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笔记经典读后感有感

《知识笔记》是一本由朱锡庆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321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2011-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知识笔记》读后感(一)：朱锡庆教授的知识笔记

朱锡庆教授写的这本书很接地气，属于生活旁边的思考，例如对副产品（经验）的定义，司机换班的最大化利益，大学评价制度的功过，专偶制的经济分析，改革开放知识来源，货运效益，俄罗斯的制度摇摆等。这是一本学者思考的笔记。

《知识笔记》读后感(二)：笔记

当你和别人有很大差距的时候，你去自主创新是没有意义的，创新成本很高。

别人已经发现、探索出来的东西比你自己去摸索、发现，节约了很多成本。你学过来只需要一点点成本。当你自己去闭门造车，走前人已经走过的失败的老路，不觉得很蠢么？而且时间、试错、机会成本都很高。

当你的知识积累已经和别人差不多了，没有落差，你就可以去进行原创和创新了。

《知识笔记》读后感(三)：【一些摘录】

长沙开出租车的司机有白班和晚班之分,他们换班的时间选在下午六点这个交通高峰期,这是一天之中客源最密集的时段,可他们却偏偏选在这时侯换班,因为要赶在六点之前去约定地点交车,除非顺路,否则拒载。这个时候,因为交通高峰,乘客本来就较其他时段的候车时间要长,更因为这种做法,雪上加霜。不仅长沙,全国很多城市不约而同, 换班的时间都选在下午六点这个交通高峰期。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对于这种做法,多类BBS有过讨论,解释五花八门。我的解释是,换班时间选在下午六点这个交通高峰期,顺路客多,换班的代价最小。其道理是, 客源最密集的时段,不仅意味着这个时段的乘客数量最多,同时意味着这个时段沿途聚集的乘客流向最丰富。假设出租车在A地,要去约定地点B地交车, 在下午六点这个交通高峰期, 出租车从A地到B地的途中,沿途碰到一个要去B地那个方向的乘客的机率，不仅是一天之中最高的,而且是大概率事件。换言之,这个时候交班, 赶去约定地点交车的途中,迟早会遇到要往交车地点那个方向的乘客(所谓顺路客),这一趟不至于全程空驶,换在客少的时候交班,遇到顺路客的机率少得多,这一趟很可能全程空驶。有必要说明, 我的解释来源于调查,并非猜想。

如上所述，出租车司机选在此时换班是乘客最为反感的一种选择，交通高峰期乘客本来就较其他时段的候车时间要长, 出租车司机选在此时换班使运力打折(表现出来就是拒载),更延长了乘客的候车时间。有什么办法可以协调司机和乘客的选择吗？

我分析的结论是，在所有已知的可能措施中，只有一种措施是帕累托改进的。这种措施是，如果出租车载客服务的价格是议价，那么考虑候车时间的机会成本，乘客会在这个时段加价，从而使司机选在这个时段换班不合算。换班时间选在下午六点这个交通高峰期，相比其他时间，好处是换班造成的空驶里程缩短；但在这个时段加价的情况下，会损失一部份加价产生的收益，在下午六点这个交通高峰期换班相比不换班毕竟要少一些载客量，这个载客量因加价产生的收益就损失了。只要在下午六点这个交通高峰期换班的损失大于好处，司机就会选择其他时间。这就是说，议价会协调司机和乘客的选择。而且请注意，司机之所以选择其他时间，是因为加价产生的收益超过了在下午六点这个交通高峰期换班空驶里程缩短的好处，即司机的状况改善了；乘客之所以在这个时段加价，其代价少于缩短的候车时间的机会成本，即乘客的状况也改善了。这就是所谓帕累托改进。

然而，出租车载客服务的价格并非议价，而是一种政府管制价格。管制价格的一个的特征是统一性，或者说标准化，丧失了议价因时因地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所以，严格地说，造成司机把换班时间选在下午六点这个交通高峰期的真正原因是管制价格。在议价的情况下可以产生的帕累托改进, 在管制价格下没有发生,这意味着一些效率的损失。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出租车载客服务的价格为什么是政府管制价格？这涉及到合约条款的标准化。

