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脉动读后感100字

《中国的历史脉动》是一本由(日)沟口雄三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3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的历史脉动》读后感(一)：关于前近代一词的阐释

日人喜用前近代一词，来大致囊括明清，甚至描述宋以后直至近代的时段。认为近代之中国是历史变革的关节，这一点与西方是相近的，但实质上，关于前近代一词无论其作为日语词的构词法是怎样，在翻译之后的关键，不应该是“近代”，而恰恰是那个“前”的部分，是否应将明清，乃至于宋以来的历史认为是开出近代之花的土壤，即中国在自唐宋变革，又由宋转向内在以后，是否在尽力狂奔奔向历史上的近代？

仅就历史现象而言，诸子百家重现，五胡乱华分裂，地域军阀混战，经政体制剧变，是诸多历史标签的重构。明人，尤其是明末士大夫轻松妥协清军南下，所希望维持的国家一统。清人，无论是文字狱抑或是满汉同班，乃至于隆裕太后拟退位诏，都无疑是在维持政权或地面政权的一统性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这些行为，难道为了造就民国么？

仅以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来探讨脉络、系谱、概念，往往将孤立而特殊的线索充作了全部的历史，如同在混沌而平实的湖面架起一座拱桥，让人以为那座拱桥就是湖的全部，殊不知站在桥上可以看见的只有桥上的风景。

历史必然往往被阐释为一种迈过“奇点”的必然性。而在通过，或造作那奇点的过程中，往往充斥着各种谱系交织成网络的时间轴线运动，无论是同调或是异频，整体网络的扭曲，来自于谱系之间的时空交错，其根本是谱系本身，而发展则是谱系在不断变动的时空中所与其他谱系盘根错节的融合，以及小宗对大宗的反叛。谱系本身不具有必然性，那又怎能决定历史的奇点出现的必然性？它就像一种永恒会出现，却又永恒未出现的语言状态。谱系本身不具有偶然的脉络，它是一种时空流转的过程，非是意外、偶然等词所能阐释，姑且用之，只能使这种交叉融合的谱系趋向庸俗化。

历史对于现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故而需要去反思、批判、整理历史的脉络，这一点，也是“前近代”诞生的前提之一。而作为明人、清人的立场来说，是极端不合适的。如前所示，归罪于历史，就犹如“不曾忏悔的信众”般，将自我的堕落归结为撒旦的诱惑。亦犹如孔子时代的异端隐者般，将自身的浊浊之气，归结为时代的浊浊之气。

《中国的历史脉动》读后感(二)：筆記

﹣這本書，引發起我很多的思考，特別是如何回到中國的脈絡裡去理解中國的現代化、近代化歴程。在讀完的那個晚上，我半夜四點多夢中想到書中某些啟發，想到要把相關的觀點帶回給同事，竟然搞到無法再入睡。

﹣其實有很多東西都沒有讀懂，但這書某程度上是幫我開了個口，進入明清、宋明的歴史場境裡邊吧。

﹣知道溝口雄三，要從台社的超克現代專題說起。07、08年左右那時候的前老板介紹我讀那專題，談到韓國的冷戰下的分斷體制，當時覺得很受啟發，甚至想在看如何用此理解兩岸、中港的關係云云。很來繼續求索，陳光興的《去帝國》也是讀得津津有味，但關於東亞的思想家們的理論背景其實讀不太懂。後來讀了白樂晴的東西，也是囫圇吞棗。

﹣中間也偶有看到些名字，甚麼丸山真南，竹內好，溝口雄三等。也注意到這亞洲思想計劃，在華文學界裡，除了台灣以外還有中國的汪暉、孫歌等的積極參與。最近還發現香港嶺南大學也搞了個’思想香港‘的project, 也是這個亞洲思想計劃的一部份。

﹣回到這書，是1月去北京出差時，陪台灣伙伴去三聯買書時因無聊，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碰見的。在這本與《中國的沖擊》中間猶豫了好久，後來因為台灣朋友想要那只有一本的《中國的衝擊》，我就買了這本。其實後來發現更好，畢竟溝口是研究中國‘前近代’思想史的，《中國的衝擊》某程度卻太現代了。以孫歌的說法，他應該還沒有時間梳理那一段歴史就離世了。

﹣在孫歌教授的主理下，三聯總共翻譯了八本溝口先生的書，這是其中一本。

﹣這本書的中心哈，據我的理解以及孫歌老師在推薦序的分享，主要是從一個問題意識開始，即中國的辛亥革命，為甚麼是以各省獨立來呈現，而不是建立一個新皇朝的模樣？從這裡開始，溝口嘗試把明末以來‘鄉治’、政治社會力量從上而下往社會裡擴散的一修脈絡建立出來，所以有東林黨的思想分析，有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分析等。

