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冰的篝火》读后感1000字

《寒冰的篝火》是一本由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等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8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寒冰的篝火》读后感(一)：她是一场急雨，一次逃离和一句坚定的拒绝

近乎执念的喜欢读回忆录和纪实文学。初读茨维塔耶娃是在巴别塔诗典系列——墨绿色的书皮与烫金的字——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唯独对一句强烈的爱意印象深刻“今夜为您偷盗圣像”。后来读到三诗人书简中，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往来是热烈、率然的，诗的交流是暴风雨般的狂喜。火焰的交织，书名与内容如是。

惊艳的、寒冷的缠绵诗句，在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的信件中，他写：

玛琳娜，这是我最后一次呼唤你的名字。

大雪落在

我锈迹斑斑的气管和肺叶上，

说吧：今夜，我的嗓音是一列被截停的火车，

你的名字是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

我想象我们的相遇，在一场隆重的死亡背面。

再读到这本，在同时代人回忆中她是寒冰的篝火，她是一场冲刷了莫斯科的急雨，关于城市、关于革命，“与其说她是为了1917年夏天那些被吓坏了的市民所谈论的巩固的秩序而生，不如说她是为叛乱而生。”她也是逃离、决裂与火山爆发，是一句坚定的拒绝。她匆匆点燃了文学，随后她的面孔，就像那最后一眼——沉默的、随着电梯下沉并消失在深处。

《寒冰的篝火》读后感(二)：读书即读人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机缘巧合，其中有一种让我在茨维塔耶娃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与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相识相知，媒介便是这本《寒冰的篝火》。今年时值茨维塔耶娃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茨维塔耶娃作品系列”能够让其追随者以及俄罗斯文学爱好者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翻开《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之前，我对茨维塔耶娃并不了解，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无所知，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对她的定义是这样的:俄国的一个非主流的疯狂女诗人，一个离我异常遥远的人，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都决定我们是很难有交集的两个人。然而当这些文字把一个栩栩如生的茨维塔耶娃推到了你的面前，你便如同结实了一个心灵相通许久的朋友：她脸部的线条，说话的嗓音，爱喝的饮品，喜欢的花以及组成她不完美的那些小特质：没有方向感，对数学一窍不通，受得住酷暑却难以忍受寒冬，极端孤独却又桀骜不驯，等等。我不知在哪里曾经看到过这么一句话：人身上的缺点恰巧构成了一个人的个性。正是缺点使得一个人立体而生动，一个完美的人，该是多么的乏味。茨维塔耶娃的这些特质，让你觉得那么地熟悉而亲切，仿佛你在了解的，并非一个遥远国度的诗人，而就是你家隔壁经常请你吃她亲手烤的饼干的老太太。

她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正如她在一首诗里谈到的两个自己：一个是淳朴的俄罗斯妇女，牧师的妻子，另一个是波兰的贵妇人。如此一个矛盾重重而又满身缺憾的人，老实说，若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许是不那么讨人喜欢的，但是当她在书中出现，就会让人觉得那么的充满魅力与吸引力。

这本书从茨维塔耶娃同时代人的眼光出发，从她的妹妹、女儿、朋友以及当时的记者、作家的视角，让我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一个姐姐，一个母亲，一个朋友，一个诗人的生活、思想以及她的创作才华和态度，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利季娅不仅如实记录了临近最后时刻的茨维塔耶娃，而且准确地捕捉了茨维塔耶娃当时的心理活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种生命接近尾声时的表现，除非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到的，然而通过利季娅的描述，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的茨维塔耶娃，让我们对她的缅怀有了最直接的材料，它能够让你意识到：读书即读人。然而当你合上书本，却又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了，你结识了这么一个诗人，实际上你所读的，是她所处的整个时代。因为个人与时代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可以从她的诗歌中了解到俄罗斯国内战争和十月革命这段历史的片段，《寒冰的篝火》中，同时代人对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中，也经常引用她诗歌中的一些句子来反映她的生活，她对于国家苦难的祈祷与责难：这些灰暗的农舍为什么把你冲撞，上帝啊——又为什么射穿那么多人的胸膛？一列火车呼啸而过，大兵们也在号叫，开过去的道路上浓烟滚滚，尘土飞扬……不，死了算了！与其为思念黑眉毛的美人儿如此凄惨地哀号，莫如压根儿不曾落地，唉，大兵们这会儿还在唱呢！啊，我的慈悲的上帝啊上帝！利季娅写出，一个哭诉出这样的诗句的诗人难道不能千秋万代地载入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史册吗？！