合约中的条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用条款或标准化条款,另一类是议定条款(由合约当事人一对一协商确定)。合约中的通用条款多到某个限度,或者说议定条款少到某个限度,整张合约就标准化了。典型的例子有期货合约,只剩下价格是议定条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出租车载客服务合约,所有合约条款(包括价格条款在内)都标准化了。

合约条款的标准化是为了节约缔约成本。但是,请注意, 缔约成本的节约似乎来源于规模经济,其实不是。我在以前的专栏文章中讨论过一个例子, 合约条款标准化节约的缔约成本源于第三方的信息优势(见<<偷时间的知识>>)。就出租车载客服务合约而言,碰到的一个现实困难是,如果要进行缔约谈判,地点是一个问题。如果乘客和司机都就地在车流如梭的路边谈判,会引起交通混乱。当然可以规定,不允许乘客和司机就地在路边谈判,那么他们又到哪里去谈判呢？谈判的场地总可以找到,只不过因场地问题,缔约成本会变得很昂贵(相对合约金额而言)。听证会是一种节约缔约成本的谈判方式,把大量分散的谈判变为集中谈判,如此一来, 出租车载客服务合约就标准化了。只要有议定条款,分散谈判就面临场地问题,所以出租车载客服务合约的所有合约条款(包括价格条款在内) 都标准化了。

从价格条款标准化这个角度来看出租车载客服务的价格,它其实不是一种政府定价,而是通过集中谈判取代分散谈判而产生的另一种形式的市场价格(标准化价格),只不过政府介入了谈判过程,并且有义务维护谈判达成的结果。说出租车载客服务价格是一种政府管制价格,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

出租车载客服务合约标准化固然可以节约缔约成本,因为使交易当事人免去了缔约谈判,但是合约标准化是代价的,表现为履约过程中的一系到问题。这就是说缔约成本的节约是以履约成本的增加为代价的。倘若履约成本的增加大于缔约成本的节约, 合约标准化是没有效率的。出租车载客服务合约标准化造成两类履约问题,分述如下：

其一,把经大量分散谈判而产生的议定条款变为经集中谈判而产生的通用条款或标准化条款,舍弃了大部份细节内容,因而标准化条款丧失了议定条款协调交易当事人选择所具有的因时因地的灵活性。上述出租车司机选择在乘客最为反感的交通高峰期换班,就是标准化合约不能协调的分歧,其中的效率损失是合约标准化增加的履约成本中的一种。

其二,出席听证会的是代表而非所有交易当事人, 听证会是一种代表谈判机制。代表谈判机制通常的问题是统计学所谓的偏性(bias)和变异(variability)。在这里, 偏性是指某一类人在代表中所占的比例过大,使谈判产生的条款朝他们有利的方向偏离。变异是指,如果就同一问题分别召开若干个听证会,产生的结果是离散的。这就是说, 经代表谈判机制产生的条款总是存在日后执行过程中要矫正的问题。

以价格为例,尽管价格条款标准化了,但是我们通常能观察到隐性的价格调整。在长沙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出现司机的频频更替。出租车载客服务的质量包括舒适性(同车况有关),安全性(同司机的驾车技木有关),快捷性(同司机的地图知识有关)。新手替代老把式,坐车时被吓出一身冷汗的次数增多了,司机不知道你告诉他的目的地在哪里的次数增多了。一公里还是付那么多钱,但服务质量显然下降了,意味着这是一种涨价。这种涨价是一种矫正,说明经代表谈判机制产生的标准化价格偏低。最近北京的出租车价格听证会被议论纷纷,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隐性的价格调整来判断。不过有一点现在可以肯定,所公布的提高出租车载客服务标准化价格的理由只是笑话。请注意,上例中通过降低服务质量来涨价至少使一部份乘客的利益受损,他们宁愿一公里多付几毛钱,而不愿坐车时提心吊胆。这又是一种合约标准化增加的履约成本。

