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状态》读后感锦集

《后现代状态》是一本由(法)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作，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23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后现代状态》读后感(一)：同湖南美术出版社白皮书《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

同湖南美术出版社白皮书《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同湖南美术出版社白皮书《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同湖南美术出版社白皮书《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同湖南美术出版社白皮书《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同湖南美术出版社白皮书《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同湖南美术出版社白皮书《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

《后现代状态》读后感(二)：后现代的宣言书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开篇就讲过，利奥塔是将后现代这个口号喊响的核心人物。这本书可能就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了。不说利奥塔的整体思想是啥了，利奥塔是个高产作家，但是在国内能够找到的书确实有限。但是这本书，真的淋漓尽致的喊出了他的口号“打倒宏大叙事”！

书开篇就是结论，说了他的所有的核心观点，好像就是在喊口号一样。后面从知识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的结构和组成。

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以及背后的语用学和权力位置可能是他作为知识社会学理论上最成功的建构吧。但是我觉得他的建构已经离开了社会学作为经验研究的作用了。已经从思辨的层面上升到了哲学层面了。说实话，我在看前面几个章节的时候很想和他吵一架，他这是在说什么呢。很多东西以欧洲为中心，完全没有讲述本土的特征。

但是最后的几个章节完全改变了这个看法，特别是他分析大学和知识的作用的时候，真的拍手叫精彩啊。把想吐的槽都吐出来了。看来那会儿他就知道了今天的“高等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人的影子，马克思、福柯、布迪厄。。。。。。。可能他还是一个批判主义者。好像他早年间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同样作为批判主义者，他和哈贝马斯的隔空对话就很有趣，他在最后一章中也说明了自己的意图。虽然所谓的论战不知道谁的胜负，但是哈贝马斯好像就从来没提到过他。

当然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漏洞，比如他彻底的批判了宏大的叙事，其实他自己也站在了没有宏大叙事的宏大假设上。还有他混淆了很多的概念，比如宏大的叙述和宏大的理论这些。在《后现代理论》里面对他的批判真的是中肯，所有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可能不算成功的。

后现代是一个好玩的东西，索卡尔事件让高级迷信这本书为人所知。可能很多书对比起来看很有意思吧

顺便说一句，虽然我知道译者已经翻译的很好了，但是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小小的一本书花了不少时间，这个已经不错了，我看利奥塔的后现代道德看五分钟绝对睡着。。。。都不知道在讲些啥、。。。。

《后现代状态》读后感(三)：重读《后现代状态》摘要

在《后现代状态》中，利奥塔指出，虽然“科学知识”自近代以来确定其处于知识领域的霸权地位，将不符合其旨趣与范式的各类“知识”指斥为“一种由公论、习俗、权威、成见、无知、空想等构成的思想状态：野蛮、原始、不发达、落后、异化。”97但这样一种气势凌人的表象掩饰不住其本质：“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11，作为“话语”的“科学知识”首先是一种特定的指示性陈述，遵循着真理标准，与各类知识遵循着不同标准（如效率标准、正义的标准、美的标准等）的诸多形式的陈述（如评价性陈述、规定性陈述……等）一起参与到构建社会关系的“语言游戏”之中。由此来看“科学知识”作为各类“知识”的典范与榜样的地位并非不可置疑，同时“科学知识”的这一高姿态还蕴藏着更为深刻的矛盾。由于“科学知识”遵循着真理标准从而对可验证性异常执着，这最终不可避免地要求对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解释。这时，“如果不求助于另一种知识——叙事，科学知识就无法知道也无法让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识；对科学来说，叙事是一种非知识。但没有叙事，科学将被迫自我假设，这样它将陷入它所谴责的预期理由，即预先判断”106-107，原先被“科学知识”指斥为“非知识”的“叙事”在此担当起“合法化”的重任。

由此利奥塔考察了西方近代知识合法化叙事的两个版本：一个称之为“解放的叙事”，是指以“人民”作为叙事的主体，谱写了一幕 “人民”通过知识的引导实现了“自我解放”、从而推翻了“暴君与神甫”的阻碍与压迫的史诗剧，是政治性质的知识合法化叙事；另一个称之为“思辨的叙事”，是指以“思辨精神”为中心，将由于现代分科而变得零碎化的知识，编织入黑格尔式的“精神的生命”展开历程之中，是一种哲学性质的知识合法化叙事。115-132 但两种宏大叙事都因其自身矛盾而衰落了，“思辨的叙事”的“精神生命的展开”无法满足科学的实证性，而“解放的叙事”则将知识的“真理”标准和实践的“正义”标准混为一谈。由此知识的语言游戏失去了其“元语言”，而只能由知识生产与传递的效率标准来实现其合法化。对这样一种经由“性能”而实现的合法化，这体现在知识生产上则是论证的丰富化和举证的复杂化，“能够论证指示性陈述的形式公理系统的多元性（库恩式的范式替代与规则发明）原则代替了普遍元语言的原则（逻辑元语言）”，而举证则将则科学更深地与金钱权力相联系，因为通过购买学者、技师、仪器来增强举证，未必能更多地掌握真理，但对于增加力量、把握话语权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体现在知识传递上则是，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从此需要培养的是各种能力而非各种理想，其任务在于“为了向系统提供能够在体制所需的语用岗位上恰如其分地担任角色的游戏者”173。但时至今日，通过性能实现的合法化也遭遇其危机，因为面对量子力学与原子物理学所研究的不稳定、复杂化的对象，“效率”最终会变为“无效率”，恰如博尔赫斯在其小说中说的：一个皇帝想让人绘制一张绝对精确的帝国地图，结果帝国破产了。由此，利奥塔宣告了“元叙事”的死刑，世界进入了一个可以展开自由多样“语言游戏”的后现代。