﹣我無法評論溝口的觀察是否對，只能說十分有啟發性了。

﹣當中更多的啟發其實還是真正的回到歴史脈絡中去看事情。比如他把東林黨人的思想、政治鬥爭等，放回里甲制的瓦解、地主制崛起的政治經制背景中，就讓人容易理解相關的思想理念很多。還包括明末清初一節談到宋明理學由朱子到王陽明再到清朝變化，也放在‘權力／知識’伴隨著社會力量下放的一態勢，也是讓我多了很多理解。

﹣今天想來其實以前讀初中時也有讀過甚麼宋明理學，朱熹，程氏兄弟，王陽明，甚麼理一分殊，心即理等很多名詞，但真的沒有好好的去學去理解那是甚麼。

﹣如果我們認真的去看我們今天的用詞，比如，道理、天理、條理，心的概念，理性的概念，人的本質（心情、氣）等等，其實很多東西還是從宋明理學裡邊一直傳下來的。當然再往上溯又可以去到甚麼春秋戰國。但重要的是，我覺得今天我（起碼在我工作的機構及場景裡邊）用很多承傳自宋明以降中國文化傳統的理念，但不自知，也因為種種原因（比如懶或無知）卻不去重新挖掘或理解它的演變它的脈絡。這樣子的話，當我們侃侃而談甚麼‘現代化’‘全球化’，其實真的很離地，真的沒有回到中國的‘國情’裡去。

﹣比如溝口提出，當談到中國的近代化時，我們很容易就用鴉片戰爭做分界，但這是挺‘西方’中心的歴史觀，以從歐洲開展的現代化、資本主義擴張作為理解世界的維度，或者以馬克思的歴史觀去看待事情；但溝口他嘗試理出明清間的一個脈絡，其重要性就在於把解釋的劇本加多了一個視角，即中國本身的（社會／政治／文化）視角。

﹣也因為這一次閱讀，無意中我注意到葛兆光老師一篇寫於2012年關於溝口雄三的一篇文章：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0034.html

﹣這篇文章幫助我梳理了近代日本‘漢學’的脈絡，對閱讀諸如溝口雄三、小島毅等的書藉時有一個awareness，知道他們從哪來，有可能有哪些意識型態的問題（特別是與軍國主義的關係，但這不是指溝口而是其它學者）。其實在葛的《何謂中國》一書就有提出對東亞視角以及區域史的一些擔憂，雖然有點搞不清葛的‘立場’（即其是否漢族中心主義），但那些提醒還是十分到point的。

﹣最後最後，在讀葛這篇文章時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是，如果說溝口及其它日本的漢學家在極力研究中國的時候，其實是因為要建立自己的主體性，最後關注的還是日本的走向，我覺得我過去十年八年的關注也是類似。一方面因為做中國的工作，談中國的現代化，所以想弄清楚些事情，然後變成某種閱讀的興趣與習慣；但另一方面，而且時個重要的方面，其實還是回到作為香港人本身，我們是怎樣走來的，我們的主體是怎樣的，如何理解磅大如中國這樣的存在等。

《中国的历史脉动》读后感(三)：气候 · 事件 ·思想 · 道路

沟口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诸多论著早有耳闻，三年前一位学姐曾着力推荐我去读。当时专注于数据的整理与初步分析并未遵从，现在想来即便当时去读也未必有收获。有时候自己在想，读一本书究竟能给你带来什么，会带来什么？这些并不取决于书，而取决于在读它之前自己是什么样的自己。之前在和舍友闲聊之中，其中一位说到同一本书不同人读，映入眼帘的内容自会不同，能引起关注的兴趣点也会迥异，正是此意。其实何止于不同的人，同样的人在不同时间下也会有不同的感悟吧。话题扯远了。这里只想说如果我三年前读沟口先生的书，与现在刚刚读罢后的感受会完全不同。同理，未来可能对于此书还会有新的看法，我也希望会如此，至少证明自己未来会有新的感悟。所以，值得把现在的想法记录下来，既是为现在，也是为将来。

孙歌先生为这套书写的译序精彩而恰当。如果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忌讳先读序言与解说，以免影响自己对作品独家体悟的话，好的史学作品序言则可以放心大胆的先读。孙歌先生的序言之妙就在于此，读者不会因之有“先入为主”的顾虑，反而有“画龙点睛”的所得。心得在三：一、危机饱和的瞬间所呈现出的向量，暗示历史之后的走向。（p.6）这里虽然指辛亥革命与前后历史进程的关联问题，但这种史观具有方法论意义。因为从年鉴学派到结构史学，对于布罗代尔提出的短时段与其他时段关系的讨论相对薄弱，由此导致的对短时段事件史意义的相对忽视值得注意。二、中国民众没有感到自由的匮乏，但是却深知贫穷的痛苦。（p.7）人民所受之苦，主要不是不自由之苦，而是贫穷之苦。这种认识值得深入的研究，对于解释明清以降中国社会的意义非凡。三、不充分集权的独裁与并非分权的乡治之间的错位，造就了中国思想迥异于西方的发展脉络。结合上述三点，让自己想起邓正来先生在其最后几年中试图想构建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的说法。关于中国人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可能并非产权，而是生存。