让我对本文作一个总结吧。因为分散谈判面临场地问题，为了节约缔约成本，用集中谈判取代分散谈判，所以出租车载客服务合约的所有合约条款(包括价格条款在内) 都标准化了。但缔约成本的节约不可避免地造成履约成本的增加。当然履约成本增加多少，同听证会制度有关，有效率的听证会是低偏差和低变异的。

《知识笔记》读后感(四)：《知识笔记》：知识增量，作为中国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种解释

＃理性的限度与知识的价值＃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沿用和补充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人的假定，即人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理性的，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

至于，经济人的假定是否完全成立，不同学派存在争议，但朱锡庆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却独辟蹊径的从“记忆”的角度去看人的理性，即人的前一次选择和后一次选择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假定中，人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孤立的最大化计算，因此每次选择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即可把这种假定的特征归纳为“有理性而无记忆”。

但其存在一个致命的逻辑问题。最大化计算行为本身就需要付出时间与精力，比如，你买个水果，却计算了三天三夜，这显然是荒谬的。为此，我们需要去计算计算行为的收益与成本，即计算一直要进行到计算行为的收益和成本在边际上相等才停止。为此，我们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计算成本，对最大化计算行为方案的计算。然而，前后两者计算成本的关联性，会使得计算陷入无限的递推之中，且每一次递推的基础都是任意的。

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对“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两点补充。首先，在理性最大化理论中，一次决策是所有问题通盘考虑的综合性决策，但西蒙认为人事实上不是这样选择的，是一时做一事的分项选择，在某个时间集中注意力处理紧迫问题而搁置了别的问题。其次，人们在选择过程中，只要出现一个优于现状的新方案，就会视其为满意的方案而采用，并不会通过无尽的计算去寻找最优方案，即有限理性的选择是以现状为参照的改进方案，而不是最大化行为。

由此可见，理性逻辑的延展需要现实经验作为基石。作者在文中举了个例子，一个师大毕业生，于广州谋生，成了保险销售。在销售中，她发现方言对于销售的重要性，于是学了广州话、潮汕话、客家话、海南话。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叫去做翻译，而后开始兼职做翻译，收入颇丰后，转而不在做销售，而在批发市场做起了专职翻译服务。这就是典型的，以现状为参照逐步进行方案改进的有限理性选择，而不是最大化行为。

现实经验不仅仅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获得，还可通过学习他人的经验活动，师大生在市场中做翻译后，也涌现出了其他翻译服务机构。作者把这种经验，视为一种习得性的知识，以“孟母三迁”为例，此类习得性的知识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技巧性的知识，比如如何埋死人，如何讨价还价、设坛祭祀；第二部分，对事务进行评价的知识，除了学会了技巧，还习得了掘墓人、商人、读书人对损益的认识。

此类习得性的知识，是一种存量知识，日积月累而得。同时，其又是一种在场的知识，你只有在商品买卖、祭祀的过程中才能习得。因为其中存在大量不明就里的知识，你知道埋人这样埋，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埋，这是一种“缄默的知识”。作者举了其出生于小领导家庭的朋友，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流露出的熟练是有别于出生于农民家庭的朋友的，这同其家庭中获得的“缄默知识”不无关系。

另外，作者认为，人是短视的，通常一两次的教训不足以让人明白其中行为中的损益。作者以印度洋海啸为例，建立海啸预警机制的成本，远低于海啸所造成的损失，但在此之前，却少有政府愿意去建立这种机制。

＃分工的本质与斯密的局限＃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讲述了一个制作大头针的故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一群铁匠，如果他们分散开来单独劳动，又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一天肯定做不了20枚大头针，甚至连一枚都做不完。由此，在单独工作的情况下，他们绝对无法完成他们现在由于适当分工和组合所能完成的1/240，甚至更多。由此，斯密注意到了分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一般化的结论“只要采取分工，在任何一门手艺里，分工都会是劳动生产力成比例的增长”。