《后现代状态》读后感(四)：后现代知识如何重获合法性

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如何重获合法性？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知识在当代已与权力等价。一方面，知识是当代的第一生产力，并是决定决策正确与否的关键；另一方面，知识的物质化、外化使得它成为商品，流通于市。知识的商品化使得当局与个体企业展开争夺：谁拥有知识，谁便拥有话语权。然而，谁来判定某种话语是否是知识？这便涉及到知识的合法性问题。

Lyotard区分出两大类的知识：叙述知识与科学知识。叙述知识是最传统的知识。它通过叙事给予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位置、构建社会关系。它的陈述过程即是它的生产过程，因而它没有合法性之虞。相反，科学知识依靠论证获得合法性——但谁来证明这套论证规则（“元语言”，p.90.）的合法性？这即是讨论的关键。

正如在第一页上看见的那样：“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这篇“关于知识的报告”关注的不是所有的知识，而仅仅是科学知识。

Lyotard梳理了科学知识的历史：

从Plato开始科学便认识到自己与叙述知识的不同，但它只能通过叙事证明自己的独特。进入现代，人们不再相信先验权威，转而通过建构合法化的主体来维持科学合法性。有两种不同的模式，假想了不同的主题：第一种主体是“人民”：科学是人民的共识。由于人有认识与实践的双重渴望，掌握“真理”的决定权的人们还希望应用它。于是便有了“正义”的大叙事。第二种主体是“生命”或者“精神”——科学与社会伦理的统一体。科学的非功利性与社会伦理的功利性冲突，哲学家不得不假想两者统一。这样一来，科学的价值取决于它在这个统一体中的地位，只有臣服于这个统一体的知识方才为知识。

两种模式如今都失败了。叙事化的科学可能沦为前科学。而“真理”与“正义”的区分被意识到。再没有什么主体能够整合知识。这即是后现代。

据Lyotard分析：要证明科学的合法性，首先要证明其逻辑元语言的合理。由于不同学科的逻辑元语言具有“在方法上的灵活性”和“在语言上的多样性”（p.92.），科学的语言游戏被证明只在局部范围内有效。证明的第二步是举证。举证需要技术，而技术需要资本。因而资本拥有了证明知识的权力——这大概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但这并非Lyotard想要的终极答案。他想知道当今及未来的知识将以怎样的状态存在。

投资者追求的是性能，因而能使性能优化的实用性成为知识未来的发展倾向之一。性能优化与信息的商品化共同使教师（传统知识分子）的任务由传递知识变为教授接受知识的方法。传统人文领域没落了。另一方面，Lyotard注意到无论是处于技术还是出于性能优化的考量，未来都无法被预测，因而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合法化知识的根据。对此，他各处的合法化策略是“误构”：不仅不能强迫所有人采用统一标准（像Luhmann的系统论那样），甚至放弃达成最终共识的企图（如Habermas设想的那样）。人们不断通过临时契约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误构。误构使得知识保持流动的、独立于权力之外的状态。

《后现代状态》读后感(五)：《The Postmodern Condition》两个中文译本的 对校

英译本：Still,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is as much a stranger to disenchantment as it is to the blind positivity of delegitimation.

岛子译本：后现代状况渐次摆脱掉合法化的盲动性偏执，如同异乡人逐渐熟悉了环境，摆脱了乡愁。

车槿山译本：尽管如此，后现代状态不等于幻灭，正如它不等于对非合法化的盲目肯定那样；

按：岛子把delegitimation（去合法化）翻译成合法化了，整个意思完全反掉，”渐次“就像是安妮宝贝小说的词语，后面一句话更是完全自己添加上去的。车槿山译本比较准确。

Where, after the metanarratives, can legitimacy reside？ The operativity criterion is technological; it has no relevance for judging what is true or just. Is legitimacy to be found in consensus obtained through discussion, as Jurgen Habermas thinks？ Such consensus does violenc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language games. And invention is always born of dissension. Postmodern knowledge is not simply a tool of the authorities; it refines our sensitivity to differences and reinforces our ability to tolerate the incommensurable. Its principle is not the expert's homology, but the inventor's paralogy.

Here is the question: is a legitimation of the social bond, a just society, feasible in terms of a paradox analogous to that of scientific activity？ What would such a paradox be？

岛子译本：

“后现代状况渐次摆脱掉合法化的盲动性偏执，如同异乡人逐渐熟悉了环境，摆脱了乡愁。但是后设叙事学说之后，合法化要依傍什么才能成立呢？答案是靠科技性的运作指标，但这种指标和真理正义毫无关系。合法化是否能像哈贝马斯所设想的，建立在相互沟通所达成的共识上？这等共识，只能破坏各种语言游戏规则之间的异质多相性。

“然而，问题将接踵而来。社会规范的合法化，公正社会的合法化，是否可用一种充满似非而是的佯谬去实现呢？就像用佯谬来从事科学研究那样。如果可以，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佯谬又是怎样的呢？”

车槿山译本：

“尽管如此，后现代状态不等于幻灭，正如它不等于对非合法化的盲目肯定那样；元叙事衰亡之后，合法性将在何处安身？操作标准属于技术范畴，它同真理或正义的判断无关。合法性是否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说，将会在经过讨论而得出的一致意见中出现？这种意见的同一性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变性，而创造发明总是起源于争辩分歧。

“这里的问题是：一种社会制约的合法化，一个公正的社会，是否能依照类似于科学活动的反论形式建立起来？而这一反论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