这位特立独行的诗人，其一生的精神支柱就是对于艺术创作的热爱，支撑着她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没有保护与同情的孤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些气恼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读完了《寒冰的篝火》，你也许会领悟到她的伟大源于何处，她让我想起了毛姆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的主人公，以高更为原型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从本质上说，我觉得他们有共通之处，当人们都在孜孜以求功名利禄的时候，他们却为了追求艺术而使自己陷入厄运，然而这样的灵魂却必定是引人入胜的。

阅读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它可以使你足不出户而周游世界，譬如《寒冰的篝火》带领我们真切地体验了茨维塔耶娃的精神世界。与世上存在的许多艺术形式一样，它是我们一辈子也不可能窥其一斑的宝贵财富，尤其是读一本好书，或是看一部好电影，是对于心灵土壤的一种浇灌，因此，当你翻开这么一本书，开始观赏这样一部电影，听到这么一首歌曲或是走在去观看这样一场演出的路上，在你的世界里就已经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了。

书评人：李会

《寒冰的篝火》读后感(三)：茨维塔耶娃：“致一百年后的你”

茨维塔耶娃：“致一百年后的你”

1922年5月，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携不满十岁的女儿阿利娅抵达了柏林，想与她流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丈夫会面。在柏林接待她们的是好友作家爱伦堡，他第一次出国时，帮助茨维塔耶娃打听到了她的丈夫还活在人世住在布拉格。也正是爱伦堡对帕斯捷尔纳克谈起她的诗歌，赞不绝口，才引起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重新重视。在柏林的两个半月里，茨维塔耶娃还结识了文学评论家马克•斯洛宁——在侨居在布拉格的岁月里，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经过斯洛宁之手发表的。

好像一下子出场的人物太密集了，有点应接不暇。之所以选取这个特殊的阶段开始叙述茨维塔耶娃的故事，是因为在《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的目录里，我看到了这些熟悉的名字次序登场：阿利娅、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斯洛宁……他们笔下的茨维塔耶娃各有不同的形象，但是无论她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他们的笔下，首先赢得的都是他们的敬重：她是一位俄罗斯浪漫主义诗人。

斯洛宁在回忆她的文字中写到了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他说在布拉克，她是一个“三重的流放犯”：作为一个人，她很难相处，不懂得处理人际关系，侨民把她看作一个外人；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她为那些琐碎而贫困的日常生活而忧伤；作为一个人诗人，她完成着她的使命。不知道有意还是无意，你很难在写到布拉格的时候不联想到卡夫卡，而在卡夫卡写给好友的信中，他也曾提起过生活在布拉格的一类作家，他们的生活处于三种“不可能”之中：不可能不写——他们只能以写来驱散萦绕不去的灵感；不可能用德语写——在他们，用德语只能是一种“公开的或暗地的，或许最终是自讨苦吃的僭越”，这种语言永远不会是他们自己的财富；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写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语言。卡夫卡对此的总结是加上了第四个不可能：不可能写，因为那种绝望并不能通过写来减轻——最后这一条对生活在布拉格的茨维塔耶娃而言更为合适，否则她不会在国外生活十七年后，宁愿冒着巨大的危险回到了苏联，此举最终导致了她生活的困境，1941年8月31日，在绝望中自缢身亡。

阿利娅曾在回忆中说她的母亲是关于“斯巴达式的简朴”，她不排斥时髦的生活，但是她“既没有物质条件创造时髦，也没有物质条件去追求时髦，她厌恶地规避那些为了仿效她而哭穷的人，在侨居国外的年代里，她怀着尊严穿别人的衣裳”。 茨维塔耶娃给她的朋友讲述过在莫斯科时期的饥馑生活，有次一个陌生人来到家里，她由于近视眼，把来者当成了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用仅有的胡萝卜茶热情地款待客人。这位不速之客是一位小偷，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拒绝了女诗人这种寒酸的招待，打量了一下四周，看得出这位诗人家徒四壁的境况后，在桌子上留下了几个卢布溜之大吉了。无论茨维塔耶娃用多么幽默的语调讲述这个故事，都无法让人感觉到轻松。而在国外生活的那些日子，并没有比国内的生活优越多少，除了物质上的贫困，还有精神上的饥渴与荒芜，她能感受到那种卡夫卡式的生活困境，而选择回到家乡就成了她不得不的选择。

