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读后感精选

《乾隆十三年》是一本由高王凌著作，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3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乾隆十三年》读后感(一)：值得收藏的《乾隆十三年》

关于乾隆，我们好像知之颇多，从电视剧《戏说乾隆》，到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等等，不一而足。但这毕竟是艺术和野史杜撰，对于真实的乾隆我们还是知之甚少的。《乾隆十三年》还原乾隆皇帝即位以来前十三年的史实，还原一个真实的乾隆，可与《万历十五年》相媲美。好书，再去买一本，收藏起来。

《乾隆十三年》读后感(二)：为什么是“乾隆十三年”——《上海早报》作者：曹东勃

拙文《1748年，变革的休止符》发表后（《上海书评》3月3日），在一位老友的提示下，自己也发现了一个至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文中“乾隆初年，黄宗羲、颜元等人都研究过如何从地主手中收田、限田以至于达到均田、井田的方法”，其中的“乾隆初年”应为“康熙时期”，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颜元在《四存编》中都有专门篇幅讨论恢复井田的可行性问题。这是我的疏漏，造成基本常识的错误，实在不该。特此勘误，并向读者致歉。今后我当以此为戒，在跟随兴趣阅读的同时，更注重严谨表述、审慎落笔。

老友与我又讨论了高王凌先生此书为何独对“乾隆十三年”这一节点如此情有独钟，乾隆中叶清缅战争是否也可以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水岭呢？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我认为高先生由此切入，在于这一年的重要经济意义和背后的政策取向的变化。这一年的国家粮食储备规模提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高度，而同时也发生了一场以粮价上涨为标志的通货膨胀，继而引发各地一些著名的群体性事件，这对乾隆此前力推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这和1998年中国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惊人相似，政府把事情管起来，制造一种稳定的流通秩序，所谓“占领流通主渠道”。但是，政府提高保护价是否就能把农民保护起来呢？政府到底有没有这个财力呢，是不是可持续呢？这些都是乾隆朝头十三年里朝堂热议的经济议题。

乾隆一直自负于自己对这个官僚体系层层克扣、造成政策漏损的各种猫腻了如指掌，也多次批示训斥、警告下属他什么都清楚，勿谓言之不预。可是乾隆十三年后，此前常提的很多实现王朝复兴的政治口号如“回向三代”以及所做的政策探索，都罕有提及和再难推进，只是任由体系自发运转，再少有“折腾”。一个事实是，乾隆时期带有福利救济色彩的政策确实是远超乃父乃祖，政府功能的扩张非常明显。政府扩权，这正是布罗代尔所观察到的全球共时性现象。

老友说，这样单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是否过于褊狭，满汉之争、权力对豪强的打压，都是重要的因素。其实，高先生在书中也有所涉及，比如他注意到反对改变土地现状的多是汉族官僚，而满族官僚则有不少提议认真思量恢复井田的可能性，这里确实还存在一个执政合法性的考虑。在没有工业化、城镇化拯救的农业单兵突进的传统社会，平均的只能是地权。满人入关也搞平均地权，目的当然是邀买人心，特别是向汉人示好。一方面，儒生已代代相传、不断营造出井田大同的美丽中国镜像；另一方面，在戡乱初期一穷二白的底层民众也确有此需求。平均地权确是有政治考虑的。但是，一俟中农性质的阶层大量出现，一般就再难改变，主张业权的声音就会上升，就要抵制地权的频繁变动。乾隆想搞土地新政解决贫富分化，最终只能在租佃关系的减租减息上做文章，这是有其外在约束的。只有把过剩劳动力转移出去、人地关系缓和之后，才会使平均地权的阻力变小，而换个角度看，那又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整体性平均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了。而平权运动的重心将转变到城市中。

以上所说，只是自己粗浅的一些阅读感受，或亦失之偏颇，也在此求教于方家。

《乾隆十三年》读后感(三)：《乾隆十三年》陷阱与省悟——《新京报》作者：王英

本书的主旨十分清楚，即展示各种“时代意见”，同时充分考虑古人本身的“历史意见”， 以这两条线索为中心来研究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

