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北部的云南人》经典读后感有感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是一本由段颖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329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12-1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读后感(一)：书评

段颖：读了你的书，非常高兴。我虽不甚了解人类学，但读此书时仍然兴致盎然，一则是因你的文笔生动流畅，内容充实有趣，二则是文本引领着我也关注起了新村里那批“国军”以及他们后代这个族群的命运——即从人类学角度看的文化命运。

多年来，仅知道你有志于人类学，读了此书后，深为你高兴，因为你热爱这门学科，并能够为之奋斗一生，这是人生一快，更是人生之大幸！有感于你的奋斗和你的成果，我特撰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达之：

锻剑十年，披荆斩棘，踏破泰北新村，天道酬勤结硕果；

颖接千载，青灯黄卷，继承先师遗志，后生可敬报国家！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读后感(二)：[转]序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金三角”地区（泰国北部与缅甸、老挝相接地带）一度受到国际社会与人类学界的关注。在国民党余部、坤沙及其部队的控制下，这一带成为种植罂粟的山区，而该地区也是克伦族、拉祜族、苗族、瑶族等不同山地民族的聚居地。利奇（Edmund Leach）于20世纪50年代初研究缅甸的克钦族，推动了人类学界对缅甸和泰国北部山地少数民族的研究，并对族群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从一些山地民族参与大量种植罂粟，国际组织也鼓励人类学家研究这些民族，希望能够找出替代途径，促使少数民族转种其他农作物。20世纪70 年代初，我在泰北山地民族地区进行短期调查时就见到漫山遍野的罂粟花，美艳无比。而在一些山地民族的村落里还遇到一些云南“逃兵”。当时的国民党部队仍控制着“金三角”的鸦片贩卖，学者不方便研究这些来自云南的士兵。作家柏杨于1982年出版的《金三角·边区·荒城》是较早介绍这群特殊华人的著作。之后虽有一些相关作品问世，但多为纪实文学和新闻报道，从学术角度出发的研究相对较少。

段颖博士这本中文新著全面叙述和分析了这些部队及其后裔的社群生活以及他们的社会与文化。通过人类学研究，段颖清晰地描述了这群人的历史，不同时期的政治组织和活动，以及现今的经济活动、宗教信仰、生命礼仪、教育状况，等等。段颖本身是云南人，因此他更能分析云南文化的延续与变迁，更能理解该族群的本土化过程，写起人们的日常生活与饮食起居更为亲切，读来有如身临其境，耐人寻味。

本书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段颖通过其研究与理论分析，阐述了被迫留在“金三角”的原国民党部队从“孤军”到华人族群的历史转变。作为非自愿的寓居群体，他们曾为难民，侨居泰国北部，而其后裔经历了在泰国的生活与本土化过程之后，最终以泰国为归属，但同时又自认为是云南人。全书描绘了一个族群的形成。因此这不仅为海外华人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个案，也对族群、族群互动以及族群形成等相关研究做出了创新和有益的贡献。

自施坚雅（William Skinner）重要著作出版以来，不少人类学与其他学科聚焦于泰国华人研究，一些学者着重讨论了施坚雅所分析的“同化”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理论的发展，关于同化之研究也得到进一步深化，段颖在这方面也迈出了重要一步，通过对不同代际的泰北云南人认同的分析，作者强调应对同化及相关现象进行长时段观察，并将其置入本土化与文化适应之情境中加以讨论。

此外，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云南人在东南亚的迁徙比较特别，他们从陆路迁徙到大陆东南亚，而这一带又与中国云南接壤，这就构成了他们在该地区的特殊流动与往来。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Ann Hill探讨了与马帮相关的云南人及其跨国网络。而通过历时性观察，段颖研究了不同历史背景的云南人及其迁徙、流动与寓居，从不同层面丰富了云南人和海外华人的研究。

最后，虽然本书是一个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但段颖通过对该族群在泰国国内迁徙的分析及其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之间跨国网络的探讨，显示出一个人类学的研究，既是社区研究，也是超越社区的研究。尤其是在流动频繁、变迁加速的全球化时代，我们更需要跨越边界，将社区研究与更为广泛的社会范畴相关联，从小地方，看大世界。

毋庸多言，我谨向对海外华人研究和族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部生动、可读的新著。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陈志明

