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改变历史经典读后感有感

《气候改变历史》是一本由[美]狄·约翰 / 王笑然 主编著作，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14-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气候改变历史》读后感(一)：一本“引进”方式上很有趣的书

这本书就本身而言还算可以。作为一本文集，除了其中几篇文章令人觉得与主题关系不大之外，开头和最后的几篇选文还算是给了读者（早期）环境历史学文献的大致风貌。

但是，在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便有些不解，为什么二位编者没有在第一章进行一个理论综述，或者引言之类的？这不是理论性编著的一般惯例吗？此外，难道环境历史学中就没有实证更扎实的文章，以至于编者只能选一些探索性的讨论，以及一些明显偏题的文章（如：许倬云第一篇）？

之后看到东早一篇书评斥本书为“伪书”，然后又看到了编者的回应（请看此链接http://bbs.tianya.cn/post-390-25655-1.shtml）。只能认为，这是一部“引进”方式上比较有趣的书，跟我们一般理解的译著不是一个套路。尽管如此，我仍然坚持认为在选文上编者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这估计应该是编者和出版方各打五十大板。

《气候改变历史》读后感(二)：很想推荐，但是实在下不去手

这本书选的文章质量还行，章节设置也不错，虽然选了两篇亨廷顿的文章，但是巧妙避开了他西方中心论和地理决定论的糟粕，从而不至于拉低整本书的档次。单就内容而言总的来说可以作为理想的气候史入门书目推荐出去。

然而，这里有个非常致命的然而，在编辑校对上的硬伤直接把这本书的质量拖到了水平面以下，有些低级错误实在是令人发指，建议责任编辑出来谢罪。第一篇文章上来就给个开幕雷击——你们校对完稿子不顺一遍注释编号吗？从第4个注释开始就对不上号了，后面的十来个编号全是错的。这种问题连我这种只干过拢共不到一年编辑的鶸都能在最多三次审稿的过程中发现，难道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经验都这么匮乏吗？错字丢字这种比较零散又很多，就不一一吐槽了，第82页注释2的“托钵修会”四个字错了仨，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不太想质疑编辑个人的工作水准，因为这行业的准入门槛还挺高的，我觉得这么多低级错误的出现只能说明编辑人员的工作态度实在是对不起这么高质量的选文。

《气候改变历史》读后感(三)：380年前广州城的那只老虎

【镜杯阁书札】1642年，广州城北居民发现了一只老虎。居民抓住了老虎，然后将其放生。这背后隐含着什么样的丰富信息？ 《气候改变历史》，是一些“环境历史学”学者研究成果摘编的汇总。有环境历史的先驱之一埃尔斯沃斯·亨廷顿的《气候变化与历史》，史学大师阿诺德·汤因比《停滞的文明一一玻利尼西亚人、爱斯基摩人和游牧民族》，其他还有约翰·理查兹，阿尔弗烈德·克罗斯比，马立博，中国台湾学者许倬云等，分别介绍近现代世界气候的历史变化气候对欧洲殖民历史的影响，中亚少数民族的大举迁移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气候在复杂性社会瞬间崩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 在农业社会，气候对农（牧）业生产成果的决定性影响不言而喻。由于气候不规律周期性变化，在农牧业生产危机时，对部落、民族的生活产生冲击，由此驱使或促成人们做出一些行动选择，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但是集体的抉择或者说历史的结局，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做为充要条件。 唯物主义者不否认气候在改变历史中的影响力，但绝不会无限夸大其作用。

《气候改变历史》读后感(四)：环境史“委身”于历史地理吗？

关于《气候改变历史》是否为伪书的争论，在这里就不必再谈。双方的论点也不用再次赘述。但正如读者所说的，这可能是一本另类的“引进”图书，恐怕是不错的。

本书的题目具有十足的吸引力，是与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有相关性密不可分。其所选论文的产生年代大致跨越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其中不乏经典论著，以及影响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论文。对于国内历史学爱好者，以及专业人士而言，均具有可读性与启发性。将这些优秀的论文再次翻译引进入国内（虽然其中不少论文早已有中译流行），并“打包”出售，冠以“气候改变历史”的名义，也是一件功德事，至少在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气候研究的大众化与普及化上有所贡献。

