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故乡》读后感精选

《生死故乡》是一本由杨献平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页数：2014-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死故乡》读后感(一)：阅读，即重生

我敢说，这世上逃离乡村又有勇气直面乡村现实存在者，无有几人。这是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的。乡村生活现实太庞杂，庞杂到你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而人总是擅长逃避的，故而更多的人，都是离开了，就离开了，再也回不去了，也不想去重新面对和正视。并常以此而沾沾自喜，偶尔对乡村人事抱有同情已属难得。很少有人为这一个群体立传，更谈不到自醒。

不能自醒的人生，谈不到作为人的真正站立。只能说，这个人从一种生存状态逃离，进入了另一种生存状态。与一只生存在荒芜之地逃离到生态环境优渥之地的动物几无差异。

而人，应该不只是四肢，而且灵魂可以直立的高等动物。

直面是一种重生。起码是个人的，也是对应了群体的。此书将让更多的逃离的人，有勇气面对前世今生。

感佩作者，作此系列审视和书写。

《生死故乡》读后感(二)：深圳商报

《生死故乡》：

揭开农村的残酷与真实

《夹边沟记事》的作者杨显惠说，她断断续续读完《生死故乡》，脑海里出现了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我不能说这部书稿达到了萧红的水平，但是杨献平的眼光和境界已可以和她比肩。尤其是在中国文坛争先取媚邀宠的大背景下，这部书写出了这三十年的农村史，难能可贵。可以说这是一部新的《生死场》。”

这本书描写了太行山南麓的乡野人文历史、民间风习、乡村传统等诸多因素，是一方地域民众生活与精神的集体画像，亦是一部北方乡村人群的当代世俗生存史。杨献平试图建立自己的文学领地。他自觉摈弃了旧有的乡村抒情与浪漫、伪饰色彩的书写方式，以本真的态度、白描的手法乃至小说散文杂糅的文体，写出了当代中国底层人的生活和精神变迁。

《生死故乡》读后感(三)：人间故事

我经常对人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乡：我家门前有山，山下有河，河边是竹林，竹林边是稻田菜地；菜地里有新鲜的黄瓜，不管是谁的，你都可以摘一根，在袖子上蹭蹭，咬下去，甘甜可口；菜地边是一栋栋两层小楼，间或有些平房，但也是白墙黑瓦，青藤绕檐。

我愿意听乡亲调侃，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小时候满村乱窜，赶上谁家饭点，让我叫一声妈妈，我张口就来，然后上桌吃饭。

这样美好的记忆，封存心底，时时回味。直到我开始咂摸众生百象，才闪耀出另一幅灰暗的画面：

有性情暴戾者，经常在家打老婆。女人想离婚，离不了；搬回娘家住，他经常去骚扰，从外面搭梯子爬上二楼房间，强行侵犯。老岳父一气之下，在一个深夜，喝下一瓶农药，在女婿独居的小平房前叫骂，然后痛苦地死去。公安局鉴定自杀，追究不了刑事责任。恶人依旧，女人的生活依旧。

有鳏居老人，年轻时娶了疯婆子，生了个女儿。疯婆子跑了，女儿长大跑到别村找人嫁了，基本不回来。老人在一个冬夜被车撞了，司机驾车逃逸，老人重伤痴呆，被远亲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只管饭，不管活。在几年后的一个冬夜，衰竭死去。

文明与愚昧并存，美好和伤痛同在，前者麻醉感官，后者刺激灵魂。

就在这个时候，读了杨献平的《生死故乡》。朴实而流畅的乡间叙事，在南太行山下一个又一个隔绝的村落里，拎出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刘乡长睡了妇联主任，且不论中了圈套还是双方性起，八万元私了，且没影响到他的仕途，这在农村就是一种双赢；

黑老三被诬纵火，无法辩白，直到葬身爆炸的矿洞，结束被侮辱的一生。致死他的，不是贫穷，是缺少关爱的温柔；

漂亮的四姨妈预言自己不得善终，一语中谶，半裸地死在门槛外边，儿女却隐忍不发，听任污名、谜底和冰凉的躯体一起沉入地府；

……

乡野卑微，命运蹊跷，纪实和虚构水乳交融，丰满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故事。作者说：“故事是人心当中最丰茂与自由的物，一旦成型，就会四散奔逃，开花结果，还斜枝横移，叶片万状。”我俯首称是。抛开晦涩的理论和无病呻吟，每天在拥挤的人流中寻找容身的位置，离开乡野，离开那孕育故事的厚土，我们沉重地只想从他们的故事中寻找自己的影子，父母的影子，乡亲的影子。

