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国古代文献》读后感摘抄

《重写中国古代文献》是一本由夏含夷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3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重写中国古代文献》读后感(一)：老外的视角就是不同

10日

开始看夏含夷（周博群等译）《重写中国古代文献》（扉页写着献给裘锡圭云云）。外国人的视角就是不同，透露和分析了很多简帛整理的细节，不错！

11日

继续看《重写中国古代文献》。查祝鸿杰《博物志全译》P213，《重写中国古代文献》P121注5“第九”盖为衍文，应删。同页称《博物志》卷九所引《归藏》“可能就是杜预提到的《阴阳说》”，P128、132、216注1同意“《易繇阴阳卦》可能就是《归藏》”之说，显然将《阴阳说》、《易繇阴阳卦》混为一谈了，李学勤《周易溯源》P257已云：“《易繇阴阳卦》如是当时存在的《归藏》，荀勗一定会作出说明。……《阴阳说》，很多学者以为即《易繇阴阳卦》，恐怕是不对的。”

《重写中国古代文献》P129以为《归藏》“没有被任何东汉和魏晋早期的文献引用，至少没有提到名字”，与其注2似矛盾，而《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博物志》亦曰：“太古书今见存者，有神农《山海经》——《山海经》或云禹所作。《素问》，黄帝作。《连山》、《归藏》，夏、殷之书，周易曰《易》。”（《博物志全译》P146作“周时曰《易》”，恐非。）荀勗《中经新薄》著录有《归藏》，曾为荀氏手下的张华显然见过，《阴阳说》或《易繇阴阳卦》如是当时存在的《归藏》，张也一定会作出说明。

12日

看完《重写中国古代文献》。

《重写中国古代文献》读后感(二)：《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的啓發

作爲一个古文字和先秦史的門外漢，這本書看得我異常興奮。夏含夷對先秦文本的生成與流傳思路之清晰，邏輯之謹嚴令人咋舌。

啓發分章言之

第一、二章 先秦部分

其一，與出土文獻的戰國寫本相較，可見先秦文本的傳世本基本經過漢代整理者的編定（如劉向劉歆），因此我們試圖通過傳世本來瞭解先秦的本貌（語言、思想），必須參考戰國寫本，否則我們得出的結果不是先秦，而是“後”秦。例如《荀子·正名》“偽”从心抑或从亻，《尚書·君奭》“在”“言曰”；《老子》“法物”or“法令”。

其二，面對傳世本和戰國寫本的差異時，完全有數種可能：戰國寫本在當時主動篡改，戰國寫本反映的便是本貌，傳世本後世流傳有意篡改，傳世本後世流傳無意訛誤；

其三，上博簡《周易》不完整但足以表明不晚於BC3C，該文獻以基本以今本流傳；

其四，《孔子詩論》提及詩的標題大多與今本《詩經》對應，表明至少BC4C甚至5C之前已經接近定型；

其五，簡冊的形制決定章與章，篇與篇之間是否相連（包括思想上的）；

其六，郭店與上博《緇衣》結構內容完全相同，說明BC3C前，這樣簡短的章節彙編即便沒有定本，也已明確流通；

其七，子思死後一個世紀《緇衣》仍以單篇行世，說明《子思子》當時編輯尚未成型；

其八，戰國寫本《成之聞之》有來自古文《尚書》篇目《大禹謨》的引文，不代表就能給偽古文翻案：寫本《緇衣》一段相似引文出現在《禮記•緇衣》和偽古文《君牙》，很有表明一種偽造古文《尚書》的方式。

整本書粗略讀下來，也許印證了鄙人之前一些模糊的想法，我覺得應該引起所有做各種意義上先秦的人的注意（先秦哲學，先秦史，出土文獻語言，出土文獻思想）。應該如何理解先秦文本的生成，應該如何看待出土文獻的證據，這段話和例子都值得重視。裏面對荀子一句的考證，連駱瑞鶴《荀子補正》都沒有涉及，畢竟駱老不懂古文字，更何況鄙人學力淺薄，自然更不敢碰先秦。鄙人不做先秦史，只做先秦的接受史。但，還是有一種不自覺的關懷吧。

