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的读后感大全

《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是一本由[英]诺曼·莱布雷希特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1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读后感(一)：舍不得看完

偶尔在外滩画报上读读莱布雷希特的文章，并没有特殊好感，只觉得好读。但我素来无法抗拒轻薄小书的诱惑，更何况是精装，更何况封面相当干净舒服，更何况价格公道，更何况我正想读乐评。所以入了。

拿起书来读，那心态与翻杂志总是有些不同的。每周读一篇，那感觉与一口气能读一整本也总是有些不同的。外滩画报上的莱布雷希特并不惊艳，但这小书却让我神驰心醉。读完两三篇便刻意放慢了速度。隔了好久又读一两篇。就这样过了也许有一个月。

其间不免找寻莱布雷希特的其他书。前一些年，《谁杀死了古典音乐》随处可见，也许标题太新颖，才令人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一直以为易得。如今刻意搜索，才发现并不易。别说折扣了，不翻倍加价就是万幸。倒是在王府井书店见到过《永恒的日记》，但很久不曾原价购书了，一念之差终于错过。也在孔网找过《音乐逸事》，临界付款，却终究下不了手。贫贱书虫百事哀啊。

然而莱布雷希特确有一种力量，一种钻进实体书内壳的力量。虽是消遣文章，我却无论如何想从纸面上读到。

《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读后感(二)：谁害怕莱布雷希特？

动笔写这篇文章时，电脑桌面台历跳到了2011年6月3日。想到这个，我忍不住翻开书架上的《永恒的日记》，想看看音乐史上的这天发生了什么。根据作者诺曼•莱布雷希特的叙述，这天曾发生过5件事，其中有，“1875年，在结婚六周年纪念那天凌晨2点，乔治•比才因为《卡门》的失败心碎而死，年仅36岁”，“1893年，德沃夏克前往爱荷华州避暑。‘在斯皮尔维勒，大师绝少提起音乐，我想这大概就是他在那里如此快乐的原因之一’。”

是的，这正是典型的莱布雷希特式写法——从《谁杀了古典音乐》、《音乐逸事》，到《永恒的日记》，天长地久，一以贯之——既琐碎又宏大，既庸常又庄严，孜孜不倦发掘八卦，精神抖擞把古典音乐拉下神坛，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最大限度开拓了古典音乐的受众群体。

这本《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是第四本莱布雷希特的中文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最莱布雷希特的莱布雷希特”——书里收录了高产的“老莱”8年来最满意的30篇文章，里面讲到马勒不为人知的一面，讲到格莱茨基如何作曲，讲到当红作家菲利普•罗斯的愤怒，讲到NHS（英国全民医保制度）——除了乐评，还有书评，除了局内人才知晓的音乐逸事，还有犹太少年在英伦半岛的成长心事，可谓完整呈现了这位能够把乐评专栏开到《旗帜晚报》等英国大报前三版的批评家的艺术批评风貌。

像这套小精装一贯含蓄风雅的风格，书名《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取自文中所录一篇文章的题目。老莱在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因为揭露大都会歌剧院幕后交易而被封杀的经历，带着骄傲。据老莱考证，关于大都会以直接请合作者走人而非公开讨论的态度对待艺术异见，有一打例证：1958年，玛利亚•卡拉丝因为激怒大都会歌剧院当时的总经理，被公开解聘，此后再也没有踏上美国的歌剧舞台；1994年，美国黑人女高音凯瑟琳•巴特尔因为所谓“严重影响艺术合作的非专业举动”的罪名被解聘，从此一蹶不振……尽管过去几年里，他把矛头指向古典音乐产业中翻云覆雨的部分引起了巨大争议，他因为对古典唱片标杆DECCA公司的批评曾引发官司上身，新书里，老莱始终不改凌厉风格。

诚如老莱专栏的中文译者盛韵所说，“莱布雷希特的表达总是极具煽动性的，当人们在急不可耐要和他争辩的时候，也就开始了自己的思考。这正是他期待的结果。”这点，在《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中体现得犹为明显。批评，是他的方法；自由，是他的表达——这点，对熟悉和热爱张铁志、马世芳、孙孟晋这些当代华语艺术批评家的读者来说，似曾相识，亦别开生面。

谁害怕莱布雷希特？答案在书里。

莱布雷希特害怕谁？答案也在书里。剧透是，答案在压阵的最后一篇文章《批评的未来》中。老莱不怕做不了新时代的评论家——时刻准备好在中场休息时用微博发布信息，在回家路上用脸书总结，然后为早报写上一篇四百字报道，最后在视频网站上发表一段配了有声评论的演出片段；他怕的，是“艺术只有在评判者努力工作时才能繁荣，一旦他们的声音变得僵硬，文明也随之消亡”。这也是艺术批评面对这个时代应有的态度，严肃的，认真的，真诚的。

