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之死》读后感精选

《熊廷弼之死》是一本由唐元鹏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248，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熊廷弼之死》读后感(一)：难逃一死熊廷弼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距张居正之死已过去17年，距熊廷弼之死还有26年，距大明王朝之死只剩45年。这年的三月，万历皇帝派出了一个心腹宦官——高淮踏上了去辽东赴任之途。

为何遣一个太监去往边关重镇，这要从当时的明朝困境说起。

大明朝最会搞钱的那个张首辅已经亡去17年，攒下的国库也尽上底子来了。虽万历有几百万的内帑，但他出了名的一毛不拔，因而大明朝此时实打实的没钱了，以书中例“商税收入，一年只有15万两银子。”这可是商业极为发达的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朝。

明朝国库无钱，一则是王朝进入下行阶段，制度僵化。再则是人的问题。本书作者唐元鹏提到的“囚徒困境”，文官、武官统一利益、成为一块铁板站在万历这个皇帝的对面。眼盲耳盲心却不瞎的皇帝虽不上朝，但他还是想知道他的帝国里正在发生些什么事的，于是在文武官员之外，宦官成了皇帝的依仗和心腹。在此况下，高淮到了辽东。

高淮到了辽东之后，做了三件事：一是收税，横征暴敛导致逃军逃民骤多，后果是无人耕田、边民济夷且税基遭长期破坏；二是勿管文武官员，他将众多官员拉于马下，冲击了以往团结一致的利益体，但同时也破坏了辽东的军事体系；三是向朝鲜征伐财务，得罪朝鲜。朝鲜此后在女真与明朝众多战役中多持中立（站干岸）态度。

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高淮犯了众怒。因而在称霸辽东九年后，他被押解回京，辽东复旧。

辽东被高淮折腾了九年，他虽走了，但李家还在。

隆庆朝起，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蒙古、压女真，手中攥着8千以外族降奴为主的家丁战力，打出了辽东20年的和平。但同时李家也在此地盘踞30年，根深叶茂，辽东姓了李。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李成梁能用的还是这8000家丁，但苦寒之地崛起的努尔哈赤已经拥兵三万。

熊廷弼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外部环境，女真愈盛；朝堂环境，文武沆瀣一气、素餐尸位；在地环境，田地兼并严重、几乎无粮无税无钱无军饷、逃军日多、军备松弛、大族把持地方架空在任官员，最严重的是边防崩坏，熊廷弼踏上是去往辽东的赴任之途，亦是赴死之途。

本书作者对熊廷弼的定位是，相对于屡被提及的“名将”，对熊更为准确的定位应是“后勤大总管”。他历经两朝两仁皇帝之托，两度在辽达7年，但实则他做的是这些事：修边墙、修兵器、清理马政、主张屯田、建立常平仓、整顿吏治、肃清法律负责军队人事组织、后勤保障，包括后期的经略辽东时期也是提出总战略却没指挥过一场具体的战争。以上，熊廷弼是文臣，他功在“运筹”、功在“粮草守备”。

一个能干又务实的熊廷弼为残喘的大明朝定下了“守”的大方向，不管是“萨尔浒之战”之前还是之后，这已是衰老的明王朝唯一的选择了。但为什么指出正确方向且尽心尽力在执行的熊廷弼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被杀的下场？

一是明朝已经从根子上烂了，文贪财、武怕死。熊廷弼语“何文武乏人一至此？”努尔哈赤雄起已是势不可挡，熊廷弼身在穷途末日、结局已定。

二万历皇帝崩了。这个全心信任他、给他撑腰的皇帝走了。万历一死，对熊廷弼的弹劾骤起。

三是党争，既有文臣间党争，又有文臣和阉党之争，再无靠山的熊廷弼沦为博弈牺牲品。

四是明朝的“战”“守”之争带来的分歧，熊廷弼的“守”字诀尽管对，但明朝无钱支撑了，只求冒险搏一把。明朝博输了，熊背锅死了。

五是熊和王化贞的“经抚不和”直接导致战事失利。广宁之溃，熊作为经略辽东，自然难脱一死。

六是天启不想他活了。登位之初对熊廷弼的信任之深，战败后对熊的恨就有多切。天启尽管不是个成熟的、懂得做皇帝的皇帝，但他确实可以一语定生死。

天启五年（1625年），北京西市口，前任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受斩而死，传首九边。

