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读后感摘抄

《复活》是一本由[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45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复活》读后感(一)：越活越回去了的托老

读《复活》的时候，在涅赫留多夫身上，看到了不少皮埃尔·别祖霍夫公爵（《战争与和平》）的影子。涅赫留多夫那轻易的转变、一头倒向社会主义，最后干脆倒向无政府主义和基督教伦理，轻巧得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相比于皮埃尔的反复挣扎和与恶习的抗争，相比于安德烈的屡次自以为省悟又很快迷失自我来讲，《复活》就像是一出生硬蛮横的道德样板戏。作为一代文学巨匠，托老的文笔是相当好的，一些思考也相当给人启发，包括刑罚究竟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社会上的恶，托老一再试图探讨这个话题，也给出了很多鲜活的案例作为论据支撑。作为一个在法学界被广泛深入地探讨的命题，不得不让人承认托老观察的深度。

但整体剧情太为主题服务了。男主的种种劣根性，说戒除就戒除。种种社会关系，说抛弃就抛弃。种种奢华享受，说不要了就不要了。种种难以忍受的底层生活的辛苦，说忍受了就忍受了。我一直觉得，在这世界上，最难的不是知道该怎么做是对的，而是坚持做自己认为是对的的事情。人人都仁恕，能够迎来一个好世界，这谁都知道，可是如何让大家都这么做——用后世的眼光，用纳什的眼光来说，就是人人仁恕的世界是一个不稳定的纳什均衡点，非常脆弱，任何一点扰动都可以将其打破。在不可行域里寻求最优解往往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在可行域里寻求最不坏的结果。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沙皇俄国，这样的声音或许有些必要，毕竟是要唤醒一帮在末日前夜堵着耳朵闭着眼睛欢庆的人。但作为一个成熟人类的哲思营养的话，这配方未免寡淡了一点。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战争与和平》的雄浑，真实和百折不挠。

《复活》读后感(二)：读《复活》：精神的觉醒需要行动的肯定

托尔斯泰的书里总是能看到主人公内心斗争的过程，复活是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的过程。 聂赫留朵夫“复活”的过程中目睹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庸俗、社会制度的腐朽黑暗、下层群众深受压迫的苦难、监狱对人的残酷摧残。 他在此过程中逐步重新找回了青年时的理想。想要为那些深受苦难与迫害的人做些什么：准备和玛斯洛娃结婚，分田地给农民，为监狱中犯人奔走等等。但是杯水车薪，在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腐朽的沙皇制度之下，个人的努力是渺茫的。尽管如此，聂赫留朵夫还是尽力去做了，这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身为公爵贵族地主阶级，聂赫留朵夫无法彻底与其所在的阶级地位彻底割席。这也是导致他痛苦的原因之一，目睹了深受奴役与苦难的群众，知道他们如此悲惨的原因，但无力改变现状。最后他只能从圣经中寻找精神慰藉，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但是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复活已经拥有了其存在的意义。“通过对现实关系的描写，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关系…” 复活的意义在于此。

《复活》读后感(三)：复活是指生命在死亡后再复生的意思

《复活》写的是俄罗斯，但折射的却是人类的困境，包括道德的困境，宗教的困境，法律的困境，制度的困境，文化的困境，生存的困境。小说集中揭示了俄罗斯社会官僚体制和法律制度的荒谬性。

首先是荒谬的、无所不在的官僚体制。

法院审判就是一出荒诞剧。在这个庄严的法庭上，庭长心不在焉，想的是尽快结束案子去会情妇；副检察官寻欢作乐，彻夜狂欢，开审前还不了解案情，匆匆忙忙扫了几眼案卷，便提起了对玛丝诺娃的公诉；还有一个法官刚和老婆吵架，心里盘算着妻子会不会不给饭吃；还有一见玛丝诺娃的美貌便想入非非的陪审员……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就这样在庄重严肃的法庭，被一群尸位素餐的司法人员，按照合法的审判程序，依照既有的法律条款，光明正大的判了谋杀罪。

