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就是进步？》读后感100字

《改变就是进步？》是一本由(英) G.K.切斯特顿著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316，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改变就是进步？》读后感(一)：论《改变就是进步》一章

众所周知标题和章节一样的，往往比较有深意。读过切斯特顿的部分文章，来谈谈这一章。

切斯特顿的情感态度一向很明确，改变不一定就是进步，更得对以改变为名头的历史虚无主义保持警惕，同时改变决不能是以偷懒为目的。

我想强调的是最后一段，把变化的哲学当成不变的真理。4、9、11按照数学规则来看的话，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律的。因为这是我们目前把123456789看作是绝对正确的，自然联想不出什么梦幻又迷茫的内容。那么就限制住了“变化”。表面是在让我们不要迷信权威，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深挖的。如果运用于宗教，我们的发展只会在相信上帝的基础之上，因为这是绝对正确的。那么对世界的探索就应该会受到这个思想的限制。所有还是要应该保持着任何都不是绝对的观点，如果跳出了桎梏，会是更加广阔的未知，当然会带来更多的思考。

也许正在做这些事情的，往往被当成精神病看待，就好比把“3”当成“337”的天马行空的记账员。因为敢于质疑权威的（这里的权威指的不是那些属于各个领域的佼佼者，而是类比于1+1=2的“真理”），往往被当成异类。

《改变就是进步？》读后感(二)：遗珠之憾（唯一未收入的短文）

平民笑话 1908/3/21

我坚信所有粗俗的想法都有价值，尤其是老百姓当中流传的各种笑话。这类笑话，一旦你抓到了它的笑点，就能发现其中蕴含的精妙哲理。只可惜，有些人洞察力惊人，但却不擅表达，于是只好装疯卖傻，故作惊人之语。虽有十分精微的发现, 却又不得不借助粗糙的语言来表达。记得以前麦克斯•毕尔邦（注1）曾经分析过最受老百姓欢迎的俗笑话。他把这种笑话分为三类：有关身体的，有关异类的（如外国人），以及有关臭奶酪的。毕先生自认为能够领会前两种笑话，可是我看倒未必。因为要懂得粗俗的幽默，光靠幽默感是不够的。你还得像我一样，够粗俗、够草根。可是咱们的作家先生，恰恰多了一点名士的派头、少了那么一点草根味。关于身体的笑话，譬如首相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帽子上，很显然，我们忍俊不禁的原因不只停留在肢体残缺、受损的表面。倘真如此，所有的葬礼岂不都成了嘲笑的对象？如果只是东西掉在地上，也一样没什么好笑的。至于落叶和夕阳，更加不会让人发噱。看见房屋倒塌，你不可能笑得出来。假如天上的飞鸟像冰雹在眼前坠落，恐怕也难让我们莞尔一笑。可是，看到有人突然一屁股瘫坐在马路当中，就肯定会让人大笑不止。你仔细想想其中的原因，就会发现原来这笑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实际上，它不但蕴含着深刻的道理，甚至可以上升至宗教的高度。屁股压扁帽子的笑话，本质上已经涉及严肃的神学问题，即所谓双面人性的问题。这类笑话都指向一个基本的悖论：人比他周围的一切都更优越，但同时又无时不刻受制于周围的一切。

至于嘲笑外国人的现象，背后也隐藏着同样精深的道理。这类玩笑触及到更为隐晦而敏感的问题，也就是人对和自己相似、却又不完全相同的事物抱以怎样的态度。完全陌生的东西是不好笑的。比如棕榈树，英国人才不会冲着它发笑。可是假如在我们熟悉的上帝的脸上，加两撇法国人的黑胡子，或者换一张非洲黑人的脸，那就肯定会让人忍俊不禁。声音也是一样。大自然的天籁，像是风雨声、野兽的吼叫声，并无任何可笑之处。但是如果有人说话怪腔怪调，那就不免让人喷饭了。当然，在这种场合，绅士淑女最好还是尽量克制，保持一点风度。

