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经典读后感有感

漫步于花雨

发布日期：2023-04-09 23:15:06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经典读后感有感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是一本由龚延明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68.00元，页数：94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读后感(一)：古代历史研究的精心之作

古代的职官名称真是令人头痛的学问，能把这个学问研究通透的绝对是高人。龚延明是职官、科举研究最著名的学者，这本书收集了他从事研究以来的大部分论文，书里面有很多篇章讨论了古代职官、科举制度，也收集了多篇作者在阅读古籍过程中发现的点校失误的相关议论与研究，适用于古代历史研究、古籍点校整理等方向，值得珍藏。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读后感(二)：龚延明：智者风范仁者襟怀（傅璇琮先生逝世周年纪念）

傅璇琮先生走了整一年了，然而其身影，仿佛并未远行，他的精神，他的著作，一如既往，还在影响我们、伴着我们。傅先生从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编辑、主任，到中华书局总编，他长期在学术上热情地提携我，使我从开始学术方向不明，走上有明确的学术方向，找到学术富矿，又帮助我将开采的学术产品，推向社会。从《宋史职官志补正》《宋代官制辞典》到《宋登科记考》，先生既是帮我制订学术人生的总工程师，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每念及此，感慨良多。因限于篇幅，本文只记叙两件事：

第一件：“不打不相识”。

1979年，我就唐诗《灵隐寺》的作者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在《杭州大学》1980年第1期刊出后，该刊第2期就登出了傅璇琮先生的《关于宋之问及其与骆宾王的关系》批评文章，明确表示这首《灵隐寺》诗当仍是骆宾王所作，而不是我所说的是骆宾王与宋之问合写。拜读之后，深感批评之中肯、立论之可信，其资料运用纵横捭阖，使我折服。回头再看自己所写的文章，实在浅薄，不免汗颜。

当时我并不认识傅璇琮先生，从徐规先生了解到，傅先生是中华书局编辑，是唐代文学专家。然而，这么一位专家，在批评文章中，言辞婉和，十分诚恳地提出问题，仿佛批评就像讨论一样，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傅先生的深湛学问和与人为善切磋学问的风度，感动了我。于是我立即给傅先生写了封信，表示接受批评，并希望今后能够得到学术上的指点。傅先生很快就回了封信，说“这是所料想不到的”。不久，他来信约我写一本《宋太祖》小册子。我欣然接受，《宋太祖》书稿交稿后，他曾致函我说：“《宋太祖》文采很好，我在编辑部会议上也讲了。我们想约请你再写一本《王安石》。”我很高兴，于是又写了一本小册子《王安石》。《宋太祖》《王安石》分别在1982年、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样一来一往，开启了我们学术交往之路。

有一次，席间有人问起我怎么与傅先生认识的？傅先生抢先回答：“我们是不打不相识。”指的就是通过学术批评结识的。

我这个并未跨入学术殿堂之门的年轻人，通过接受学术批评而能结识一位大学者——傅璇琮先生，并在此后一直得到傅先生学术上的指导，这是我人生的机遇和幸运。

傅先生对我的学术批评，可以说是学术批评的一个范例，这就是抱着开展学术批评的求真的目的，怀着与人为善相互切磋学问的仁心，不但能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而且会促使批评与被批评者之间建立起学术情谊。

第二件：主编《宋登科记考》。

傅先生是唐宋文学研究专家，但他兼有史家的史识与史学功底，他的智慧之深邃，正是基于能将文史研究紧密结合。他站在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高度，十分重视基础性的资料整理与研究。他觉得，宋代科举于宋代文学、历史与社会文化影响十分深远，下决心要仿徐松编撰唐代《登科记考》体例，撰编一部《宋登科记考》。傅先生感到此工程“绝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他想到此时我正好完成了《宋代官制辞典》，于是在1991年北京一次学术会议上，向我提出了合作做《登科记考》课题的事，我欣然接受傅先生的提议。

