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100字

《中国转向内在》是一本由【美】刘子健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一)：为何转向内在

北宋与南宋经常被人合称为宋朝，其实二者差别巨大。本书就是对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做了十分严谨且清晰的梳理，整体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转向做出了客观的研究。

北宋时期王安石主张彻底改革，进行一系列变法措施；熙宁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其官员大多习惯了改革后的路数。导致1127年南宋在矛盾重重的政治氛围中建立，原因也十分简单：由于对儒家原则的解释不同，所以保守派本身学术倾向就多有矛盾。地缘政治和乡土群体原因又使其各自结成不同团体。最后首领之间理念不同而个性不合也十分常见。此等问题导致保守派人心不齐，再加上整个保守派本身就受到官僚的抵制，他们也无法提出有效建议也得不到皇帝的鼎力支持，最后他们自身也少有富有才干和经验的行政官员。

而“变”，也是一大难题，用常平仓举例。南宋初期，关于常平仓问题在两年间就有三次反复：1127-1128年，为了削减常平仓功能，政府下令取消常平仓管理机构，将其职能交由其他税务官员管理。然后又颁布了一个与它相背的新令，规定暂时维持常平仓原有官职设置不变。最后下达第三条诏令取消第二条，规定仍然不设常平仓管理机构。1135年常平仓职能再次遭到削减…如此反复，常平仓已然混乱不堪，本身用来赈济灾荒平抑物价的机构被高官任意挪用物资。而朝廷不变的是：儒家诸派依旧就意识形态的正统及传统路线问题进行持久且激烈地争辩。而后期的程学被打压，道学被禁止等众多问题都为后期宋朝以新儒家为主铺垫了道路。

书中后面还讨论了赵鼎问题，最后以他的结局作为所有问题的答案：官场风气和学术空气都在进行败坏我知识分子们不可自抑地转向内省和回顾：只有成功地建立道德社会才可能改变国家。因为没有任何制度改革和措施可以改变专制主义，所以朱熹教导皇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二)：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谈起宋朝，我们印象中就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一个文人治国的王朝，重文轻武，但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很多教科书把宋代时期的中国描述为“近代初期”——大城市的兴起、手工技术的进步、贸易的发达、文管官制度的成熟以及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构建等，与近代欧洲有着相类似的某种特征。 但本书作者并不认为宋代中国是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随之而来，宋代也只是在某些方面与近代欧洲相似。那么为什么很多方面都发达的宋代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而是转向内在，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 在第一章中，作者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北宋与南宋之间的差异，两宋之际的很多转变正是发生在 12 世纪。同时也简要谈了一下宋代的知识分子人群到底意味着哪些人群，他们对国家、对社会的思考与行动。最后谈了一下道德的保守派的主张对中兴之主时期所带来的影响。 在第二和第三章，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四大分支：文学、经学、史学、儒学的探讨，构成一个全面而简明的宋学总论。并且着重分析 11、12 世纪的差异，让我们从中找出南宋与北宋之间变化的线索。从中我们也能知道，在宋代文化方面，史学和文学并不是最光彩夺目的部分，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性；而经学和儒学才是文化方面的最高峰，它们更加适应宋代发展的趋势。 第四章主要讲了在宋高宗时期，道德保守主义者在朝堂以及在社会上的主张。当时北宋的灭亡，道德保守主义者对那些堂堂的士大夫的投降、投敌、自私的求生欲望的行为感到很可耻。在保守主义者眼里，他们对军事上的失败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那些乞求和平、投降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同时，他们反对改革，把帝国巩固的希望寄托在建立具有崇高道德标准的新观念上，司马光就是保守主义者的引领者。但他们有很多缺点，如自不量力、自视过高等，常常以正统标榜自己。但是道德保守主义在朝廷以外顽强地生长蔓延，扩大了新儒学的影响，直到 19 世纪末，其影响远播朝鲜、日本和越南。 第五、第六章主要讲述了高宗时期的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的权力，在极权主义中一定得靠皇帝同意或赞成才能干成事。同时通过政治家赵鼎辉煌的一生和悲惨的结局展示当时道德保守主义者所处的环境。 第七章向我们讲述了新儒家虽然最终成为了正统，并且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但正统的理论对国事没有什么影响，致使国事毫无进步。作为官方正统的新儒家促进了文化的整合和巩固，但终究都只是在自己的圈子里发展，没有方向性的转变，也失去了变革的力量，最后造成了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甚至可以说是倒退。 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两宋之际的巨大变化，对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转向的阐述，让我们对这种转向所引起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仅仅是对南宋，更是对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在正统的笼罩下趋向内在、保守、封闭、自省，失去创新的动力，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转向内在》读后感(三)：如果南宋不是在北宋之后，而是跟它同时代，会如何？

