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al Epistemics》读后感锦集

《Political Epistemics》是一本由Andreas Glaeser著作，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USD 35.00，页数：67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Political Epistemics》读后感(一)：社会主义体制里的政治认知

这书很厚。正文部分五百六十六页。我抛砖引玉讲下大概的内容。

作者的路数很吸引人，写“政治认知”的形成过程，每个人在社会里生活，会有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会和人们过去的经历产生联系，会在和别人的互动那里收到回应，会在亲身的社会实践里不断被检验。然后某一些想法不断被应证、加强，逐渐被固化、体制化，另一些不断收到负面的回应，就消散了。被固定化的那些东西就形成政治体制。（其实作者是反过来的，通过知识形成的过程来定义政治。）

用这个路数去写社会主义内在的张力。从马克思的理论到历史上实际存在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最大的“跳步”出现在列宁那里。本来是说社会演进遵照一定规律，等矛盾集中爆发过后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虽然马克思本人也认为通过科学方法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帮助人们加速这个进程，但在列宁那里这一点被推到一个极端，即是说对于这个过程的科学理解是被垄断在一个作为先锋队的党那里的，也只有通过这个党来领导大家，做全盘规划，目标才能实现。被神化了的马列理论就成了社会里唯一的meta-understanding，导致的问题是所有关于政治的认知都只能在很局限的一个范围里被循环映证，即使很多人都察觉到社会问题的存在并有心改革，这种认识社会的方式也会阻碍人们获得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性认知。

经验材料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对秘密警察和异议分子的访谈，写秘密警察那段在我看来其实更精彩一点，很多地方也显得很ethnographic。比如谈到党用一些老党员在二战时期的英雄事迹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证明，作者描写到，那些秘密警察直到今天说起来仍然很自豪，总是一种“那个谁谁谁当时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难道你都不知道吗”的口气。作者因为是西德长大的，没经历过那些宣传，开始的时候就特别谦卑地说，我是不知道啊，您来讲讲吧。然后弄到后来就发现那些访谈人自己也讲不出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宣传基调定好以后细节根本不重要，这些细节是不是能够支撑宣传的方向也变得不重要了。

我对东德的情况并不熟悉，所以不知道区域研究专家会怎么评论这本书。不过作为社会学家，仍然觉得很有启发，而他对社会主义政治认知内在矛盾的分析，我也很认同。当然，这个矛盾在不同情境下会有不同的表现，一定程度上的改革也能让它有所缓和。但是只要知识的形成不能在一个更广的网络里展开，矛盾就总还是有的。

这个书amazon上有kindle版，只卖八块钱。对“知识”、“社会主义”、“转型”等等问题有兴趣的同学都不妨去翻翻看。

《Political Epistemics》读后感(二)：有点失望

我去田调之前曾经非常喜欢这本书。但当时就觉得作者对于经验材料的处理和判断能力好像不是很好，尤其是写异议分子的两章，比起写stasi的两章还要不如。他很容易就听信了最“正统”的那种异议分子成长史。但我老觉得其实事情不是像说的那样。

田调回来再看这些，就更感觉有点摸不着边了。我之前最喜欢的论述，是“社会主义无法再生产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说得通俗且简单粗暴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特有的那套对于政治的理解（线性历史观、非黑即白的阶级对立），以及社会主义特有的那些意识形态和宣传机构的制度安排（你非得加入了我你才在正确的道路上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贡献），造成一个后果，所有关于政治的知识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不断被循环，然后逐渐变得和现实越来越没关系，也无法指导行动。这些安排看起来是强势的，但同时又是不堪一击的。

我现在也挺喜欢这个观点，尤其喜欢作者从政治理解的角度批判线性历史观。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这本书的两条线没有很好地拧在一起。哪两条线呢？一条是从知识和理解的角度来说明什么叫“制度”；另一条是用前面这些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在东德的完蛋。总觉得后面一条在经验材料展开方面不那么舒服，好像有点硬要凑前面的那些形式模型的意思。