十九年后，大明朝亡了。

《熊廷弼之死》读后感(二)：熊廷弼之死，逃不脱的困局

同为明末边将，相比袁崇焕，熊廷弼的关注度略低，所以唐元鹏所著的历史读物《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将熊廷弼后半生的人生故事作为切入点，窥探晚明时期的党争、辽事、经济崩溃，及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权力争斗，从而点明了熊廷弼的悲剧命运，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的叙事角度颇有新意，晚明的政局犹如囚徒困境中的三方，皇帝是警察，而文官集团中的东林党和阉党分别是两个囚徒，三者之间力量的此起彼伏、权利争斗的你来我往，熊廷弼作为朝臣的一员，被裹挟其中，难以左右自己的命运。

他的能力，有目共睹，也因此深得万历皇帝的信任和偏爱。巡抚辽东之时，将困顿的辽东治理得井井有条，两年之内成功建立了常平仓，虽然常平仓在他离任后迅速荒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辽东的备战状况，让辽东从兵将一战即溃逃转变为勉强能战。作为文人领兵，他并没有纸上谈兵，而是虚心听取下属意见，从不瞎指挥，甚至不惜为了要兵源要粮饷，得罪兵部、户部官员。客观来说，他的工作殊为不易，换上其他人，恐怕也未必能比他做得更好。

他所处的明末，朝堂内外暗潮涌动，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牵涉其中，就难以全身而退。比如，他提学江南，就被牵涉进党争之中，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

当然，熊廷弼的悲剧不仅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其个人性格的缺陷。他虽然能力强，作风雷厉风行，性格刚直不阿，“豪爽英迈，凡事担荷不疑惑”，但是他也自视甚高，脾气坏，嘴巴也刻薄，得罪了不少人，使得他第二次经略辽东丧失封疆之时，很多人乘机打击报复，落井下石。

熊廷弼这样的耿直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混迹官场，如果能够有幸生在清明盛世，遇上圣主明君，或许还能平安终老，但他不幸生于明末乱局之中，注定是悲剧的命运。

他的人生道路上，最让人感慨万千是两次经略辽东前的纠结与选择。作者一开篇就用熊廷弼之死的悲壮场面引入话题，作为读者的我，明知其人生最后的悲壮结局，却不得不佩服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敢和义无反顾。

毕竟，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在赴任之前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请辞、提前安排后事、四处求告兵源、上书要人要钱要粮，比起朝堂上依然在为谁去辽东收拾烂摊子而争论不休的官员和很多坚决不赴任的官员来说，他是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的，既然被赋予了挽大厦之将倾的重任，那就责无旁贷，义无反顾。他的可爱可敬之处也正在于此。

熊廷弼的故事，引发了我对现实世界和混迹官场的两点思考。

如何能在做能臣廉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在熊廷弼所处的时代，有能力又廉洁的官吏，本身就是不受欢迎的另类，能力太强容易功高盖主，招人妒忌，水至清则无鱼，刚正不阿意味着会打碎很多人的饭碗，得罪很多人，一旦遭逢厄运，被落井下石也是正常的了。或许，这个命题，对于熊廷弼来说，就是悖论吧。

在跟与自己不合的人合作时，如何才能把事情办好？熊廷弼在第二次经略辽东之时，遇到了与他不合的巡抚王化贞，两人的不合加剧了辽东形势的恶化，最终两人也因丧失封疆而丢了性命。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与自己不合，但又不得不与之合作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呢？小事可以让步，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分歧上无法妥协之时，如何才能把事情办好，又不落人口实？

