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学术史的读后感大全

《西方古典学术史》是一本由[英] 约翰·埃德温·桑兹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724，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西方古典学术史》读后感(一)：有个小疑问？

很好的书，要感谢译者的辛勤劳动，不过这里有个小疑问：

英文本244页，说Boethius享寿不永，因violent death而亡，中译本262页（英文边码标为258）译为“波爱修斯之人寿折损过早，卒于一场暴病”，就有些问题了，因为他是524年被处以极刑的（见中译本257页，英文本238页用的是cruel death），是被杀（棍棒打杀，吉本在《衰亡史》里有稍细些的描写），而不是暴病身亡，所以应该译为“死于非命”或“惨死”为是。

《西方古典学术史》读后感(二)：可以当工具书用

内容很丰富，可以当做备查的工具书用，但未免流于琐碎，读下来感觉缺少清晰的脉络，也很难对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形成鲜明的印象。

此书适合对西方古代史和古典文献有一定基础知识的读者，如果是初学，可能会读得一头雾水。

西方哲学史研究界可以参考这本书和中国哲学史料学著作，编一本《西方哲学史文献学》或《西方哲学史料学》，阐述西方哲学文献的种类、源流、版本等内容，以补学界之空白。

《西方古典学术史》读后感(三)：往昔精通诗艺的吟者真幸福

往昔精通诗艺的吟者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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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学研究的著作里，十九世纪英国学者桑兹的三卷本煌煌大著《西方古典学术史》有着特别的气质，无论从精神还是体例上都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研究西方古典学术的学者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是那些世俗的，却又野心勃勃的古典研究者。他们当中的翘楚，上有公元前1世纪，研究古代神人制度的罗马学者瓦罗，中间有对罗马史念念不忘的马基雅维利，近有对古希腊哲学传统熟稔之至的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一般而言，这些野心勃勃的研究者都会有一个核心焦虑，或者要重振邦国，或者要续写学脉。他们从古典学问的兵器库里寻找趁手的兵器，希望能在身边的世界一展身手。

另一类是那些受圣职召唤的，带有强烈献身色彩的研究者。这一类研究者的思想源头来自于《旧约》中的犹太苦修主义和《新约》中耶稣和使徒的苦修思想，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比基督教稍早的诺斯替教，以及波斯的摩尼教等。或者更公允地说，几乎各民族的早期宗教都会有灵知主义和苦修的影子。苦修的途径之一就是潜心研读经典文本。他们中的极致，就是公元4世纪左右，在埃及兴起的沙漠隐修教父。在米兰敕令之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转到了修道院，进而孕育了近代意义上的大学。

还有一类是古典学问的鉴赏者。他们没有什么世俗的野心和抱负，也说不上有使命征召的成分，更多地是出于个人的审美意愿，从鉴赏者的角度阅读古典学问。这类人基本上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产物，比如歌德、施莱格尔等人。他们往往会在古典作品上投射强烈的个人色彩，赋予古典作品以当代内容；又或者在古典作品的慰藉中抵抗虚无的入侵和时代的无序，比如写作《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的布克哈特等。

如果说还有一类古典学研究者的话，那就是现代学术体系产生之后，以研究古典学为职业的大学教授。刻薄地说，古典学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只是一门手艺，和修理自行车没有本质的不同。

按照这个分类，桑兹很难算作他们中的任何一类，也不是史学界哪门哪派的大佬。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不多，美国学者汤普森在他的《历史著作史》里提到过桑兹，德国古典学者维拉莫威兹也不乏敬意地介绍他。桑兹1844年出生于英国莱斯特一个传教士家庭，受教育和任教职都在剑桥大学，1903年他出版了为他赢得盛名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对第一卷进行了两次修改，并于1910年出版了第二和第三卷。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古典作品的校勘学家，先后编译过品达、欧里庇得斯等人的作品。桑兹是一个以古典学为终生志业的学者，36岁时娶了一位牧师的女儿，他们没有子女。

按照我们这边的说法，桑兹算是一个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小学”家，以整理古籍为业，不事宏大的理论生产，也不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夹带“私货”。桑兹生活的年代，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太平年代。虽然在他出生不久，欧洲大陆爆发了1848年革命，又有英国参加的克里米亚战争，但英国本土在辉格党人的领导下还是一番盛世景象。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业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一战尚远，因此，在桑兹的思想内部，不太会有紧迫的时代焦虑，加上他带有宗教色彩的家庭背景，他对待古典学问的态度比较平正。

在我看来，这种平正的治学态度是理解桑兹及其著作的一个基本背景。与之相较，他同时代或较早的历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些焦虑。比如德国开山立派的大史家兰克，尽管强调客观平正的历史，但背后还是隐藏着一个躁动不安的日耳曼幽灵；又比如布克哈特，身处欧陆中心，难免对19世纪的革命风潮产生反应，尽管这种反应是以一种间接而消极的方式作出的。

