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史》的读后感大全

《马来西亚华人史》是一本由宋燕鹏著作，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页数：222，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来西亚华人史》读后感(一)：学术文集 枯燥晦涩

本书是作者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学术文集。学术论文专业性强，有一定的学术格式和论述规范，所以非研究该领域的读者读起来未免会觉得枯燥晦涩。

2019年去过槟城，走遍了槟城大街小巷，通过此书，又对华人在马来半岛的历史和城市加深了些了解。2019年，我在槟城的街头感叹那些空荡荡、略显萧条的老房子，从书中获知原来屋租统制法令在1999年年底结束后，房租大涨，原有的居民纷纷外迁，房屋不是改造成商业用途，就是迅速衰败。而节选自杜忠全写的书的内容，让我一窥老槟城的烟火气，像国内一样，街头有的是租书的、掐面人的、上门理发、小吃摊和货郎担。情不自禁地又去准备搜罗基本杜忠全的书读读。

许云樵是无锡人，后下了南洋做学问。他对明代贸易的研究指出在当时的南海经济圈，通行的国际语言是明官话，无用但令人自豪的知识又增加了。

读此书的最大收获是知道了杜忠全和许云樵这两位南洋文人，以后可以挖掘一下他们写的书。

这本书的书名取得不太适宜，令人以为是叙述性的历史书籍，应在书名中明确表明此书是论文集。

《马来西亚华人史》读后感(二)：海外华人民间历史文献的新探索

《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一书是宋燕鹏先生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学术论文集，收录了近年来陆续发表的专业论文、报刊杂文和书评，集中笔力对华人社会权威、华人社群和华人信仰这三个层面做出专门研究。华人社会权威的主题共有两篇论文，主要利用中文碑铭资料论述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以及甲必丹制度终结后青云亭亭主领导权威的演变。华人社群也有两篇论文，第一篇是以吉隆坡福建义山的埋葬收据为中心，考察福建人在吉隆坡的籍贯分布；第二篇利用雪兰莪福建会馆的会议记录，考察早期雪兰莪福建会馆对中国事务的关注。在华人信仰方面则有四篇论文，一篇从佛教典籍入手，叙述融熙法师的生平；两篇论述了汉传佛教寺院和华人神庙；第四篇则研究了槟城浮罗山背福灵坛九皇爷的华人民间信仰。其后的几篇书评，体现了作者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一些感悟。

长期以来，学界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多依赖于英荷殖民当局的文献资料、当地华人的文字记录或口述史料，而且早期大马华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很难留下只言片语。文献资料的极为匮乏使得学术界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止步不前，迫切地需要一批新史料深化目前的研究。作者跳出传统研究的窠臼，利用碑铭、义山收据、会馆会议记录等民间历史文献资料，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几个层面，能够更微观细致地考察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生活情状。

作者在论述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以及青云亭亭主领导权的变动时，利用了大量碑刻史料，如《甲必丹李公颂德碑》、《曾公颂德碑》、《三宝山宝山亭建造祀坛功德碑》、《重兴青云亭碑记》、《梁美吉功德碑》、《梁薛陈陈四亭主及陈副亭主功德碑》等等。除了通过碑铭正文了解历任甲必丹或青云亭主的活动之外，作者还依据碑铭后附的捐款信息揭示马六甲华人各氏族社会地位之演变以及19世纪初马六甲华人社会领袖权威的转移。例如，将《曾其禄颂德碑》（1707年）与《三宝山宝山亭建造祀坛功德碑》（1795年）的捐款姓氏人数对比，可以发现陈氏由原来的4人增加到9人，继续保持着人数上的优势，而曾氏由原来的5人减少到1人，从中就能够得出曾氏在社会地位上已经大为降低的结论。作者还将1801年重修青云亭的捐赠者和1795年三宝山祠坛的捐赠者相比，蔡、邱、陈依然占据前三位置。从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蔡、邱、陈三姓在马六甲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蔡士章通过修建三宝山祠坛、重修青云亭等活动，逐渐取代了前任甲必丹曾氏家族、陈氏家族的地位，巩固了自己作为华人领袖的地位。这些研究内容都反映出作者另辟蹊径，从马六甲碑铭的内容中窥看甲必丹权力或地位的变迁，改变了以往学界驻足于甲必丹历任者的生平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开创新的研究话题。尽管在前人的研究中早已出现马六甲碑铭的踪影，如陈铁凡和傅吾康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黄文斌的《马六甲三宝山墓碑集录（1614—1820）》等工具书也接连问世，但作者以全新的新思路和视角来阐释一个不同的马六甲华人甲必丹，是民间历史文献在海外华人史研究中的新探索。