《熊廷弼之死》读后感(三)：熊廷弼之死：管窥明帝国制度病的极佳切入点 | 荐书

本文转载自史料搬运工，作者杨津涛

原文链接：熊廷弼之死：管窥明帝国制度病的极佳切入点 | 荐书

说起明清鼎革的历史，不免让人想起很多悲剧英雄，千古奇冤的袁崇焕、全家殉难的孙传庭、以死报国的史可法、埋骨西湖的张苍水。当然也少不了熊廷弼，大明辽东经略。

在晚明，熊廷弼曾被万历、天启两位皇帝寄予厚望，是影响辽东战局走向的关键人物。这位两任大明辽东经略死于1625年，下距清军入关还有19年。他的死亡，汇集了导致明朝灭亡的诸多因素：党争、辽事、昏君，以及财政崩溃。而在非虚构历史写作极为繁盛的今天，还没人专门写一写熊廷弼。故此，吾友唐元鹏的《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一书，可谓具有“拓荒”的意味。

此书在史料上下有苦功，自《明实录》《满文老档》《李朝实录》至黄仁宇、樊树志、小野和子等学者的著作，皆在参考之列。且以非虚构的写作手法将枯燥的史料化为具象的历史情节，欲以熊廷弼一人之事迹管窥明亡清兴的历史缘由。

熊廷弼一生荣辱都与辽东镇有着紧密联系。

1608年，熊廷弼巡按辽东，几年间整治贪腐官员，修缮城垣，政绩斐然；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熊廷弼临危受命，出任辽东经略，大体上稳定了辽东局势，不久在言官攻讦下去职；1621年，他再度经略辽东，结果因巡抚王化贞不肯听命，导致广宁失守，熊廷弼与其一同下狱问罪，死于非命。

在《熊廷弼之死》中，作者对这十几年间的朝堂纷争、边境战事、外交风云等都有精辟论述，其中有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那就是前言里说的，熊廷弼在辽东所做的“不过是拟定攻守大战略，催粮催饷，为军事将领们补充兵员装备”，“原来所谓‘名将’就是个‘后勤大总管’”！熊廷弼两次经略辽东，都制定了完善的御敌方略，但所有这些都需要巨量钱粮支持，但因朝廷要钱没钱，要粮没粮，一切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嘉靖以降，国防一直是大明的财政黑洞，赖建诚《边镇粮饷》一书给出的数据显示，1602年运往九边重镇的京运例银315.7万两，约占户部全年支出的85%；1612年军费开支已经占到了可怕的97.25%。赖建诚总结说：“明代的财政垮在军费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撑得起这种国防支出。”

其时，努尔哈赤还没有称汗建国，辽东方面所需粮饷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接下来的发展，不要说整个帝国的军费，就是辽东一地都足以压垮大明。

熊廷弼像

明朝“九边”中，原本蓟州镇、大同镇所耗军费最多，而辽东镇只比它们略少。以1602年来说，辽东镇从户部获得拨款41万两，占当年京运总额的13%。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辽东军费暴增，有官员上书说，过去一年多时间，“解发该镇者已四百余万，各边腹征调所用过安家行粮，衣甲器械、马匹等费，又不啻百余万”。辽东镇一年多就花掉白银500多万两，难怪作者会把辽东战事称为“吞金巨兽”。

更要命的是，这只巨兽无论进退、输赢，都一样要吃银子。熊廷弼作为辽东经略，不同于前任杨镐，认为明军惨败之后继续进剿绝无胜算，主张“坚守渐逼”，即先保守现有城池，再徐图恢复失地，直至解除女真之患。按照他四处防守的设想，需要投入士兵18万名、战马9万匹，由此一年至少要消耗饷银324万两、粮食108万石和草料2160万束——这还没算布匹等其他物资，以及巨额运费。