记得毕尔邦说过，他能理解前两种笑话的智慧与幽默，但是坦言不明白臭掉的奶酪有什么可笑之处。这个我倒是可以帮助解答。毕先生大概以为，这类笑话之所以逗笑，是因为笑料比较粗俗、低级。可是实际上，臭奶酪的笑话都包含着相当精深的道理。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毕先生找不到笑点的原因所在。臭奶酪的笑话和外国人、摔跟头的笑话一样，它所以滑稽可笑是因为它显示了一种十分奇妙的变化，或者说一种逾越。腐臭的奶酪象征着无机物向有机体的转变，象征着物质焕发生命活力的奇迹，象征着生命的起源。而恰恰在生命起源这类严肃的问题上，老百姓是最放得开、最喜欢开玩笑的。譬如有关婚姻的笑话，就极其放肆、口无遮拦，因为婚姻毕竟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反过来，老百姓从来都不开“自由恋爱”的玩笑。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的自由恋爱只是矫揉造作、极不自然的东西。

实际上，老百姓的笑话，其精髓并不在字面上，而在于其中蕴含的哲理。说来也奇怪，粗俗的笑话虽然未免夸大不实，但却往往能够直指事物的本质与核心。比方说，我们都清楚，绝大多数的婆婆并不会刁难、欺负她们的儿媳。事实上，这些老人大多既能干、又善良。我个人所认识的婆婆，就都很值得尊敬。然而，既便如此，还是不能否认漫画中的恶婆婆形象是何其生动。它让我们知道，做个好婆婆是多么不容易。漫画总是把坏婆婆画成凶恶的怪兽，以此向读者表明好婆婆才是真正的主题。同样的，还有悍妇和“妻管严”的漫画形象。这些当然都是艺术夸张，但毕竟还是有其现实基础的。相比起来，时下有关妇女受压迫的种种传言，则完全属于无稽之谈。现在，即便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一致认定，在今天的民主社会里，女性仍然是男性的财产与奴隶，其地位只相当于男人的床和澡盆子。可是如果你去翻翻老百姓爱看的漫画，就会发现咱们的一家之主正趴在床下，躲他那个凶悍的女佣呢。这当然不是事实，但却更近于真相。因为全天下的丈夫都明白，他根本就没把自己的太太当做佣人，更不可能真的做出这种事来。这幅漫画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不容易察觉的真相。它很难用语言说清楚。如果一定要的话，大意是说：就算男人身为一家之主，他也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傀儡。

另外，正因为粗俗的笑话往往一针见血，所以它甚至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预言事物的发展。要是你想知道我们社会的发展前景，我劝你别听那些现代社会学的趋势预测；就连大作家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也可以放在一边。当然，如果你欣赏他诚实的观点和矫健的文笔，那还是很值得拿来一读的。假如你迫切想要知道未来的趋势，我倒建议你好好研究一下《笑林》、《鳞爪》之类的漫画杂志。仔细看看那墨黑的石碑上究竟镌刻着什么神谕。因为那些玩笑与漫画，虽然看似粗鄙，却真实的折射出我们英国人的某些习性和现实的欲求。而这些在现代乌托邦和社会学的预测当中，你是不可能找到的。如果真要预知未来，我们就不该看人类的研究成果，而要看人类的研究对象。

我想举两个例子，以此证明一般的笑话和英式幽默其实远比最专业的科学观察更具前瞻性。上次普选之前，朝野一度为华人劳工的问题（注2）吵得沸沸扬扬。当时，政客与民众的口吻就存在很明显的差异。反对华工的政客发言极为谨慎。他们一再表明只是反对雇用华人劳工，但决不与中国人为敌。根据他们的说法，那纯粹是法律公正的问题，是契约中某些条款是否违宪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说法，假如换成卡菲尔人或者英国同胞，他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判决。这番话听来确实相当坦诚而开明。相比之下，老百姓的玩笑话就显得十分粗俗了。他们坦言，之所以抵制华工，仅仅是因为看不惯中国人，排斥外国人。翻开流行的小报，那里充斥着对长辫子和黄皮肤的冷嘲热讽。表面上看来，自由派政客提出反对，是基于对国家机要文件的正当质疑。而激进的民众却似乎只会毫无理性的嘲笑和起哄。可是实际上，老百姓是对的，因为华人劳工确实有诸多恶劣的表现。