作者从中国古代史转治马来西亚华人史后，注重地方志、族谱等地方文献的作用，对于史料的选择较为精准。除了利用当地的档案资料之外，作者也在马六甲、吉隆坡、槟榔屿等地进行多次的田野调查作为补充。例如，作者在考察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贯分布时，将吉隆坡福建义山收据与《福建省志》相结合，使学界对吉隆坡华人社群内部的研究更加深入。尽管以往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多立足于方言社群的分类上，但对方言社群内部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作者从义山收据中提取了更为细致的有效信息，将方言社群下的吉隆坡华人回归到原属的府、县进行剖析，得到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内部以安溪、南安、永春三县为主导的结论，将有关认识进一步细化推进。

但该书第一篇文章《由碑铭看1800年前后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之活动》中，似有一处瑕疵。作者先说曾其禄的颂德碑树立于1707年初（第7页），但下文又言其树立于1701年（第12页），两者之间出现矛盾。从论文中的附图3《曾公颂德碑》中依稀能够辨识出“丙戌”字样，可推知为1706年。由于当时民间多用农历，即使公历为1707年，但可能因未过农历新年，仍记为丙戌年。笔者没能找到其他的佐证史料排除曾其禄颂德碑树立于1706年的观点，故笔者认为曾其禄颂德碑树立于1706年或1707年初的说法更加准确。作者可能由于笔误或者其他缘由，导致文章出现错漏。

当代史学研究提倡“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史学大家陈寅恪也主张“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民间历史文献是对传统史料和正史的补充，而早期海外华人史研究除了有限的碑刻和殖民者的文献记载以外很难找到其他资料，因此民间历史文献对早期华人史研究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关于海外华人民间文献，也有部分学者进行研究。例如，林德顺在《安息处、知识库、争议场：马来西亚华人义山研究》论述了马来西亚华人义山从坟墓到文化场所的转变，指出华侨文化的多元性是发生转变的原因。刘伯孳对闽南侨批相关文献的研究揭示了以福建人为主导的华人社会在海外与故乡的相似与不同。作者也充分利用马来西亚地区民间历史文献这一新材料，从华人甲必丹到领导权的演变，从籍贯到会馆，从汉传佛寺到九佛爷，涵盖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权威、华人社群和华人信仰，研究成果十分丰富。《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一书使学界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的研究更细致深入，是民间历史文献在海外华人史研究的新探索。

作者：易艺、黄忠鑫（暨南大学历史学系）

出处：（马来西亚柔佛）《南方大学学报》第5期，2018年出版

《马来西亚华人史》读后感(三)：《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序

《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序

文：吴小安教授

与宋燕鹏博士结识，既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的共同兴趣使然，也是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讲师陈爱梅博士牵线搭桥的用心。后者是我在马来亚大学历史学系好友黄子坚教授的学生，也是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巾帼学者。记得最初在吉隆坡，当宋博士第一次被正式介绍给我时说，他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后、治马来亚华人史，并特别提到我的另一位朋友马来亚大学卢慧玲教授的郑重推荐。

坦率地说，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说其大名的，心里不免暗暗有些吃惊和惭愧：自己怎么啦，竟然如此孤陋寡闻，不知北京隐藏着一位年轻的同道。在随后谈话中，我欣喜地得知，原来宋博士一直是治中国古代史，最近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担任为期一年多的访问学者，转而有志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又多了一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加盟，我当然十分高兴。再后来，在北京与来访的陈爱梅博士一起餐叙时，宋博士很客气地问我，他有一部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的书稿即将付梓出版，想请我作序。坦率地说，当时我是有些犹豫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然能完成了一部书稿。

吃惊之余，也有些好奇：想了解宋博士的大作到底写的是什么，又是如何完成的。所以，我委婉地答复道，先让我拜读书稿，然后再确定吧。然而，当书稿送达快速翻阅后，明显感觉到宋博士是一位勤勉、认真、富有好奇心的青年学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部专业水准与阅读趣味兼具的著作，不能不令人钦佩。这里，我想与读者分享本人两大阅读感受。

一部焦聚华人聚居地论文集

首先，这是一部历史学专业训练背景的、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史的、历史人类学的专题研究论集。顾名思义，书名标题是“马来西亚华人史”，当然是一部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的著作。副标题则是“权威、社群与信仰”，则揭示了本书的主题与学科性质，表明它不是一部传统的、通史范畴的马来西亚华人史著作。换言之，宋燕鹏博士的大作，不是一部基于详细策划论证的项目计划书之上的专题著作，不是企图通过自己对有关“马来西亚华人史”的某些系列专题的详细个案研究，检视有关“权威、社群与信仰”主题的一般范式与理论，而是籍此三个相关的主题串联各章、统领全书。

简言之，本书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几年陆续发表在中国大陆和新马的专业期刊论文、报刊杂文和评论，如《南洋问题研究》（厦门大学）、《南洋学报》（新加坡南洋学会）、《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汉学研究学刊》（马来亚大学），以及《华人研究国际学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等。论集主要焦聚于马六甲、吉隆坡和槟榔屿三个华人聚居地，然而其整体关怀却覆盖了马来西亚华社、华南与南洋、中国事务与身份认同。