本书中收入沟口先生的数篇论文所表述的思想在此并不赘述。仅提出读后的两点思考，作为读后感受。

首先，明中期以降至辛亥革命，乡治空间的产生与发展、抑制豪强到均田均役、善会善堂的地方乡绅行动以及民土观念等，这些历史脉动产生的动机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的疑问在沟口论著中也有隐约的出现。其在探讨民土时，说到“至于为何要等到明末清初，应该存在某种特殊的理由，尚须深入讨论”（p203）。这样的设问与历史脉动的动机探讨相一致。在沟口花费大量篇幅予以介绍的明末陈正龙思想中，有这样一段陈正龙的表述，

“天下无地不有富室，无地不有贫民。一乡之富室，救一乡之贫民，至均也，至便也，虽不均于乐岁，亦可小均于凶年。乐岁不均，民未至死。凶年小均，沟壑者罕矣。然均田之制既难遽行，天下岂有小均之法，又岂号令能使之均哉。仁人处乡，自发其情，随力而为之。”（p.135）

凶年是乡间从善、均田，抑制豪强的动因之一。所谓“乐岁不均，民未至死，凶年小均，沟壑者罕”是也。凶年的频发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当时人的行为与思想，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天下无时不有富有贫，无时不有旱有涝。为何会在这时出现大规模趋势性的乡间力量呢？这可能与明代前期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引入自然因素并非否定从宋代以降至明清朱子学与阳明学在乡间的扎根与礼教作用，也不否定人口的大幅增长与县政的日渐繁复，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恰恰相反，这里只是想解释在既有解释框架之外的动机因素，并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阐明相关的作用机制。这里需要整体史观与历史地理学的工作做基础。将气候变化进行要素分类并做复原，用长时段的角度观察气候干湿、冷暖的变化与组合，来确定历史时期内较长时段的整体气候特点。之后，将时段内国家-社会关系、思想与教化变迁加入分析框架之中的基础上，寻求气候特点具体表现落实到社会经济后的作用机制，并从宏观与微观（地域社会角度）两个方面展开，进而实现由气候与事件角度解读明清社会变迁外在动力的问题。

其次，乡治社会到公有制的原因？在本书《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一文的最后，沟口谈到了作为“公”革命的中国革命问题。从明清以降的公私观念日渐深入的角度出发，清代地主-佃户间的关系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建立起来，并承包了国家对民众不负责任的权利与义务真空。相比于明代初期洪武模式的里甲僵化控制，县-府-省的逐层自治与乡间宗族力量的勃兴具有全新意义，但在清代及之后这种模式的弊端如何，沟口先生并未去揭示。而这可能是解释中国自辛亥革命之后38年，为何会建立公有制中央集权政权的一种路径。

辛亥革命作为发轫于16世纪社会变革的远期成果，以结束帝制而告终，看似完成了黄宗羲问题，实则为自己挖掘了墓穴。中国的乡治是与帝制紧密相连的共生体，两者缺一而具亡。原因还要从乡治产生的原因中去寻找。乡治在产生过程中是依靠帝制的变化而出现的，即在宋代以降皇权与中央权力逐渐加大的背景下，地方流官的异地化与定期化使得县内事务负责人员本地化、专业化。同时，中央权力的增大挤压了地方权力，重要表现就在于财政权的萎缩。这种轻地方的做法反而迫使地方走向非制度的聚敛之路。可参考岩井茂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中的研究。另外，从宋代以降中国一直保持着大一统的局面没有变化，这使得民众承受着来自庞大帝国所独有的压力。而这种压力来源之一便是农耕与游牧、远洋贸易力量之间的战争与矛盾。包伟民先生在《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里提到国家规模与民众负担的关系，可参考。可见，中国乡治社会的产生与中国帝制的加强与大一统政权的延续有着密切关联，后者是前者出现的根源。故此，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同时，作为平衡力量两端的一端缺失，从而使得另外一端也失去了生命力。但上述阐释依然过于简单，也不足以充分解释从乡治到公有制的原因。这需要从根本上重视明代中期乡治产生的原因问题，我相信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有助于解释帝制结束到共和国建立的原因问题。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谈及了中国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加强之间的矛盾；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之间的矛盾；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其中前两组矛盾在沟口的研究中并未提及，我想这可能是沟口对乡治社会批判不足的原因之一吧。故此，可以将沟口先生的著作与孔飞力先生的文章同时服用，对实现思维完整性有更强的效果。

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他山之玉总归是他山之玉。如果能正视气候变化在历史进程中的潜在影响，并大力发掘其中的作用机制，对于理解中国社会有益而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