我老板以前是写波兰的，后来也一直在写东欧。他跟我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觉得这本书的第二条线明显弱于第一条线。他对于东德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解基本就是从列宁的理论来的。我老板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不可能都像列宁说的那样来做。全书中常常出现firmly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ism之类的说法，我会标出来打个问号。我很怀疑，如果以列宁的那些vangardism理论为标准，全世界一共有多少个地方真正出现过firmly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ism。然后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内在张力，作者基本也没有顾及。

作者前年曾经到系里来做过一次演讲。讲完以后自然有人问他，你这套解释东德社会主义如何完蛋的理论，放在中国行得通吗？作者老实的说，他也不知道。去年年会的时候我曾经有幸和作者攀谈过两句，当时刚刚做完田调，说想写一点关于中国的activists的political epistemics。

然后就拖到现在。我的整个理论构想也一直在变。现在我只想写个小东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对这些activists而言，意识形态在他们的政治认知里还在扮演什么样的作用，他们怎么处理意识形态和他们从事具体活动的那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处理方式和所谓的社会主义遗产是不是有关系。

然后我又看了一遍他的书，就弄不清楚我到底是要反对他，还是只想借着他的盘子说点东西。甚至没有想好，我这里的历史维度究竟是要拉到近二十年，还是之前更长的时间段。

《Political Epistemics》读后感(三)：关于“政治”和“理解”的理论著作

今天当代理论课上讲了这本书，让我们看的是Preface, Introduction，第三第四章和结论，差不多就是理论基础。但估计上课讲掉的还是前面两部分。这个评论基本上都是上课笔记。记得杂七杂八，中英夹杂，有些地方未免自己也没太明白，见谅。自己仔细再看过书之后再过来修改补充吧。

这本书的经验目标（empirical goal）是解释东德社会主义的衰落，通过的途径是给出人们被日常生活所不断型塑的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被这些行为所不断生产和重塑的政治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world formed and transformed in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 created and recreated by their action, xi）。事实上这本书的野心远远不止于提供一个社会主义衰落的新解释（虽然这已经足够大了），这是一部理论著作，想要建立一种理解社会学（sociology of understanding，和韦伯的那个不是一回事。他这里是针对sociology of knowledge来说的），并且把understanding和广义上的制度和制度变迁联系起来，同时也重新理论化了政治（politics; political）和权力。他汲取的营养来源很多，福柯的知识/权力、布迪厄的惯习、马克思的知识、韦伯的诠释学、米德的实用主义传统、舒茨的现象学传统，Latour的ANT等等，并且在此之上建构了他自己的理论。制度是人们多次互动的结果和多重理解的结果，但制度又会影响人们对于事实的validation（这个词怎么翻译？）。

我们所在的社会世界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本体论面向是，这是一个建构主义的世界，这不再是涂尔干那时候社会事实的世界了，而是由人们的多重互动所建筑起来的；并且他超越于此，看understanding怎样和广义上的制度（large-scale institution）联系，从微观走向宏观。这一点米德曾经试图做而做的并不让人信服，而舒茨并没有尝试过。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理论和经验如此好的联系起来，问题是一个出自理论关切（theoretical concern）的问题，但他在处理理论的同时不断地来到经验证据用以照应（inform）理论。（不像舒茨、米德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做的是纯理论的工作）这又联系到他独特的方法论。理论、经验、方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institution的建构，和“理解”与“制度”的共同构筑。这种稠密的（dense）、复杂的（sophisticated）以及极具原创性的理论和一个重要的经验问题放在一起，成为这本书的主体。