然而，此书是否做到了“了解世界环境历史最新成果的必读书”的水平，需要迟疑一下，毕竟其中最新的文章也是十年前的研究成果了。另外，所选文章以气候、文明为主题，是否能够等同于“环境历史”，还需要斟酌，毕竟环境历史的内涵与外延都远远超过气候历史与文明变迁的范畴，尽管气候变化是环境中的重要要素。

最后需要提及的一点是本书的译者序。在全书第一自然段最后，译者认为“传统史学一个大的缺憾是，属于环境历史的内容，一直委身于"历史地理"这一标题下，对历史学问仅仅起一个辅助的点缀的作用。”很遗憾，我对这一观点并不表示认同。

理由有三：1、历史地理学之中包括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方向，其中本书的主要内容——气候史——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之一。历史气候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历史地理学者积数十年之力而完成的。如果任何一个研究方向均被认为是“委身”于所属学科的话，环境历史是不是也“委身”于历史学或环境学呢？我想译者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2、环境历史的提出可以将其所研究的内容从历史地理中解放出来，并得到升华，我是认同的。但是并不能否认之前历史地理学下所研究的历史气候与历史环境各要素变迁的学术成果的贡献，更不能认为这些成果在历史学领域内仅仅是一个“点缀”。难道竺可桢先生的经典论著、邹逸麟先生关于黄河变迁的研究、满志敏先生对于历史气候的研究等在历史学领域都是“点缀”吗？3、环境历史学概念的提出，其定义是什么？内涵、外延是否有明确的定义？国外环境历史与历史地理学是分庭抗礼还是相互交流共同进步，需要译者给出答案。国内环境史现今的个案与实证研究有哪些？能否做到译者所说的将其研究内容从历史地理学内解放出来，不再“委身”于历史地理学呢？我们期待国内环境历史给出更多的研究成果，自强自立。但我想自立的前提是尊重历史地理学家的前期贡献以及当下的优秀成果。

《气候改变历史》读后感(五)：气候改变历史吗？有一点，但不绝对

《气候改变历史》读后感——还是制度最重要

关于气候对于历史的影响，我一直很感兴趣。因为中国作为以农业立国的国家，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民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是国家稳定的最主要的基石。加上北部的游牧民族也靠天吃饭，草原上与内地农耕民族之间的战争也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原因引起的。我们国家的历史记载及研究基本上都是记载政治、军事乃至各种传说为主要内容，对于地理、气候的变迁和影响反而很少，对于因气候引发的灾荒以及由此造成的时局动荡甚至改朝换代都关注不多。本书实际上是一些“环境历史学”学者的文章摘编，是一本240页的小册子，由约翰.迪尔（John Didier）、王笑然（生于1983年）主编，王笑然翻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我从4月14日开始读，到4月16日上午读完。