第三章 汲冢古書

這部分史實的重新梳理有夏含夷的關懷在裏頭，基礎文獻大概不外乎《晉書》，當然還用到了杜預，張華的旁證。當年晉代整理出土竹簡時候對具體文段是否編入某一篇，直接決定了該文段在打後的日子裏亡佚掉的可能性。假如我們再還原當時的歷史語境，竹簡的分篇也應該重新考究，篇名相同內容未必相同（有點現象學還原的味道），因此對古書著錄某某篇的認知應該重新打個問號。

其關懷莫過於反思當下出土文獻整理者們的斷章取義，不做這塊，鄙人就不多談了。

果然，先秦不好做。

《重写中国古代文献》读后感(三)：夏含夷先生在論證《今本竹書紀年》的年代問題中兩個有待商榷的地方：

书中在推前《今本竹书纪年》的年代的时候用了《真诰》来证明，

齐代陶弘景《真诰》：

《诸历检课》谓尧元年戊戌，至齐之己卯岁二千八百三年。高辛即尧父，说此语时又应在晋世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尧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历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数，不将已过乎？《汲冢纪年》正二千六百四十三年，弥复大悬也。

因为陶弘景此文不直接引用《竹书纪年》的文字，所以所谓《古本竹书纪年》都没有收入。《真诰》恐怕也不是每一个伪造者都会知道的书。……因为中国史书中没有其他书含有这样的年历，而且也没有办法 所谓《古本竹书纪年》的引文来弥补这个数字，所以像陈力指出的那样，这一记载可以证明，不但《今本竹书纪年》的某一部分早在五世纪末年已经存在，并且现存《今本竹书纪年》整个的年历系统与陶弘景所看的《竹书纪年》一样，肯定已经存在。

《天一阁书目》：子部：真诰十卷，梁陶弘景撰，明王瓉序。[ 《续修四库全书》（第九百二十册）P173]

按：夏含夷先生認為《真誥》不是每一個偽造者都會知道的書。但是今本竹書紀年造偽的嫌疑人范欽的天一閣就藏著這本書，他完全有可能把這段話錄入《今本竹書紀年》當中，就無法確定《今本竹書紀年》就是陶弘景所看的《竹書紀年》了。

宋代张嵲《紫微集》卷三十二说：“如汲冢《竹书纪年》之类耳，后人以其与《左氏》乖刺，遂削去之，所以不见於世也。”由于《竹书纪年》与以《左传》、《尚书》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说法相悖，因此它不断受到学者贬斥、冷落。安史之乱後，《竹书纪年》传抄本逐渐散佚，到宋本已经很难寻觅。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言：“今汲冢中竹书唯此书（指《穆天子传》）及《师春》行於世。余如《纪年》、《瑣语》之类，复已亡佚。”北宋《崇文总目》，南宋《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及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都不再著录此书。

清姚振宗：“今本二卷成沈约注者，为钦所辑录，其小字夹行之注，亦钦所为也。”

错简问题：

《今本竹书纪年》：“自武王至穆王享国百年。”

《晋书·束晳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寿百岁也。”因为在古代史书上，周之“受命”差不多都定在周文王，所以《束晳传》这句话暗指这一百年应始於武王即位之前。

周武王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王亲禽受於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

……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王祷於壇墠，作《金縢》。

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初狩方岳，诰于沬邑。冬，迁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来朝。秋，王师灭蒲姑。

十七年，命王世子诵于王宫。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成王

十四年，秦师围曲城，克之。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凤凰见，遂有事于河。

十九年，王巡守侯、甸、方岳，召康公从。归于宗周，遂正百官。

迁九鼎于洛似乎与成王洛邑定鼎可联系在一起，但是迁九鼎于洛在《左传》当中也有记载，《左传·桓二年传》“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P243]，“成王定鼎”则在《左传·宣三年》有记载“成王定鼎于郏鄏。”在武王时期，就已经迁九鼎到洛邑了。而且迁鼎、定鼎，说的都是移鼎，似乎没有必要重复一遍，强调开始迁鼎与最终定鼎没有必要。