全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考虑古人“历史意见”，在乾隆朝自身历史的轨迹和脉络中重建历史，作者熟读《高宗实录》，倒的确是呈现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乾隆十三年。根据这一部分的逻辑，乾隆的很多做法都是效法唐虞三代，实现儒家至高境界的重大实践。他君代相职，乾纲独断，希望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而且得到了一些名臣的支持，如杨名时、方苞、蔡世远，都功不可没。在这样积极努力下，清代形成了“经世学派”，经世之学蔚然而起，涉及农政、粮政、荒政、赋税、矿政、河工、漕政等等。

乾隆回复三代包含许多重要内容，如议改土地制度，均田限田，对租佃问题进行协调，劝减田租。特别是粮政上的新举措，是回复三代努力的重中之重，为清代粮政提供了安全保障，并掌管施惠、恤养、赈济等，特别是在赈济中作用不可磨灭。但是，乾隆想为清朝创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盛世的理想是破灭了，根据高王凌先生的研究，他失败于官累、吏偷、民玩。官员旷废职守、徇私贪腐，吏治中问题更多，因循、观望、粉饰、欺瞒、疲玩、废弛，而民众也趁赈灾闹事，聚众罢市，伪冒丛生。经历过这些，乾隆不得不放弃他宏大的努力，回到雍正苛严的老路上，锐气和理想都已经退去，对新政的追求已经止步，十三年又回到原点。

在谈论乾隆的理想和他的失败的章节，《乾隆十三年》恢复了它固有的讲故事的优雅和练达，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那些精彩的问题：乾隆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谋主”？与前代，（汉、宋）有所不同，这次行动显然并非由臣下发动，但皇帝背后是否还有策动者和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过两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管僚队伍的分裂？隐含在文本内的还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清朝满族统治的特性如何影响了乾隆和官僚阶层，回向三代的失败和乾隆后期的政策之间有何关联？这些问题似乎都得到了回答，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这本来是一出饱含人性气息，交织着权力斗争和理想追求的生动故事，原本可以在清代历史脉络中细细梳理，在《大清实录》中寻找生动的细节，却都被时不时冒出来的“现代关怀”所打断。

这本书似乎是两条线索夹缠在一起，一方面想深入到古人的想法中去理解古人，“知人论世”、“同情之眼光”；另一方面，证明“十八世纪是二十世纪先声”，是现代化努力的开始，用大量《高宗实录》中的材料证明斯科特“国家清晰化”理论。作者试图做一个有时代气息的研究，“古今两相观照”，“对当代改革做一个历史说明”。 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种难得的创新努力，也可以在自己的框架内自圆其说，是一个成功的尝试。但理论先行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史料解读的偏差，影响了论述的说服力。

《乾隆十三年》似乎是批判“中国封建落伍”这一论断， 而努力证明乾隆朝“并非专制”，一切政府努力都“合乎现代的标准”。于是在反复证明了乾隆朝前十三年多么合乎“现代标准”，政府行为和欧洲多么相似和“共时”之后，他似乎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近代史观”的局限性，全书最打动人的地方正是这种出人意料的自我否定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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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读后感(四)：乾隆时代的再认识

对于乾隆皇帝的评价，中国人大都因为革命史观的误导而予以否定，从评论中就看得出来。其实大众所认知得历史不是历史学的历史，而是政治工具，是宣传合法性的工具，经过经心裁剪过来。如果仔细的读史料，你会发现这位皇帝的伟大之处。

首先我先说他的缺点，乾隆自信过头，因而自负过头。大兴文字狱，对于权术的任意的运用。执政太长，导致后期，与朝廷大臣脱离。

你可以想象一下清代，你会发现很有趣。喜欢明代的人大概因为这个时代悲壮、有点浪漫派、却又有些不合时宜、一个文极的国度却常常迂腐，最后无可避免的灭亡。而清代不同，除去种种偏见，你会发现这里有许多借鉴和隐喻今天。一个崇尚简朴勇敢务实且紧密稳固，警惕变质最高群体，八旗贵族。以巨大人口爆长为优势带来的空前经济繁荣，以国家的力量去干预经济，用国家力量干预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四库全书和恶果文字狱。皇权貌似压制官僚系统，却不知它在暗地里反弹。看这里，前方有个看不见天花板，却总也不破不了。中国的经济到达资本主义前夕的顶峰，之后下坠。

