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读后感锦集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是一本由贺麟著作，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415，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读后感(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入门读物

这本书分上下两篇，内容风格差异较大。

上篇由贺麟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课的讲稿整理而成，历数十几位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或流派，其中很多哲学家都是贺麟先生在美国等地留学时所亲见过的，或是听过他们的课，或是密切交谈过，所以上篇的内容对于想进入现代西方哲学这一艰难领域的人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贺麟先生不仅限于绍述各位大家的学说，而且有自己的体会和评价。

下篇的内容相较而言意识形态的色彩就很浓厚了，包括了十几篇建国以后所写的与现代西方哲学有关的文章，其中很多都离不开“批判”二字，是为了响应时代的号召而作，是否真心不得而知，虽然现在看起来令人伤怀，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感同身受一代哲学大师的治学风貌如何随时代潮流而急骤转变，无奈之余也算是一声敲给后人的警钟。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读后感(二)：贺麟先生弟子张祥龙谈恩师

http://wb.sznews.com/html/2012-09/23/content_2216169.htm

来源：深圳晚报 时间：2012年9月23日 作者：李晓水

他的贡献还未为学界充分认识

贺麟先生的弟子、本套丛书主编张祥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贺麟先生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哲学家、翻译家、哲学史学家和前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不了解贺麟先生的学术活动和成果，就无法真正知晓现代中国如何引入、消化西方哲学，也会盲然于新儒家运动一个重大思想源头。而要深入研究贺麟，此《全集》就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文本。

贯通中西哲学

贺麟，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二年级，又先后到美国的奥柏林、芝加哥和哈佛三所大学求学，受到系统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训练。1930年夏，赴德国柏林大学系统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一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36年成为正教授。

在清华这座名流荟萃的高等学府，贺麟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在梁启超和梁漱溟的讲授中，所体现出的恢宏学识与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着贺麟。尤其是他们对王阳明哲学的推崇与精深讲解，更给贺氏以深刻的影响。几十年后，他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王阳明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是梁启超、梁漱溟这两位国学大师将贺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1926年夏，贺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在奥柏林大学两年的求学中，贺麟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并由此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大门。

1942年，贺麟出版《近代唯心论简释》，1945年出版《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文化与人生》。此三书确立了他在当代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学术潮流中的重要地位。1950年，他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出版，以后多次印刷和再版，影响巨大。到“”前，他的一些译作已陆续出版，比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上卷，与王玖兴合译）、《哲学史讲演录》（前三卷，与王太庆等人合译）等。1955年，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触及，“”中被严重迫害。“”后出版和出齐了多种重要著作和译著，担任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1992年9月逝世于北京，享年90岁。

张祥龙认为，作为现代中国著名哲学家、翻译家、哲学史学家和前期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贺麟先生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介绍，对黑格尔、斯宾诺莎、怀特海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还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派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创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生两大成就

张祥龙在评价恩师时，认为贺麟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有两个。一个是：沟通中西主流思想的方法论，由此而为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找到一条新路。在西方一边，他自斯宾诺莎那里获得理性观照的直觉法、自黑格尔那里得到辩证法的提示，并力求打通两者。在中国一边，他揭示了宋明理学的直觉法，既言及陆王的“不读书”、“回复本心”、“致良知”的直觉法，也阐发朱熹那“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直觉法。至于辩证法与直觉法（他又称之为“辩证观”）的关系，可以简略说成，辩证法需要直觉法的引导，而直觉体验则需要辩证法的曲折往复的磨炼和开展，两者在历史、艺术、文化和人生的变化过程中相摩相荡而一气相通。

另一个是：对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精当阐发和翻译，使之生意盎然地传入中国。贺先生的译文以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出、行文自然典雅为特点，得到学术界一致赞许。他志在向中国人介绍和翻译西方的大经大法，或“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所以无论是在选题择人、版本选择还是在实际翻译上，都认真严肃，还往往对照其他语言中的相关译本。而且，只要情况允许，他会在译著前加上有分量的导言，或在论文、著作中加以阐述，以便于中国读者的领会。