我当时还在杭大历史系工作，不知道高校古委会，他帮助我向高校古委会申请立项，又一起制定《宋登科记考》撰编体例。之后，在《宋登科记考》课题十余年的运作过程中，傅先生通过审读书稿，不断提出修改意见。在此，我略举傅先生关于《宋登科记考·天圣二年》书稿的眉批为例：

1．“杨正臣”条：“察襄，擢天圣八年进士第。”傅先生眉批：“察襄”为“蔡襄”之误。

2．“毛洵”条《宋史》本传，似应在周必大《文集》之后，这需有统一体例，是否以时代先后为准，如后之“叶清臣”条。

3.样稿原文：“孙锡，字昌龄。真州人。咸平二年登进士第……宋王安石《临川集》卷九七《孙公（锡）墓志铭》：‘公讳锡，字昌龄……以天圣二年进士起家。’”傅先生注：“咸平”为“天圣”之误。

4.样稿原文：“孙彝甫，一作夷甫常州武进人。”傅先生注：“夷甫”后加逗号。

5．“裴煜”条：引“清厉鹗《宋诗纪事补遗》卷一《裴煜》”。傅先生眉批：厉鹗非《宋史纪事补遗》著者。

6.样稿原文：“张瓌……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七《张洎》……孙瑰。”傅先生批：“瑰”应作“瓌”。

7.样稿原文：“周中和……秦和人。”傅先生批：“秦和”为“泰和”之误。

8.P.169“傅仪”。傅先生眉批：已见前页168“傅仪”条，重。

9．“曹平”条，眉批：“同三礼出身”，“三礼”漏加书名号，应为“同《三礼》出身”。

10．“孙抃”条，原文：“宋王得臣《麈史》卷七”。傅先生眉批：《麈史》仅三卷。

以上仅举10例，并非全部，但即便从上所引眉批，已可窥见傅先生对《宋登科记考》审稿之细致。从体例、简繁体更换、错别字、标点、引书作者等等，都在他严谨的审视之下，一一挑出存在问题，让我们能及时订正并引以为戒，帮助书稿通过一次次修改、一遍又一遍校对，不断提高质量，直到2004年全部定稿。

收录宋代4万余进士、420万字的《宋登科记考》书稿完成后，又是通过傅先生的联系，最后落实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使科研成果实现了推向市场的产品的转化。傅先生主编的《宋登科记考》，出版后，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获得了全国优秀出版图书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历史学类二等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我和傅璇琮先生37年的学术交往，不说电话联系，光书信就在300封以上，过从甚密，他长我半辈，其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更是高出我不知多少，但他始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视我为挚友。傅璇琮先生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具有出版家兼学者的高度，文学家兼史家的深度，仁者之心的温度，唐宋文学领军人物的全局胸怀，奖掖后进的大师风范，和高明的推动与组织学术研究发展的才干和艺术。

先生已逝，山高水长。先生的精深学问，与他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培养中青年学者的崇高境界，已成为一份珍贵的遗产，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继承。

（龚延明，作者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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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读后感(三)：龚延明先生爱写诗——在登顶路上唱出生命的歌声

《宋史职官志补正》重版后记（807页）

新版本还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即将以邓广铭先生为组长的成果鉴定组对《宋史职官志补正》的鉴定意见，收入书中，以供读者阅读此书时参考；同时，寄托作者对史学大师邓光明先生的缅怀之情。记之余，占诗一首：

投笔从戎二十年，重操旧业哀维艰。学海无涯觅方舟，前贤引领登渡船。

《考正》在前续《补正》，后学依托巨人肩。面壁五年入堂奥，乘风破浪勇向前。

龚延明记于浙江大学古籍所暨宋学研究中心二〇〇七年四月四日

《宋代官制辞典》后记（809页）

最后，权占一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十年漫漫求索路，一朝煌煌见新著。平生努力欲何之，甘为学林添新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