乾隆的长处在于他是众多皇帝中第一个对于国家干预经济主义进行尝试的人，以应对人口的增长。一个倡导社会分工的皇帝，一个提倡经济进行盈利，一个提倡投资来动经济，而不是仅仅是停留在黎民不饥不寒上。他的粮政、财政、金融、通商四大改革，确实保障了人口冲到3亿多。他前期的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在高速上升。仿若今天，而大明连财政统收统发都做不到。

疆土方面对于新疆的用兵和西藏用兵是今天能出现中国版图的直接原因。康熙时期都无法控制的强大准格尔被消灭。而且关键的是有效统治。明代和唐代都无法对于这类地区有效统治，导致疆土往往昙花一现。

对于马嘎尔尼事件，他不是不知道英国在哪，1765年蒋友仁绘制一副带彩色的世界地图。故宫还有地球仪，利马窦都在明代绘图。不仅如此他还从西藏战事中了解到英国已经突进到印度，以及欧洲大革命的事情。之所以说不知道，可能因为是一种外交策略。对于沙俄曾经吃过亏。并且从全局来看，中国海战落后于英国，皇帝早就知道，但是统治者认为真正敌人只在国内，英人长于火炮，但是火炮像皇太极一样可以马上学习。一旦陆战，肯定不如大清。但是开了海禁麻烦就大了，反清势利海内海外勾结就会是大威胁。这也是局限性和落后性。

闭关问题也不是这样，乾隆确实只留过13行广州一口，但是是短期的，因为广州爆发教案。他的通商政策十分灵活。有外商争端，就关门，外商服软，就开航口。

我始终认为中国缺乏一种资本主义可以生存的土壤就是能让资本家能够参与政权，能够从卑贱的工匠中产生科学技术，科学家的途径。其余的因素，中国基本具备。不必妄自菲薄，以西方为典型。

张宏杰老师说，作为乾隆皇帝来讲，他对国家特别是对爱新觉罗家族的责任感，他的这种忧患意识比汉族王朝、甚至比清朝的其他皇帝都要强烈很多。所以，他的治国过程就是拿放大镜寻找敌人的过程。他的盛世的建立也就是建立在他用自己强大的智力和能力，层层地把各个阶层的老百姓都牢牢控制起来的一个过程。所以，乾隆一个人的盛世或者是基于爱新觉罗家族这个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它的盛世是建立在强有力的控制，建立在底层老百姓，社会各个阶层创造力和活力被严重压制的基础上。但是中国实际上在全球化运动开始之后，这个时候正是需要以一种比较活泼、比较自然、比较开放的胸襟来迎接世界的执政方针。所以乾隆这个盛世在此时出现非常不合时宜。

你知道，在一个不健全的制度的王朝，总是会要求在危机时刻要求个人的牺牲和奋斗来挽回危局，但是这是不可能的，还是人治的老路。这个时候大明的臣僚在抱怨孙传庭和 卢象生，大清在苛求李鸿章，可这都是徒劳。乾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自信，想超过尧舜的想以自己来改变国家的人，却不如其他人那样悲情，所以当他失败的时候，他想用他的满族的一些优点来保持执政团队的先进性的时候他输的很惨。跌下来引得大家一阵唾骂罢了。