论集文献资料丰富全面，包括金石资料、会馆收据、典籍收藏与图书文献等，涉及面也很广阔多元，涵盖领域从华人甲必丹到领导权，从方言群到会馆，从法师、寺庙到九皇大帝，从对马来西亚华社个性化的观感到对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一般性观察和讨论等等。纵览全书各章，应该说宋博士大作结集出版可谓水到渠成、顺理成章。选题专门，并紧扣学界关注热点；行文写意，而不失流畅，值得嘉许。

东南亚学者 追溯侨乡华南社会文化的源头

其次，这是一部融专攻中国古代史转轨东南亚华人史的所谓“外行”、从中国大陆初访马来西亚的所谓“外国人”和“陌生人”三重身份而一体的青年学人所撰写的专题研究论集。除了历代中国文人皆备的学术游记习惯和中国古代史学者对地方文献的梳理考证、记传与纪事传统特征，本书深刻地印烙了作者“跨界的”“异文化的”与“他山之石”的独特视角与文化情怀。曾几何时，对汉语言文化圈和中国汉学界而言，华侨华人史最初一直成为中国史的分支，南洋华侨华人则成为南洋研究的重点特色。

汉学作为南洋研究的传统，当初不仅引领了南洋研究风骚，而且南洋研究主力军是极少数从中国南来的传统中国学人，他们给南洋研究注入了中国学术传统与文化特色的深刻烙印。对西方汉学家而言，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由于冷战的缘故不能进入中国大陆，对台、港、澳、海外华人社会，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关注与研究，成为其对中国研究的“替代品”及其主题关怀的方法论工具。华南与东南亚长期的地缘经济与社会文化历史的传统纽带，无疑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两个不同学术研究领域的融合渗透。

不少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纷纷进入海外华人研究，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研究的领域；东南亚华人研究学者则反其道而行之，转而追溯侨乡华南社会文化的源头。同样地，当下以中文为写作媒介的中国大陆华南学派也开始走向东南亚，固然是追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海外的衍生与发展，更是走向国际、摆脱华南研究危机的一种重要选择。中国开放后，东南亚华人研究跨地域的时代意识形态色彩消失了，西方学者们于是纷纷回归各自的专业领地。

新马华人 处于英文与本土语言之间

不过，少数例外也是有的，例如美国孔飞力教授、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和加拿大丁荷生教授（最近刚加盟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等。这些杰出学者的跨界例子涌现，令本土东南亚华人学界为“额外青睐”而深受鼓舞。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几位西方学者从东亚研究（实际上是中国研究）跨入东南亚研究（实际上是东南亚华人研究）是对其核心研究主题的地域拓展性关怀，或者说是同一专业领域主题关怀在不同地域的延伸，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专业领域的跨界。

反观东南亚本土地区，同样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学者转而也同时跨界关注东南亚华人问题，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贤强教授和黄坚立教授等。他们跨界则是另辟疆场，主要考量应该是本土主流学术生态、专业市场动力和社会关注度等因素，而且他们都拥有土生土长华人学者的在地背景优势支撑。这同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术现象。从东南亚本土视角看，东南亚华人研究的语言、文化与族群的分野，一直界限分明。对以中文为媒介的东南亚华人研究，尤其是新马华人研究而言，处于英文与东南亚本土语言之间，更是一种坚定明确的求生存、谋发展的策略定位：一方面，立足于对华社自身族群与文化的在地化知识；另一方面，依托于港、澳、台、大陆等同宗同源学术文化圈的国际空间。

对非华南学派、治中国史的广大中国学者而言，东南亚与东南亚华人的方法论工具与跨域想象，也是如此。随着汉语文化圈人文交流的日益国际化，这可能是一个需要正面看待和具体客观分析的重要现象。将来能否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值得观察。香港中文大学治清史的梁元生教授利用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多年的机会，厦门大学治唐史的陈衍德教授利用到菲律宾交流一年的机会，以及治明清史的曾玲教授利用到新加坡探亲和定居多年的机会，纷纷转而研究在地的东南亚华人，都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宋燕鹏博士的跨界应该也属于此种类型，是一种难得的有益尝试，并且已经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毋庸讳言，某些专业学者，尤其是研究东南亚历史和东南亚华人的所谓正统学者，可能难免会苛求本书作者在研究主题关联上的牵强与附会、学术理论与方法论讨论上的朴素与主观、报刊评论文章上的感性与夸张，甚至遣词造句上的些许随意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宋燕鹏博士的学术热忱、探索勇气与勤勉认真等可贵品质，不能不令人激赏。后生可畏，精神可嘉，相信读者会从本书阅读中得到印证。

是为序。

2015年清明前夕于燕园

刊于马来西亚《光华日报》2015年7月14日《光华文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