斯密对分工提高劳动力生产比例的解释来自三点，首先，分工把每个人的工作简化称为一种简单的操作，这样能够提高熟练程度。其次，分工节省了原先一个人从一项工作转化到另一项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另外，分工使得工作简单化，有利于机械的发明。

但这三点并不能完全解答，劳动生产力成比例增长的原因。

作者在解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引入了“副产品“的概念，即人类所从事的活动产生的结果不是单一的，除了人们明确追求的结果外，还会产生其他意外结果，而这些意外的结果就是“副产品”。在众多种类的副产品中，作者注意到了，经验知识。

作为活动副产品的经验知识，其积累量同活动的频率有关，人们从事某项活动的频率越高，与这项活动相关的经验知识的积累量就会越大。由此，分工的意义在于，个体从事的活动种类减少，而从事某种活动的频率提高，与之相关的知识积累量加快。

由此，对分工的深度解释，也推翻了由分工推出的成本优势理论。作者认为，成本优势理论，或者比较优势理，不是分工的依据，而是分工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是分工本身。而怎么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什么都做，关键在于分工深度。分工深度的唯一测度则是个体活动种类的多少。

在作者的分析框架中，分工之所以能够引发生产里增长，是知识增长的结果。

＃制度的源起与交易的成本＃

斯密在《国富论》中讨论了国民财富增长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分工，另一个是无形的手，即价格制度。个体选择隐含了冲突，由此产生了协调个体选择的制度。有史以来，有三种制度，第一套是没有制度，即丛林法则；第二套是等级制度；第三套是价格制度。不同制度下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价格制度的交易费用是最低的。虽然交易费用本身不创造财富，但其下降意味着一部分财富可以转而用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活动，故斯密将其视为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

至于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哈耶克对制度的起源和演变给出了两个明确的结论。一，制度不是设计出来的。二，制度是自发生成的。但作者认为哈耶克指出了制度的自发性质，但没有解释其机理。作者通过大量实例观察，认为：

“新制度或者制度条款，都根源于在活动中获得的一种新的知识。其认为制度生产的机理是，在互动过程中，某个人的活动过程中无意中获得一种知识，有一种新的 方法，可以使不同个体的损益发生相互一致的有利变化；据此调整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果这种调整能够同时有益于他人，得到他人响应，这种关系就会固定下来；通过观察他们关系调整的效果，其他人会复制这种关系，制度得以延伸。一种新的制度种类就这样产生了。”

作者分享了一个制度自发的典型故事。马路初建时，绿化带连绵不绝，并未建造人行过道。几个月后，官方在行人走踩出来的”路“上修建了过道。此后，这块地区很少有人乱踩绿化带过马路。在修建过道时，较难测量周围人们关于过马路这一行为的损益认知以及选择。但毫无疑问的是，当大家踩出了一条路时，这条”踩“出来的路，带有大家损益选择的信息。

道路的结构如同制度，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才可以实施。一种制度所有人都同意，就是自动实施的制度；如过一项制度，大多数人同意，则只需要监督少数人，就是可以强制实施的制度；如果一项制度，多数人认为不利，制度就因为事实成本太高成为一纸空文。若要大多数人都赞同，则需要找到一种存在的利益交集，而这种利益交集发现则需要不断的试错，在互动不断积累知识。因此，制度的本质是一种经验性的知识资产。从这个意义上，正解释了哈耶克所说的，制度是自发生产的。

书中作者谈及了武汉出租车交班的时间在晚高峰的现象。出租车司机选择这个时间点，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因交班而产生的空跑里程，但这样的使得打车人到等待时间大大延长。其实通过帕累托改进，只要乘客愿意通过议价增加支付，让司机在这个时段换班的成本增加等于或超过换班所产生的收益，司机就会变更交班时间，而高峰期得乘客则可以减少等待的时间成本。