1935年的夏天，帕斯捷尔纳克去巴黎出席反法西斯大会，他见到了久未谋面的茨维塔耶娃一家。当时的茨维塔耶娃在国外的生活很是窘迫，家属都希望让她回到俄罗斯。由于消息封锁严密，当时的侨民对国内发生的各种恐怖事件大都不知，茨维塔耶娃甚至对国内的苏维埃革命有着极大的同情，再加上当时在巴黎的生活不如意，她很渴望回到祖国去。就此事，她当面征求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意见。他没有给出明确的意见，在回忆中，帕斯捷尔纳克写到：“我不知道应该向她提些什么建议，我生怕她和她那些可爱的一家人，到了国内，生活会感到困难和失去安定。这一家人的悲剧大大超过了我的悲剧。”我们无法原谅帕斯捷尔纳克的懦弱，他明明知道真相，仍然不敢告知。也有人说他暗示过茨维塔耶娃不要回去，但是由于她一向的固执，并没有听从他的劝告。真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悲剧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了。

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大地上，苦难与丰盈并存。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主正是因为这种苦难的缘由才会产生这么一大批耀眼的诗人与作家。但吊诡的是，续接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谱系上的天才，大都是那些被压迫者，被迫流亡者。他们带着身上唯一的行李就是语言，无论是地下形式的流亡还是政治驱逐式的流亡，反而让他们的写作具有了一种不屈的光辉。茨维塔耶娃在俄罗斯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从未放弃过写作，她对诗歌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上的意义，当你的生活无所依靠，只能从精神上构建一个强大的实在，支撑着自己去生活与写作。在献给里尔克的一篇散文中，茨维塔耶娃开篇说道：“每一个人的死，都必定融入到别人之死的行列，都必定在死亡之列中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先逝者由于后逝者的存在，形成了一个活的长链，俄罗斯文学史上这条诗歌金链因为那些流亡者，比如获得诺奖约瑟夫•布罗茨基而熠熠生辉。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说：“我生平见过很多诗人，我知道，一个艺术家要为自己对艺术的酷爱付出多大的代价。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没有一个比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更为悲惨的形象。她生平的一切：政治思想，批评性意见，个人的悲剧——除了诗歌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虚妄的。”诗歌永远不能被抛弃或者放弃，你可以摒弃日常生活，憎恨日常生活，因为它的重复无聊，但是诗歌永远都是新鲜的，不可或缺的，就如同她给帕斯捷尔纳克写的信中说的那样，“写诗，亲爱的朋友，就像恋爱；没有分离，直到它抛弃你”。

思郁

2013-1-27书

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俄】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等著，苏杭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

《寒冰的篝火》读后感(四)：爱这个世界，以永别的方式

加入美籍的俄国诗人布罗茨基的话是有绝对权威的，被他撰文评述过的人几乎都是上世纪一等一的文豪，例如奥登、卡瓦菲斯、奥威尔、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等。在《巴黎评论》的长篇访谈中，布罗茨基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能模仿一点曼德尔施塔姆的笔法，但另一位俄国诗人，茨维塔耶娃，“我从未模仿过她的声音。她是唯一我无意与之争高低上下——这是一切职业作家的隐秘——的诗人。”

我们无法读俄语的人，无从比较茨娃和其他几位俄苏大诗人的风格区别，只能从中译文揣摩一二。谈茨娃的诗，我们常用一些生僻词如“刚纯”、“淬火”，因为能从她的文字里听到金属的铿锵声，闻到可燃物的味道：

“那一天即将到来——都说那是悲伤的一天！——/我那双像火焰一般闪动的眼睛，/不再咄咄逼人，不再哭泣，不再目光炯炯，——/陌生的铜板儿使它们变得冰冷。”

“啊，语言真是令人难以琢磨！/其实看来很平常——你要晓得，/早在我之前庄稼汉就歌唱过，——/‘俄罗斯啊，我的祖国！’”