当然，我们大可以强调桑兹的“小学”家身份，或者更直白地说，他是研究“史料”的，不是研究“历史”的。但这种研究取向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桑兹是一个很悠然的古典学问研究者。比如，就桑兹的研究主题，“西方古典学术史”而言，什么叫西方古典学术，本身就是有疑问的。主流观点认为古典学术就是希腊—罗马文明，德国学者维拉莫威兹明确地界定古典学术的本质，“（希腊—罗马）文明是一个统一体，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切地描述这种文明的起始与终结；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

这种观点并不是没有反对者。意大利当代古典学者莫米利亚诺就提出，希腊文明有着多元化的东方背景，希腊史学深受波斯史学影响，罗马史学继受希腊史学也并非天经地义，总之希腊—罗马文明并非浑然一体。莫米利亚诺的史学雄心更大。

与他们相比，桑兹既没有焦虑，也没什么野心，天然而不加反思地游荡在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古典学传统，在他看来，那些争论都是浮云，我只要把这一领域内的文献整理好就行了。

桑兹的确也是这么做的，翻开《西方古典学术史》，那种涸泽而渔、一网打尽式的写法让人深为纠结。读桑兹的书，既没有汤普森那种文史兼备的通透，也没有莫米利亚诺式的犀利，同时也没有维拉莫威兹的简洁。（三联书店出版的《古典学的历史》和《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是近两年关于古典学术史方面的另外两本好书）。对大部分读者而言，这样的著作只是聊备查阅的工具书。幸好，译者雅驯的文笔给我们带来了可遇不可求的阅读快感。

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说，桑兹这种只尊重文献、极为节制的治学态度，或许才是治古典学问的正路。他不关心各种玄妙的思想，后世琐碎的学科划分对他也没有影响，他像一个手捧荷马史诗的孩子，对地上的事漠不关心。这情形正如他在书中引用的荷马诗句：

啊！往昔精通诗艺的吟者真是幸福，他们侍奉文艺女神，当时的土地尚待开垦。如今整个园地都已分配完了，各行艺术俱定了边界，我落在最后，任凭我东瞻西望，也寻不见新套上马匹的车子来参加赛会。

（刊于1月15日《新京报》）

《西方古典学术史》读后感(四)：古典传统与学术传承——读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

吴晓群

柯林武德曾说，要研究任何一个历史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一问题本身的历史。而一部学术史作为“有关书的书”，既是一种研究的基石，更是该研究的指导门径。对于想要了解某一研究古往今来的源起和发展、问题意识与切入点、研究热点及难点、学术纷争以及对话等研究概况的学者而言，一部学术史所提供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约翰•埃德温•桑兹（John Edwin Sandys, 1844-1922）的《西方古典学术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就是这样一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其全书共三卷，长达1629页，系统阐述了西方古典学自公元前6世纪至19世纪的具体内容与发展脉络，虽然作者自称：“在此书中，我大体研究的是与各时代的文学史，甚或在某些细微程度上说也是与政治史相关的学术史。”实则其内容涵盖诸端，涉及各个时期及地区西方重要的古典学家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史诗、抒情诗、戏剧、诗学、修辞学、散文、哲学、语法、词源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其注释中还有大量细节性的补充。可以说，该书视野宏大又不失精细的考察，尤以文献学、版本学、词源学及语法学上的考辨见长。该书的第一卷于1903年第一次出版，便受到极大的欢迎，以至三年之后（1906年）就应读者的请求而再版，作者也在原先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章节和注释。1921年出第三版，全书共702页，24幅插图，12张年表，大体上与第二版一致，只是作者对整卷进行了一次更为详尽的审察和增补。其中注释的篇幅就达到了150页之多，且注释中增添了对每个论题在当时的新近研究文献及不少参考内容。这对当时的古典学术界来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即使对今日之学界而言，其治学的严谨态度也是值得敬佩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则出版于1908年。1915年桑兹又将原先的三卷本压缩为一本仅剩455页的《古典学术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从庇西特拉图到蒙森时期的古典学术史，以编年史的顺序涉及26个人物。同时，他还增加了一些当时还活着的重要学者的名字，比如刘易斯•坎贝尔(Lewis Campbell)和英格拉姆•拜沃特（Ingram Bywater）等人。

