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读后感100字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是一本由李开元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2023-1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读后感(一)：【转】叶炜：自觉的理论意识——读李开元先生《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作者简介】叶炜，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南北朝隋唐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代表论著有：《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与罗新合著，中华书局，2016年）、《中国古代史十四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读后感(二)：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盛与衰

西汉初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是由创建西汉王朝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的，其主要成员乃是刘邦集团的将校吏卒及其家属。这个社会阶层的中坚约有60万人，合其家属约 300 万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 20% 左右。由于“高帝五年诏” 等一系列优待军吏卒的法令之颁布及实行，他们得到了大量的爵位、田宅财产及特权，形成了一个以军功爵为基础的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雄厚的经济力量、较高社会身份的新的统治阶层。

在汉初所进行的社会总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其分配的标淮依照军法的规定，首先根据军功大小确定军功爵的高低，再根据军功爵之高低确定分配量之多少。就政治权力之分配而言，集团之首领刘邦功最高，又有公平主持分配的最厚之德，因而得到了最大的权力，做了皇帝。在皇帝之下，依据军功之高低，刘邦集团的成员们分别得到了诸侯王、列侯、大臣、各级官僚、官吏之职位，掌握了汉帝国之各级政权。

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从高帝时期出现，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末年从历史舞台消失，大约存在了一百余年时间。在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期之约五十年间，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完全支配着汉帝国之各级政权，为其间汉帝国政治之主导和支柱。随着时间推移，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开始衰退，其衰退呈现一种自下而上的渐进方式，因时间之先后，由基层逐渐波及上层。汉初之政治结构，可以理解为宫廷皇权、诸侯王国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皇权，以宫廷为核心，外引诸侯王国为外授以制约由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垄断的政府。吕后时，宫廷皇权机构以吕氏一族及亲吕功臣为核心形成，但其作用范围，仅仅限于宫廷。文帝即位以来，以代国旧臣为核心的宫廷皇权巩固壮大，但内受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限制，外受诸候王国的军制，始终谨慎地致力于维持官廷、政府和王国间的平衡。景帝即位以来，对皇权具有依附性的法吏和军吏官僚集团取代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开始掌管汉朝各级政权和各个王国政权，形成了支撑专制皇权的政治基础。同时，以太子时代以来的近幸属臣为核心的景帝宫廷皇权机构，也已经和政府完全分离开来，不再接受政府的制衡。也就是说，随着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没落和诸候王国的弱化，景帝的皇权急遽膨胀，汉初以来的皇权、诸侯王国王权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也随之出现了重大的本质性的变化，从而，皇帝、诸侯王和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三者间关系的根本修正，已经是时间早晚的间题。伴随着周亚夫之死，以及第一位非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出身，具有军吏和近臣双重身份的卫绾出任丞相，宫廷皇权通过对于丞相的自由任命，已经完全掌控了以丞相为中心的汉朝政府机构，汉初以来有限皇权不复存在，凌驾于王国和政府之上的专制皇权建立。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读后感(三)：汉初军功受益阶层

