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的跨越》读后感锦集

《大西洋的跨越》是一本由[美] 丹尼尔·T. 罗杰斯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70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西洋的跨越》读后感(一)：未曾逝去的改革故事

罗杰斯教授的《大西洋的跨越》，曾是我博士论文的参考之一，很遗憾，我的论文主要围绕文学激进思想，对社会政策和改革内容没有涉及，事实上，这是我很关心的一部分，并希望将来能够加以研究。

大西洋的跨越，的确跳出了以民族国家和洲际地理为划分的政治社会变迁的观察写作模式，开创了现在在欧美非常盛行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式。比较政治学并不新，但从社会政策和改革理念的流动来看，罗杰斯的著作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以大西洋共同体为讨论的政治学研究，路易斯·哈茨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可算一例，欧美的比较史观，但过于宏大。剑桥学派的斯金纳，考波尔等人的近代政治思想史，以及美国的贝林，伍德等人的研究，奠定了前现代性欧美国家政治思想交流的一种描述。

罗杰斯面临的挑战则是巨大和极富刺激性的。对欧美近代史有所了解的学者，会发现他的论著激发了以往被遗忘，被某些定论所遮掩，或者说在这种对定论商榷上的原地踏步式研究中一跃而出的感觉。

大西洋的跨越有着传统历史叙述里面精到的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分析，然后跳跃至广阔的社会史视野加以阐述，对美国以及欧洲社会政治和政策的阐述深入而浅出，论断则站在极高的历史视野做俯视状，余论则更体现出一种对“改革的终结”的深厚人文关怀。掩卷之余，不仅拍案叫好。

罗杰斯的最新著作也在我的书桌上，读完后更能发现作为优秀历史学家一以贯之的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描述与深切的扼腕之情。正如中文版序言里面所讲到的，进步主义年代的改革者和思想者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第一个伟大时代中极广泛的，常令人沮丧和依旧满世界寻求社会改革的故事，对当下仍有极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大西洋的跨越》读后感(二)：发展与公平的博弈

这是一部思想史巨著，展开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从表面上看，现代社会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的迅速增长、文化的彻底革新。但事实上，这一切的变化，都需要一个能够承载它们的基石，那就是公正。

发展固然赏心悦目，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出现利益重组，有人因之获益，有人因之受害，这就像一辆旧车，跑得越快，解体的危险就越大，而一旦解体，则人们便只能回到起点，重新出发。然而，他们驾驶的依然是辆旧车，依然要面对结构性的调整。

所有发展，都是制度修复与制度颠覆的竞逐，一个民族的未来，取决于竞逐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看，现代世界的诞生带有某种偶然性，它发端于英国，是欧洲大陆的边缘，近于荒蛮，传统制度的桎梏并不牢固。而当它统一后，相比于欧洲各国被封建制所割裂而言，它的疆域实在太广大了，已不可能充分治理。为此，只好采取陪审团制度，让各地区的人们自己参与到审判中来，这本是皇权为节省经费而采取的不得已的举措，却开启了新的潮流。

新世界的曙光冉冉升起，资本主义的脚下因此有了坚实的土壤，毕竟，技术发明需要社会投资的支持，需要权力对投资的保障，需要商业的有力带动，需要人们为现世生活而主动创造的精神。没有这一切，瓦特不可能成功，他前后换了好几家投资人，国会还特批了一笔经费。就这样，不同专业的天才们被贪婪组合成一体，而在传统社会中，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然而，欧洲的发展的直接产物却是战争。资源匮乏、民族主义虚妄，几乎毁掉了现代化的一切努力。相反，美洲大陆却给予了资本主义以新生，那里的资源如此丰富，以至于人们只好用自由主义来寻求彼此的认同，在两百多年中，每个关键时刻，美国都出现了伟大人物，不同文明百川汇海，融入其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从欧洲到美洲，跨越了大西洋，但更重要的是，人类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突破，狭窄与过度竞争环境下的思想一旦进入宽广的大陆时，大格局便稀释了可能的对立，当发展与公平的博弈从拳台转到足球场时，那么携手进步将成为可能。

本书展现了人类在发展时代下特有的紧张与冲突，以及人们最终找到的解决方案，这为我们把握未来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大西洋的跨越》读后感(三)：进步时代的“拿来主义”