首先的问题是，他如何定义“理解”？在第10页他写道：Understanding is a process of orientation from within a particular pursuit in a specific context, which orders relevant aspects of the world by simultaneously differentiating and integrating it, thus stipulating a practical ontology. “Sociology of understanding”不同于知识社会学一是在于超越那种固定的、稳定的知识，二在于它的存在更加下意识（less conscious）、更弥散（diffuse）。如果说马克思、涂尔干、曼海姆更加把知识看作情境（context）的产物，而Glaeser超越于此，讲understanding怎样同时构筑着情境。这时候一个来听课的本科生说，他觉得这里跟布迪厄的分析方式有点像，布迪厄也会有这种cyclical的分析（其实Glaeser在这里用的词是dialectical），结构怎样生产出人的惯习、而惯习又建构出一层社会实体。老师说对，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样。同学在旁边说，布迪厄其实更加看重惯习的再生产，惯习怎样被结构或者说情境所决定。我说，Glaeser的理论里agency会更多一些，会讲到人的理解的多重性，而这些不同的理解会互相之间冲突、妥协、协商，构成辩证的关系。

从认知结构来讲他区分出了三种理解（three modes of understanding）：discursive, emotive和kinesthetic（p.11）。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过往的理论家往往只把理解看作第一种。情绪的理解在政治中尤其重要。比如“我根本不care奥巴马是不是在美国出生，这跟我没关系”；“我讨厌奥巴马，他一定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不能够成为美国的合法总统”，这都是情绪的理解，一种指向行动而另一种不指向。哈贝马斯就没有考量“理解”的这个向度，只把“理解”理解为纯理性的论辩研讨。“动觉的”理解则更多地跟时间、空间以及人的身体联系起来，包括我们怎样行动，怎样感知时间和空间。（这里又可以和布迪厄的embodied practice联系起来，是实践的，而不仅仅是cognitive上的）不同层次和面向的理解不仅存在于不同人，而且一个人自己也会有多重的理解，这些理解，有时候会相互增强（reinforce），有时候相互冲突，而在和制度互动过程中有些理解被削弱了，有些理解被重点突出了，又可能有新的理解涌现了出来。

那么，“理解”（understanding）又是如何建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呢？如何现实化（actualize）和去现实化（de-actualize）？这里就经历了validation或者invalidation的过程。(Understanding comes to be inhabited or dis-inhabited through process of validation, p.24) 有三种机制：recognition, resonance, corroboration。Recognition指的是你的理解在周遭的社会网络（尤其是你珍视的重视的人那里）得到肯定；Resonance指的是你的理解和过去的经验、经历、价值观有所吻合；Corroboration是由指向性的，似乎能由这个世界本身的运行所验证的，direct corroboration比如做实验，也比如现在直接发卷子测验你们是不是看过了书读懂了书，而indirect corroboration来自于我们对于（无法控制的）过往事件的观察，比如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导向民主。

这本书的对经验问题的核心论点是，东德社会主义的衰败是由于精英无法再提供一套足够维持这个institutions的理解（failure to produce understandings of socialism adequate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ystem, p.xi），这又怎么和validation process联系起来呢？Indirect corroboration往往是复杂的不直接的，在社会主义中这个indirect corroboration（就比如共产主义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未来什么的）逐渐变得有问题，于是逐渐诉诸recognition和resonance，不断地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或者官方意识形态来“理解”这个问题。（大家都这么说&官方就这么说&过往的经验/价值观告诉我就是这样），而政党精英并没有足够的工具来回应这一问题。（这时候老师说，中国就是例外，它somehow就提供了一套解释）

这里我提了一个问题，我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社会科学的功能就是direct corroboration呢？正好引来了一个同学的犀利吐槽，他说他看到这里就觉得捣模型是direct corroboration，而比较历史社会学就是indirect corroboration。。。老师说，如果从Latour的视角来看，所有的corroboration不过只是recognition，生物学、天文学都是传递建构的结果。（Latour我们还没有读）其实我这里的问题有我的焦虑感，如果说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引入是慢慢地用corroboration来代替意识形态惯性的重复、灌输、强化，来为治理提供工具，那么多大程度上人们理解、认同和接受社会科学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存在，承认某种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知识？它跟中国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儿Latour就显得“过了”，他回答不了我最关心的这个问题。