“虽说人终究是时间的消费品，但最终命运不该太过悲惨。”我们因着祈愿，作出内心的呼喊，正视淋漓的痛。但他们“在得不到任何尊重与尊严的卑微生存当中，却总是以各种方式对同类进行刀子一样的践踏与剜割”。所以我们看到黑老三的死，看到赵彩泥和付二妮的谩骂、撕扯，看到曹建军的得意、失败、扭曲和白秀花的反抗与复仇。他们的命运无常而悲惨，即使皈依上帝，也没能扭转生老病死的苦楚。南太行下如此，贾平凹笔下的秦岭如此，芙蓉镇亦是如此。

所以，我们从《生死故乡》中，看到了这样真实的画面，他不拘泥于某一家，某一个村落，他由南太行向周边蔓延，到山东、山西，到河南、安徽。大抵，中国的乡村皆是如此。放眼过去，都是父老乡亲，都是人间故事。

《生死故乡》读后感(四)：故乡：一个非诗意的名字

正是寒冬，回乡，参加祖父的忌日。天很冷，老家已经废弃的院落显得更为寥落，随着大片大片的雪花落下，稀疏的蒿草横七竖八地倒在一角。突然，我就想起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那句话来：“我家的院子很荒凉的。”

事实上，童年时它不是这样。那时，祖辈们还健在，房屋是新修的，那只大黄狗还没有走丢，傍晚大家还保留着串门的习惯，小小的院子无比热闹、充满笑声还有我们对长大后的无限憧憬。

我曾无数次和朋友描述过这个场景。而当多年后，我置身其中的时候，方才感觉到那种诗意与浪漫的矫饰。故乡其实是有多个的。童年未经世事，茫然无知时的故乡，清新、澄澈，无比单纯。出走他乡后，故乡成为精神的羁旅，遥远也陌生。当我们在年末或假日归去时，它又摆出又一幅怪异的面孔，嘈嚷、凌乱、荒芜或冷漠。随着年岁渐长，面对它，情绪也愈为复杂——我们身处一个激变的时代，“现代化”的利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乡土，“故乡正在沦陷”、“土地已经黄昏”这样的感慨已经成为无法辩驳的定槌之音。

也许正因为此，近年来的阅读市场上，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乡村叙事——或凭吊、或追忆、或惋惜。往大了说，受制于历史与环境，如杨显惠笔下的夹边沟；受制于时代变迁人事更迭，如梁鸿记录的梁庄；再往细了说，则是民族劣根性、乡野本性等在时代大域的极致表现，如杨献平笔下的南太行。

如果说故乡在我们的远方叙事里参杂了过多的个人情感而显得格外诗意，那么当我们真正重返故乡，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而不仅仅站在外围去窥视或俯视时，对它的体悟则要真实和可靠地多。让我们随意翻开《生死故乡》的任意一篇，这种在场感、粗砺感以及生鲜感，都脆生生地冲击我们对故乡的固有认识，所有冷静的、克制的乡野叙事，都凸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和非常宝贵的微观形态——男女偷腥、换丧嫁娶、妯娌互斗这些乡村环境中最本真的细节都完整地保留着。

我想起有次和朋友闲聊，说起农村。朋友说：“现在有的地方，真是不该再存在了！”我惊诧于他的骇世直言，忙问何故。他说起在河北农村调研时看到的整个村庄的残破——青壮年们都出外打工了，剩下的除了老人，竟都是些生活无着、身体残疾或有着智力缺陷的人，他们生活困苦，即便是解决了温饱，也因自身缺陷在乡邻间饱受责难，甚至缺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我想如果仅仅把他们的生命称作卑微或者缺乏尊严是不够恰当的。在浩瀚的北方大地上，卑微如草芥的人民实在太多了。他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耕耘收获，时而饱尝命运与天地的责难，时而被同类摧残、践踏和剜割，时而因子女与未来偶尝喜悦，遍布其生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勾连、撕扯。