作为相对专业书籍，本书选编了从20世纪初提出环境决定论的埃尔斯维斯.亨廷顿的《气候变化和历史》，主要介绍早期通过树木年轮、遗址、植物等外在观察提出全球气候存在一致性的脉动现象，影响了各地区的历史发展；约翰.理查兹的《气候与近代世界环境历史》，介绍利用树轮、冰芯、纹泥沉积物以及文献中的观察记录，可以对全球及当地的历史气候状况有大体的掌握，从而可以结合当时的历史事件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的发展的作用，具体分析了小冰河期（13---17世纪）寒冷的气候对西欧、中国及西非产生的影响。许倬云的《中国人对气候的态度》，介绍南北气候差异及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将人作为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将灾害性天气与执政的好坏相联系。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介绍西欧人对广大亚非拉气候的不适应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征服的艰难。大卫.阿诺德的《发明热带性》，主要介绍西欧人对热带地区的认识和看法的变化，从最开始最为旅游者和考察者对热带美丽风光和生物多样性的赞颂到后来作为占领者、开发者和定居者对热带多雨、潮湿、蚊虫、疾病滋生的厌恶，也讲到气候对当地人生活及历史发展的影响，西欧人对当地气候的不适应导致的相对死亡率较高等等，同时也谈到西欧人利用自身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对当地动植物的研究和改造。《对自然的殖民》，主要介绍英国人占领印度后由于近代化建设如修建铁路、开挖灌溉水渠等改变了印度的自然资源状况，并且作为占领印度的理由。汤因比的《停滞的文明》，主要讲极端天气和地理环境状况下人们为应对生存危机可能发展出一定的文明状态，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又使得这种文明只能周而复始的循环而不能发展，比如太平洋的波利西尼亚人、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尤其游牧民族，流动的生活和不断变动的生活环境以及刚好维持生存的自然环境使得游牧民族难以建立持续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旦气候变化，而周边农耕民族社会衰败，受到向外扩张求生存的推力和相邻农耕民族某些势力请求或者农耕民族因衰败而难以组织起有效抵抗的拉力相结合，就会对外扩张，造成民族迁移。许倬云、孙曼丽的《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主要是分析从1世纪到7世纪中国的气候变化，主要是参照世界气候变化及中国典籍记载，认为存在几个寒冷期，造成在北京边境游牧民族前赴后继向南迁移，造成“五胡乱华”。但就是从本文中可以看出，同样是寒冷期的公元1世纪，由于当时东汉国力鼎盛，结果不但大破北匈奴，迫使北匈奴远遁，而且击败了西北羌族的进击。但随着东汉的衰败和灭亡，即使在三国时魏国的有效统治下，也维持了边境线的安宁，但是统一后的晋王朝迅速垮台，才使得游牧民族进占中原，反复争夺北中国。可见作为成熟的农业社会的中国，对于气候的变化已经逐渐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耕作系统，在适应气候的条件下可以尽可能的获得相应的产量，维持民众的生活，但是如果国家运作系统崩溃，国家治理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就很难抵挡游牧民族的侵入。这一点在加雷斯.詹金斯的《气候的循环和成吉思汗的崛起》中也有体现，此文认为根据气候观测，在1200--1300年间存在一个极低温的气候寒冷期，比通常温度低2°以上，造成蒙古草原的干旱，推动了成吉思汗带领蒙古人四面出击。但同样在此文的历史温度表上，1400年前后也是寒冷期，其温度比通常温度低1.5°左右，就在这一时期中国明朝建立并且将蒙古人赶出中原，朱棣还数次深入草原击败蒙古军队。可见中原王朝的国力强盛与否与气候变化关系不大。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发表于1917年的《气候变迁和农业衰败对罗马帝国覆灭的影响》，讲到一些关于世界气候变迁的基本概念，如同一性、局地变化、世界气候变化朝同一方向、脉动或者不规则变化，以及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政治上、经济上乃至生物上的变化。作者从当时的气候历史数据中指出，由于气候变化特别是干旱才导致罗马帝国农业减产、工商业城市变成废墟、贸易减少、河流和湖泊变成沼泽导致蚊虫滋生疫病流行，人的健康状况下降，由此带来政治上的一系列变化使得罗马帝国覆灭。 马里博的《所有人都跑了——17世纪中叶（1644--1683）的战争和环境危机》，是马里博研究中国明清时期的书籍《虎、米、丝、泥：帝国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一书中的第四章，作者指出根据文献记载，岭南地区1630年代气温降低带来农产品产量降低，对外贸易路线的关闭又使得白银价格飙升，而按照通常年份制定的税收标准和按白银纳税的要求使得农民入不敷出，转而为盗，社会动荡，加上改朝换代的战争影响，南明、清、义军、盗匪反复拉锯，加上随后的平三藩的结果是人口凋零，死亡率达35%，超过200万人，而清王朝康熙年间为困厄郑成功采取的海禁及闭关政策，人口减少和荒地增加，使得少有的温暖年份的1670年代的丰收成为丰收的贫困，造成“康熙大萧条”，粮食价格仅有日常的十分之一，富人变穷，穷人饿死，形成所谓的“熟荒”。直到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以后，政治经济情况才逐渐好转。

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内容。看了以后还是很有收获。对于气候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影响社会，当然存在不言而喻的因果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考古发现，对历史的研究逐渐深入，尽最大可能的还原历史真实（当然永远不可能做到完整还原），气候成为复原历史场景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以前看这方面的专业书籍较少，这本书作为入门书籍，选题广泛，涉及面广，观点突出，论证也很有说服力，还是不错的。当然，通过对此书的阅读，反而纠正了以前我认为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运行主要取决于气候和地理环境的观点（尽管这是本书的作者们竭力要证明的），相反，社会观点、社会运行方式、社会制度等等才是社会能否正常运行、国力是否强盛的主要原因，环境特别是气候的变化在社会的发展起很大作用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汉朝寒冷期对北部游牧民族的战争胜败、蒙古人在中原的进退、17世纪中期岭南地区的灾难及康熙大萧条，都说明了关键是要采取合适的制度把人组织起来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保障帝国有效的运转，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