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外交史读后感摘抄

《宋代外交史》是一本由陶晋生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2.00，页数：4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一)：外交成败影响政权存亡

本书叙述及分析宋代（960-1279)的外交，其主要涉及对象是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的金(115-1234)和蒙古族的蒙元三朝。宋代的外交活动大多承继古代及汉唐的理念和制度，但是因时势的变化而有所创新。 “外交”一词在现代有不同的定义。20世纪著名的英国外交家及理论家欧内斯特·斯托的定义是:“外交是独立国家间运用智慧和技巧来处理正式的关系。 “另一位外交家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在其《外交》一书中采用的是《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定义:“外交是通过谈判来处理国际关系;外交使节调节和处理国际关系 外交是外交家的事业或艺术。 ”。在比较新的研究中，关于外交的定义仍然相似， 如汉密尔顿和兰霍恩给的定义是:“外交是政体间和平的行为。” 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所调外交多由“相”主持，出使的是“行人”。《周礼》有“大行人”和“小行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礼， “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诸侯间的邦交礼仪是聘礼，聘问的目的包括新君即位, 邻国祝贺立君、结盟、联姻、报聘、致谢、协商等。而聘问的程序包括命使、夕币、释币于称、受命启程、假道、习仪、暂而入境、入境展币、郊劳、至朝、卿致馆、聘享、卿大夫劳宾、归餐气、卿大夫问面、夫人归礼、卿大夫气宾、燕#、还玉赠贿、 拜聘、送聘、宾归赠送、使节复命等。“显然，古代的聘问目的也是“通过谈判来处理国际关系”。外交也是“政体间和平的行为”。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二)：宋代外交官们的故事不应被“屈辱求和”所湮没

《觉醒年代》之所以成功，真是的因为每个人物刻画的都非常成功。看完这么长时间了，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每一个人物都记忆犹新。最近我在看陶晋生先生的《宋代外交史》，书里面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外交细节，让我想起了《觉醒年代》巴黎和会上三位外交官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诚然大家都把顾维钧奉为英雄，但是我觉得民国外交总长的陆正祥的那种两难的形象刻画的也是非常成功，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

说回书里面，《宋代外交史》史料很丰富，书中引用了很多诗文，大多数是使者出使写作的诗，也有少量诗是描写时局状况的。这些诗里面，无论是鼓动宋徽宗“联金灭辽”的赵良嗣出使前写下的踌躇满志的诗，还是描写汴京官民迎接被释放的宋钦宗的《靖康迎驾行》，都以一种感性的方式展示了当时人对于外交的感悟与认识，让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宋代外交的复杂与艰难。那些慷慨请行、冒死出使的使者，在危险境地据理力争，巧妙周旋而取得外交成绩的杰出宋代外交官们的光辉品质，他们的故事不应被“屈辱求和”一词所简单概括。

而且，提起宋朝，人们一方面赞美它的文化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另一方面也是十分痛惜它的“屈辱外交”。但是我最近在看 的陶晋生先生的《宋代外交史》却“颠覆”了我一些新的认知。通过对时代背景的理性分析，陶先生认为 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是平等的外交关系，因为辽金蒙彼时的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其次“澶渊之盟”换来了双方长达12年的和平，可见宋辽双方统治者的智慧和善意；而且宋朝并非“弱国无外交”，相反外教制度还非常完备，外交成绩也是可圈可点，大家可以看书去详细了解一下哈

看人不能只听别人说，看历史更要客观。推荐这本《宋代外交史》，给我们一个看待宋代外交史的新视角。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三)：宋代真的是中国历史上很弱鸡的朝代吗？听听知名历史学家怎么说

随着《清平乐》、《大宋宫词》等以宋代为历史背景的电视剧持续热播，大家对两宋时期的社会面貌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宋代社会经济繁荣，不论是科学技术和还是思想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发展。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众多文学作品，诸如《前后赤壁赋》、《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以及大量的宋词宋诗，便说明了两宋时期蓬勃发展的社会文化。

但同时，宋代也是一个充满屈辱的朝代。由于宋代采用重文轻武的方针，因此，宋王朝根本无力应对外来的强兵入侵。北宋被金国所灭，皇室成员沦为奴隶；南宋被元朝所灭，陆秀夫抱着年幼的宋少帝赵昺蹈海殉国。

因此，在今人看来，宋王朝虽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但是在对外关系方面却属实疲弱。

知名历史学家、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博士陶晋生，在《宋代外交史》一书中却提出了一个十分富有颠覆性的观念：宋代的外交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般疲弱，而是与辽、金、蒙古之间保持着平等的外交关系；并且，宋代的外交在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外交制度的同时，又有许多新的创举。