在《生死故乡》一书的楔子中，杨献平这样写道：“我的这一些文字，首先是人的，而且关乎大时代下如草芥之人群的生存史和精神史。人世间的阳光雨露总是自然赐予他们的，而他们，在得不到任何尊重与尊严的卑微生存当中，却总是以各种方式对同类进行刀子一样的践踏与剜割。人自身的幽深、离奇、多样、复杂，匪夷所思，也理所当然。我希望，我书写的，是一方地域及其人群的，也更是这世上每个人的。因为，世上最大的事情应当是人的尊严与生命的折断与自渎、确立与沦陷。”

我想，写作不止是才华的流露，更是态度的呈现。《生死故乡》让我看到了生之为人对生命的敬畏，对故土的精神回归。

《生死故乡》读后感(五)：逼仄环境下的权力追逐

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出现了城乡的分野，为了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一批长于乡村的青年通过求学、务工的渠道流淌进入了城市，从那时起，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乡村文学”的分支，一批在乡间地头度过童年和短暂青春期的进城文化人持续不断地用笔墨追忆着田野、村落、炊烟与乡民。

翻阅古代历朝的文学遗产，乡村的书写者也不缺席，从写作目的来说，他们描写乡村，或者是感慨耕作之苦、寄托“悯民”思想；或者描摹、美化自然风光，表达作者归隐田园的愿望（以陶渊明为代表）。这两种路子在现代变形后得到了各自的传承：感慨耕作之苦的将目光聚焦到个人，表现作者（一般是由乡村考入城市大学的“跳龙门”者）对于父母艰辛供养的感恩；大到社会结构，反思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异，追问农民为何负累连连，处于整个国家阶层的底部。和古代不同，盛赞乡间风光的在现代不仅仅是入仕者，为城市环境、压力所困扰的普通人都可能唱出一曲田园奏鸣曲，满怀深情地细数故乡的人事、和谐、恬淡。

杨献平的《生死故乡》走的不是社会学意味的追问、探索之路，他对于原生家庭中的家庭成员有温情而无情感的泛滥，昔日的友邻和乡党也并没有挨个套上淳朴的光环。从他的描写中，读者可以看出，乡村不是一片理想乡，由于资源的匮乏、生活的贫苦，这里的居住者可能更加赤裸裸地追逐欲望——人多势重的家庭对于弱小者全家几十年持续欺凌（《邻里之间》），邻人鄙夷穷苦的青年无力娶妻而被误杀（《重述一桩过世杀人案》），作者弟弟因为超生被基层公职人员屡次勒索不开发票的罚款（《在民间》），发生的这一切，和城市中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没有什么分别，但法制与规范的缺席，让一切赤裸裸地发生了。正如杨献平在自序中所述“人在得不到任何尊重与尊严的卑微生存当中，却总是以各种方式对同类进行刀子一样的践踏与剜割”

以前读过吴飞对于乡村自杀现象的研究著作，至今还记得书中的关键词——“争夺权力”，在杨献平的“生死故乡”，官职是权力，一个乡干部让全家沾了光，包括呆傻的小舅子；性是权力，家贫让儿子讨不上的父母不仅在邻人面前抬不起头，甚至遇上个凶悍的儿子，“敢一脚把老子从屋里踹到外院”；钱是权力，附近“好赚钱”的铁矿让壮劳力趋之若鹜，哪怕井下早就添了几多亡魂，也要赚回票子抖一抖威风。邻人的口沫飞扬、青眼白眼定义了村中哪些人握有权力（吃皇粮的、娶得上媳妇的、不在地里刨食的），哪些人不配拥有，书中的每篇文章中，作为返乡者的杨献平对家乡已不熟悉，总是有一个或多个讲述人（亲戚、同学等）引领他走入乡野，引子往往是口耳相传的流言，谁与谁交恶，谁家又出了“桃色新闻”，谁有本事发了家。“群众的眼光”成了个人的裁判者，驱使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这应该算是杨献平的一分洞见——乡村和城市最大的不同，就是逼仄环境中舆论对个人或生或死的决定作用，即俗语中的“唾沫星子淹死人”。

在杨献平的写作中，通常和城乡村做二元对比的城市是缺席的（书中除了他，虽然有外出打工者，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二者的差异出现改变），个人的感慨也被降到了最低（他甚至没有诉说自己是如何进入城市的），正如他本人的言说“具体到这本书中的文字，他们应当还是单独的，尽管其中也有由个人而到整个文化背景和传统制度，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没有牵强地贴靠，也没有自作主张地红花绿叶。”这种进入方式可以说是相当谨慎的，也让行文保持了冷静与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