评论。他文章写得很好，旁征博引，观点清晰，读起来很有力量。尽管如此，我对他的观点也并不完全赞同，但囿于个人学识能力有限，对此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无力批驳——这也是我迟迟不敢动笔写评的原因所在。既然无力吐嘈，那就只能介绍下主要内容来滥竽充数了。

他在书中主要分析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城市化的方向，也即城市体系的规划问题。他认为大城市化的潮流势不可挡，而出于美好的愿望或者对于城市病的恐惧，就以行政干预来限制大城市发展，以促进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最终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做法只能是死路一样，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也即他自己定义的“费孝通陷阱”。他的例证之一，是全国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鬼城”的大量出现，以及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在各种限制政策中继续加速膨胀，他认为这都是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规律对权力的嘲笑。所以，他极力反对限制大城市发展的做法，认为城市化规律所遵循的强者恒强的“磁铁效应”和“万有引力定律”，大城市的持续发展自有其内在动力——是天然的多样化的发动机，能够带给人们更多的上升机会、能够更好的促进土地和资源的高效利用——而大城市化带来的不均衡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所在，要让大城市自己到达所能达到的边界。

二是城市化的动力，也即城市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城市化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自由——人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自由交换。他的论证逻辑是，人口的流动和聚集形成城市，而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必然伴随着人际关系和财富的聚集，这种聚集能够产生“聚变效应”，即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带来财富密度和经济密度更大的非均衡性增加，财富和经济密度又进一步刺激人口密度增加，这就是城市化发展的最大秘密所在。所以，城市化的核心是人口的聚集，它是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而大城市化是节约资源、提高效率、人类自由与能量充分施展的必然结果，是城市为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而非企业创造了城市。这样的反证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当下现实中屡见不鲜，比如前些天央视报道的甘肃玉门的变迁就是一例。

三是城市化的推进，也即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解决。在这里，他针对中国当前城市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主要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对于政府权力对于城市发展的粗暴干预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嘲讽。与他主张自由的价值一脉相承，他认为在推进城市化必须恢复主体的地位与权利，让人和不动产能够自由流动；给城市以自由，让每一个城市都自由发展，让城市中的贫民窟自由存在；给农民以产权和交易的自由，坚定不移地实行土地私有；给市场以自由，让小产权房合法化，进行市场自由交换；给房价以自由，房价的上涨与回落都交给市场来决定……

总结起来，童大焕教授站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他的核心观点是，自由是城市化的动力，让城市自由发展是正确方向，权力的干预会让中国城市走向死路，必须坚决推进简政放权，还发展的主体以应有的自由，给城市注入活力以赢取未来。

事实上，有关中国城市化的问题，各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一直非常激烈，童大焕教授的观点只是其中之一。他将自由的价值推得如此之高，在当前的中国未必就是好事，能否真的如他所愿也确实存在疑问。虽然我没有能力进行深入解读，还是希望诸多象童大焕这样的专家学者们能够通过这种观点的碰撞，破除种种束缚，为中国的城市化找到一条最佳路径，又稳又快，让国人的生活美好起来。

《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读后感(五)：为中国城镇化的美梦敲响警钟

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不缺乏奇迹。在改革开放短短三十余年的时间里，凭着众志成城的坚定意志和人多力量大的扎实基础，已经让这个在建国时还是积弱积贫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

毫无疑问，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在过去几十年中一批批新城市、新城镇的不断出现，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成绩的力证面前，决策者们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结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

以政府为导向的投资在中国经济里一直以来就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当“城镇化”成为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时，一时间这种追求又多又快的方法又成为了中国城市发展计划里的不二法门。这样一种以大投资、大建设为手段的方式也被国人概称为“造城运动”。中国的运动，向来是轰轰烈烈的，这次的“造城运动”亦是如此，当中国的制造业、农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时，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造城”主角们却是一路高歌猛进赚的衣钵满盆。那些人气不冷不热的二线城市姑且不论，就连全国各地许多原来还是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地的三四线城市瞬间是“高楼万丈平地起”、“条条大路通远方”。

光鲜的表象背后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悖论：一面是仅仅35%的实际城市化率，一面却是后线城市屡见不鲜的“空城计”、“鬼城”或是道路、桥梁上门可罗雀。在中国经济的大舞台上的戏剧性的还远非如此，在如此这般巨量的空宅率和产能过剩面前是即将到来的中国最后也是规模最大、变化最快的一次大变迁和大洗牌：《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回到中国经济的惯性轨迹，诸如此类的发展的必然少不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粉墨登场。

以卖地为主要获利手段的地方政府是危险的；以不顾产能过剩、只为漂亮的GDP和政绩报告的投资是不负责任的。作为城市、城镇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局面正在显现。童先生开篇点明地引用了令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底特律市政府破产的例子，绝不是危言耸听！虽然我们与老美存在着政治形态上的差异，但对于市场、城市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却是类同的！如果不按照规律办事，表面上可以大刀阔斧地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城镇化进程，也可以变成一把高悬在头上达摩利斯之剑。 童先生有关于中国城市的“死与生”绝不是空穴来风！

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的最初路线方向，童先生认为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至费孝通先生的大作《江村经济》中。对于这样的发展模式，童先生认为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地缘前提。建立在这个前提上的吴江发展模式，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如果举全国之力将这个模式举国复制，则很可能又是一次不切实际的“”；如此，将是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承受之重。

童先生认为，中国城镇化存在着诸多短板，以投资式的“造城”完成的城镇化只能是幻想。因为城镇化的核心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计划，而不是以指标为重的命令。“人聚财聚，财聚成城”才是观照历史上大小名城初初诞生到发展壮大的规律。为此，中国的城镇化的关键点应该落在解放生产力之上。解放生产力，又应该做到以市场手段为主，弱化行政参与，逆反市场“看不见的手”办事，只能是政府管的多，就问题多、效率差。从环首都经济圈到曹妃甸，从大学生就业到楼市价格，这样过于迷信政府的例子可以找到很多。童先生认为这样积重难返的局面，远非动嘴不动口的政策性变革可以解决，而是需要借助伤筋动骨的社会领域制度改革来完成。如若不然，即使中国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不会落入陷阱，也很有可能会进入迷宫中，两者都是误入歧途。

对于中国的城镇化，全体中国人都怀有着最热切的期盼，因为这不但事关祖国的发展，更和大家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对于中国的城镇化，童先生有着自己冷静而独到的认识。两相结合，我想起了萨缪尔森先生常常告诫他学生的一句话：“热切的心情，冷静的头脑”。一个城市的建设需要少则几十年多则百年的努力，为此我们更需要知晓事关中国城市生死大事的一二三，“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