“谁若是以分离为手段，/那他就像一堆冷却的篝火！/一个浪头把他推上岸，/另一个浪头把他吞没。”

茨娃的词句绝不晦涩难解，相反表意直接，戏剧性丰沛，每个字都吐露着对交流、诉说的渴望，她恒定的主题是来自激情和两性之爱的折磨：爱不是被接受或等待赐予的东西，爱是目标，是一种挑战，挑战那些被诗人灼热的心灵摄中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批评家C.R.皮尔彭特说：“在俄国，阿赫玛托娃把传统的、‘哭泣的小提琴’式的女性情诗发展到了极致，但象征茨维塔耶娃诗歌的乐器却是铜管：英勇、紧张、激愤。黄铜的声音曾经令她的作品被打上了‘歇斯底里’的标签，那些被她冒犯了的同时代人谴责她的诗‘淫秽色情’，而现在，却让她跻身于女性主义英雄的行列，性别特征鲜明而坦荡。”

布罗茨基才一岁多时，茨娃就自杀了，在奇斯托波尔的逃难地投缳自尽。再多的荣耀都被缪斯拿走，诗人自己落得一个异常悲惨的结局。在她死后，她的子女、同行、好友纷纷写下了回忆文章，《寒冰的篝火》一书由此集成。这些文章显示，茨娃短暂一生中几乎从未有过经济相对宽裕、可以游刃有余地生活的时间。马克•斯洛宁与茨娃多次见面，几乎每一次，他都看出茨娃憔悴、穷困，“成了繁琐的日常生活的俘虏，被钉在每天令人厌恶的劳役上”，到后来，他更是发现茨娃无法胜任诗歌之外的任何智力活动，她对政治问题一无所知，连保护丈夫和家人都做不到。

茨娃的心智只能承担诗歌。她是莫斯科人，有了她，莫斯科VS彼得堡的文学双城记的拼图才算完整，当然，两座城市并不是对抗的关系，最有名的俄苏文人，茨娃、阿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人人都活在一张密结的依恋之网中，读他们的作品，不能不了解他们与城市、与配偶、与子女、与情人、与同行的关系，每一种关系都称得上是十指连心般的“依恋”。帕斯捷尔纳克依恋国家，发出公开声明婉拒诺贝尔文学奖；在丘可夫斯卡亚的回忆中，茨娃最后的日子里依恋的甚至是流亡地的一个户口。我们扼腕叹可怜，茨娃干脆生错了时代，其实，看看萨德、兰波、王尔德、波德莱尔乃至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适合诗人活着的时代真心不多。

文人要活下去，起码得分得清虚构和现实（当今的那些荷尔蒙作家恐怕不同意这一点），但是，所有讲茨娃生平的文章，就会告诉你这对她是过高的要求。如果用动物来比喻，茨维塔耶娃像一只透明的水母，缺少四肢，只靠一套高度敏感的神经中枢在水里漂摇。作为诗人的茨娃和作为女人的茨娃是无法区分的，就像在她的诗里，醉与醒无法区分，爱与恨无法区分，灵与肉无法区分，大喜与大悲无法区分，意识和无意识无法区分。她的许多分明是热烈的情诗却写得异常悲怆，生即死，哀即欣，甚至审慎与愚狂也只有一线之隔。

茨娃做过许多疯狂的事。1916年新年她参加了圣彼得堡的文学聚会，这是她走出莫斯科的机会，同时也是替莫斯科发声的机会，聚会中的中心人物阿赫马托娃，当时已被公推为诗坛偶像，代表的是彼得堡。茨娃说，在阿娃面前，她为自己的平凡而抬不起头。她回到莫斯科就给阿赫马托娃写诗，赞佩之情就像大堤溃决：

“……我们急忙地闪开，向你宣誓啊——/那千百万声深沉的喟叹！/安娜•阿赫马托娃！——这名字就是一声/高亢的叹息，它沉入了无名的深渊。//我们受到加冕——因为我们脚踏着/同一片土地，因为我们头顶着同一片蓝天！/那由于你的不共戴天的命运而受伤的人，/已经永垂不朽地躺在灵床上长眠。……我把我的钟声长鸣的城市赠送给你，/阿赫马托娃！——还有我这颗心。”

