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田野笔记》读后感锦集

《如何做田野笔记》是一本由罗伯特•埃默森 / 雷切尔•弗雷兹 / 琳达•肖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0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如何做田野笔记》读后感(一)：新闻无学

【1】田野调查入门参考

【2】客观性，真实性，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诸多理念让人想到的是新闻专业主义与采写规范。但其实践技术与方法在这本书里得到呈现。

本来应该是新闻系基础的知识，却在新闻系师生默契地指认新闻学科的学院教育与新闻实务绝缘之后，把培养基础知识的责任完全丢给了业界，由此带来的必然是系统、专业、科学、自觉向无序、业余、狭隘、自发的滑落。

新闻无学。

《如何做田野笔记》读后感(二)：反思：写田野笔记和做田野研究（20-22页）

撰写民族志是一项积极的事业，它的活力来自于双重动力。一方面，田野研究者必须进行入新的世界，建立新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必须学会如何以书面形式呈现自己亲历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理解。

角色转换

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加入别人的谈话，退出到私密的环境记录下所见所闻。

田野研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记录与他人面对面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

正如格尔兹所强调的：田野研究者记下社会过程，他将它写下来。

写作是田野研究者的核心本领

田野笔记中讲的故事一般是片段化的

写作是阐释的过程：是文本化的最初行动

“看不见的工作——田野笔记——是最原始的文本化”，使一个社会世界跃然纸上，并且最终塑造了发表的民族志文本。

对社会过程的描述和生活世界的意义解读

《如何做田野笔记》读后感(三)：对于做田野笔记的启示（15-20页）

（1）研究者观察的以及最终分析的数据、发现与实地观察的过程不可分割

“方法”和“发现”不可分割

增加自己对被研究者所处的多重的、情景的现实的敏感度

（2）研究者在做田野笔记的时候，要特别关注被研究者赋予事件的意义以及他们的关注点

减少对他人生活和行为的预设和偏见

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施加自己的影响

（3）同步性的田野笔记有助于研究者对他人生活和关注点进行更加深入、连贯的记录

田野笔记展现了研究者对他人生活、惯例和意义的细微而复杂的理解

田野研究者不是一下子了解他人的关注点和意义，相反，研究者不断在先前的洞见和理解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洞见和理解。

（4）田野笔记应当记录人们日常生活和活动中社会性互动过程的细节。

必须详细描述一些有趣的情景和实践

采用一种密切的或者“微距”的方式来观察事件，并且在田野笔记中用详细精致的细节重述发生的事情。

互动论的视角

密切详细的记录互动的过程，促使研究者对方法和材料之间变得敏感，更好地对田野中所发生的事件记性过程性的阐释。

记录社会生活中的过程以及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建立起来的意义。

《如何做田野笔记》读后感(四)：笔下的田野

本书具有一个前提，民族志直接来自田野笔记，而不仅仅是“田野工作”。也就是说，田野工作者（不仅是人类学者）不仅要“做”田野，更要写下田野中收集的信息，而且还要保证写得详实而具有反思性。

就人类学的意义来说，本书的亮点在于将对民族志的反思提前到了原材料的阶段，也就是可被视为人类学者私人文本的田野笔记。因此对民族志作品的反思也就提前到了做田野笔记的阶段。与其说是对方法的辅导，倒不如说是按照正规顺序去反思田野工作方法论的全过程。

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者去看和感知、问询和观察，然而记笔记的人类学者的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传声，而是作为一个能动的知识个体去编排和转译，他或她需要随时注意自己的立场和思路，从最初惊鸿一瞥记下的只言片语和些微细节，到事后不久整理的连贯的话语流与行为流，再到随时间沉淀下来的注释、备忘与存疑，最后经过选择、分析和加工形成面对更大读者群的民族志。这看似是一套流水线式的操作流程，用工业化消解了人类学的浪漫情怀，但细细想来让“任意而为”的民族志多少在行为上有迹可循。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反思，为何如此询问？为何找这个人询问？为何选择了这些材料而舍弃了另一些？之前预设的理论是否可靠，是否还需要修正？等等。这里不需要强调客观和真实，而是要强调反思与自省，从细节的汪洋大海里提炼出学术共同体的通用文体。

然而也是书中强调的有理有据存在隐患。书中的田野笔记是通过人类学者作为主体的观察和询问得到的，是被记录的话语和行为，而不是文字本身。因此这是基于无文字社会或者说不以文字为载体的田野工作的经验，对于以文献和其他文字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工作并不能很好的概括，例如某些以纯文献为田野场所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如何做田野笔记》读后感(五)：有一条阡陌，草蛇灰线般穿越田野

田野的灌木层是人类的巢穴。这样说，是因为田野调查的阡陌上，有些灵魂蜿蜒而行，穿越泥沼与灰暗，寻证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更是为文明挽留基本的风度与自信。

尽管大多数时候，人类学家以科学家自居，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个人类学家与他们的研究对象都是活生生的个人，各种感受的交织，情感的触动免不了影响研究的结果。不过，不要紧，承认这种“沮丧、尴尬、疲倦和窘迫”并不是一件太糟的事情，而且越来越被看作是田野叙述中，一个有益的维度。虽然“许多人仍然相信，充满焦虑的‘忏悔故事’的个人化田野叙述，存在损害民族志工作有效性的风险”，但是，“如果一定要谈到田野工作中的负面经历，这些经历通常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是民族志磨坊里的谷物。”

如果说20世纪或是更早的人类学家更多时候是在“探险”——— 前往丛林或海岛，记录“文明”社会未知的文化和生活——— 为的是满足人们对未知的渴望，对遥远异族的猎奇心理。那么今天的人类学家研究的“性工作者、残障人士……地下经济网络中的毒贩、监狱中的囚犯”的意义何在？这是今天的人类学家最经常需要回应和解答的问题。

答案是：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每个时代的问题，通过对田野调查对象的描述，帮助人们了解、认清、分析、解决属于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学家进行田野工作的原因。

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写成《江村经济》，是因为一战与二战之间，短暂繁荣期的世界经济，给中国农村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变迁的动力，如何通过对变革中农村社会的分析，找到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是费先生在“江村”田野中试图回答的问题。同样，20世纪80年代的费孝通，开始关注“小城镇”建设，这又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诉求结合在一起。他的田野调查不再局限一村一地，关心的问题也随着时代“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