宋代初建时，面临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中原地区四分五裂；另一方面，一些游牧民族已经崛起，并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在这样一个多元的历史环境下，宋代若要真正立足，便需要积极地发展对外交往。通过妥善的外交手段再配合以一定的军事行动，才能帮助宋王朝解除强敌的威胁与侵略。

以往我们在谈及两宋时期的外交政策时，只是进行了主和与主战这样两种简单的区分，本书作者陶晋生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在书中提出一个鲜明而新颖的观点：宋王朝的外交政策其实是和、战、守三策的交互运用，充满了弹性与变通。正是这样一种外交政策，才使得宋王朝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了与强大外夷的和平相处。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外交策略，才为宋王朝谋得了平稳的社会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繁荣发展。

当我们评价一个王朝的外交政策究竟是屈辱，还是光荣时，我们要结合那个王朝所处的历史语境。很显然，宋王朝的对外政策就受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外交政策的影响。由此看来，宋王朝的外交行为并不能简单、刻板地被归为“屈辱”，反而是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判定后，采取的一种迂回策略。

在宋王朝的统治者看来，如果通过金帛和贸易往来等经济互惠策略，以达到免除战争、天下和平的目的，那么这种政策就是可行的。而在本书作者陶晋生看来，宋王朝并不存在“屈辱求和”的悲情处境，向外求和是为了避免战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以低姿态求得真安定，这对于宋王朝来说，并不是什么亏本买卖。宋辽达成的“澶渊模式”，带来的是长达120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而宋代的两次外交失误（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才直接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覆亡。

我们可以放大自己的脑洞，想象一下，假如宋王朝没有那两次失败的外交，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就能够避免覆亡的命运。尽管历史没有假设，可是，当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去看待某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就能够从不同的层面获取经验和教训。

长年致力于宋辽金史和中国史、边疆史、社会史研究的陶晋生，通过梳理宋王朝所面临的复杂历史环境，从另一个角度还原了宋代的外交策略。对于生活在这个和平年代的你我来说，应当从历史之中观照当下，以期避免犯下错误。

不论是对于一个朝代，还是对于个人，能够为自己创造安稳的环境，继而谋求不断发展，这才是硬道理。放眼中国历史长河，宋王朝尽管并不是存在时间最长久的时期，但宋王朝却实现了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大发展。试想，如果宋王朝并没有采取和、战、守三策交互运用的外交策略，而是以战争平天下，那么或许它存在的时间将更加短暂。陶晋生的这本《宋代外交史》不只是简单地梳理了宋代的外交史，更是从别出心裁的角度，帮助我们观照当今时代的风云变幻。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四)：岳飞之死，不独为奸臣秦桧所害，主谋原来是他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一首《满江红》慷慨激昂，饱含了抗金名将岳飞誓为国家收复失地的凌云壮志。可惜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空留遗憾在人间。

岳飞之死，妇孺百姓皆知，他是被奸臣秦桧所害。后世学者却众说纷纭，有人说，岳飞的冤案中，宋高宗的责任大于秦桧；还有人说，岳飞对于“精忠报国”的做法是“国”大于“君”，他触碰了君王的底线，高宗自然容不得他。

若论根源，还是南宋的国力太弱，宋高宗被金朝打怕了，为了求和投降，不管是割地赔款，还是俯首称臣，亦或是杀害、贬逐金朝看不顺眼的忠臣干将，都无所谓。

而竭力反对“议和”，强烈要求率军恢复北地的岳飞，自然成了高宗眼中的障碍，必除之而后快。

满足了金朝几乎所有的要求之后，高宗终于等来了他期盼以及的和平，与金签订了《绍兴和议》。

宋朝历史上除了这次非常屈辱的《绍兴和议》，还与周边的辽、蒙、女真等政权举行过无数次的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

之所以有如此的外交往来，是因为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先后与宋形成了势力均衡的局面。于是外交便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台湾知名历史学家陶晋生，致力于宋辽金史和中国史、边疆史、社会史的研究，造诣颇深。他的新书《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宋与辽之间最重要的合约便是《澶渊誓书》。《澶渊誓书》是宋辽外交关系的基础。条约缔结之后，宋辽两国皇帝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以兄弟相称。

作为保存关南地的代价，宋每年向辽支付岁币，作为对方出兵的补偿，而不是进贡。

《澶渊誓书》确定了两国的疆界。承诺双方百姓均不可越界，两国的延边防守措施也不可以增加，以维持和平、免战的善意。

自此之后，宋辽两国的交往比较密切。双方经常进行使节交聘，互贺新年，互贺生辰，赠送礼物，好像真的成为亲戚一样。

《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为两国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