（for 2011年7月《明日风尚》）

《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读后感(三)：莱布雷希特的情怀

近五年来，我几乎每周要做的两件事，一是发给《外滩画报》编辑吴志超一篇莱布雷希特的专栏，一是写信给莱布雷希特先生告诉他哪篇文章已经发表，公事之余，有时还会拉拉家常。有些人重复做相似的事情很快会心生厌倦，有些人则在重复中体会熟悉的温存。这五年里，老莱退休了，出了一本小说，两本音乐书，开始写博客，上twitter，二女儿结婚了，大女儿生了双胞胎，处女小说《姓名之歌》将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达斯汀•霍夫曼和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今年秋天老莱的随笔集《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由上海书店出版，是他的第四本中文书。

袁筱一写过一本书叫《最难的事》，讲的就是翻译。窃以为，翻译是一种极为私密的行为，其中不管是咬文嚼字的纠结，还是灵机一动的快慰，都只有自己体会，不足为外人道。没有什么能比翻译一个人的作品更深入地了解他/她的方式了。老莱的太太爱尔碧曾经好奇地问我：“译者是不是要钻进作者的脑子里去啊？”我心想，何止钻进他的脑子，还要钻进他的心里。更何况，精彩的作家往往有多种面相，偶然的翻译必然无法窥见全貌，在长期的全面的接触下，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

老莱在公众的目光下，是个尖牙俐齿的毒舌人物，骂起来天不怕地不怕，喜欢的人说他是乐评的脊梁，不喜的人说他是“古典音乐界的宋祖德”。他自己也在文章里说吃过官司，挨过老拳，新书《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的同名文章说的就是他因为言辞太刺激而被美国大都会歌剧院老板封杀的事儿。然而读他的另外一类文章，则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我是NHS的孩子》中，老莱回忆了自幼丧母的经历。他告诉我：“这是我这辈子写过的最私人的一篇文章。”母亲去世后父亲终日郁郁寡欢，诺曼被姐姐们拉扯长大。 “尼娜•西蒙的那首《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没妈的孩子》是我少年时的一缕微光。我明白没妈的孩子并不只有我一人，这不是失败或顾虑的理由。这使我成了一个四处奔波的旅人，在另一种语言和另一片土地上逃避内心的痛楚；同时我成为了一名专业作家，试图在寿衣般的白纸上化解那无法消逝的丧母之痛。”四处奔波的生涯，从他十六岁时只身前往以色列便开始，当年一句希伯来语也不会说的他，为寻找犹太身份认同，在异国他乡漂泊七年，大学退学后，他做过战地记者。1973年埃及突袭以色列的第一天，他的好友同事在前线报道时被爆头；动荡时期他上班乘坐的公交车发生过爆炸……他见证了以色列“带着艰苦的理想主义变成超级大国，却仍保留着它独有的脆弱”，他深爱这个国家，但“一砖一瓦地从我们无法割舍的残暴历史建立起来”的事实，却又常常折磨得他近乎绝望。可惜《以色列六十年》一文最后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被删去，无缘与读者见面。

资深乐迷谢力昕在微博上说：“刚读完《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以这本看来，国内先行引进《谁杀了古典音乐》，对老诺曼的形象是个负面打击。而老诺曼在这本集子谈音乐、文化、电影、社会，于嘲讽刻薄之外，却另有一番温暖的情怀。他忧心的是人性的失落，推崇的是质朴、民主而能人人分享的体验。让我对他有刮目相看之感。”相信大部分熟悉那个泼辣老莱的读者，读完这本书后都会有同感。

老莱住在伦敦西区的Maida Vale，走路可到著名的阿比路音乐棚。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曾是犹太人聚居区，我猜想这一定是他安家于此的主要原因。计算机的老祖宗阿兰•图灵在这里出生，歌手比约克和名模凯特•摩斯是他的近邻。老莱家里每个房间的墙壁上几乎都堆满了书，有些书架都已经摇摇欲坠。有一次我发了Kartell经典书虫书架的照片给他看，他艳羡地说：“我要是能有那么空的一面墙就好了。”我在他客厅的书架上看到了一排厄普代克的小说，就顺口问他最喜欢哪位美国小说家，他说：“厄普代克还行，兔子四部曲很不错。但是菲利普•罗斯，我几乎每一句都能背诵。”老莱平时在四层的阁楼上工作，因为东西堆得太多，空间颇为局促，但斜窗外望出去便是伦敦的夜景，他说在这里可以与日常生活稍稍疏离，享受宁静的独处时间。这里有他收集的古董音乐会节目单和各种唱片，只要打开CD机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就可以进入另一种空间。

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翻译？自己写不好吗？我不得不说，老莱的精彩之处在于，翻译他的文字，从未让我失望，每一次都有新鲜感，在一个一切都飘忽不定的时代，这是怎样的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