那么，何为“古典学”？什么是“古典学术史”？借用王焕生先生在中译本第一卷导读中的话来说：西方古典学“通常指西方对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阅读和研究，这一阅读和研究的接受过程便构成西方古典学术史。”也就是说，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来看，古典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然而，对于今人而言，复活已经逝去的世界还有何意义？众所周知，古希腊和古罗马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家园，它们为后来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并在事实中成为西方文明一次次从颓废迷失中觉醒振作起来的根本的精神源泉，是帮助西方世界重新返回真正的文明和人性存在的最牢靠最可信赖的指路明灯。因此，“古典”也就成为了西方人借助历史来实现其愿望的一种方式，那么，进入古人的“生活世界”本身也就是其价值所在。换言之，“古典精神”成为了西方思想界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古典与现代从来就不曾分离过，也不可能分离。因此，这种复活的意义就在于对家园的回归——难道还有什么比回家更重要的吗？这种复活的意义更在于唤醒情感和理想，表达希冀与期待。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代的学人孜孜不倦地校雠异文、训诂古音，历尽艰辛地发掘古迹、誊录碑铭，且将古人遗留下来的残篇零简视如珍宝、集缀成册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古典的理念、资源总是在不断地被传授、研究的原因。由此，对古典学术史的兴趣及研究，其意义也就是双重的：既有学术传承的价值，同时也是对古典传统的延续。

作为西方学界最为正宗传统的学问，古典学领域内对于古典学术史的梳理及研究从来不乏其人其书，其中较为重要的除了桑兹的三卷本《西方古典学术史》以外，还有两位学者及其著作值得一提：一是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威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古典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1921.），该书略古详今，更似一部“史论”体的著作，作者以他本人的语言学观念来统摄整个西方古典学历史。因此，该书所处理的古典学观念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二是美国德裔学者鲁道夫•普法伊费尔(Rudolf Pfeifer)的《古典学术史：从开端到希腊化时代》（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1968），其著述精要妥洽，尤其以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研究受人瞩目，可惜没有论及拜占庭和中世纪的学术史部分。之后，他虽又写作了《古典学术史：1300—1850》(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1850, 1976)一书以增补前书之不足，但中间仍有断裂。当然，诸如此类的著作还有不少，在此无法详述。而其他分国、分时代、分学派的学术史则更多，其中最值得推荐的当数二十世纪著名的意大利史家莫米里亚诺(Arnaldo Momigliano)那一篇篇体察入微、富有真知灼见的专题论文，他关注从古至今人类思想（尤其是史学思想）的连续性及其在这一过程中富有创意的历史学家，因此，他虽然没有写出体系完备的巨著，但他将个案的研究与整体的思想脉络、学术发展的源渊及承接结合得恰到好处，其论述颇具启发，深有见地。相比较于以上著述，桑兹的著作因其资料翔实、内容广博，虽时过境迁，问题意识和文献考辨已显老态，然而这本并非处于学术前沿的著作虽已逾百年，因其详尽的论述对西方古典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仍具有无可以取代的价值。

桑兹的《西方古典学术史》主要是按时间段及古典学传播和研究的重要地区来划分章节的。第一卷的主题分为六个方面：一、雅典时期（公元前600年－前300年），二、亚历山大时代（前300年－基督教时代的开始），三、罗马时期的拉丁学术（公元前168年－公元530年），四、罗马时期的希腊学术（从基督教时代到530年），五、拜占庭时期或称东方的中世纪时代（530—1350年），六、西方的中世纪（530—1350年）。该书最重要的部分是有关东方的拜占庭时期和西方的中世纪，特别是有关经院哲学与古典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古典学术东传渊源的涉及更是广受赞誉。这一时期有关古典学的发展并无准确而完整的资料，且史料文献极为庞杂，正如作者在第一版前言中所说，他“不得不与大量的文本进行博斗”。然而，作者不仅成功地将大量的材料压缩进了这三百年的时间里面，同时他也成功地使其读者自始至终地保持着阅读的兴趣。两者的兼顾是极难做到的，这样简明清晰的叙述为今天从事古典学专业的师生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学术背景。

然而，该书并不完全同于一般为叙述而叙述的教科书式的学术史，它触及了广泛而重要的主题，其作者的用意更在于，通过对各个阶段西方古典学术史之演变的叙述，来考察当时的社会语境与时代需要对古典学家的考问及其由此对古典学所得出的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来检讨不同时代人们所面临的问题与希望。而对于古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各种评价，不仅反映了时代的不同，更透视出人们所持立场、价值观的差异，以及撰史者对这些差异的看法。事实上，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是书记员，他记录自己选择的主题，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或读者的好奇心，史家组织材料的方式本身就反映了他的思想观念。任何一本著作，其形式本身也向读者暗示了某种阅读的策略和方向，而在随后的研究中，其自身同样也会变得富有意义。不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古典学也并非是现代学术中某些过度阐释如施特劳斯学派那样的理解。毕竟，古典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乃是对文献的甄别与考据，而非是仅凭直觉的、以自我为中心、以现时代为中心的解读方式。当然，要在这样大部头的学术史著作中做到让每一个读者都满意是很困难的，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也有人批评桑兹的著作流于琐碎简单，对一些古典学者比如Lorenzo Valla、Pietro Bembo等只是寥寥数笔就带过去了。然而，这是这种“大而全”的史撰所难以避免的问题，不能苛责于桑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