张祥龙认为，贺麟的学术活动、著作和学说，以其内在的思想素质和成就，在他那个时代的哲学界中属于最出色之列。而且，人类世界将进入一个各种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相激相融的时代，那些能够站在这个交汇之处，能真正有助于理解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的学说将获得更多的关注。尤其是，在这个数理化、技术化、商品化的时代，那既不躲避，亦不苟从，而是能在“理”中不失“心”源，或以新鲜的方式体会出“心即理也”者，当有蓬勃的活力和未来。他相信，贺麟思想会随着此套《全集》的出版和时间的拉长，而愈来愈显露出多维度的深意。

全集编辑细致入微

张祥龙介绍，这套《全集》想为学界贡献一套研究贺麟学术和思想的最具权威性的定本。为此，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编辑，做了大量细致认真的校对和梳理的工作。除了重新设计版式，纠正此前版本的少量讹误，统一同一书稿前后不一的译名等工作外，编者还依据贺先生自存本上的手迹，校改了部分由于时代因素或出版上的考虑而曾作调整的文字，以最大程度体现先生本人的真实意愿。此外，有的译作因出版年代相隔多年，加之部分内容是集体翻译，并经过数次修订和多个版本的相互校勘，译文呈现出某种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次借重新编排之际，编者也尽量做了统一处理。

张祥龙说：“贺麟先生是引导我走上哲学之路的恩师，他的学识和人品是我所崇敬和终生感怀的。我一直觉得，他对于现代中国哲学事业的贡献，还没有为学界充分认识和估计。这套《贺麟全集》的出版，或许会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为未来的贺麟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并泽及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读后感(三)：宋祖良——读贺麟先生的新著《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是贺麟先生建国以后出版的第一部哲学专著。我作为贺先生的助手，曾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担任过这部讲演集的编校与修订工作，因得先睹。这里，拟向读者作一简单介绍，并附带谈一些粗浅的感想。

贺先生研究黑格尔哲学是读书界熟知的。了解他的人，还知道贺先生过去专攻过斯宾诺莎哲学与新黑格尔主义，在这方面造诣很深。读了《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我们将会发现，贺先生对现代西方哲学诸多流派的研究，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

《讲演集》分上下两卷，分别收入他在解放前后所写的文章。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一年，作者先后在美国、德国留学。一九三一年回国后，他长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课程，同时又一度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兼课。上卷的文章基本上是根据当时学生的笔记整理而成的，而下卷的文章，有些也在比较重要的讨论会据以发言，因此该书以《讲演集》为名。收入此书写作时间最早的二篇，关于新黑格尔主义者格林的一篇写于一九二八年暑假；关于新英格兰先验论者爱默生的一篇则写于一九二九年秋，是作者从哈佛大学去康果瞻仰爱默生的陵墓之后写成的。因此，从最早的这二篇算起，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讲演集》评述了柏格森、爱默生、詹姆斯、杜威、柏雷、摩尔、罗素、沙穆尔•亚历山大、怀特海、桑提耶纳、格林、鲁一士、叔本华、尼采、费尔巴哈、胡克、布拉德雷、克朗纳、布兰夏尔德、缪尔、胡适等几十位哲学家的哲学，内容十分丰富。正如周谷城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的：“这本讲演集大可以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入门书，也可以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史的补充读本。”