确实，我们太习惯于把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并把这两个阶段作简单的串联，而鲜少并置对照观，然后思考。所以这也是涉猎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我们如何客观的描写我们的历史，首先就是让思想得到解放。 《中国转向内在》，题目似乎很大，但说的最多的还是人，因为被记录者的特殊性，所以这里面的多半都是士大夫，官员，皇帝等几种阶层，也跟宋朝的崇文思想有关，可能宋太祖也知道尾大不掉的苦恼，但他几年的励精图治也无法保佑江山稳固，因为提升了士大夫的地位，成就了宋代辉煌，也注定了宋代的坠落。

主角有了，但怎么讲是讲究技巧的。大部分史书用的铺陈的方法，尽管他们尽力的做到了主观中的客观，不妄加去评判，但也因为着墨的多寡，表现出了倾向性。而动辄对某人的力赞或者大骂，又对另一些人的功与过一笔带过，都是大有人在的。是人的问题吗？这本书的作者用极少的笔墨就把一种新的判断方式呈现，就是对照。既有前后朝代的对照，也有前后变革的对照，既有前后态度的对照，也有前后行为的对照…这种对照，让我们跳出时间的枷锁，而更加自由的把一些相似的点放在一起，比较出不同之处，也能更好的推导出变化的根源，相信这种更大的视野，对大多数史学家来讲，都有借鉴意义的。 就举书中例子来说，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讲了两个宰相，秦桧和赵鼎。正常的讲法，应该是赵鼎先于秦桧（按照时代来说），但是论影响力（或者说是破坏力），前者理应在前的。而又通过前者的奸（一种陈旧的脸谱化分类）来对比后者的忠（依然是陈旧的），倒是有效的把赵鼎映衬得更加明显，而不至于让一个千古罪人一直抢占风头。且作者也不断的重申，宰相的权力是皇帝下放的，这有助于集权，但同时也危险。为什么秦桧会受到重用，书中也说了，属于主和派的他在主战派得势时会选择闭嘴，在他们失势时则适时地站出来。而且做有效的推论，皇帝还是一人堂，尽管有各种弄臣，其实还都是在皇帝的主控下，所以不乏被当枪使者。最后皇帝肯定是要甩锅的，大部分历史也会由着他的说法，就像男主角自带了编剧。所以说秦是识时务者，且在被打击后还能再起，不得不说他的头脑真的可以（职场生存指南？）。而赵鼎呢，似乎就很容易被埋没在宋代的诸多演义里，自然成了配角。可是别忘了，岳飞是他提拔的，秦桧也是他提拔的，他不该只像一个导演般，退居幕后。所以本书给了他极大的篇幅，承认了他的历史地位（当然，也会因此而挤压了另一些被忽略者的空间）。

人的故事好读，但人不好解读。作者在这里进行了更多思想层面的拆析。在面对外忧的同时，士大夫们需要解决的办法，居然不是选择向外的发展，而是更加坚定向内的修为。所以作者会疑惑，本来宋代有机会超越欧洲成为经济强国，只是后来只顾的上强化思想，把一切都归因于道德。不管是大刀阔斧的王安石，还是循规蹈矩的司马光，都出自于北宋，南宋只有一个朱熹，做了一个理学的集大成。面对着内忧外患的接连打击，他们认为失败源于道德层面的不健全，当有了足够的德行，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尽管我们知道“德”的重要性，但是过于强化德，而把“才”置之不理，甚至打压，这肯定是偏颇的。甚至是致命的。那段时光里，士大夫们每天精神抖擞的在向内斗，追求孔子孟子的境界，并希望有明确的传承。就连皇帝，都可能要去做调和的工作，才不至于击碎他们的主心骨，还依旧寄希望于未来。

作者虽然很坦诚的说自己不是在讲哲学的问题，但透过大历史背景下的诸多人物，我们探寻着他们的心理，才能以此来推演为什么，然后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就像当时如果主战，肯定是不一样的结果，但为什么偏向于和，这些根源其实都在这本书的指向内。 而且，哪怕是今天，我们仍要谨慎思考，是外向还是内向的问题，境遇感，以及解决之道，虽然无法去完全调用，但依然能透过一些分析，甚至只是分析的方法，去找到更多的可能！ 文，以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