而关于“箕子来朝”，将其挪到成王纪年是否合适呢？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武王克商以后，曾访问过箕子，箕子对答以《洪范》。“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黍离，箕子伤之，欲哭而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戴爱之。”在《史记》当中，微子和周武王曾经在克商之后有一次对话，时间上放在武王十六年并无问题。虽然《史记》武王访问微子，而不是微子朝周。但后面关于箕子朝周的描写，说明箕子在那之后曾经朝周，而且十二年王败殷，如果在那时候已经封箕子，那么箕子在十六年的时候去朝周，正符合五年一聘的礼法，并无不通之处。而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本身的记载，成王元年的时候，武庚以殷叛。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父。此时，《史记》中说微子接过了殷国的祭祀，是为宋国。如果微子不是武王的时候便已经朝周，那怎么可能马上就能把他分配过去呢？而如果是已经分配过去，而没有明文，为什么在十四年後才书“箕子朝周”呢，显然这是不成立的。

在“灭蒲姑”的问题上，《今本竹书系年》“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灭蒲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原注：姑与四国作乱，故周文公伐之。《汉书地理志》：“薄姑氏与四国作乱，成王灭之。”《尚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如果灭蒲姑在成王十七年，前面已经迁奄君于蒲姑，将蒲姑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了，何必再灭一次？根据《汉书》注，蒲姑是和四国作乱，成王灭之。而如果按照原来的顺序，灭蒲姑在武王的时候已经征服过一次，后来蒲姑跟武庚、管、蔡叛变，所以又被灭了一次，这样说也合理。

夏含夷先生还说，“《今本竹书纪年》的整理者不但误排了原属于成王纪年的那一支竹简，致使武王卒年从十四年变为十七年，并且还在最后一个商王及帝辛的纪年中，增加了十一年，把帝辛的在位年数从四十年延长至五十二年。我还运用了甲骨文和天文数据来推定帝辛的元年应该是公元前1086年，也以其它文献的记载说明武王克商之年应该是公园前1045年，从而证明帝辛在位一共四十一年。”

《今本竹书纪年》周武王纪年是从十二年开始的。而商纣王帝辛四十二年有原注“周武王元年”。夏含夷先生认为这也是错简，即，周武王的前十一年被安排在帝辛後十一年，导致时间上多了（总共505年），不符合总年数四百九十六年。如果将位置调换，减去十一年，就是四百九十六年了。窃以为夏含夷先生理解错殷周之际的年表了。而他理解的年表是，周的纪年是承接者殷的纪年的，所以周王少了十一年的纪年。实际上，周武王的纪年在那十一年当中是与帝辛的纪年并存的。并不是商灭了周的年表才开始。而“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中的“受”在《今本竹书纪年》当中也有非常明确的指示，即帝辛四十二年（原注：周武王元年），西伯发受旦书于吕尚。在《大戴礼记》中“武王践祚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昔黄帝、颛顼之道存乎？’”这是受天命的开始。也就是，汤岁数在西伯发受命的这一年便结束了，原本就是四百九十六年，不需要用错简来解释。这一两种纪年并存的情况，在夏到殷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帝癸（一名桀）十五年：“商侯履迁于亳。（原注：成汤元年。）”，帝癸三十一年：“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朝。”商履的纪年则是从十八年开始的，“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而夏桀死于成汤二十年。也就是前十七年的纪年都是包括在帝癸的纪年当中的，那刚刚好是十七年。类似这种两个朝代交接之际两种纪年并存的情况後世也有许多。如未灭项羽时，便开始用汉的年号。夏含夷先生对于两朝交接之际的年表错误，为了合乎四百九十六年之数，用错简来解释，是错误的。即使四百九十六年的数不用错简也是正确的，仍然不能证明《史记集解》便是引用了《今本竹书纪年》，也不能用《史记集解》来证明《今本竹书纪年》的正确性。《竹书纪年》的真本在《史记集解》的年代是能够看见的，所以它所引的是真本《竹书纪年》。真本《竹书纪年》的正确不一定代表了《今本竹书纪年》的正确，这两者不是同一本书。也有可能《今本》抄自《史记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