还有个更有趣、也更切近当下的例子。坊间的小报总是固执的把“新女性”和女权主义者弄成又肥又丑的形象：厚厚的镜片，松松垮垮的衣服，风风火火的骑着脚踏车。坦白说，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妇女解放运动的领袖长得一点都不丑；多数人其实相当的清秀窈窕。她们对艺术与穿着也并不缺乏品味。许多人在这些方面反而过于执着，到了令人生厌的程度。然而，尽管如此，老百姓却并没有看走眼。他们的直觉是对的：在这场运动当中，无论对错与否，确实存在着一种对女性尊严的漠视，一种要把女人搞丑搞怪的倾向。这些新女性由衷的藐视传统女性的高贵形象。于是乎，我们在街头巷尾、议会大厅里，一再目睹原本聪慧、端庄的淑女变成《漫画周刊》里滑稽可笑的模样。暂且不论漫画的呈现是否公允，但其中的预见却是极为准确的。我们粗俗但心态健康的百姓意识到，某个潜在的敌人已经露出她的嘴脸，并正在对传统价值造成威胁。似乎，圣经上的预言眼看就要实现。因为天底下所有健康人都最痛恨两种人：不懂得自尊的女人、太在乎自尊的男人。

注1：麦克斯•毕尔邦(1872-1956)，英国作家、插画家、戏剧评论家，尤以幽默讽刺散文著称。

注2：南非的英国矿主从中国输入大批劳工，迫使其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工作。此举在英国国内引起舆论哗然，尤其是引发了劳工运动分子的强烈抗议。直到1910年所有“奴工”才被遣送回中国。[原注]

《改变就是进步？》读后感(三)：不朽的急就章—谈切斯特顿(转载)

不朽的急就章—谈切斯特顿(曾园)

文人曾经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从荷马开始，文人试图在吟咏英雄事迹的同时为自己的职业赢得尊严。然而，从某一天起，世界上没有了英雄（或者说英雄越来越少，不够数量庞大的写作从业者来瓜分），而且读者的兴趣也发生了变化。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人人都只关心自己。由于惯性，文人只好自己创造个人神话。这一“封圣”过程有时是当事人无意识的、事后追认的（如卡夫卡），有时候是互相授予的（各个流派创立的原因就在于此）。在这个格局之中，从没有辜负“文人”这一称呼并始终与群众的精神需求相呼应的人中，有三个人因为后代文人的反复引用成为了大师，他们是英国的兰姆、G.K.切斯特顿和奥地利的卡尔·克劳斯。

王尔德感叹道：“很少有作家既能躲开责备又能直接处置生活。”当作家去写报纸“版面”上需要出现的日常事物时我想就更难了。那些有巨大才能的人肯屈尊为报纸写作这类题材的原因令人困惑。兰姆为《伦敦杂志》写专栏文章可能是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工作太忙，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允许他写长文。克劳斯在他自己的报纸《火炬》上写下了30000页的文章，原因在于很长时期里他是这份报纸唯一的撰稿人。而切斯特顿的写作动机就让人琢磨不透了。他写作诗歌获得好评，长篇小说《名叫星期四的人》能让后人反复提起，布郎神父的系列侦探小说不仅好销，还让他建立了在侦探小说史上的地位。他自学成为学者，其文学评论《罗伯特·布朗宁》和《查尔斯·狄更斯》等重要论文自成一家，超过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水平。这个以精力充沛和体形矮胖享誉英伦的作家后来拥有了自己的刊物《G.K.周刊》，可他不间断地为《伦敦新闻画刊》每周提供一篇专栏文章达三十一年，直到去世。

本雅明指出：“专栏的巨大市场给撰稿人提供了巨额的报酬，并帮助这些作家赢得了名声。”可是对于兴趣广泛而富裕的切斯特顿来说，这些都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对于天生为伟大事业（二十世纪的现代派作家将这一过程转变为内心的伟大探险）唱赞歌的文人来说，写专栏是个苦差事。本特雷（E.C. Bentley）说过：“ 被像时间和空间一样的铁律所限定。赶时间交稿总是要折腾一番。脑子里装一个截稿日期总是一个麻烦。” 对此，卡尔·克劳斯说：“一个报章作者，被截稿日期所激发：如果他有更多时间他反而写不好。”不过我想这可能是克劳斯出于对这个职业自我神话的目的说的。 奥登认为，切斯特顿是英语文学中最杰出的“警语大师”之一。我大胆猜想，切斯特顿由于头脑“聪明”而无法不经常产生大量的“警句”，而当这些“警句”类文字无法诉诸其他的文体时，写一篇专栏文章就成了他顺理成章的宣泄途径。（中国读者就是在大学英语课本及衍生读物中首次接触到了切斯特顿。）