北宋末年，宋违背檀渊之盟，联金灭辽，不战而胜，没有付出就得到了燕京和六州。此时，宋本应向以往对辽一样维护与金的和平关系，可是宋却率先容纳叛徒，违反合约，给了金出兵的借口。

120年的和平让宋辽两国的武力都懈怠松散，有强悍军队的金在短短的十年内就打败了辽，灭亡了北宋，还顺便掳走了宋徽宗、宋钦宗做人质。

康王赵构被群臣扶为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南宋政权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无法与金抗衡。高宗被金打得到处狼狈逃亡，甚至跑到海上躲了好几个月。

为了向金求和，做为一国皇帝，高宗也算是卑微到极点了。他亲笔题书给金朝元帅，说金人“天命有归”“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请金人“赐以余年”，甚至愿意做金朝的藩属小邦。

最终，宋高宗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淮河以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

宋存于外交，也亡于外交。外交的成败直接影响了宋的政权存亡。宋辽达成的“澶渊模式”维持了长达120年的和平，宋代的两次外交失误——联金灭辽和联蒙灭金，则直接导致了北宋和南宋的覆亡。

可见，没有强大的武力做后盾，再外交上根本没有话语权。只有势力均衡的局面下，才能有平等的外交权。宋代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后人深思。@华章同人

《宋代外交史》读后感(五)：从外交历史，看宋代政治的功与过

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并非近代才有，从上千年前的城市国家开始人类就已经开始从事外交了。例如在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所谓的外交多由“相”主持，出使的史“行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礼，“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春秋时期列国间的邦交类似现代的外交，国与国之间有遣使交聘、谈判和会盟的各种情况。总之，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汉代、南北朝以及唐代逐步发展的对外交往，成为五代至两宋建立外交制度的基本榜样。

《宋代外交史》区别于其他的宋代史学著作，选择了两宋时期的外交活动这一独特视角，剖析两宋时期的所面临的国际格局及宋代如何通过外交与外国强力政权达成共识，在多方强权力量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书中主要探究宋朝与其基本对等的辽、金、蒙元三朝的外交，及与这三个国家争取周边国家或政权的周旋过程。

说到宋朝，很多人并不陌生。后世史家，把宋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从太祖建隆元年到钦宗靖康元年，称北宋，凡一百六十七年；从高宗建炎元年到帝昺祥二年，称南宋，凡一百五十三年；合计三百二十年。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宋朝虽然大致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七十余年的分裂割据之局，却从来没有强盛过。它饱受若干外族的侵略，历尽迫害屈辱，最后更亡于外族。

两宋时期的国际格局

中原四分五裂；东北亚游牧民族契丹崛起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强力政权，且五代中原各国均已向契丹国进行朝贡，与契丹对等的只有宋朝。宋代面临的强敌是辽、金、蒙元。两宋时期在朝廷内部对于外部三个强敌的性质和优势有不同的认识，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为主和派和主战派。一方面，两宋对辽、金、蒙元的政策，其实是和、战、守三策的交互弹性运用，基本目的是维持与强大外夷的和平相处而不是征服；另一方面，辽、金、蒙元对中原王朝的政策是以外交威胁或以武力夺取人力和资源，不一定是征服。两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相互依附的关系，这就为外交成功的可能奠定了基础。

宋代外交策略和历史

宋的国策，简言之为“强干弱支”。一是中央集权，使中央的各项权利如军、政、财、法等权都超越地方；二是提倡文人政治，严禁武人干政，太祖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整顿禁军和消弱藩镇。最终结果导致，统兵者多为文官，外行领导内行，自然败事者居多。

在外交策略方面，北宋前期，太祖和太宗掌握了军政大权，主导维持与强大的辽朝和平对等的关系；神宗任用王安石变化，力求富国强兵改变现状；真宗时期，在王继中的促成下，宋辽两国达成《谭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获得了120年的和平与安定；从哲宗到徽宗，外交决策因党派的更替而发生变化，特别是徽宗不顾自身实力的不足，盲目追求恢复燕云十六州，忽视自谭渊之盟以来的国际规范，打破原有各方势力的安定格局，最终以致亡国；南宋是在亡国危机下建立起的王朝，国力远不如金朝，同时由于高宗任用奸臣秦桧并抑制武将等失败的操作，在屡屡北伐的失败中，只好以屈辱的国格维持偏安的局面，最终仍旧难逃国破家亡的结局。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任何外交手段都必须建立双方平等条件下进行方才能有效开展。这本书中提到的两宋在面对强敌时，同样是以外交手段配合军事，来解除强敌的威胁和侵略的。作者认为，两宋时期的外交策略是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选择，基于自身实力只能采取弹性的外交手段来寻求生存。本书的内容让读者看到了宋朝军事、文化、经济以外，其在外交层面上功与过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