然而，出租车的价格却是一种政府管制价格，其背后的原因则是缔约成本。出租车的定价时通过听证会的集中谈判形式进行的，然后以标准化条款的形式确定。从缔约成本而言，合约中通用的条款越多，所需要的谈判时间，谈判场地的成本支出越低，因此缔约成本越低。期货合约，只有价格是议定条款，而出租车则所有条款都是通用条款。

有意思的是，缔约成本的降低，往往会产生履约成本的提升。当出租车价格确定后，司机不认路，服务质量差等，使得没能依约履约，成为顾客的一种损失。若要维权，则会产生新的维权的成本。

在交易或者缔约的过程中，有一个是信息成本，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你的缔约对象。作者在这里谈到了中国传统的关系，对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关系的本质，是知识，包括对人的知识，对相关事件的认知。作者以公司雇佣政府退休官员，在同政府的交易过程中，退休官员知道这个事情要找谁。他与这个人熟悉，办事顺利。这无关于损公肥私，因为招标项目大家都可以参与，但你的交易成本会高很多，这涉及一个信任问题。这个现象，在创业圈，最典型的就是你和一个熟悉的合作伙伴，可能一杯咖啡一个项目就谈定了，但是和陌生的合作方，可能就要好几个回合。这好几个回合，就是缺乏关系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在知识交易过程中，存在这个特殊的现象，即知识不属于一般的产品，不会在使用中产生损耗，甚至会在使用中越来越多，因此其显然没有重复购买的必要。由于，对于一种知识是不存在重复购买的，所以任何人购买的知识都是他第一次购买的知识，这导致了买方对知识交易的完全无知。由次在进行知识交易的过程中，引入第三方机机构参与评估，成为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安排，比如专家组、评委会。但在现实操作中，又遇到一个问题，如何评估第三方的专业度。作者谈到了他参加一个课题论证会，参与者都有教授的头衔，却未必是该领域的专家。因为买方的“无知”，其只能通过职称头衔去评估第三方的专业程度。

如今大学老师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可也从知识交易的角度去衡量。实质上，大学聘用老师就是一个知识交易。然而，大学如果直接根据老师的知识储备多少来支付工资，其交易成本极高，因为评估成本过高。因此，通过职称体系来进行区分。而职称的评价则主要取决科研，科研项目的级别，期刊的级别，而不取决授课。因授课的评估成本高，而看课题级别，期刊级别则是几乎没有成本。然而，此种评估体系，大学产生了诸多乱象。

这大学作为买房的交易过程中，因其特殊性，其实有另一种方式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就是由专业人士来主导交易，即教授治校的体制，并辅之以同行评议为主的第三方评估。以行政主导的大学体制，因交易主导者的“无知”，从某种程度上极大的提高了交易成本。为此，其不得不选用当前采用的评估体系，以降低交易成本，但其产生的效率损害却是惊人的。作者类比企业改革过程中取得的成果，提出未来大学改革的出路应当是合资办学，如同改革开放后合资办企业一样，系统的引入整套大学知识体系，而不是局部的细节性模仿，如量化评估等。

＃经济的奇迹与知识的来源＃

针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学术讨论可谓百家争鸣，作者从知识增长角度的解读，颇具新意。作者认为，经济学把稀缺当作一个基本问题，然而，稀缺的本质实则是无知。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实际动力是知识的增长，即新知识到产生。从人类整体而言，活动过程产生的认识是增量知识的唯一来源。一个时期内，知识流量或者增量的大小，决定了发展速度的快与慢。

知识的增长，为何能够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作者在补充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制度因素时，已做原理解释，故不再赘述。下文主要阐述，作者如何解释知识的来源问题。