摘自《南方都市报》 作者：贾 敏

一般来讲，西方历史学家对社会理论的建构并无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在经过历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之后，许多人重新推崇十九世纪历史研究的叙事风格和修辞技巧。这点可从最近欧美出版的一系列以宏大叙述为主旨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印证。

以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为例，不少史家论著早已确立典范的地位，譬如对进步年代的改革运动及其动因的解释，如身份政治变迁、组织化社会的形成、中产阶层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现代性等，都曾广受肯定。但这些论述的共通之处，则都把视野和案例局限于民族国家和北美地域之内，很少从全球角度加以思索。在不断加深对美国自身变革动因与细节的探索间，一种以美国经验和发展模式为主的例外主义思想也日趋成型，并传承至今。这种话语之强势，即使在今日美欧地区一同陷入经济社会的双重危机之中，我们依然能够听到美国媒体指责欧洲的福利制度和其低效的政府治理能力，却对自身的社会困境莫衷一是。

事实上，美国进步改革年代的思想源泉离不开欧洲的智慧，恰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者丹尼尔•罗杰斯向我们所揭示的图景那般，在进步主义年代，“美国人是海外社会政策的借鉴者和修改者，他们在全世界寻找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缓解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紧张关系”。美国在世纪交替中出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间出现的社会动荡，新兴中产阶级普遍存在的心理焦虑，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共识分崩离析的恐惧，都催生这种向域外寻求答案的原动力。《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一书，乃是罗杰斯教授试图以大西洋共同体为蓝图，勾勒一百年多年之前两岸互为纽带，传播社会改革思想的开拓性著作。该书出版后迅即引起欧美学界的强烈反响，并直接带动大西洋共同体视野的欧美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活跃。

以大西洋共同体为研究范式的著作其实并不鲜见，如中国读者熟悉的路易斯•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书，就是以欧美政治思想的比较方法演绎铺叙的，美国早期史学者伯纳德•贝林近年来也一直提倡从大西洋角度审视美国革命。这些都是运用比较史观的成功尝试，其比较史观的关键主旨，是要梳理发展道路中的差异性。但在罗杰斯看来，则必须进一步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必须考虑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出现的社会思潮中的某些共性。在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格局中，以进步改革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社会的重构是北大西洋世界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

在构建理论框架后，罗杰斯为我们设置十一章不同领域跨大西洋纽带的改革故事，努力把美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与同期欧洲社会政治辩论结合起来。在六百多页(中译七百多页)逻辑缜密、文笔优美的篇幅中，作者旁征博引各类史料，将凝聚在这一时期的众多议题，如劳工保障法案、失业救济、食品药品安全、城市规划、市政服务设施、农村合作、公共卫生、城市贫民住房改革等数十个议题分散到不同的时空维度之中。从世纪之交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始到二战期间英国伦敦《贝弗里奇报告》的公布为止，其中还论述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该书尤其重视历史细节的描写，从张贴在康奈尔大学内的赴德征募海报，到英国费边社内部的辩论细节，从1899年埃菲尔铁塔下聚集的社会主义改良团体，到欧洲市政大厅外维持演讲秩序的帝国警察，对人物思想的宏观把握和对社会心态的平衡拿捏，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罗杰斯认为，美国之所以在进步改革时代能够与欧洲国家的社会政策取得共鸣，一大批新型中间人阶层的出现功不可没。这批人来自镀金年代远赴德国留学的美国知识精英，他们目睹德国在欧洲学术界所体现的智识优越感，一种以国家理念为内核的乐观情绪感染了远渡重洋的美国人，他们暂时收起美国把自身与其他国家命运割裂开来的自信，转变为反对鼓吹美国独特思想和政治的行动者。作者避免称这些人士为知识分子，而“热心的政策倡议者和敏锐的思考者”的描述更为准确，因为这符合时代思想的风格：尽管美国人保有民主制度优越的观点，但他们也不得不接受在某些领域内远远落后欧洲的事实。当然，同时期也有相当数量怀揣激进思想的欧洲人去美国考察政治制度，但美国进步派人士对欧洲经验的借鉴程度远高于欧洲，且乐于此道。罗杰斯认为，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担心世界可能已经超过美国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美国对彼时欧洲先进政治事务的看法亦不是用滞后和先进之说而划分的，而更多从两分法来审视。譬如，留德的美国人把德国描述为罗马神话中的双面之神尤努斯，即反动和进步两者的共存。美国人普遍信奉实用观念，这让他们对欧洲的制度采取一种极为功利的态度，他们试图找寻欧洲制度中好的，可以带回去的部分，却对那些由此而生的其他社会政策不为所动，“我们可以从欧洲学习很多东西，但我们将在未来的一刻钟内就要反馈给他们更多的改革，比他们在全部历史上想象的都多。”而历史确实给美国人以反超的机会，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葬送大西洋共同体纽带的连续性，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化进程被塔奇曼所描绘的“八月炮火”和欧洲极权主义的兴起所阻隔，一场看似光明无限的改革进程戛然而止。冷战时期的美国开始其前途未卜的社会改良实验：美国人有自己的福利国家图景和规划，无需探询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一种新旧兼有的局外人思想，牢固占据美国人的头脑。

