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河清文集》读后感1000字

《胡河清文集》是一本由胡河清著，王晓明、王海渭、张寅彭编著作，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48.00，页数：110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胡河清文集》读后感(一)：胡河清文集！

文学对于我来说，就像这座坐落在大运河侧的古老房子，具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我爱这座房子中散发出来的线装旧书的淡淡幽香，也为其中青花瓷器在烛光下映出的奇幻光晕所沉醉，更爱那断壁颓垣上开出的无名野花。我愿意终生关闭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听潺潺远去的江声，遐想人生的神秘。

有了这种文化上的“通”，就一通百通，很容易就通到文学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旧邦新命”。

——胡河清

《胡河清文集》读后感(二)：早逝的一位

这也是一位“早逝的天才”，如果这个词最近还没有被用滥以致让人反感的话。1994年在风雨之夜，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选择了自己命运的终结。那时我还在北方的一个比较偏僻闭塞县城里读高二，而听说这个名字要到上大学一年级大量读钱锺书的时候，而斯人早已远去。后来我来到上海，向一些当年胡氏周围的人问起过他的身世。《胡河清文集》还未上市，不免找出以前出过的《胡河清文存》翻一下，以作纪念。顺便说一句，现在《胡河清文集》编者，就是当年主编《胡河清文存》的三位胡氏友好，得友如斯，九泉可慰。

《胡河清文集》读后感(三)：浅见或偏见

上卷读完，先说些冒犯的话：编者的序有过分抬高友人的嫌疑，二十年还不足以盖棺定论。第一辑作家作品论老是用《周易》《黄帝内经》等“国粹”分析当代作家作品，这和海归学者动辙用新潮理论解构国内作家有何区别？我也不同意批评文章往神秘主义方向倾斜，作家的创作谈不在此列，因为他们确实不可能穷尽创作的关涉因素，但学者的文章至少应该把能够阐释的问题明畅表达出来，对于无法言说的部分只能存而不论。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偏爱似乎折损了文章的学理性。第二辑相对比较稚嫩，可见是作者的习作，“国粹”批评的内容少了，也提升了可读性，论《荷塘月色》那篇显示了作者的挑剔习性。第三辑论钱钟书和杨绛，只能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学识上的不对等是“钱学”难以突破的桎梏，哪怕才气不俗之人亦难免困窘。第五辑是我的心头好，作者的批评家地位总算可借此奠定，虽然择取的论述作品未必能传世。第六辑显示了作者的广泛兴趣，有得有失。最后提个问题，第四辑谈金庸的文章如今看来仍有新意，但页311说“美男子杨过的脸充满性感，连小龙女这样淡泊如月观音的佛国的女儿也禁不住诱惑，渴望从他的精液中尝一尝男性的滋味”，这种文学修辞大煞风景，又不见得能表达异见，何苦来哉？

《胡河清文集》读后感(四)：中国语言“一字多义”现象之探因——读胡河清《钱钟书论》札记

一种思维模式的直接延伸便是相应的语言机制。中国语言的“一字多义”现象的哲学根源在于中国哲学传统对于世界本质的辩证把握:以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把握世界的真义之所在。

黑格尔指出在人类情感方面、生理方面以及心灵方面也有它们的辩证法，即情感中自具辩证。而诗（此解为一切艺术门类）恰是通过感情方面、心灵方面的审美活动而达到对于宇宙人生的艺术把握，它的内在性质决定它非常容易获得辩证法的意味。譬如苏轼《前赤壁赋》:“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这从另一角度剖析了中国语言文字多义性现象的意义。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有“观念的”与“情感的”辩证之别（即哲学与诗的思维方式之区别）。就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而言，在东方文化传统中诗与哲学恰恰在本质上走了一条路线，即以直觉的审美方式领悟世界。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周易》的辩证法在基本结论上有某种相似之处，然而本质上却存在深刻的差异。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筑在极其缜密的理性思辨基础上，旨在揭示概念的自身运动的规律，而概念运动的归宿则是绝对的理念，即理念本身就是辩证法。其中贯穿着逻辑、认识论、辩证法一致的思想。而《周易》的辩证智慧是直观的、片段性的、带有灵感与诗的色彩，属于神秘主义的范围。其中没有总结概念运动之发展变化规律的企图，更不存在逻辑、认识论、辩证法一致的思想。

造成中国语言文字多义性还有一因: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对于本体论命题进行逻辑概括的巨大困难性，这边现在老子的思想里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即形而上学的最高本体论范畴难以用言词表达出来。面对这种困难，中国古代传统采取了悖论式的解法:由逻辑实证意义上的悲观主义结论“无可名”走向神秘主义意义的“多名”，这反映了知识的无限性与不可知论的界定难点所在。不可名是从逻辑实证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而多名则由此转向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隐喻思维。中国语言具有“多名”的隐喻能力，这是隐喻思维之在语言形式上的反映。因为隐喻思维具有诗的特性，中国语言也就充满诗的意象，并且特别富于诗趣。

中国传统思维的核心范畴乃“象”。“象”是中国思维乃至语言形式的隐喻性质的总的概括。制“象”的目的:凡究本体论深奥的天人之义，难以用逻辑思维穷尽之，故只能“假象于实”，托隐喻类比以“研几探微”。正因为这在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思维，因此便能够用各种不同的“象”（多名）来隐喻同一所指对象。这触及了隐喻思维固有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同时强调了隐喻（象）与所指对象（道）之间仍存在差异。若借助象而得到比较满意的显示，便可舍弃象。取象喻道采取类推的方法而无法采用逻辑论证方法，因此对于道的本质也就不能达到具有必真性的认识。以“象”为核心范畴的思维模式以类推的方法来认识形而上学命题，确实可能产生某种卓越的洞见，但却仅仅属于或然律的范围，而无必然及一定与普遍性。按照演绎逻辑的规律，论证过程是导向结论的思维演进全程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旦“变”抑“舍”，结论就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好或舍弃。而只有这样的逻辑过程，才会导致结论的必真性，并不容许有例外。

就认识论的意义而言，隐喻思维由于其“拟象不即”的任意性和类推方式，难以达到具有必真性的论断，但在审美创造活动中，隐喻思维本身就代表了诗的逻辑，而且诗的意义也附丽于隐喻才得以显现，因此也就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

从西方语言的一般结构特征来看，也反映了长于思辨的理性主义传统。印欧语的语词配合关系较中国语言为清晰与规律。句法控制能力也较中国语言为强，这就为科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演绎论证的展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在文学领域，这一优势却转化为薄弱环节所在。因为人类精神世界和感情体验的日益深化必然要求象征、隐喻等语汇作为文学表现形式，而西方传统的语言机制对调动这些语 汇的潜在表达可能性恰恰是不利的。中国传统语言的人文特性之优势主要在于审美创造领域。

自《马氏文通》发表迄今，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趋势是用西方逻辑语法来归纳总结汉语规律。虽然免不了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但对汉语逻辑化建构的进展却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因为积极引进印欧语法体系，现代汉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为一种可以容纳较为缜密的逻辑结构的语言，从而为高水平的思辨哲学建构与自然科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