社会世界的第二个本体论面向是trans-local & trans-temporal。不一定需要面对面的互动，一些符号也同样可以传递understanding，可以让人们不断对行动做出反应和再反应，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发生。

社会世界的第三个本体论面向（ontological dimension）是主体性（subjectivism）和客体性（objectivism）的共存。Glaeser的“制度”（institution）是社会世界的某个部分，把互动规律化（regularize interactions），使其变得更加稳定。那么“政治”(politics)可以定义为deliberate effort to shape institutions。家庭分工可以是“政治的”，确定包容与排斥的边界的语言也可以是“政治的”，决定真理和仪式的宗教也可以是“政治的”，把人们变成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也可以是“政治的”(p.45)。这里Glaeser征引了马克思的fetishism概念，（假如我没有理解错）倘若说马克思讲的是fetishism of commodities/capitalism，Glaeser将其引申为fetishism of things，对各种制度的可能的fetishism，将外在的理解为自然的不可改变的，也就闭合了“政治的”可能。

老师说，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分析很多事情，比如越南战争之类之类。换句话，也许可以所，只是恰好这本书经验问题中的“政治”是社会主义。

当然，他还做了一些其他很有用的分类学，比如understanding将一系列行为型塑为过程的四个时刻：orient, direct, coordinate, explain and legitimate or justify action(p.37)。再比如，政治和权力的四种形式：politics of general enablement or disablement; politics as policy; politics of projective articulation/disarticulation; politics by brute force。第三章第四章更加有对不同validation过程不同效果更为详尽的讨论。

课到这里正好还有一些关于理论的讨论。有一个同学大概问了问大背景和政治权力方面的问题，老师说，Glaeser不是a theory of historical formation，解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那种，而是a theory of constitution of institu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s a result of interaction through understanding。不是解释social formation，而是解释how society operates。马克思有相当好的关于social formation的理论，但是当他想要解释变迁时，他没有那么成功，因为他不能解释主体的形成（constitution of subjects）。如果说宏观的、社会历史形成的理论更擅长解释长期变迁的话，相对微观的理论更擅长解释emergent theory of society，主体性的形成，而并不能够那么好地解释历史变迁。你当然可以说，我用这个解释变迁，用那个解释主体，但这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是很困难的。理论并不像一般社会科学研究那样，说除了Y之外Z也能解释X，逻辑根本不是这样的，Y到X和Z到X所建筑的理论根基往往是冲突的、不相容的。

我为什么关切这个问题，这些理论？对我来说，他大大打开了我对于“政治”的理解。如果纯粹从政治经济学的硬视角来看，政治是资源的分配、利益的争夺，问题要么在于权力和资本以何种方式结合达到善治，要么在于如何集结起来组织化地发出声音争取资源。其实读到哈贝马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的时候基本上是绝望的，只以为“主体”在公民社会，而把“系统”划归国家和市场，基本看不到突围的可能性。但问题是，“政治”比这些东西还要复杂暧昧的多。一个政策、一个政治事件，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心中，他对于过往事件的和经历的因果联系的建立、他对利益的考量、他对某些价值观和规范化话语的诉诸，甚或他的情绪，这些“理解”的层层叠加，是复杂的。实体化一点来说，公民社会是不是能够起到并畴于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其中一点是它能否提供一些足够强大的规范化话语（尤其是宣传机器自然开动大家不自觉地使用发展和民族国家话语的时候）。“弥散”一点来说，“主体性”就是在不断的政治过程当中的。Glaeser这本书是一本ethnography，也是一部社会学理论著作，提供了机制和工具帮助自己去想这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更可贵的是他的经验根植于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多打开分析视野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