对于《讲演集》的优点，周谷城先生强调了三点：“第一，每一章自为起讫，首尾连贯自然，任取一章阅读，都可以很畅快地读下去，没有顾此失彼的麻烦，方便极了。”“第二，各章的排比，彼此之间，仍具有系统性，而且系统性很强。”“第三；凡有可以引起误解，甚至导入歧途之处，则不厌麻烦，详加分析批判，使人毫无误解之余地。”周先生的评论堪称允当，特别是他所指出的本书的系统性这一优点。作者在评述现代西方哲学家时，从不孤立地看待他们的哲学思想，而特别注重探讨这些哲学家的思想渊源及承继关系。比如在评介柏格森时，联系到詹姆断、桑提耶纳、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在评介杜威时，联系到黑格尔、格林、鲍桑凯，在评介怀特海时，联系到罗素；在介绍尼采时，联系到基尔凯戈尔等等。从作者对其所论及的哲学家的著述学说的来龙去脉的分析中，我们不能不感到作者对现代西方哲学家及其著作的熟稔。这固然是作者平生积学所致，也与他的经历不无关系。作者曾三次听过罗素的讲演，并数度参加过怀特海周末招待去访问他的学生们的可可茶会。因此，作者在评述上述哲学家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我们从不知晓的轶事趣闻，而且也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例如，在介绍到鲁一士的二卷本《世界与个人》的出版时，书中说道：“第一卷(一九○○年)出版后引起柏雷发表的书评，提出反唯心论，首倡新实在论的旗帜。第二卷出版后引起G•C•摩尔发表‘反驳唯心论’一文，针对这书加以批评，遂至促成新实在论的勃兴。因此霍金教授曾说，‘鲁一士是新实在论之父’，指他刺激新实在论者并引起他们的挑战而言。”这就把国内读者尚感陌生的新实在论顶新黑格尔主义之风而上、新黑格尔主义激发新实在论产生的历史，作了扼要的介绍，并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柏格森是上卷所介绍的第一位哲学家。他对二十世纪初的哲学、科学和文学都有巨大的影响，而国内现在的读者对他了解并不多。作者对柏格森哲学的评述，围绕着他的主要著作《形而上学序论》和《创化论》，紧扣住他的与理智对立的、被他视为探求真理的唯一的方法——直觉。作者指出，直觉一词在柏格森学说中有两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含义为“本能”、“机体的同情”。书中引用一例说明：“这一意义的直觉指有机体对目前环境的适应，那非常完美的、当下就产生行为的适应。他(指柏格森——引者注)举了一个叔本华也曾经举过的例子，就是中国成语里‘螟蛉有子，蜾赢负之’的现象：胡蜂要在甲虫身上下卵，借甲虫的体温孵出幼虫而且让甲虫的身体作为幼虫的食料，必须先刺整甲虫，使它麻痹；但甲虫有甲壳以护卫其自身，全身九节中只有一节可能受伤。而且即使刺中了，太重则被刺死，太轻则不会麻痹，都不利于幼虫的孵育。尽管如此困难，胡蜂下卵却依然是百无一失。这就是各派生物学家都不能作圆满解释的神秘的本能，这就是柏格森所谓机体间的同情力——不虑而知、不察而行，不由观察得来，和理智绝不相同但可相互补充的‘直觉’。”读到这里，读者不难发现：动物的本能固然无可否认，但柏格森把动物的本能、直觉看作是人的认识探求真理的方法，从生物学出发来讲哲学，却是大成问题的，因为人只能在实践中通过观察才能获得认识。直觉的第二个含义为“直观”、“理智的同情”，去求取未经范畴化的知识。范畴本来是反映事物之间最一般、最普遍的联系的，求知不通过范畴，只不过暴露了柏格森的反理性主义罢了。作者形象地比喻说：求知有走大门和走后门两条路径，柏格森不用范畴正是偷偷地从后门溜进去。这个比喻，揭示了柏格森认识论的特点。作者评论说：“我们认为他的尊崇直觉、鄙弃理性的说法只是得理性之一偏的理论。”这是切中肯要的。

作者还依据丰富的哲学史知识，将柏格森与别的哲学家作了反复的比较。他指出，柏格森的直觉，“很多处所也可以说是采取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加以直觉说的应用”，目的在于求全，求有机的联系；柏格森所说的“真理不是铸好的钱币；它是活动的、变化的”之类的话，都是黑格尔的话。这些都表明柏格森与黑格尔学说的接近。但同时，作者又指出，由于柏格森不象黑格尔那样“求取宇宙间的大径大法”，忽视了理性应建立法则，这就形成了他和黑格尔之间的极大的差异。在这里，作者凭借自己对黑格尔哲学的精通，对柏格森的反理性主义给予有力的针砭。

作者学贯中西，很早就走上了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他早年写作的第一篇论述黑格尔哲学的论文题目就是《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一九三○)，那时他便指出：“从周敦颐到朱熹，从康德到黑格尔是中外绝对唯心论发展的两个典型阶段”。在讲演集论及柏格森时他又指出：“我们读柏格森的书，常会感到一些中国哲学的意味，譬如他的重哲学而轻科学，他的推崇直觉，讲求神秘，他的祛除符号，不要言诠，都会令我们想起先秦魏晋的老庄和宋明陆王之学；而他那整个的绵延创化的变的哲学也容易使人联想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神无方而易无体’、‘以未济终焉’之类的话头。”中西方哲学，虽有时代、社会等条件的差异，但二者在某些人类典型思想上也有其共通之处。作者在孜孜探求这一共通之处的同时，并未忽略二者的差异。他指出柏格森是“现代的西方人，是具有很深的科学素养的现代哲学家，他的哲学乃是从科学出发的”。通过这样把柏格森与别的哲学家作反复的比较，就在众多层次上清晰地勾画出柏格森的哲学，使读者得到一种立体感。这是作者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个特点。