作者将历史学分为三个层次部分，分别是基层史学、中层史学和高层史学，这一层次模式理论在今也很有价值，但作者追求知识的深化，进而提出了“3+N 的历史学知识构成”理论，即第一历史（史真）、第二历史（史料）、第三历史（史著）和根据已有的著作编写的历史作品（第四历史）、再由历史作品编成电视剧（第五历史）等。本书正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科学主义的历史研究论著。 在书的序言中，就学到了一个新知识—“西嶋旧说”，是西嶋试图寻找一个统一的原理来规范秦汉之社会关系，对中华帝国的初期做性质上的规定，这个统一原理和统一性质就是父家长性的家内奴隶制及其派生物—拟制家族制。后面西嶋接受了学术界的批评，收回了自己的旧说，提出了二十等爵制。我们都清楚汉帝国起源于刘邦集团，谈汉帝国必然得提到刘邦集团，因此作者吸收了西嶋旧说的合理部分，在方法论上将起源分析明确地放在第一步，意图清楚地力求通过对于刘邦集团之彻底分析以了解汉帝国的起源。 作者通过上田余庆先生的课，得到了一定的启发，开始将刘邦集团—“高帝五年诏”—新的统治阶层联系起来，着重通过对“高帝五年诏”的考察与研究，确认刘邦集团由一政治军事集团转化为一新的统治阶层的具体过程，这是分析刘邦集团的第一个着手点。作者又在整理功臣候表的过程中，发现其对于秦汉历史的研究价值，内容的丰富程度绝不亚于同等数量之出土简牍，将该表中的时间、地名和官名、爵号问题和刘邦集团的地域性问题、秦汉历史性延续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带动对功臣候表的全面考释和系统分析，这是分析刘邦集团的另一个着眼点。 作者在第一章中就先对“高帝五年诏”的史料来源进行考究，确信其可靠然后才对其进行细致地分析。并通过“高帝五年诏”和张家山汉简等制定了一些军功爵赏表，帮助我们理解军功爵的形成。而汉初军功受益阶层正是基于因军功而被赐予的军功爵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既得利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 接着作者又将汉代官僚简要的分为亲缘型（宦官、宗亲）和贤能型（士吏、法吏、儒吏、军吏、军层），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汉代各阶层的区别。同时，作者通过统计例证法来考察汉初军工受益阶层的形成及其兴衰变化，有更简洁明了的效果。通过高帝-武帝期间各军功受益阶层所属者所占比率表和所属类别占比率表得知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存在了一个世纪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衰退，而军吏、军法开始逐渐取代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主导着汉政权。这种统计例证法为作者进行关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研究提供了切实的立论基础。军吏集团其实和军功受益阶层一样，都是战争的产物，他们在景帝时成为看汉朝政治的支配力量。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提出的“军功受益阶层”的概念主要包含了两部分：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在西汉初年的历史（短时态）中的特殊概念和将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短时态的特殊概念放进中华帝国两千年的历史中（长时段）的普遍概念。当然我们把这样的概念运用到具体和不同时代的王朝时，必须考虑到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新的因素，如东汉之豪族、魏晋之世家大族等，但军功受益阶层的这样一个概念，是可以作为一条首尾一致的主线贯通于中华帝国二千年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历史的理论与世实际之间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给我们提供了知识的进步空间，让我们在这种差异的发现中寻求知识的进步。 田余庆先生在《说张楚》中提出了当时王业和帝业的相互转换关系，帝业即秦始皇所开创的统一帝国之理念与现实，王业即秦楚汉间存在着很多的王国，有平民王政、王政复兴和复国建王等类型的区分，项羽继承和发展了陈涉的平民王政的军功原则，否定血缘世袭的贵族王政原则，作者将项羽所开创的王政称为军功王政。汉初的王国分封制度是在项羽大分封制度和楚制的基础上，通过对汉的异性分封和对楚制的继承和改订而最终形成的。 刘邦集团的发展经历了群盗集团、楚国郡县、汉王国和汉帝国四个时期，从一个政权体制外的群盗小集团最终变成汉帝国政权及其统治阶层。通过“共天下”的理念，公平分配天下权益的意识，是刘邦集团始终遵循的原则和共识，正是这种原则和理念，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对性有限皇权。 通过对刘邦集团内部成员籍贯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当时跟随刘邦起兵于沛县籍人所组成的丰沛元从集团，构成了刘邦集团的核心，虽然人数最少，但地位最高。其中楚人占据了大部分，主要是刘邦集团先后归属于陈胜之楚、景驹之楚、怀王之楚和项羽之楚，对楚有很深厚的文化归属感。总的来说，刘邦集团是由丰沛元从集团、砀泗楚人集团、秦人集团和多国合纵集团这四个不同地域集团层累地组成的，有着很强的内部凝聚力。 作者还从封爵之誓和白马之盟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分析，知道它们所反映的是契约关系，更是一种政治关系、人际关系，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探讨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与汉代政治的关系。白马之盟在景帝中元年间被废弃，意味着汉初以来的有限皇权已经不复存在。汉初以来的霸业政治最终结束，帝业政治再次复活。 作者将汉朝的中央政治结构粗略地划分为以皇帝为中心的宫廷（郎中令、卫尉、少府、太常、宗正等）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廷尉、中尉、治粟内史、典客等）两部分。当时汉初的丞相从第一任到第十任，除了吕产涉及的诛吕之变外，其它都是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最上层，这也算是一条不成文的法规，即丞相从功臣列候中选任，当然，因为刘邦的行动多随军营流动于各地，并不固定于首都宫廷，所以汉朝的宫廷权力机构起于惠帝期间吕后主政，成形于惠帝死、吕后临朝称制以后。 本书以军功受益阶层作为切入视角，从秦汉帝国的起源观照中华帝国起源，为我们了解汉帝国的建立及中华帝国的发展有了更深的认识，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秦汉史研究著作。 本书是历史学家李开元先生的学术代表作，他通过大量的史料收集和考证，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汉初刘邦集团的人数、籍贯、爵位、职官、任期等基础信息，使得刘邦集团与汉初政治的讨论有了比较扎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