令奥登奇怪的一点是：“虽然他很讨厌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那些唯美主义者，但他继承了他们关于一个作家应该坚持不懈地做到‘聪明’和警醒讽刺的信念。”我发现王尔德与切斯特顿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酷爱的那种似非而是的悖论或称佯谬（paradox）。王尔德留下的警句有：“我能抵抗一切，除了诱惑。”“生活模仿艺术，胜过艺术模仿生活。”由于其文章中paradox异乎寻常的密度，paradox变成了王尔德的标志。安东尼·伯吉斯有句名言：“作为一个圆滑的牛津人，你具有凯尔特人paradox的特点。”由于笔者对世界民族史缺乏研究，所以对伯吉斯这句关于凯尔特人特点的说法的真实性不好表态。倘若我们相信他的话，那么我们发现不仅出生于爱尔兰的王尔德有可能是凯尔特人，出生于爱尔兰、同样善于使用paradox并与切斯特顿展开过著名论战的萧伯纳也可能是凯尔特人。（不妨作这样一个类比，在中国作家中，擅长“调侃”这一“技艺”的多半是北京作家。）而切斯特顿出生于伦敦肯辛顿，没有凯尔特人善于使用paradox的“语境”。他擅长的paradox多半是学来的。（在中国，喜爱切斯特顿的钱锺书就擅长中国读者不熟悉的paradox，可见也是从英语中学来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切斯特顿在论战中曾多次挫败萧伯纳（原产地保护的优势看来不管用），一个传播很广的笑话讲，萧伯纳企图借身高（萧伯纳的身高曾经使鲁迅后悔三十年前没有多做体操）嘲笑矮胖的切斯特顿：“要是我有你那么胖，我就会去上吊。”切斯特顿不假思索，立即回敬这个干瘪的高个子：“要是我去上吊，准用你做上吊的绳子。”

唯美主义的信条“为艺术而艺术”在糟糕的时候会变成“为趣味而趣味”，因此切斯特顿在paradox中力图赋予更多的含义。他在《论悠闲》中一语道破现代人对悠闲的无知：“他们似乎是以非常辛勤的方式享受闲暇。”对于那些寄希望予未来而不愿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当代思潮，他指出：“只有过去才包含着全然未预料的事情。”“未来是死的，因为所有的未来主义必定是一种宿命论。它不可能预见到人类行为中的自由部分；它只能预见到奴性部分。”对于盛行的感伤主义，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个词总是用于贬义，而且几乎总是恰好用在它用不上的地方。”在荷兰，他说：“第一个印象竟是觉得它从我们的国家美术馆里偷来了它的风景。”对于政客们抛出的耀眼气球，他往往会掷出犀利的一针：“那理想主义的火看来一开始和结束都是一团烟。”这种报纸专栏的尖锐性往往是有其对立面与“上下文”的，有时并不能将之扩展到别的领域。对此，卡尔·克劳斯深有体会：“一句格言并非与真理刚好相符。它或者是半个真理，或者是一个半真理。”我想正是清醒地意识到报纸的局限性，他们才突破了这种局限性。切斯特顿自己也说过：“再也没有比那种毫无局限性更卑下的东西了。”从不爱看报纸的博尔赫斯（他认为报纸上的东西都是短命的急就章）却一生都喜爱切斯特顿的文章，原因就在于此。

强调切斯特顿的局限性并不是说他的思考不具有预见性。奥登发现：“切斯特顿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性的批评，他对庞然大物，大买卖，大商店的不信任，以及他对未受引导和未加控制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后果的示警（并非反对——笔者注），在当今甚至比在他的时代更正确。”相比较而言，海德格尔那篇更加系统、引起更多知识分子注意的《追问技术》则发表于三十年后。另外，他在《查尔斯·狄更斯》中的一段关于狄更斯在街灯下流浪的描写得到了本雅明的激赏并启发后者写出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几个重要片断。