好喧闹的情感！都有点赤裸裸阿谀的意思了。当年，茨娃去哪里证明自己是“我手写我心”呢？她不需要证明，她的激情像渴爱的女人，冲动像初生的孩子，她甚至没想过什么代表莫斯科向彼得堡的致敬，仅仅想表达自己对这位长自己三岁的女诗人的崇敬。她的至纯要靠别的至纯者来理解，帕斯捷尔纳克这样写：读了茨娃的诗，我“为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种深不可测的纯洁和力量发出一声惊叹。”

所有的不幸都找上了茨娃，生活到处站到她的反面。嫁了一个红颜薄命的丈夫，早生了两个幼弱的孩子，又赶上了一个乾坤倒转的时代，为诗歌而生的灵魂不允许茨娃干别的任何事，甚至连一点小小的世故之心都没给她留下。丘可夫斯卡亚的回忆比较详细，让我们知道俄罗斯大众都有读诗歌传统，茨娃靠着参加一些诗歌朗读会赚点小钱过日子。但是在苏联时代早期，新政权并未直接阻碍她写诗，国家处在内战之中，战时经济政策导致的极端贫困，让茨娃就连找纸和墨水都困难重重。而且，她还负气地拒绝了一些文学团体给予的微薄施舍。

茨娃在新年聚会上第一次见到阿娃时23岁，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之前一年，她跟女诗人索菲亚•帕尔诺克黏在一起，次年，曼德尔施塔姆又走到了她的身边。这些出轨行为都留下了有灾难预示的诗篇。生活越是窘迫，茨娃的私生活还越是事端歧出，可说是恶性循环。1923年，她和丈夫埃夫隆暂居捷克斯洛伐克时，茨娃又跟一个朋友的朋友康斯坦丁•鲁热维奇擦出了火花。这让本就命运坎坷的埃夫隆沮丧万分。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吐露烦恼，诗一样的措辞暴露了他跟茨娃真是天生一对：“我一辈子都是套在她脖子上的一个救生圈，一块磨石。我无法让她松开磨石，而不强行扯掉她依旧不得不抓牢的那唯一的稻草。我的人生是彻头彻尾的折磨。”

这便合了两句成语：物以类聚，近朱者赤。茨娃的魅力，体现在她把周围的人都拉进了自己的痴癫之中，欲退而不能。她是诗歌的牺牲品，被缪斯选中，披发跣足登上祭坛的女巫，那些曾经围拢在她身边、或与她保持精神交流的人，他们回忆中的茨娃都是彼此吻合的，就连他们写下的文字里也晕染着一种彼此相似的气息，写意的气息。像爱伦堡对茨娃的那些回忆，已经算是信息量非常大的“纪实”了：

“她从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始终是孤独的，她的这种被人遗弃同她经常脱离周围的事物有关：‘我爱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但是以永别，不是以相会，是以决裂，不是以结合而爱的。’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以后，重又陷于孤独；侨民办的刊物不愿刊载她的作品，而当她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以后，竟被目为有‘背叛’的嫌疑……”

爱伦堡的每一个观察都有茨娃自己的诗、文以及书信为证，他给茨娃盖棺定论：你看她的诗篇中感情如此泛滥，却终究不足以驱散她冰冷彻骨的孤独。参照马克•斯洛宁的长文，可知爱伦堡所说恰切。集子里最末一篇，是另一位女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亚的回忆文，她先是抄录了茨娃自尽五天前求当一名洗碗工的申请书，接着像一个现代派小说家那样写下了最后两句话：“食堂于11月开张。此时我已不在奇斯托波尔。谁得到茨维塔耶娃曾经企求的洗碗工的工作，我不知道。”

“记住：这个世上只有/谋杀。自杀在这里并不存在。”叶甫图申柯在一首纪念茨娃的诗中写道。在奇斯托波尔，茨娃周围除了一些爱诗的人以及自己的儿子穆尔，没有人需要她，她给人们读的最后一首诗是“乡愁啊……”，但是读了一半就哆嗦不已，念不下去了。她告别世界，是在1941年8月31日，其时，莫斯科正在德军的狂轰滥炸之中。欧洲最黑暗的那几年，连续有重量级大文人自尽：在茨娃之前一年是本雅明，半年之后，茨威格也踏上了同样的道路。

书评人：云也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