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n Also Rises》读后感锦集

《The Son Also Rises》是一本由Gregory Clark著作，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Hardcover图书，本书定价：USD 29.95，页数：38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Son Also Rises》读后感(一)：节选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4年6月刊《奋斗无用》一文

《儿子照常崛起》描绘的状况更加残酷，本书的观点简单说就是：家庭决定命运。通过考察超过20个社会中不同家族社会经济状况的历史变迁，克拉克得出结论：所谓社会流动几乎不存在。一个家族地位的提升或衰落不是3至4代人的事情，二一班需要10到15代。因此，克拉克估计，你出生是父母的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有50%的可能性会在你身上延续——成功是会遗传的。

《The Son Also Rises》读后感(二)：光棍祖上不积德,吃饭就得靠拼命

读此书的人一般会提到两点，第一是名字极度酷炫，第二是结论骇人听闻。对于看过Clark之前一本书的人来说，这应该很为眼熟，因为A Farewell to Alms也是借鉴海明威，而其“西方经济发展是因为富人生孩子多穷人都被饿死了”的结论也同样霸气。两者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内文同样枯燥。

这一次，Clark的观点同样有趣。基本上，Clark说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祖辈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相关性为0.75左右。这和大多数研究算出的0.4差了很多。如果是0.4的话，那么祖辈的影响大概在3-4代之间就消失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但如果Clark的计算是正确的话，那么祖辈的影响能够持续10代左右。

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Clark举了大量的例子，从英美到中日都有。大量的数据都显示，社会流动性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即使是一些自认为社会流动性很高（“美国梦！”）或看似祖辈余荫看似应该没什么影响力的地方（洗牌后的天朝），基本上0.75这个数据都是雷打不动的。

Clark这个0.75有几个有趣的地方。首先，你自己的社会地位很难影响你子孙的社会地位。比如Clark分析日本的华族时指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些华族虽然生为贵族，但却未能像其他贵族一样持久的留在社会的顶端。Clark的答案是华族中有些人是贵族和大名的后代，有些人则是逆袭的屌丝的后代（比如伊藤博文），因此华族的数据要分两部分来看。结果显示，贵族和大名的后代能够“武运长久”，而屌丝们在逆袭后却有回流的可能性。

其次，这个0.75中基因的影响力比后天培育要重要。Clark指出，被收养的孩子受教育和收入都和养父母相关性较小，这说明父母很难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环境改变孩子们与生俱来的东西。Clark认为基因的影响力应该比后天培育大三倍。

第三，0.75并非意味着富有的人永远富有。这是因为任何社会现象都会逐渐回归平均值，另外随机性（包括大环境的变化，比如新中国成立）也是很难消除的。0.75的真正含义是人的阶级很难大幅变化。一般来说，人回归平均值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改变的，比如巴菲特的儿子虽然无法富可敌国，但还是小富即安，他的孙子可能衣食无忧，重孙子可能生活小康等。这种缓慢的台阶会因为随机性的存在而加剧或逆向，比如巴菲特的孙子可能因为染上了恶习而一代间成为了普通工薪阶层，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智商奇高无比，成为了大发明家。

在这种前提下，穷人的崛起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好的随机性只能让穷人走的快一步，但错误却可能让穷人回到起点。相比之下，富人虽然在不断下滑（回归平均值），但随机性也可能帮助其重振雄风。

《The Son Also Rises》读后感(三)：老子英雄儿好汉？其实本书纯扯淡

Clark这本书，我看了前面，把他的理论和方法论看完，就知道没有必要看下去了，因为剩下的案例，不管取自哪里，因为方法和理论的错误，就都没有意义了。

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Clark说，传统测量社会流动的方法是：父母的外显性指标（比如收入、教育、资本等）和下一代的这些外显性指标做一个简单的相关，如果相关系数是0.5，则0.5*0.5=25%的下一辈的该指标可以被父辈该指标解释。以此类推，如果隔了三代，则0.5^3=12.5%的孙辈指标可以被祖辈指标解释，而这个数字其实是很低的。因此，Clark说，不要看外显性指标，我们看“基因”指标，也就是姓。姓氏只会传给后代，不会变，如果跟踪姓氏，你会发现10代以前的江姓，其实就已经是长者风范了，10代以后出个天下第一的领袖，并不奇怪。