而这正是罗杰斯在书中质疑美国社会政策的现实关怀：如果说冷战期间美国人还试图回避借鉴国外经验模式所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的话，现今的美国人则是刻意拒绝借鉴来自世界其他国家治理与改革的可取之处。作者试图表达的，是一种美国精神走向封闭的危险倾向：不再试图跨越大西洋，寻求改革的共识，而沉溺于对美国过往经验的神话故事里。美国人即使在技术领域能够充当创新的领头羊，为何在制度建设上不能采取拿来主义呢？这个问题的确发人深省。

近一段时期，国内知识界多次提及美国的进步改革年代与当下中国社会面临困境的相似性。本书的译介或许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这段故事的感悟，该书中提及知识分子在改革年代中的地位和影响，或许对我们的思考有参考价值。译者吴万伟先生多年来致力于翻译有关西方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文章，译著等身，能够啃下如此篇幅在旁人看来颇为冷门的学术著作，没有点坐冷板凳的勤勉精神恐怕是办不成的，这亦值得我们读者的敬佩。

《大西洋的跨越》读后感(四)：未曾逝去的改革故事

一般来讲，西方历史学家对社会理论的建构并无很大的兴趣，特别是在经历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之后，许多人重新推崇十九世纪历史研究的叙事风格和修辞技巧。这点可从最近欧美出版的一系列以宏大叙述为主旨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印证。

以美国历史上的进步主义时期为例，不少史家论著早已确立典范的地位，譬如对进步年代的改革运动及其动因的解释，如身份政治变迁、组织化社会的形成、中产阶层意识的觉醒和反抗现代性等，都曾广受肯定。但这些论述的共通之处，则都把视野和案例局限于民族国家和北美地域之内，很少从全球角度加以思索。在不断加深对美国自身变革动因与细节的探索间，一种以美国经验和发展模式为主的例外主义思想也日趋成型，并传承至今。这种话语之强势，即使在今日美欧地区一同陷入经济社会的双重危机之中，我们依然能够听到美国媒体指责欧洲的福利制度和其低效的政府治理能力，却对自身的社会困境莫衷一是。

事实上，美国进步改革年代的思想源泉离不开欧洲的智慧，恰如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者丹尼尔•罗杰斯向我们所揭示的图景那般，在进步主义年代，“美国人是海外社会政策的借鉴者和修改者，他们在全世界寻找切实可行的措施来缓解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紧张关系。”美国在世纪交替中出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间出现的社会动荡，新兴中产阶级普遍存在的心理焦虑，以及社会各阶层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共识分崩离析的恐惧，都催生这种向域外寻求答案的原动力。《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一书，乃是罗杰斯教授试图以大西洋共同体为蓝图，勾勒一百年多年之前两岸互为纽带，传播社会改革思想的开拓性著作。该书出版后迅即引起欧美学界的强烈反响，并直接带动大西洋共同体视野的欧美比较社会政策研究的活跃。

以大西洋共同体为研究范式的著作其实并不鲜见，如中国读者熟悉的路易斯•哈茨的《美国的自由传统》一书，就是以欧美政治思想的比较方法演绎铺叙的，美国早期史学者伯纳德•贝林近年来也一直提倡从大西洋角度审视美国革命。这些都是运用比较史观的成功尝试，其比较史观的关键主旨，是要梳理发展道路中的差异性。但在罗杰斯看来，则必须进一步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必须考虑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出现的社会思潮中的某些共性。在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格局中，以进步改革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社会的重构是北大西洋世界政治运动的组成部分。