地方法庭如此，枢密院也是草菅人命。他们不去“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在来往的公文和法律条款中寻找判决的漏洞，而对活生生的事实却置之不理，当然无从发现判决的纰漏。即使呈文送给“皇帝陛下”，也仅被“恩准”把“苦役刑改为流刑”。这么一桩简单的案子，从下到上，从起诉的检察官到审判的法官，竟然将错就错，一错到底，真是荒唐无稽。

但是，谁为这样的荒唐负责呢？大家都是公事公办，照章办事。每个人都是官僚体制的一个环节，人人都在作恶，但人人都不用负责，也没有人来追究你的责任，也没有理由来追究你的责任。对于陪审团的疏忽，庭长当时就发现了，但就是不去挑明说破，而是听之任之。谁能说庭长有错呢？他确实没有错，他在事后告诉聂赫留朵夫真相的时候，依然理直气壮，好像在讲述一件与他无关的事情。

在这个官僚体制下，哪怕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被葬送了，也找不到凶手，甚至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凶手。

在炎热的季节长途押送犯人，连聂赫留朵夫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公子哥都知道会死人，但却没一个官老爷站出来说句话。果然，犯人们在炎热酷暑中一个接着一个倒地毙命。令人震惊的是，所有的人都无动于衷，更没人为他们的死负责。死就死了。聂赫留朵夫想到：

“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任。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象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到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一旦制度形成了，体制形成了，制度与体制的维系便超越了人性与人道的需要，人们宁可选择服从荒唐的制度与体制，也不愿去本着自己的良心，去搭救一个即将从眼前消失的鲜活的生命。其实，副省长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在这个位置，他们都会不由自主的质疑：这样炎热的天气，怎能叫犯人们挤作一团上路呢？即使上路，中途也该休息几次吧？要是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难道不应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可是，他们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这使他们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同情心。

“我简直怕他们。他们确实可怕。比强盗更可怕。强盗还有恻隐之心，那些人却没有恻隐之心。他们同恻隐之心绝了缘，就象这些石头同花草树木绝了缘一样。他们可怕就可怕在这里。据说，普加乔夫、拉辛之类的人很可怕。其实，他们比普加乔夫、拉辛可怕一千倍。”

官僚体制作恶，其罪恶比普加乔夫、拉辛还可怕。可怕之处，就在于这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处身其中的人被它所诱惑，所胁迫，久而久之，就会不由自主地放弃自己的思考，放弃自己的责任。就像汉娜•阿伦特在《集权主义起源》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下，每一个人都放弃了道德上的自律和思想上的判断，而将自己的良知托付给绞肉机一样的体制。所以，在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残暴中，参与的人似乎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他们这样为自己辩护：我只负责运送犹太人，关我什么事呢？我只负责看守，不允许他们逃跑，这关我什么事呢？我只负责按照命令释放毒气，关我什么事呢？我只负责传达上司的命令，关我什么事呢？

小说还特意用了一个小节介绍聂赫留朵夫的大学同学谢列宁。谢列宁就是一个被官僚体制毒化和同化的标本。大学时代，谢列宁是个正直、优秀的青年，一旦进入国家机关，进入枢密院，成为公务员，便随波逐流，为别人而活，“听从”大家的安排，服从制度为他作的决定，做体制认为他应该做的事情，不多想，不多说，不多管，这样的日子既安全，又轻松。但是，因为他以前毕竟正直过，思想过，独立过，他又无法做到真正的轻松，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因为保持警醒和思考是很痛苦的，唯有随波逐流，不断地给自己找借口开脱，才能保持“轻松”。怠于思考和反省，导致了他明知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在这种矛盾体中，他只能恍恍惚惚、浑浑噩噩地活着。谢列宁的体制化和平庸化，与聂赫留朵夫的堕落一样，都是一个“温水煮青蛙”似的不自知的过程。

这就是人类面临的一种困境，一种悖论。人们好像忘记了，在巨大的制度与体制面前，我们首先是一个独立、自由和自主的人。托尔斯泰关于官僚体制的思考对于现代都极有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