在切斯特顿种类多样的随笔中，有一篇《关于成功的谬论》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具有现实性。在文章中切斯特顿对泛滥于他那个时代的“励志书籍”表示了最大的轻蔑。他说那些书“是由那些甚至连写书也不能获得成功的作者撰写的。”与此相比较，他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人胆敢出版一本关于电学的书而其中简直没有电学的内容。”他一针见血地说：“它们的内容简直没有任何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字面意义。”因为“在任何一种体面的职业，要取得成功只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靠完成最好的工作，另一个方法则是靠欺诈。”无疑，第一个办法这些利欲熏心的作者提也不会提，他们只是竭尽全力美化第二种方法。假如说“励志书籍”的确“有用”，“它们不是教导人们取得成功，而是教导人们变得势利。”对于在中国如今过多过滥的“励志书”，此文的确值得出版界一读再读。

《切斯特顿随笔选》的出版可能源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散文》月刊出于培养作者的需要，我注意到这本书的印数只有3000本。比所谓的“自费”出版书籍的印数略高。译者沙铭瑶的编辑思想颇为大胆：遭到奥登轻视的某些纯粹为娱乐而写作的篇章如《我在衣袋中发现了什么》、《谈躺在床上》、《一支粉笔》都赫然在目。这是有好处的。因为即使和奥登相比，我们的文人也太“严肃”了。假如说一个人不会轻松，那么“严肃”就算不是无能，至少也不能说是一项难得的美德。

《改变就是进步？》读后感(四)：切斯特顿的非虚构性散文

切斯特顿的非虚构性散文

威•休•奥登王敖译

我一直喜欢读切斯特顿的诗和小说，但必须承认，在开始编这本文集的时候，我已经多年没有读过他写的非虚构性散文。我想，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他作为反犹分子的名声。尽管他否认这一指责，而且他确实谴责过希特勒的迫害政策，恐怕他并不能完全摆脱这个罪名。

我说过某一类犹太人倾向于做暴君，而另外某一类犹太人倾

向于做叛徒。我真的这么认为。在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批评里，

说出这种明显的事实并无不妥：说某一类法国人好色并不会

被认为是狭隘的表现……我不明白为什么暴君不能被称为暴

君，叛徒不能被称为叛徒，仅仅因为他们所属的种族是因为其

他原因，在其他情况下受到了迫害。

这个辩解中的不真诚，体现在他悄悄地把民族（nation）一词换成了种族（race）。对一个民族（包括以色列）、一个宗教（包括正统犹太教）或者一种文化进行批评，总是被允许的，因为它们都是人类思想和意志的创造：只要愿意，它们都可以自我改善。但另一方面，一个人的种族继承不是他自身的力量可以改变的。即使某些道德缺陷或美德可以随种族传下去（无论如何也没有证据说真有这么回事），它们也不能变成其他人进行道德评判的套话。切斯特顿在犹太人的种族问题上做文章， 这一点特别奇怪，因为在他那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在抨击那些关于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和凯尔特等民族的种族论的时候能比他表现出更多的轻蔑。我个人认为这应当更多地归咎于他弟弟和希拉尔•柏勒克（Hilaire Belloc）的影响，以及“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aise），该运动的恶劣影响波及到了他们那代人，还有包括艾略特和庞德的下一代人。 尽管如此，他的作品还是留有令人遗憾的污点，虽然根据所有见过他的人的普遍证言，他是一个非凡的“正派”的人，宽厚热心之极。

导致我忽视切斯特顿的第二个原因是， 我曾想象他是一个他自称的“快乐的报章作者”，一个谈论“有趣”主题的每周随笔的作者，写的都是类似《我口袋中的发现》、《谈卧床》、《独腿的好处》、《一支粉笔》、《灰色的光荣》和《奶酪》这样的文章。在他那代人里， 随笔作为一种纯文学形式还很流行。除他之外， 还有一批作家的名声主要建立在他们在这一文体上的成就， 比如迈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卢卡斯（E. V. Lucas）、罗伯特•林德 (Robert Lynd）。现在我们可以接受针对某本书或某作者的书评或批评文章， 我们可以欣赏一个关于专门的哲学问题或政治事件的讨论，但我们不再能从那种突发奇想式的随笔中获得任何快乐。