2012年季夏

《泰国北部的云南人》读后感(三)：另一种命运中的华人

临近春节，终于能闲下来好好的读几本书。找到这本书是因为前不久笔者在泰国北部清莱和美赛地区做了短暂的旅行。原本没有关注到泰北的华人，但是在商店，尤其是美赛小镇上看到了很多的华人商店。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对这段历史有了一点了解，对他们的生活和认同很感兴趣。

作者这本《泰国北部的云南人》里对这个狭小多山地区的华人生活做了非常细致入微的展示。全书着眼于华人群体所处的特殊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在此定居后三代人的生计和族群认同变化，核心是身份认同的转变。作者先梳理第一代华人因为战争缘故退居此地的历史，主要是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泰国政府这三方与此地华人群体的关系。然后以这些关系为主线讨论第二、第三代后裔的生活，并对村中的管理权力的转移、婚俗、通婚、信仰、小学教育、迁移与对外交流分别进行详细描述。

看过本书的读者应该能对泰北华人的生活以及这一地区的外交和族群关系的复杂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在第九章，作者对第三代华人对外移民和交流进行描述时，非常精彩。第一代华人将野蛮的泰国人视为“猓猡”，有野蛮和不化的含义，而当这些华人因为政治、经济和贩毒等原因在整个泰国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时，第三代移民在曼谷常常希望回避“钦霍”这一同样具有歧视性的称呼。他们在工作中、婚姻中都试图摆脱自己作为泰北云南人而遭来的歧视，而这一状况将自己父辈就已经开始的复杂的认同与身份展示在当下的生活中。

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志文本，作者所面临的挑战非常明显，即如何统一夹杂在一起的历史回顾和当前生活现状陈述，并通过这两者有力地展示研究对象。本书重在讲变迁，而变迁是个抽象的概念，且本文不仅仅是叙述历史。所以作者需要确定以谁作为文本的对象，是第一代、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华人。显然对于第一代人的描述，包括村中长者的回忆，都作为故事的历史，而对第二代人，尤其是第三代年轻人在当下生活的描述是本文的主体。作者一直在处理两条并行的文本，一个体现历史的逻辑，例如来自台湾的援助和移民政策变动时，华人村村民对生活期望和个人发展计划做了哪些调整。而另一个文本是田野记录，即本书中的访谈笔记，它体现的是文本对“当下”状况的展示。

“当下”的对话或观察延续了历史，而历史的逻辑又反过来解释了“当下”。文本所要展示的就是对这延续与解释、“当下”与历史的认识，而这认识是作者在整个研究中在文献和田野中获得的体悟。虽然文本中的具体信息可以成为单纯的对生活的记录，但记录本身并不是民族志（或者说现代民族志）的主要工作，所以文本中采用的田野记录总是经过了细致的挑选。

笔者认为本书在统一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田野，以及选择田野素材方面处理的不够，使得文中经常出现对田野的解释力不足，总结性语言过于粗略，叙述冗余，重复等情况。一下以几个例子说明。

1. 作者在第181页描写村中原先的自治会与政府承认的村委会有管理、权力的矛盾时，有关于新村村长管理方式的一段讨论，这里引用了吉登斯关于现代国家权力的一个描述“现代国家的一项主要特征就在于：国家行政人员的控制能力的巨大扩张，直至甚至能左右个人日常活动的最私密部分。”然后作者提到村长的几个具体的管理规定。吉登斯的论点在于对现代国家权力特征的描述，是从具体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结论。但是作者此处要表达的是村长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在代替自治会权力时两者的矛盾，而非国家权力特点。所以这一段通过吉登斯理论进行的讨论与这一章的逻辑不搭。

2. 第182页有一段关于国家力量对村民意识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国家力量的介入、社会的整合与转型极大地改变了村落的行政结构，也促使村民开始思考国家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国家究竟可以为他们带来怎样的权益。对于自治会而言，在‘大家长’李将军过世后，新村原有的‘大家庭’意识逐渐淡漠，加上外界泰族文化的影响，确实对原先按照习惯法所进行的管理、统治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而万会长忙于自己的事业，很少过问村事，渐渐与村民疏远，也大大动摇了自治会在新村的威信和地位。而与此同时，村委会一些利民措施的推出以及村民大会的举行，至少让村民逐渐明了，作为新村的一员，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存于村中事务的处理，有权自由选择生活、享受村中福利，而不是如以前自治会统治时期那样，任由会长决断。”