因此，Clark说姓氏所带来的相关性远远比外显性指标高。为什么外显性指标会如此低？Y=bX+epsilon, y是父辈收入，X是儿子收入，epsilon是误差。这个误差可能来自随机性，也可能来自外先行指标的转移，比如儿子可能不愿意当银行经理，反而去做画家，这不代表他的社会地位降低，因为画家的社会地位可能高。但表现在收入上，他确实和父辈收入的相关性降低了。Clark说如果看姓氏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

到这里都没有错，问题来了：Clark说姓氏说明了社会流动其实很少见，10代以前有钱的10代以后也差不多有钱，这说明了“基因”问题。这个内在基因是不会变的，它不是生物上的基因，而是人的经济、社会能力、智商等等。而环境和社会政策对这个基因造成的影响很小。

他错在无法区分什么是环境，hs什么是内在能力。牛逼的上层，不仅具有高智商漂亮的外表，他们位居高层这一优势本身就可以确保他们能够让环境对自己更有利，或者在发生不利时逃离原先的环境，而这时底层做不到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哪怕没有危险，犹大人就会马上把股票、资产、基金全部转移到以色列，而非犹大人只能吃金融危急的哑巴亏，而且因为犹大人的资产外逃自己更加倒霉。Clarks的模型等于Y=bXg+epsilon, bXg=Xi的总和，也就是说他的姓氏模型中，不再是某个人的父辈收入作为自变量，而是某个群体的父辈收入的平均值作为自变量，而epsilon误差也因此由个人误差变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随机误差。这样的好处是，个人随机因素不在了，但是，Xg，这个群体父辈平均值带来了新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都知道回归模型假设epsilon和因变量的残差是不相关的，但是由群体平均值带来的群体误差，却很有可能和因变量相关。比如平均收入高的犹大，和平均收入低的黑鬼，他们收入差别的不仅是能力带来的，也可能是因为犹大天生把灵魂卖给了撒坦开了“天眼”，因此他们后辈的收入比黑鬼后辈高。而这个邪恶属性是无法测量的，因此是个内生性问题。总之，拿群体平均值做fixed effect自变量，固然可以消除个人误差，但是内生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你很难说群体平均值高就代表智商、能力、基因好。

Torche和Corvalan在2016年的社会学方法和研究里也发表了一篇论文，从统计的角度指出Clark的方法纯粹扯淡。因为涉及数学符号太多，我就随便讲讲，你们自己去搜原文"Estimating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with grouped data: a critique of Clark's the Son Also Rises"。他们说，社会流动分成三部分：总流动、群体间流动、群体内流动，总流动B=群体间流动Bb+群体内流动Bw。这很好理解，汉民朱武挣钱多了可能是因为朱武本身牛逼，比其他汉民都厉害（Bw），也可能是因为回民被系统性剥削衬托出他实际收入多了(Bb)。Clark用的是Bb来研究流动，并称Bb的值比B要高。作者认为，Bb在Bw很小时确实可能比B高，但其他时候Bb反而比B小。后辈收入Y本身有个误差eta，父辈收入X也有个误差nu，当这两个误差不相关时，X的估计系数是真值。但如果他俩本身相关，父辈收入X的系数则必然小于其真值。Clark使用了群体平均值，因此eta就是“每个后辈收入和群体后辈收入平均值”的误差，而nu就是“每个人的父辈收入和群体父辈收入”的误差，而eta和nu没有理由“必然不相关”。比如，朱武的eta=朱武的收入和后辈平均收入的差，朱武的nu=朱武爸爸的收入和平均父辈收入的差。eta和nu明显是相关的。Torche和Corvalan还举了许多例子，证明在许多人群中，姓氏内间的社会流动其实非常高。

为什么Clark书里，同姓氏的人十代之后都很少发生明显社会流动呢，因为他的例子全要么是贵族要么是屌丝两个极端，这种情况下，Bb确实比Bw高，也因此比B高。这文盲都能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