希望大家看看经济史，可以发现所谓共时时代，就是乾隆的中国和西方同样在往现代化前进。

在经济作为方面，乾隆超过其父其祖。布罗代尔的共时时代，讲的就是在17世纪西方东方都在面临现代性的问题。所以不能认为资本主义首先诞生在西方就认为东方停止不前。

有人说道甲午最大的伤害就是使国人对传统的自信消灭。开始彻底的暴力的否定自我，但是改革往往是渐进的，从旧中生出新的来。

《乾隆十三年》读后感(五)：乾隆与近代化

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大概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最为熟悉的皇帝。他六下江南，跟赵雅芝谈了三次恋爱；他在大明湖畔邂逅了夏雨荷，顺带捧红了小燕子和紫薇；他在紫禁城结识了魏璎珞，却一不小心得到了“大猪蹄子”的诨号。除了恋爱，他也有事业，整日周旋于刘罗锅、纪晓岚、和珅之间，演绎了无数个脍炙人口的故事。近些年，乾隆那些被视为大俗的文玩也频繁登场，让大家对他的审美有了全新的认识。郑少秋、张铁林、张国立、聂远，不同年龄的人心目中的乾隆都能在上述几位演员中找到影子。如果乾隆帝泉下有知，我猜他一定想让大家了解到他真实的样子，而不是被影视剧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么，历史上的乾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高王凌，著名的清史专家，一直致力于研究清朝的经济政策。《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仅看书名，就能让很多人望而止步。在他的职业生涯最后一段，他却突然转向，开始研究乾隆帝，乾隆三部曲就此诞生。他将乾隆的六十年执政分成三个阶段，据此写下《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三部著作，力图勾勒出一个完整、真实的乾隆大帝。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上任的乾隆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有烧上三把火，反而浇了三盆水。雍正在位时实行“苛政”，这让他颇受诟病。在《遗诏》中，雍正说“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当然，《遗诏》的内容也不一定是雍正的本意，但初登皇位的乾隆以此为遵循，开始实施“仁政”，重拾人心。

“仁政”让乾隆收获了很高的支持率，袁枚甚至在《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中写道：“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诸如此类评价朝野上下屡见不鲜。

乾隆自然不是单纯试试“仁政”，俘获人心后他开始推行自己的治国方略。每一位中国皇帝心中都有一个尧舜梦，构建一个传说中的大同社会，乾隆也不例外；每一位中国皇帝都有江山永固之愿，他们都试图打造一个完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让子孙后代享受躺赢的统治，乾隆也不例外。于是，乾隆开始不断调整政策。这主要体现在人口政策、土地、赋税、农业发展、手工业、粮政等诸多方面。这些政策有的有利于经济发展，有的却起了反作用。比如乾隆试图扩充常平仓的储备量，却因政府采购导致粮价飙升，本来想让灾民不愁吃，最后却落得平民吃不上粮，险些变灾民。

之所以第一本书取名为《乾隆十三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一年乾隆的执政理念和风格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也很简单，乾隆最初的理想遭到了现实的打击，不得不转而注重现实。从积极方面来看，这是乾隆熟悉政务之后开始做出的转变，从这一年开始他成为一名职场老手。这一切都在大金川之役中得到体现。大学士富察·富恒（皇后之兄，而非其弟），临危受命出征金川，在出征过程中通过润物细无声的事实描写逐渐让乾隆意识到金川之役的残酷，迫使乾隆帝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断修改自己的政策。

历史书上会告诉我们，当初马嘎尔尼率队来拜见乾隆，乾隆拒绝了马嘎尔尼的建议，关上了中国主动走向近代化的大门。不过，在高王凌看来，清朝早就开始了近代化之路，这在农业、手工业以及人口问题的应对上可见端倪。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清代的近代化之路为何走得如此缓慢倒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

乾隆执政的第一个阶段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发。作为一言堂的皇帝，他的执政理念决定了国家总体的走向。作为深谙儒家文化的乾隆毫无意外地选择了崇古，言必称尧舜的理念在根本上决定了清朝无法敲开近代化的大门。

乾隆设计政策时，大臣会不会知道某些政策不可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过在皇权的巨大震慑力下，敢明言者少之又少，只能等皇帝自己碰了钉子主动寻求变化。负责执行的大臣很多时候也会被迫成为背锅侠，甚至落得被杀头的境地。即便如此，敢于像富恒一样名言的大臣还是凤毛麟角。当然，富恒敢说真话很大程度是因为他跟乾隆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无法像西方社会那样实现近代化，也就顺理成章。

无法敲开近代化的大门并不会影响对乾隆的总体判断。至少，在那个时代，清王朝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西方学者对于清朝的评价也都是积极正面的。伏尔泰甚至想写信给乾隆帝。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清王朝虽然是一个专制王朝，但却保证了自由和私有权，这足以让他们给出正面评价。这些观点未必正确，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不同的观察角度。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心中也会有一千个乾隆帝，高王凌的著作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乾隆帝，也启发我们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乾隆。毫无疑问，后者更重要，也不仅限于审视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