这应该是非常常见的社会学分析的语言，研究者通过观察，将村民之间的权力、“文化”、“意识”、关系这些概念抽离出来讨论，并放置在更加广阔的国家和历史背景下。这些概念能很好的承接作者和读者对这一事件的理解，逻辑上也非常通顺。但是这段论述似乎可以独立于文本中的田野素材，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描述，村民在这里不需要说话。这种表述虽然不在意定量的精确，但也没有生动的展示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象征等细节，对对象的表述显得刻板。

3. 第193页作者在描述婚俗结束的时候，对婚礼进行了总结和解释“婚礼是我们有机会在共时的空间中观察到传统与现代的相互交织，人们在其中逐渐形成着关于生活及社会秩序的认识。新村的婚礼中华人文化气氛浓郁，‘打歌’体现着云南家乡的文化传统；挂礼作为华人世界特有的传统得以延续，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其功能性的效用（阎云翔）；整个婚礼仪式基本以男方家庭为主导，也反映了父系制的意识形态；在人亲仪式中家庭角色、地位以及延续香火、多子多福、孝顺公婆等观念被予以强调（Bao）；值得注意的是，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西方文化中的玫瑰、婚纱被作为‘现代’的象征也被引入了婚礼之中，消费文化可谓无处不在。”

本书的每个章节和小节在结束前都进行了类似的总结。本段中提到的传统“打歌”、父系制意识形态、西方元素、消费主义似乎是对婚礼进行了一个平面的总结，且每个部分分别指向不同的地方。作者应该是希望通过这些来体现婚礼中“传统”与“现代”元素的交织，以此说明文化变迁，及其对认同变化的贡献。但是，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平面的总结，是因为研究对象----变迁，以及体现这一变迁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的意识没有被直接展示出来。例如前后两代人对“传统”婚俗的态度，对玫瑰、婚纱的态度分别是怎样的？他们强调哪些，又排斥哪些？有无矛盾冲突？对仪式中的这些符号的要求体现了怎样的象征意义？这些大概是更能生动的展示田野的写作方式。

4. 第204页在讨论葬礼仪式中的中国和泰国元素时，作者有如下分析“事实上，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在葬礼中请泰国和尚做法事，除反映了本土化进程中地方文化对该族群产生的影响外，也有蕴涵其自身行为策略的隐喻：一方面，在信仰佛教的过渡将佛教行为纳入自身群体的生命仪式中，无疑向公众转达该华人族群融入泰国社会的信息，并以此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华人宗教、仪式的多神、混合的特色（Tan），同时也是华人庙宇观的巧妙表达与延续----‘借助另一类宗教专家（泰国和尚）为死者祈祷（Hill）’。”

这段的讨论似乎使研究者和对象的距离更远，作者在很明显的为对象代言。这些分析在逻辑上有道理，但是对对象的描述过于笼统，主体性不突出。最后引用Tan和Hill对华人宗教特征的总结似乎与本文没有必然关系，因为前者侧重华人宗教特征，而后者则要揭示具体的新村村民为何在此时此刻对中国和泰国元素做这样的取舍。这些取舍本应是此处分析的重点，且取舍是很好的展示村人如何获得本土社会资本，从而改善生活状况的行动。但是在这里作者只是简单的用“一方面……”这句总结式的话语结束了讨论。这在概念上给了读者一个认识，但这个认识缺乏细节和生动。另外，本段上边对葬礼中的“铺张浪费”的解释也同样粗略。

5. 第210页“而在道士祭辞中对亡者祖籍、生活经历的陈述及襃赞，也表明了亡者的情感归属，由此，也是华人族群特性的充分表达，文化传统、认同意识即蕴含其中。”

这里已经离对象自身在仪式中的意识很远了，更多的是作者对仪式与认同关系的联想。且当这种联想在文本的多个地方出现的时候，田野素材本身作为解释条件的地位就被忽略了。作者与读者通过词语概念对认同进行的逻辑认识将田野素材一掠而过，但这两句的分析恰恰因此而失去了说服力。

另外，本段中提到“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秩序被反复地强调”一句中，若要说社会学文本和人类学文本有区别的话，则人类学文本中应该对“强调”的原因而非仅仅是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这些问题是从读者角度对这本书的苛刻要求，民族志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总是纠结于学者取向与取舍，无法尽善尽美的工作。而这本书显然成功的完成了对泰北华人认同与生活变化的描述，作者在田野中的严谨态度与对研究对象的关怀也清晰的体现在文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