我反对奇思怪想的散文，同样我也反对“自由”诗（切斯特顿也反对），因为尽管两者都有优秀的例子存在，但它们是例外而非规则。写作没有任何规则和限制，诗人没有一个他必须确认的音步，散文家没有一个他坚持的主题，其结果常常是对作家的个性和风格怪癖的重复和自我放纵的卖弄。切斯特顿在衣食无忧之后仍然坚持做每周写报道这样的单调工作，这使他的朋友和我都感到困惑。 因此本特雷（E.C. Bentley）写到:

他故意选择这种生活。无疑，这是艰苦的生活，而同时，一

种轻松得多的生活唾手可得。作为一个作家和诗人，他有已

经确立的地位和无穷多的想法；很多朋友期望他更多地利用

自己的地位。但切斯特顿更喜欢做一个定期为出版物写作的

作家， 被关于时间和空间的铁律所限定。赶时间交稿总是要

折腾一番，脑子里装一个截稿日期本身就是一个麻烦。

无论切斯特顿做出这一选择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我很肯定这是一个错误。 “一个报章作者”，如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所说，“被截稿日期所激发：如果他有更多时间他反而写不好。” 如果这是对的， 那么切斯特顿本质上就不是一个报章作者。他最好的思想和笔法不在他的每周随笔之中， 而在那些他有足够想要的时间和空间去写的整部的书里（实际上， 在这本选集里，我选的文章很少来自他的随笔全集）。 奇怪的是，虽然他很讨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那些唯美主义者，但他继承了他们关于一个作家应该坚持不懈地做到“聪明”和精警的信念。当他醉心于一个主题，他才华横溢，无疑是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警句大师之一，但当他的想象力没有充分发挥的时候，他写出的会是令人气结的自我戏仿，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他要赶截稿日期的时候。

要在变老的时候“赶上”时代，理解年轻一代的想法和写作，并做出明智的批评，这总是很难；对切斯特顿这样一个操劳过度的报章作者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根本没时间足够仔细地阅读任何新书。 比如，他显然足够聪明， 如果从他对当代人类学的批评来判断的话， 他也有足够的本领写出严肃的关于弗洛伊德的批评研究，前提是他肯花时间和精力合理地阅读。然而，他的关于梦和精神分析的几个轻率评论证明他并没有那样做。

切斯特顿的非虚构性散文关注三个领域：文学、政治和宗教。

我们的时代出现了两种批评家，档案学家和密码学家。 前者带着谨慎的精确去收集发表关于一个作者生平的所有能发掘出来的事实，从他的情书、宴会请柬到洗衣账单，并设想关于这个人的一切事实， 无论多琐碎， 都有助于阐明他的写作。后者对待作品的时候仿佛它是一个匿名的、极度难懂的文本，而且它是用一种私密的语言写的，如果没有专家解码，普通读者休想读懂。这两种批评家无疑都会排斥切斯特顿的文学批评，并认为它过时、不准确而且肤浅。 但如果我们去问任何一位在世的小说家或诗人他想让哪一种批评家来评论他的作品，我对他的回答不会有什么怀疑。

每个作家都知道他们生活中的某些事件（最多的是发生在童年）对他们的想象世界的形成，他们的所思所想，和对人性优劣的褒贬，都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同时知道许多事情对他做人来说非常重要，却和他的想象并不相关。比如在爱情诗的研究中，发现诗人所爱的人的身份并不能帮助阐明诗的内容和风格。切斯特顿明白这一点。比如他认为， 如果我们知道狄更斯小时候被要求公开表演来取悦他的父亲，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狄更斯小说的某些方面，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一点。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弄清楚关于狄更斯的婚姻失败的所有细节，那也不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小说，所以他略去这一点。在这两个例子里，他显然都是正确的。

此外，尽管某些作家因为比其他人更“难懂”，因此无法期望得到更多的读者，但没有哪个作家觉得他需要被解码之后才能被理解。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已经获得一些声誉的作家都在抱怨批评家和公众对他的误解， 因为他们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不过是在寻找他们的先入之见。对他来说，仰慕者的赞扬，毁谤者的批评，都是出于想象出来的原因。 作家期待的批评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会驱散这些先入之见，让读者带着新鲜的眼光去看待作品。