收入下卷的文章均作于解放后。建国以后，作者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这使他的研究工作有了新的立足点，因而收入这一卷的文章，除了保持了以往材料翔实的特点之外，还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建国之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还未有中译本，贺先生便直接从德文本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分析评论西方哲学。当然，这次讲演集出版，这些引文均对照马恩有关著作的中译本作了统一，但指出这一点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反映了贺先生解放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哲学研究的热忱，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下卷中有四篇是批判在中外均有很大影响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其中《实践论与实用主义的差别所在》一文的写作，是作者有感于搞西方哲学的人，刚一学习《实践论》中“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的论述，很容易把它与实用主义混淆起来，因此力求从原则上为二者划清界限。这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不同：第一，实用主义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立场，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第二，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论观点；第三，实用主义是形而上学的、诡辩的。作者认为，西方实用主义著名哲学家詹姆斯所谓的“有用的就是真的”，其“有用”当然包括成功、胜利，与《实践论》的论述表面上相似，但詹姆斯强调：“检验真理要看它的兑现价值(cashvalue)，必须找到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兑现价值。”“兑现”包含着要带来经济利益、物质报酬。作者认为，这里已经是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出发来谈真与假的标准了，根本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提并论。詹姆斯认为世界第一性的东西是纯粹经验，这种观点取消了客观的物质、自然，取消了客观规律、真理；实用主义者认为认识不是模拟世界，而是主观上对于对象有所附加，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主观唯心论。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是工具，是人造的，是权宜之计，是相对的，因此，“形而上学方法和诡辩论就是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实质”。作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实用主义者表面上与我们相同的词句、言论和声明中去揭示其阶级利益的内容实质，划清了实用主义与《实践论》的原则区别。周谷城先生评价说：“对实用主义的批判，作得特别好。”

作者过去专攻新黑格尔主义，因此，对新黑格尔主义的介绍与批判，在下卷中所占篇幅最多。新黑格尔主义者的著作五花八门，要对之作一个根本性的批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对布拉德雷、布兰夏尔德、缪尔等人的主要著作的分析批判，内容充实、深刻，都是很难得的篇章。

克朗纳与霍金曾提出要“扩大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缪尔与诺克斯曾提出“近代哲学的真正问题是超出康德黑格尔前进一步的问题”。作者抓住新黑格尔主义的这种主要趋势，在《新黑格尔主义批判》一文中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在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即《新黑格尔主义者形而上学化并神秘化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中，作者指出，格林只吸取黑格尔所谓“精神统一”的唯心主义结论，主张根本丢掉黑格尔的辩证法；布拉德雷用芝诺式的消极辩证法去取消规定，否定对象；克罗齐只承认“相反者的同一”，否认“相异者的同一”：这些都是形而上学地歪曲辩证法的例子。布拉德雷把“绝对”说成是神秘境界、“感性经验”、“绝对经验”；鲍桑凯把辩证法说成是“爱情的逻辑”；鲁一士把辩证法说成是“感情的逻辑”；哈特曼强调辩证法是天才的艺术创造；格洛克纳宣扬黑格尔的概念是“理性的与反理性的结合”，克朗纳把黑格尔说成是哲学史上最大的非理性主义者：这些都是神秘化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作者经过逐一分析批判，最后得出结论：“新黑格尔主义者是从右边、从反动的方向去‘发展’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他们根本配不上也不可能‘扩大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基本原则’、‘超出康德黑格尔前进一步’……我们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旗帜，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高度去研究批判康德、黑格尔哲学，才是正确而有实效的道路。这也是我们的方向。”这表明作者从过去的新黑格尔主义立场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反戈一击。这对我们今天批判新黑格尔主义，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与教育意义。

讲演集的《绪论》，对康德以后各哲学流派纷至沓来的历史，作了鸟瞰式的介绍；下卷的《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一文，介绍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哲学流派——实用主义、人格主义、存在主义、新托玛斯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新动向；《新黑格尔主义几个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著作批判•引言》一文，对新黑格尔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三个时期，作了清楚的揭示；下卷还有专文评论了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本》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些都是提纲挈领性的文章，对我们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将会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