知识的来源主要由两部分，一种是外源知识，主要通过开放，吸引外资技术，促进国外互动而引入的。一种是内源知识，主要通过人口流动，区域互动而产生。

外资企业是重要的外源知识的载体，故引入的知识也是成体系的。这种知识体系的引入，能够快速的使得某个领域的知识获得结构性的增长。比如在汽车领域，国有汽车公司，通过同外资企业的合资，使得国内的汽车制造行业的产能接近国际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各家汽车企业并不只是同一家外资企业合资，以上汽集团为例，其同大众（德国）、菲亚特（意大利）、通用（美国）都进行了合资。这些不同来源的知识体系，为后续的整合创新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储备。因此，在早期中外合资的过程，资金入股自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完整的知识体系，包括技术知识、管理知识、交易知识等。

以这种方式获取外源知识，使得中国制造业具有先天的竞争优势。当其他国进行产品研发花了十年二十年，而中国引进同样的技术几乎没有时间成本，且有劳动力价格低廉（劳动力的廉价，是因为缺乏专业知识农业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这使得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制造的产品远销全球。

人口流动是内源知识增长的重要渠道，这里面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新环境中的知识信息对原有知识结构的补充，另一层面是人口流动实际产生的农转工过程中产生的知识增量。第一个层面，可用一个海边青年的商业故事做解释，其早先在海边的故乡经商，做过很多行业，但是生意没有起色，后来，其来到内陆贩卖家乡的海鲜特产，生意做的很棒。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要比熟悉的环境接受的信息更多，这些信息细节的补充，在上述的案例中能够明确供求关系，其本质上是对知识结构的补充。

“农转工”的这一过程，可以说是知识增量的重要动力，但这必须以外资引入在国内设厂为前提。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虽然其薪资水平非常低，但却实现了“边干边学”的知识积累。个人层面的知识获得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种是专业学习，比如去学校，或者培训班，但大多数农民没法获得这样的机会，也无法承担其产生的经济与时间成本。另一种，则是在实践活动中习得，改革开放后大量涌现的工厂，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使得农民能够在自身缺乏工业知识现在下，通过支付劳动力的方式，实现从农民变为工人的转化。

个体的知识习得是一个渐进而连续的过程，部分离开土地成为农民并没有一直停留在工人这个角色中。在工厂或者公司工作一段时间的工人，他们得以积累部分资本，并涉猎经营相关的知识，在日后离开工厂，从事相关行业。作者提及，1982年一家玩具厂在蛇口设立，当时招收了1000多名女工，大多中学毕业，25年后对其进行回访，发现其中10%的女工开设了自己的企业，并承认其同最早雇佣的企业有知识渊源。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亦可以从知识增长的角度来解释。在经过三十多年海量的外源知识引入后，已无如此大规模的外源知识可供获取。通过日常研发所能获得的经济增速，显然不及“拿来主义”。原本农民工以“干中学”的方式所支付的劳动力，开始体现在劳动力价格上，表现为劳动力成本提升。新一代的农民工，已不如上一代那样需要“干中学”了，他们作为工人的小孩，其知识储备，相对于原本是农民的上一代，要好的多。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第二产业转移，创造了知识增量；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产业转型，亦可以同改革开放的第一次转移那样，通过“干中学”的方式，进行自发的产业转移，并创造知识增量，拉动经济增长。但作者认为新劳动法的出台，破坏了以“劳动力”换“知识”的“干中学”模式，使得第三产业的企业基于成本考虑不愿雇用这些农民工，而农民工因为缺乏“干中学”的机会，不能提升自己的知识增量，进一步创造财富。而第二产业，面临着东亚国家大规模引入外源知识的所引发的竞争，产业不具备优势，引发外资大量转移。无法通过合适的渠道进入第三产业，这些农民工，只能被困在第二产业。

其实，概括下，作者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出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提供产业转移的机会，通过转移过程中大量的实践活动，获得知识增量；另一条则是，推动创新，自己进行原创性知识的发掘。

两条道路，如今看来，都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