当时的万历帝别无他法，只能咬牙同意了熊廷弼的计划，并给予全力支持。但只过了一年，万历帝驾崩，熊廷弼失去靠山，在政敌弹劾之下被迫从辽东去职。熊廷弼前脚刚走，努尔哈赤后脚就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攻陷了沈阳和辽阳两座辽东重镇。

国破思良将，天启小皇帝只得启用熊廷弼第二次经略辽东。

努尔哈赤像

熊廷弼依旧主守，并制定了“三方布置”之策。《熊廷弼之死》中对此有详细解读。简单说，就是以广宁这个辽东仅存的重镇为核心，从正面防御后金，然后以隔海相望的天津、登莱（登州、莱州）为次要战场，跨海骚扰后金，另外还要借助朝鲜为后援。

有了战略，下一步又回到了钱的问题上。《明史》的说法是：“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银千二百万。”即白银1200万两。作者解释说：“广宁正面要聚集20万以上的兵力，其他两路也要有数万兵力，这么庞大的兵力集结，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是天文数字。”

不过这一次，熊廷弼还没来得及施展其“后勤大总管”的筹款能力，就遭到了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反对，后者手握14万大军坐镇广宁，扬言可以一举荡平女真。结果当努尔哈赤突袭广宁，王化贞在关外一败涂地，熊廷弼被迫与他一同撤回山海关。

古今中外，政府因为打仗导致财政危机很常见。在17世纪，英、法等欧洲国家会通过发行国债缓解危机，而同期的明朝还不懂使用金融手段，能做的只有给老百姓加税。

林美玲著《晚明辽饷研究》对此有精确计算：1618年，朝廷为筹集辽饷，下令各省田地每亩加税3.5厘，全国由此多征白银200多万两。1619年，加税额度翻倍，每亩多征7厘；1620年在前一年基础上再加2厘，多征总额理论上达到520万两。此外，朝廷还多方筹措，挪用其他边镇粮饷，找藩王捐赠，而且一直动用万历帝的小金库——内帑。

三年时间，明朝以举国之力为辽东花了2018万两以上的白银——这不过勉强确保辽东守军在一次次全军覆灭后可以重建。如果将时间拉长到崇祯年间，就能看到大明从萨尔浒、辽沈陷（浑河之战）、广宁溃、松山围，经历了四场会战级别的失败，每一次都要葬送十几万人，同时还丧失相应的装备、粮饷、城堡。

也就是说每隔几年大明就要就承受上千万两的沉没成本，每隔几年就要重建一套十几万人的防御体系。这么折腾，谁来都受不了。

熊廷弼两次经略辽东，看上去都是因为政敌作梗导致他无法全力施展，让努尔哈赤捡了便宜。实际上，1619—1621年熊廷弼受制于当时朝廷的财政状况，即便可以放手去干，也同样没有条件落实方略。

归根结底，熊廷弼的稳守战略需要巨量财政支持，但大明朝廷表示“臣妾做不到啊”，总是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通过进攻解决女真问题。也就是说，熊廷弼保守的战略与大明的财政困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他步入西市的根本原因。

除了财政这根压垮熊廷弼的稻草，朝堂上还有东林党、阉党、楚党、浙党的明争暗斗，让熊廷弼在辽东战场受到重重掣肘。作者尤其点出了过往常常被史家忽略的“杀熊元凶”——天启帝。

这位少年天子是典型的叛逆期中二少年，爱憎分明。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广宁溃败之后，原本对熊廷弼寄予厚望的天启，转而指责熊廷弼“九死不足以尽其愆”，坚持开刀问斩。斩了还不解气，天启还诏令将熊廷弼“传首九边”——把人头拿到“九边”依次“展览”，以儆效尤。天启的叛逆性格决定了熊廷弼的生死，制度问题变成了人的问题。在杀熊廷弼这件事情上，天启一直乾纲独断，从未大权旁落。

唐元鹏兄的这本《熊廷弼之死》，有助于今人读懂明朝为什么不可能击败女真，也有助于读懂究竟谁该为明朝的灭亡负总责。（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