切斯特顿异常善于清除俗见。人们普遍认为，真诚的人会真诚地说话， 而不停地开玩笑的人是不真诚的。这并不是无稽之谈，因为大多情况下的确如此。但这是有例外的，正如切斯特顿指出的， 萧伯纳就是例外。公众误解了萧伯纳，觉得他不过是个小丑，但事实上他绝对是个极其严肃的说教者。在对勃朗宁的评论中，切斯特顿指出，在勃朗宁仅仅是沉湎于他对怪诞的热爱的时候，很多崇拜者误把他的一些段落的相对晦涩当作思想的精深。还有， 他向我们指出史蒂文生作为一个叙事者的缺陷并非因为他过于装饰的风格，像传统认为的那样，而是因为他的风格过于精简，只告诉读者关于人物的最本质的东西，其他一概不提。结果是，对作者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新闻报道和文学闲话，但有时候要归咎于作者本人。吉卜林当然乐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爱国并且最敬仰尚武精神的英国人。在一篇极为可笑的文章里，切斯特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吉卜林是个没有地方性根源的世界主义者， 而且他引用吉卜林自己的话作为证据：

如果英格兰就像她的外表那样

我们会尽快抛弃她，但她偏不是。

爱国者爱国家多少是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国家。而英格兰必须是个强大的力量，吉卜林才会爱她。对于吉卜林的军国主义，切斯特顿说：

吉卜林的主题不是战争所需要的勇气，而是属于工程师， 或者水手，或者骡子，或者火车机车的相互依赖和效率……吉卜林传授的真正的诗，或者“真正的传奇”，是关于劳动

分工和所有贸易秩序的传奇。他歌颂和平的艺术要比他

歌颂战争的艺术准确得多。

切斯特顿的文学批评充满这样的判断，它们一旦出现就会显得如此正确，以至于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没有早点发现它们。如今这样的说法都已经显而易见：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绝非民主党人，而是一个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有两种民主派，司各特那类人看重所有人的尊严，狄更斯则着眼于所有人的有趣和多样；弥尔顿实际上是个唯美派，他的伟大“不依赖于道德的真诚或者任何和道德相关的东西， 而仅仅依靠风格，这种风格与内容异乎寻常地分离；不论伊丽莎白时代多么辉煌，它还是不够开阔”，那是一个在文学上追求智巧，在政治上充满阴谋的时代。然而，切斯特顿是第一个做出这些判断的人。因此，我把他列为很高明的批评家。

出于各种原因，我很少选切斯特顿讨论历史和政治的文章。切斯特顿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他拥有必要的才能和地位来让公众了解到历史学家的观点，比如柏勒克对辉格派版本的英国历史和对人文主义的文化史的挑战——对任何四十岁以下的人来说，他们很难认识到这两种历史写法曾被想当然地接受的程度曾有多深，即使到了我的少年时代它们还是大行其道。当时的学校教科书教给我们的是，当倾向天主教的、想当暴君的斯图亚特家族被除掉了，新教的继任就确保了通向自由、民主和进步的道路畅通无阻；他们还教给我们，以罗马帝国衰亡为结束的文明在十六世纪重生了，而两者之间是十二个世纪的野蛮、迷信和狂热。如今每个有见识的人都明白这两种说法是不真实的。1688年“光荣革命”的政治后果是把这个国家的政府交给一小群财阀， 这种状态显然持续到了1914年，甚至可能直到1939年；不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意味着什么，它们都不是理性对狂热的反动——相反，更公正的描述是，它们是对中世纪后期教养过度的逻辑的反动。对于这种观念的变化，切斯特顿尽到了不小的责任。任何争议性的写作都会遇到的文学问题是，一旦它赢得了胜利，普通读者的兴趣就会下降。论争总是包含着论辩性的夸大其词，正因为这样， 一旦我们忘记了论辩另一方的夸张，我们就会非常的警觉和挑剔。因此，切斯特顿坚持赞赏十二世纪的所有好处，而对其所有缺陷进行粉饰，这在他的时代是必要的，如今看来却像一个浪漫的白日梦。 同样，我们也不认同柏勒克《奴性的国家》中的论调：修道院被解散以后，如果王权能取得它们的收入而不是让它落到少数臣民手里，那么王权本可以用权力把这些少数人控制住，同时又为普通人的利益着想。一些国家（比如像法国这样的王权仍然高于贵族的国家）的历史并没有为这样的乐观主义提供证明。财阀们只对赚钱有兴趣，而那些急于扬名的君主要比他们更有可能把国家的财富浪费在对外征服上。