在构建理论框架后，罗杰斯为我们设置十一章不同领域跨大西洋纽带的改革故事，努力把美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与同期欧洲社会政治辩论结合起来。在六百多页（中译近七百多页）逻辑缜密，文笔优美的篇幅中，作者旁征博引各类史料，将凝聚在这一时期的众多议题，如劳工保障法案、失业救济、食品药品安全、城市规划、市政服务设施、农村合作、公共卫生、城市贫民住房改革等数十个议题分散到不同的时空维度之中。从世纪之交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开始到二战期间英国伦敦《贝弗里奇报告》的公布为止，其中还论述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新政在内的重大历史事件。该书尤其重视历史细节的描写，从张贴在康奈尔大学内的赴德征募海报，到英国费边社内部的辩论细节，从1899年埃菲尔铁塔下聚集的社会主义改良团体，到欧洲市政大厅外维持演讲秩序的帝国警察，对人物思想的宏观把握和对社会心态的平衡拿捏，都处理得恰到好处。

罗杰斯认为，美国之所以在进步改革时代能够与欧洲国家的社会政策取得共鸣，一大批新型中间人阶层的出现功不可没。这批人来自镀金年代远赴德国留学的美国知识精英，他们亲眼目睹德国在欧洲学术界所体现的智识优越感，一种以国家理念为内核的乐观情绪感染了远渡重洋的美国人，他们暂时收起美国把自身与其他国家命运割裂开来的自信，转变为反对鼓吹美国独特思想和政治的行动者。作者避免称这些人士为知识分子，而“热心的政策倡议者和敏锐的思考者”的描述更为准确，因为这符合时代思想的风格：尽管美国人保有民主制度优越的观点，但他们也不得不接受在某些领域内远远落后欧洲的事实。当然，同时期也有相当数量怀揣激进思想的欧洲人去美国考察政治制度，但美国进步派人士对欧洲经验的借鉴程度远高于欧洲，且乐于此道。罗杰斯认为，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担心世界可能已经超过美国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美国对彼时欧洲先进政治事务的看法亦不是用滞后和先进之说而划分的，而更多从两分法来审视。譬如，留德的美国人把德国描述为罗马神话中的双面之神尤努斯，即反动和进步两者的共存。美国人普遍信奉实用观念，这让他们对欧洲的制度采取一种极为功利的态度，他们试图找寻欧洲制度中好的，可以带回去的部分，却对那些由此而生的其他社会政策不为所动，“我们可以从欧洲学习很多东西，但我们将在未来的一刻钟内就要反馈给他们更多的改革，比他们在全部历史上想象的都多。”而历史确实给美国人以反超的机会，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葬送大西洋共同体纽带的连续性，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化进程被塔奇曼所描绘的“八月炮火”和欧洲极权主义的兴起所阻隔，一场看似光明无限的改革进程戛然而止。冷战时期的美国开始其前途未卜的社会改良实验：美国人有自己的福利国家图景和规划，无需探询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一种新旧兼有的局外人思想，牢固占据美国人的头脑。

而这正是罗杰斯在书中质疑美国社会政策的现实关怀：如果说冷战期间美国人还试图回避借鉴国外经验模式所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的话，现今的美国人则是刻意拒绝借鉴来自世界其他国家治理与改革的可取之处。作者试图表达的，是一种美国精神走向封闭的危险倾向：不再试图跨越大西洋，寻求改革的共识，而沉溺于对美国过往经验的神话故事里。美国人即使在技术领域能够充当创新的领头羊，为何在制度建设上不能采取拿来主义呢？这个问题的确发人深省。

近一段时期，国内知识界多次提及美国的进步改革年代与当下中国社会面临困境的相似性。本书的译介或许会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这段故事的感悟，该书中提及知识分子在改革年代中的地位和影响，或许对我们的思考有参考价值。译者吴万伟先生多年来致力于翻译有关西方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文章，译著等身，能够啃下如此篇幅，在旁人看来颇为冷门的学术著作，没有点做冷板凳的勤勉精神恐怕是办不成的，这亦值得我们读者的敬佩。

南都阅读周刊已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