切斯特顿对现代社会的否定性批评，他对庞然大物、大买卖、大商店的不信任，以及他对未受引导和未加控制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后果的示警，在当今甚至比在他的时代更正确。他支持的政治信念是，一个好社会应该是一个小私有者的社会，他们的大多数生活在乡下，这听上去很有吸引力。在我看来，他对十八世纪法国人和美国人政治观念的否定刚好适用于他自己：“他们的理想很伟大；但是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小到足够的程度去实现任何这么伟大的东西。”在二十世纪，要出现他理想中的英国，前提必须是严格控制出生率，这是一个他的性格和宗教都不会让他去推荐的政策。

在讨论国际政治主题的时候，温和点说，切斯特顿是不可靠的。他似乎相信，在政治生活中，信仰和道德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天主教国家坚持真正的信仰，它要比一个新教国家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好。法国、奥地利和波兰是可信的，而普鲁士不可信。因此在他成年的早期，他相信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1918年普鲁士被击败之后，他继续持此看法，以至于当1933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把这误读为一种普鲁士的现象。且不论使其成功的经济状况，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本质上是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对它们过去曾臣服的俾斯麦的新教普鲁士的报复。希特勒是一个堕落的天主教徒， 这并非偶然。哈布斯堡帝国说德语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一直都是种族主义的，而反犹主义的温床是维也纳而不是柏林。希特勒自己憎恨普鲁士的容克贵族们，并计划在赢得战争后把他们全体清洗掉。

切斯特顿早年是唯一神派教徒，后成为英国国教徒，最终于1922年改宗罗马天主教。如今再来读1905年出版的《异教徒》(Heretics）这样的书，我们会对他没早就改宗而感到惊奇。

如果说他对新教的批评不是非常有趣，这并不是他的错。新教神学在那个阶段处于低潮，克尔凯郭尔还没被重新发现，而卡尔•巴特还没被翻译过来。小角色如印格教长（Dean Inge），说不清道不明的巴恩斯主教（Bishop Barnes），以切斯特顿的思想能力而论，对付他们是太容易玩的游戏。而他最出色的地方是他对那些自诩纯粹客观和“科学”的人类学者、心理学家及其同类所隐藏的教条的揭露。没有人在议论神话学和多神论的时候比他更有才智。

批评上的判断和个人的趣味是常常重叠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的评价，但它们极少完全吻合。总体上而且说到底，批评上的判断是一个公共的事情；我们可以在我们认定的艺术的优劣上意见一致，但我们的个人趣味是各异的。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我们喜欢读一些作家而不管他们的缺陷，而另一些作家，他们所有的优点也没给我们多少乐趣。要让我们发现一个作家是让我们“有同感的”，他的和我们的想象的偏好一定存在某种亲缘关系。正如切斯特顿所说：

在每个艺术家的头脑的背后都有某种类似于建筑的模式

和类型的东西。任何有想象力的人所拥有的原初的品质是

意象。它仿佛是他梦境中的风景；那个他希望制造或者

愿意徜徉其中的世界；他自己的秘密的行星上的奇花异

兽；那种他愿意去思考的东西。

这对每个读者的头脑来说也是同样真实的。我们个人的模式在生活中成型很早，大概在十岁之前，而不同的是我们批评上的价值的尺度，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经验才能得到。在《小精灵国的伦理学》里，切斯特顿告诉我们他自己的模式是如何从童话故事中得来的。如果说我总是喜欢读他，即使是他最傻的东西，我肯定其中的原因在于我自己的模式里有很多元素是从同样的来源中得到的。（我们之间有一个隔阂：切斯特顿对音乐没感觉和理解。）我知道有这样的人，因为我遇见过，格林和安徒生对他们意味着很少的东西，或者完全没意义：切斯特顿不适合他们。